牛漢：重逢胡風

重逢胡風

牛漢／文

胡風（1902～1985）

一

　　寫下題目已有兩天，左思右想真不知如何下筆，潔白的稿紙放在麵前，字格就像雷達密密的網眼逼視我，等著捕捉我恍惚不定的思緒。心情著實地有些沮喪。已經撕了四五張無辜的稿紙，仍開不好頭，總覺得寫到紙上的字句近乎那種暌別不久令人憎惡的“交代體”。直到一分鍾前，才從困惱中掙紮出來，並且得以頓悟：有些重逢如實記述，其實跟交代並無差別；就拿我此刻的心境來說，的確是懷著向曆史作交代的莊嚴心情，在交代中不應有虛構的情節，更不能以超然物外的技藝去描繪，隻能為實地存留曆史的印痕，如若把它當作一般奇文軼事去閱讀，那是要失望的，因為其中絕對找不到賞心悅目的辭藻和諧趣。
　　一九八〇年春末，胡風如遊魂悄然來到北京，幾年之後才曉得他剛到不久就住進了醫院。當時傳說他的精神又分裂了，這就是說，這許多年裏他的精神出現過多次瀕臨崩潰的危機。我總是不大相信，胡風的精神以及神經還會斷裂？記得五十年代初，他也曾有過巨大的苦惱，我不止一次看到過他不停地在屋子裏急速地走動，有一回我問他：“胡先生，你的神經不會繃斷吧？”他異常自信地說：“哪裏會脆弱到那種地步，我的神經有纜繩那麽粗，多大風暴也不能奈他何。”（原話已記不得，但意思和比喻是不錯的。）在我的心裏，胡風不論處在何種境況，都不大可能喪失思考人生和文學的本能。
　　一九八〇年夏，胡風暫時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有關部門跟在京的一些“分子”打招呼，可以看望胡風嘛。這考慮是很對的，他既然恢複了自由，過去的朋友為什麽不能相會？特別是他的精神陷於病痛中，舊雨相逢，或可滋潤他的心靈。這樣我才去看望了他。悠悠然闊別了四分之一世紀，終於又能坐在一起麵對麵地晤談，重逢的情景是一生難以忘懷的。但是，記述這次重逢之前，我必須先得交代（我又習慣地使用了這個詞）十幾年前的一次“重逢”。在二十五年的分隔期間，我和胡風並不是一回都沒有碰到過，說的並不是幻夢，我真的曾與他見過麵，那也是一次使人永生永世難忘的不同尋常的“重逢”。

二

　　一九六五年冬，為了給我（還戴著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提供一個改造的機會，讓我去河南林縣參加四清運動。臨行之前，突然接到通知，我須參加審判胡風的會，還指定包括我在內的在京津的幾位“分子”到會上作認罪的發言，當時心裏很明白，我們幾個實際上是充當陪鬥的角色。會場設在天安門附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個大廳，四周是高高的層層坐座，中間的空曠地很像一個室內籃球場，大小也相近。我們幾個是個別地被傳呼進去的，由一位法警領著，發完言立即退出法庭。那天，我穿了僅有的一身多年來一直壓在箱底的發著樟腦味的深藍色嗶嘰衣裳，領導告訴我，應當穿得整潔點。後來我意識到這是很有必要的，我們的形象與胡風應當一目了然地有所區別。我忐忑不安地走進了法庭，四周是大海怒濤般的瞪得很大的千百隻欣賞我的眼睛，似乎要掀起了滔滔的巨浪淹沒了我，我不敢東張西望。迎麵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孤零零站立的人，這隻能是胡風。他麵朝著審判席，我向他認真地望了一下，比起十年之前人明顯地消瘦了，但麵孔並不蒼白，還是赭紅色的，隻是略有點發暗而已，與湖北長江沿岸胡風家鄉的地脈的色澤十分相近。記得胡風穿的是一件棕色的中式棉襖，出奇地肥大，幾乎長及膝部，他的兩隻手一直不自然地攏在袖口內，過去可從來沒有見過他有這個閑散人的袖手習慣。他的整個形象使我感到震驚而又很陌生，陌生這詞不太恰當，或許用“異樣”、“變形”、“冷峻”等字眼較為貼切，他仿佛被什麽渾濁的顏色浸染了好久。胡風側過臉向我這裏望了一眼，我們有一瞬間的對視，他神情的冷漠並不使我感到驚愕，我完全能理解，因為這種冷漠，我從馮雪峰那些年的神情裏早已熟悉了。冷漠的內涵是強烈的自尊，還有些難以察覺的輕蔑。我的心被猛地刺痛了一下，幾乎傾倒。一九八二年，有一次（隻有這麽一次），我謹慎地跟胡風談到這次法庭判決的情景，我對他說某某當時看到文藝界幾位領導端坐在看席上，胡風蹙蹙眉頭，不願意談這個話題，記得他隻說了一句：“你們的發言我當時聽清楚了，現在全忘記了。”沒有再說第二句。我心裏知道他是絕不會忘記的。法庭最後宣布判決詞，我們幾個魚貫進入大廳，被允許坐在一張長椅上，胡風仍一個人孤零零地站立在原處，雙手袖著，微微閉著雙眼，認真地聆聽著判決詞，記得他並沒說話。隨即法警把胡風帶了出去。散會後，我們幾個“分子”一起走出了法院的大門，難得有這次久別重逢，不知由誰倡議，我們到前門西側一家飯館每人吃了一碗肉絲麵，分手時並沒有說“再見”。我們每個人都非常了解再見這個詞的分量。那天蘆甸非常激動，兩眼總是淚汪汪的，不知道他當時心裏翻騰著什麽，我一生記著那一雙淚汪汪的想吐訴心思的眼睛，可是從此就與他訣別了。我當時肯定也想了許多事，而且我們幾個絕不會一句話不交談，但是現在全已迷迷茫茫等於忘卻了。胡風被法警帶走的時候，我覺得他又走進了我的心裏。

三

　　現在還不能接著寫一九八〇年夏天我與胡風重逢的事，還必須記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我與胡風通信的情況，胡風當時在成都。在我看，通信是心靈的重逢，但我是怎麽與胡風通起信來的呢？一九七九年夏天，為《新文學史料》組稿我走訪過蕭軍許多次，這位赫赫有名的文壇的強者，在人世間默默無聞幾十年之久了。“四人幫”覆滅後，我和黃沫同誌（他當時是編輯組長）是北京報刊和出版社首次叩訪蕭軍並向他約稿的編輯。說來惶愧，當時我還沒有平反哩。但我心裏確信蕭軍會記得我，並且不會把我們拒之門外，向他約稿就是我的倡議。我相信蕭軍是經得住久久深埋、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的人。多年暌別，他的體魄仍然是虎背熊腰、麵孔紅潤、目光銳利，幾乎看不出有因久久埋沒而出現的苦相或麻木的神態。也許因我與他有過些老交情以及相近的命運，他熱誠地接待了我們並答應寫稿，從《新文學史料》第二期起連載了蕭軍和蕭紅的信簡以及蕭軍撰寫的詳細注釋。以後我多次獨自走訪蕭軍，已不全是向他組稿，有時完全是個人之間的訪談。每當我踏上蕭軍家灰暗的嚴重磨損的木樓梯，腳下帶出咯吱咯吱的悲抑聲，總是小心翼翼，心裏禁不住湧動著溫泉般的情思，覺得那汙漬斑斑相當陡的樓梯，似乎能通往一個永遠讀不完的幽深的而悲壯的故事。果然，有一次他用歡快的聲調告訴我胡風在成都的通訊處，說：“牛漢，應當寫信去，坦坦蕩蕩，有什麽怕的？《新文學史料》應當給他寄去看看。”
　　我好多年沒有跟朋友們通過信。當時不論寫信給誰，對我來說都不可隨隨便便，何況給胡風寫信或寄刊物。但當時的形勢畢竟已好轉，人世間的生活與友情都漸漸解凍，又經蕭軍這麽一說，我次日就給胡風寄了一本《新文學史料》的第二期，但沒有另外寫信，我隻在封皮上寫下我的詳細的通訊地址。刊物寄出去之後，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靜下來，似乎不是一本普通的刊物，而是一件可接通友情的信物。內心的激動比我幾十年前作為一個練習寫詩的青年，從蒼涼的伏牛山區寄詩給《希望》主編胡風時還要惶惶不安，期待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很快就收到了胡風八月十六日寄自成都的信，署名是H·F。看到闊別多年一點沒有變化的字跡，熱淚止不住地泫然而下。胡風的信密密地寫了一麵，說收到了我寄他的刊物，“馮文有幾處不符實際，在那種時候，他能這樣寫，已是難能可貴了。”雪峰那篇文字是寫於“四人幫”時期的真正的交代，有些明知是虛假的套話還是不能不寫。如果雪峰能多活一年，他會重新回憶“左聯”和有關的人和事的。胡風在信中還說，在“井中觀天”時，曾寫過些贈友的“韻語雜文”，可惜被抄走，以後再抄寄給我們，“以博諸兄一笑”。
　　從信的流利而剛健的字跡以及用語特點來看，我斷定胡風寫信當時的體魄和情緒還是好的。（可悲的是一年之後，胡風精神上遭到病痛的折磨，寫字仿佛失去了主宰，大大改變了他原有的字跡，連簽名都似出自陌生人之手。）這封信，我讓全家人都看過。因為胡風這個“災星”，二十多年來跟我和我的全體親人有著深深的牽連。但現在那種深重的基本上已成為過去的災難，最終並未摧毀我們之間內心的友情，災難反而使純淨的友情更添加了一層莊嚴而凝重的親情般的內涵。梅誌同誌後來告訴我，胡風收到刊物，激動了很久，他從通訊處斷定是我寄給他的。
　　我的回信除了簡略談到我當時略有改變的境況下，特意寫了長長的一段有關路翎的近況，我還有意用形象的語言描繪了一番。我深深了解，多年來，胡風不管處境何等困厄，路翎肯定是他最為惦念和擔憂的一個朋友。形象的真實可使胡風獲得血肉的路翎，胡風對形象有著特別的敏感。我信中說，路翎幾乎像一塊岩石，沒有任何表情，他的生命經熊熊大火之後留下了一片灰燼，冷冷的，很難再爆出熠熠的火星。我說路翎一家人困窘的生活最近有了些改善，他掛名在劇協，每月可領到80多元的生活費，自此路翎一家人早晨有錢買油餅吃了。我還在信中說路翎為劇協一個刊物看稿子，寫不少意見。我沒告訴胡風路翎當時誠惶誠恐寫的審稿意見，看了委實令人難過，因為與世隔絕多年的路翎，誠實地努力地運用階級觀點分析評論他看的文稿，就像他在獄中服勞役時寫思想匯報的文字。從他當時的身心來說，短時期絕對不適於從事編輯工作。首先需要把他的被幾乎摧毀了的精神恢複過來，把他失落多年的美好而智慧的靈魂呼喚回來。信寄走之後，我又後悔不該寫關於路翎那些慘痛的情況讓胡風知道。我當時為什麽竟那麽粗心，沒有想到他們兩人都是被精神的病痛折磨過多少年的人。
　　收到我的信，胡風回信中，萬分感慨地說：“真有死人複活之慨，在這四分之一世紀裏，別的都能過眼煙雲，但一念及因我而受累以致受害致廢的心靈勞動的有生力量，總不勝萬憾。”他看到我寫的路翎近況後，震動極大，使他“大出意外”，“多年來我總以為會給他以應有的維護和勞動條件，使他出世時帶著難於估計的精神財富與人民相見”。他在信中還提到路翎在創作中“充滿了對貧苦農民的感情”，說路翎的《王興發夫婦》、《王炳泉的道路》、《蝸牛在荊棘上》等小說，“即使到一九五五年為止，路翎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作家”。胡風對他幾十年來為之獻身的中國革命事業矢誌不渝，他的熱情還是非常飽滿而熱烈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動。胡風又說：“原來，我隻想在餘年裏依然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但也許要改變主意了，隻要給我起碼的條件，我要為四個冤案用去生命：曹雪芹、魯迅、路翎、柳青。”“心有餘力，我也要論一論郭沫若、茅盾、田漢。”看到這裏，我仿佛又看到當年在屋內急步走動、目光炯炯的那個渾身冒火的胡風；幾十年的禁錮，並沒有把他的從青年時期就形成的氣質改變一絲毫，看不出一點消沉情緒。當他回到人間，他不是在避開生活激流停船靠岸，而是準備迎著風浪張帆遠航。他要“用去生命”為中國幾百年來四個優秀的作家在曆史的廣場上樹立高大的豐碑，他提到的前三位是大家可以想到的，胡風如此器重柳青，如沒有經過多年認真的思考，他不會輕易寫上的。我隻記得五十年代胡風以肯定的語氣談過柳青的《種穀記》，說是一部藝術氣質純正的作品，很可能後來又讀了《創業史》，受到了感動，引起許多藝術上的思考，他從文學發展和藝術審美的高度，熱情地肯定了這位在文革中冤死的作家。
　　胡風還要論一論郭沫若、茅盾、田漢這幾位文壇巨擘，他將從曆史廣闊的背景深入地評論他們，並通過這些作家的創作曆程探討中國新文學的得失。經過二十多年“井中觀天”，非但看不出他有消沉倦怠的情緒；經過沉澱、磨煉，他的生命變得更加清明與堅定起來。
　　四五天後，又收到胡風一封信，主要談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補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說：“這兩天，加深了一個想法：他是否對訪者能發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你們不同，是在井中坐了二十多年的。以他的情況，對任何人都是不容易產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聽他說話（他太難說話了）。說真話不能有一點失真的表麵話。”這段沉痛的話，與其說是他對路翎的深摯的關懷和理解，還不如說是他本人的內心的獨白。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時間更長，再強悍剛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獨、悲抑、渴望也會隱隱地侵蝕著他的心肌，眼神裏不可避免地會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這種眼神，我可以從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認出來。）二十多年，難於望到幾隻信任的眼睛，聽到幾句真誠的實話。
　　胡風的身心經受過幾次毀滅性的衝擊之後，嚴重的幻聽使他一刻不得安寧，日夜都得聽震耳欲聾的斥責聲。幾年之後，我問到他：“幻聽是不是有中斷的時刻？”他搖搖頭說：“沒有，連夢裏都能聽到。”令人感動的是，胡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寫給我的幾封信，沒有一句談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當時他沒有對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隻有絕望之後的冷漠才使人的靈魂戰栗。胡風從來沒有絕望過。這封信裏，胡風關切地談到魯藜和綠原。我告訴他綠原在寫詩，他感到振奮。他告誡我們：“應該不是寫‘原理’，是寫出我們這時代一些詩人的心靈。”這警辟的話，是他一向的主張，詩絕不能從理念產生，詩隻能是與時代脈搏相一致的詩人心靈的律動。胡風最憎惡無動於衷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而形式主義的製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須對它警戒。
　　一九七九年十月之後，再沒有收到胡風來信，不久之後，聽說他住院做前列腺手術治療，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個月，我們沒有通過信。當時文藝界盛傳胡風要來參加第四次文代會，胡風的許多好友都確信無疑。從當時的形勢看，他應該參加這個重要的會。可是由於種種原因，胡風沒能參加。他在給我的信中談到文代會之前，他要誠懇而坦率地向黨中央呈送長達幾萬字的材料，心情是很開朗的。未能參加第四次文代會這件事，給他剛剛平複的體魄以極大的打擊，不久，精神又陷於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後，他的這種精神上的病痛經過多方醫療，雖然有了些轉機，但再沒有恢複到一九七九年的健康水平。

四

　　前麵已說過，胡風於一九八〇年春來到北京，暫時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當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風時，便先用電話和梅誌同誌聯係，約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騎車轉來轉去，費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門口已是上午十時光景了。梅誌同誌出來迎我，她對我說：“胡先生兩次到門外去等候你來。”梅誌同誌領我到他們的住處，胡風已立在門內，我們緊緊地握手，他的手還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湧出了熱淚。坐定之後，我看清了暌別多年的胡風，他的容顏和體態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樣子，又有了很大的變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顯地駝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麵部出現了許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裏卻多了些慈祥和溫厚的光澤。胡風穿的一條化纖的半舊褲子，皺皺巴巴，它顯然伴著它的主人經曆了不少個艱難的歲月（幾年前，聶紺弩從晉南出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過去總是衣冠楚楚褲線如刃的小生型的雜文家，也是穿著一身灰烏烏的皺皺巴巴的布衣裳。大概多年呆在牢裏的人，容顏與衣服都會被命運塗抹成這個樣子。關於與老聶的重逢，我將專文記述）。
　　我的變化想來也是很大的。一九五五年我剛剛過而立之年，現在是六十好幾的人了。胡風凝望著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觸。他的聲音低沉而沙啞，他說的第一句話是對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牽連而經受的苦難感到深深的愧疚。這許多年來，他常常懷念朋友們，說懷念也會給他以力量。他問到我全家人的近況，問得很具體，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還沒有忘記。我對他說，國家的形勢逐漸好起來，文藝界也一定會有轉變的。我告訴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別恢複了黨籍。他說：“你們這些為黨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況本來清清楚楚，早該解決。”我說不但幾個人能平反，整個案子也將能得到全麵的了結。從他的神情感到他對形勢和我談的問題都並不樂觀，他緩緩地搖了兩次頭。我說的全是真話，表麵的安慰性的套話，我絕不說一句。胡風說他剛剛寫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關部門要他寫的。這個跡象當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認真解決這個案子了。回憶起來，當時胡風的頭腦並沒有失去思維的能力。他話不多（我以為這不屬於病態），思路總是清楚的，別人向他講這講那，他隻說幾個字，但這幾個字的詞意是準確而有分量的。我想這是他多年來回答詰難時被迫養成的一種習慣。他沒有提幻聽的事，大概發病時才出現這個症候吧。至於衰老瘦弱和許多事情你認為毫無問題，他卻表現得疑慮重重，對胡風來說，這都是正常的。所有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慮到胡風的身體，我坐了約有一個鍾頭就告辭出來。過了一些時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風住進了醫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沒有能再完全恢複過來。幾個月後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顯得那麽沉鬱與冷漠，很少主動講話。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年，他的思維還是清楚的。這時我才相信，他過去說的話，他的神經的確是粗壯如纜繩，並與真實的人生和他在半個多世紀追求並為之獻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緊緊相維係著。
　　胡風已成為古人，不會再跟他重逢了。但是總覺得他並沒有離開我們，他或許比某些生者距我們還要近些。

　　本文選自《牛漢詩文集》第三卷，牛漢／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