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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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流亡在瑞士蘇黎世
1970年，瑞典文學院決定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索爾仁尼琴，1974年2月，他被蘇聯遞解出境，他才到斯德哥爾摩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
正如那個困惑的野蠻人揀起了——大洋中的一塊奇怪的廢棄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從天上掉下來的某個無名的物件？——它有著複雜的曲線，一開始單調地閃著光，然後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著它，把它翻轉過來，試圖發現如何處置它，試圖在自己的把握中發現某種世俗的功能，卻從未夢想到它會有更高的功能。
我們也是這般狀況，手裏拿著藝術，自信地以為我們自己是藝術的主人；我們大膽地指揮著它，更新它，改造它並顯示它；我們出售它以掙錢，用它取悅當權者；時而用它來消遣——徑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總會，時而又為了轉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狹隘的社會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軟木塞還是短棍棒。但藝術並不因我們的所作所為而被褻瀆，它也並未因此而偏離開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個場合、在每一次應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內心的光的一部分給了我們。但是我們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嗎？誰敢說他已經為藝術下了定義，已列舉了它的所有的方麵？或許曾幾何時有個人已理解了並且告訴了我們，但我們卻不能長期滿足於此；我們傾聽著，忽略著，當場立即把它擲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優秀的也交換出去——但願是為了換得某種新的東西！而當我們再次被告知那個古老的真理時，我們甚至將不記得曾經擁有過它。
有一位藝術家把自己看做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的創造者；他把這樣一個任務扛在肩上，那就是創造這個世界，讓它居住芸芸眾生並為它承擔包容一切的責任；但他卻在這個世界的下麵崩潰了，因為一個凡人的天才是沒有能力承擔這樣一個負擔的。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樣，他宣稱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卻沒有成功地創造出一個達到了平衡的精神體係。而且如果不幸壓倒了他的話，那他就責備世界的時間久遠的不和諧，責備今天的斷裂的靈魂的複雜，或者責備公眾的愚蠢。
另外一位藝術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種權力，於是樂得在上帝的天國的下麵做一名謙恭的學徒；然而，那被寫出的或被繪出的他對一切的責任，他對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們的責任，卻比以往更為苛求。但是，作為回報，創造出這個世界的卻並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導著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其基礎來說是沒有什麽不確定之處的；這位藝家隻須比其他人更加敏銳地意識到世界的和諧，意識到人類對世界所做的貢獻的美和醜，並把這一點敏銳地傳播給他的同胞。而當不幸的時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處——陷於窮困、入獄、患病——他的穩定的和諧感也從未拋棄他。
但是藝術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預知的發現、它對人的毀壞性的影響——它們充溢著魔力，不會被這位藝術家對世界的想像所用盡，不會被他的藝術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盡。
考古學家們並沒有發現人類存在早期那些沒有藝術的時期。就在人類的熹微晨光中，我們從未能及時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們也沒有及時詢問：給了我們這個禮物是為了什麽目的？我們要用它做什麽？
那些預言藝術將會解體、預言藝術將比它的形式活得長久並死去的人們，他們是錯了，並且將總是錯。注定要死的是我們——藝術將永存。那麽即使是在我們的毀滅之日，我們會理解藝術的一切方麵和藝術的一切可能性嗎？
並不是一切都有個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傳的。藝術甚至能使一個冷淡憂鬱的靈魂激動起來，達到一種高度的精神經曆。通過藝術，不能夠用理性思維所產生的那種啟示有時就來到我們身旁——隱隱約約地、短暫地來到我們的身旁。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出了這句費解的話：“美將拯救世界。”這是一種什麽樣的陳述？有好長一段時間我認為這隻不過是話語而已。這怎麽會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過何人免於難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奮了，是的——但它又拯救過誰呢？
然而，在美的本質之中卻有某種獨特之處，那是在藝術的地位中的一種獨特之處；即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的說服力完全是無可辯駁的，它甚至迫使一顆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錯誤又是謊言的基礎上寫出一篇外表上流暢典雅的政治演講、或寫出一篇剛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會計劃，或創造出一個哲學體係，這都是可能的。但被隱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卻不會立即變得顯而易見。
然後一篇矛盾的演講、文章、計劃，一種立場不同的哲學又為了進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並且完全同樣典雅流暢，並且再次產生效果。這種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懷疑，其原因也就在於此。
重述不能觸及靈魂的事物是徒勞的。
但是藝術作品卻在自身之內擁有著自身的證明：被設計出來或者被濫用的概念並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畫出來，它們都轟然落下了，顯出蒼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將真理挖掘了出來並且把真理當作一種充滿生命力的力量呈現給我們的藝術作品——它們控製著我們，迫使我們屈服，而且似乎從未有人要反駁它們，甚至在未來的時代也似乎無人要反駁它們。
因而也許真、善、美的那個古老的三位一體並不純粹是我們在我們的自信的、實利主義的青年時代所以為的一種空虛的、褪了色的公式嗎？倘若如學者們所堅持的那樣，這三棵樹的樹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過於顯眼的、過於筆直的樹幹又被壓壞，被砍掉，不被允許穿過去--那麽也許那怪誕的、不可預言的、意外的美的樹幹將會穿過去並高飛到那個相同的地方本身，並同時完成這所有三者的工作嗎？
如此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美將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經心之語，而是一個預言嗎？畢竟，一位具有怪誕的啟發的人，他被允許多人看。
這個講台遠非是提供給每一個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隻有一次，為了登上這個宣講諾貝爾獎獲獎演說的講台，我並不是登了三四級臨時性的台階，而是幾百級台階，甚至是幾千級台階；這些是不屈的、險峻的、凍結的台階，從我注定要從那兒幸存的黑暗與寒冷之中延伸了出來，而其他人——也許比我更有天賦，更堅強——卻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勞改營的群島裏隻遇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這勞改營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島嶼；在秘密尾隨和懷疑的重負之下，我並沒有和他們所有的人說話，有一些人我隻是聽說過，別的我隻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經享有文名的落入那個深淵的人起碼還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從未被認出過，從未在公開場合被提及過一次？而且實際上沒有人曾設法返回。一整個民族文學留存在那兒，湮沒無聞，不僅沒有墳墓，而且甚至沒有貼身衣褲，赤裸著，腳趾上貼著號碼。俄國文學沒有一刻停止過，但是在外界看來卻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夠長成的地方，經過一陣砍伐之後，卻仍有兩三棵僥幸生存的樹。
我今天站在這兒，伴隨著倒下的人的陰影，低下頭好讓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頭通過來到這個地方，當我站在這兒，我又怎能推測他們想說的話並把這些話表達出來呢？
這個義務長期壓在我們的身上，我們懂得這個義務。用符拉基米爾·索洛耶夫的話來說：
甚至鎖著鎖鏈我們自己也必須完成眾神為我們計劃好的循環。
頻繁地，在勞改營的痛苦的激動中，站在囚徒的縱隊裏，當時一連串的燈籠刺破了陰暗的晚霜，這時在我們的心中就湧起我們想朝整個世界呼喊出的話語，倘若整個世界能聽到我們當中的一個人的話。然後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們的飛黃騰達的大使會說些什麽世界又會怎樣用自己的評論來立即作出反應。我們的地平線十分醒目地既擁抱著物質事物，又擁抱著精神的運動，而且在這個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並沒有看到不平衡。這些思想並非來自書本，也不是為了表達清楚而從國外引入。它們是在與現在已經死去的人們交談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裏和篝火旁，它們受到那種生活的考驗，它們從那種存在中生長出來。
當外部壓力終於稍微小了一些時，我的和我們的地平線變得開闊了，而且盡管是通過一個微小的縫隙，我們卻也逐漸看見並知道了那“整個世界”。令我們吃驚的是，這整個世界與我們所預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這就是說，並不是一個“不是靠那個”而生活的世界，並不是一個“不”引向“那兒”的世界，並不是一個這樣的一世界，它看見一個泥濘的沼澤就會驚呼：“一個多麽可愛的小髒水潭啊！”看見具體的領帶就會驚呼：“一條多麽精美的項圈啊！”相反卻是一個這樣的世界，一些人流著傷心的淚水，而另一些人則隨著輕鬆愉快的音樂喜劇翩翩起舞。
這怎麽會發生呢？為什麽會有這個裂開的隔閡呢？難道是我們感覺遲鈍？難道是世界感覺遲鈍？或者是由於語言的不同所致？為什麽人們不能夠聽清彼此說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話？詞語再也不像水那樣發出聲響奔流著——沒有情趣、色彩、味道，沒有痕跡。
隨著我逐漸理解了這一點，也在多年的期間一再改變了我的潛在的演講的結構、內容和風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講。
自太古以來人就是被這樣製造出來的，使得他對世界的隻要不是在催眠狀態下被灌輸送去的看法、他的動機和價值標準、他的行動和目的都為他的個人的和群體的生活經曆所決定。俄國有句諺語，“別相信你兄弟說的話，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這就是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裏的行為的最可靠的基礎。在我們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涼之中的漫長時代裏，在它受到普通的傳播線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個單獨的、痙攣地跳動著的腫塊以前——人們在他們的有限的領域之內，在他們的社區之內，在他們的社會之內，最後又在他們的國土上，依靠經驗治理著而無災禍發生。在那個時候，單獨的個人有可能感知並接受一種普通的價值標準：有可能將被認為是正常的事物和難以置信的事物區分開來；有可能將殘酷的事物和位於邪惡的邊界之外的事物區分開來；有可能將誠實的事物和欺騙的事物區分開來。盡管散居各地的人民過著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們的社會價值往往驚人地不一致，正如他們的度量衡體係不一致一樣，但這些不一致仍然隻是令偶爾前來的旅行者吃驚，在雜誌上以奇聞的名義報道著，對尚未成為一體的人類並不構成威脅。
但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不知不覺地，突然地，人類變成了一體--滿懷希望地成為一體而且又是危險地成為一體--結果它的一個部分的震動和激動就幾乎被同時傳遞到其他的部分，有時任何一種免疫性都欠缺。人類變成了一體，但又不是像社區甚至國家本來那樣固定不變地變成一體的；不是經過多年的相互經驗團結起來，既不是通過擁有一隻單獨的眼睛，那是隻被親切稱之的“斜眼”，也不是通過一種共同的民族語言，而是通過國際廣播和印刷越過一切障礙變成了一體。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臨在我們身上一分鍾以後半個世界就聽見它們的崩濺聲。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區的法律衡量這些事件並估價這些事件時所依賴的尺度，這卻並未通過聲波和在報紙的欄目中被傳播出來，而且也不能夠這樣傳播出來。這是因為，這些尺度是在單獨的國家和社會裏在年代過於久遠的過於特殊的情況下獲得了成熟並被吸收的，它們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換。在世界各地，人們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價值應用在事件上，他們固執地、自信地、隻是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來進行判斷，而從未按照任何其他的價值標準來進行判斷。
如果說世界上並沒有許多這樣迥然不同的價值標準，那麽起碼也有幾種這樣迥然不同的價值標準。一種價值標準是為了估價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種是為了估價遠方的事件，蒼老的社會擁有一種價值標準，而年輕的社會又擁有另一種，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種價值標準，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種。這些背道而馳的價值標準不和諧地尖叫著，令我們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們避開所有其他的價值也就不會痛苦，那就好像避開瘋狂一般，好像避開錯覺一般，而且我們按照我們自己的本國的價值自信地判斷著整個世界。我們之所以不把那事實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難以忍受的災難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難以忍受的災難，而是把那最靠近我們的災難誤認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難以忍受的災難，其原因也就在於此。凡是離開更遠的事物，凡是今時今刻並不威脅著要侵入我們的門口的事物--盡管它發出呻吟，發出壓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毀滅，即使由此帶來幾百萬犧牲者--我們都認為，總的看來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個地方，在與古羅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遜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萬的緘默的基督教徒為了對上帝的信仰而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在另外一個半球有某個瘋子（而且無疑他並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過大洋把我們從宗教解救出來——而且刀劍徑直刺入祭司長！他按照他本人的價值標準對我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進行推測。
一件事物從遠處看，按照一種價值標準，似乎是令人豔羨的、欣欣向榮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並且按照其他的價值標準，就令人感到是那種要把汽車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壓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個地方可能代表著一個難以置信的繁榮之夢，可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卻具有需要立即用**對其作出反應的瘋狂剝削的那種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災難有不同的價值標準：一場殃及二十萬條生命的水災似乎不如我們當地的一個事故那麽嚴重。個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價值標準：有時甚至一個反諷的微笑或者一個打發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丟臉的，而在其他的時刻殘酷的拷打也被當作一個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諒了。懲罰和邪惡有不同的價值標準：按照一種價值標準，被捕一個月、被放逐到鄉村，或者人呆在裏麵吃白麵包卷喝牛奶的隔離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並用憤怒充塞著報紙上的欄目，而按照另一種價值標準，判決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蓋而裏麵的囚徒又被剝得隻剩內衣褲的隔離室，為神智健全的人設的瘋人院，以及無數的非理智的人，他們由於某種原因老是逃跑，又在邊境遭到射擊--所有這一切卻又是司空見慣並為人們所認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個外國的部分時頭腦又是尤其平靜，我們對那個部分實際上是一無所知，我們從那兒甚至得不到有關事件的消息，而隻有幾位記者的瑣碎的、過時的猜測。
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為這種兩重性，因為對另外一個人的深沉的悲哀，對這種驚得發呆的不理解而責備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這樣組成的。但是對被壓縮成一個單一的腫塊的整個人類來說，這樣的相互不理解卻顯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毀滅的威脅。麵臨著六個、四個或者甚至兩個價值標準，一個世界、一個人類是不能夠存在的：我們將被節奏的這種不一致、被顫動的這種不一致扯開。
但是誰又將協調這些價值標準呢，而且又將怎樣使這些價值標準達到協調呢？誰將為人類創造一個闡釋係統，它又是既適用於善行又適用於惡行，既適用於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適用於可以忍受的事物呢？這些善行和惡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區別的了。誰將向人類說清楚何為真正令人憂鬱、無法容忍之事，何為僅僅局部地擦傷皮膚之事？誰將把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誰會成功地把這樣一種理解轉移到在他本人的經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誰會成功地讓一個心胸狹隘、固執的人強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遙遠的歡樂和悲哀，感受到對他本人所從來體驗到的種種方麵或者蒙蔽的一種理解呢？宣傳、壓抑、科學證明--這一切都是無用的。但是幸而在我們的世界裏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手段！這個手段就是藝術，這個手段就是文學。
它們能夠創造奇跡：它們能夠戰勝人的那種有害的特征，那就是隻從個人的經驗中進行學習，結果別人的經驗徒勞地從他身邊經過。當人在地球上度過他的短暫一生的時候，藝術就把一個陌生的終生的經曆的全部分量，連同它的一切負擔、色彩、其生命的力量，從一個人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了；它在肉體上再次創造出一個未知的經曆，並允許我們擁有它，把它當作我們自己的東西。
而且不止如此，遠遠不止如此。隨著相當於數世紀之久的時間的逝去，不論是國家還是整個大洲都在重複著相互的錯誤。這樣一來，人們就會以為這是多麽明顯啊！但並非如此，某些國家已經經曆過、考慮過並且摒棄了的東西，卻突然被別的國家發現是剛到的新聞。這兒又是如此，我們自己從未經曆過的一種經驗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藝術，就是文學。藝術和文學擁有一種奇妙的才能：它們能夠超出語言、習慣、社會結構的區別而將一整個民族的生活傳達給另一個民族。它們能夠向一個沒有經驗的民族傳達一種持續許多個十年的嚴苛的民族磨練，甚至能夠使一整個民族免於走著一條不必要的，或者錯誤的，或者甚至是災難的曆程，從而使人類曆史少走彎路。
我今天從諾貝爾的講壇上急迫地向你們提醒的，就是藝術的這種偉大而又崇高的性質。
而且文學又朝著另一個無價的方向傳達著無可辯駁的、濃縮的經驗，亦即一代代地傳下去。這樣它就變成了民族的活的記憶，這樣它就在自身之內保存著並且點燃了它的已經度過的曆史之火，而保存和點燃這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詆毀毀。文學就是以這種方式，和語言一起保護著民族的靈魂。
（近來有一種時髦的說法，即應該消除各民族之間的差別，不同的民族應該在當代文明的熔化爐裏消失。我不同意這種看法，但對它的討論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兒作如下說法是恰當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個樣，有著一個人格一張臉一樣，會同樣使我們貧瘠。民族是人類的財富，是人類的集體的人格，最無足輕重的民族也有著其特殊的色彩，並在自身之內擁有著神的意圖的一個特殊的方麵。）
在各個不同的時刻，在各個不同的國家裏，人們曾進行了熱烈的、憤怒的和微妙的爭論，爭論的問題就是，藝術和藝術家是否應自由地為自己而生活，或者應總是注意到他們對社會的責任並且不帶偏見地為社會服務。對我來說，這並沒有什麽左右為難之處，但我將避免再次引起這一係列的爭論。有關這個問題的一個最令人讚歎的講話實際上就是阿爾貝·加繆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我樂於讚同他的結論。確實，俄國文學在幾十年的期間展現了一種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於對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輕浮地焦躁不安。我並不恥於竭盡所能使這個傳統再繼續下去。俄國文學長期以來對下述概念並不陌生，即一個作家在他的社會之內是能做許多事情的，而且這樣做也是他的責任。
我們不可侵犯藝術家隻是表現他自己的經曆和內省而不顧及外部世界所發生的一切的權利。我們不可要求藝術家允許我們侵犯他的這個權利，而是——責備他，乞求他，敦促他，誘惑他允許我們侵犯他的這個權利。畢竟，他的才能隻是有幾分是他本人發展起來的，大部分則是在出生時像一件成品一樣炸進他身上的，而這個才能的天賦又將責任強加在他的自由意誌上。我們可以假定藝術家並沒有受惠於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狀況卻是痛苦的，即當他隱退進他的自我製造的世界裏或者他的主觀臆想的空間時，他就有可能將真實的世界拱手交到貪財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瘋狂的人的手中的話。
我們的二十世紀已證明比先前的若幹世紀更為殘酷，而本世紀的頭五十年並沒有將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們的世界被貪婪、嫉妒、缺乏控製、相互的敵意等這些同樣古老的穴居時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這些情感又順便揀起了諸如階級鬥爭、種族衝突、群眾的鬥爭、工會的爭端之類體麵的假名。原始時代的那種拒不接受妥協已被變成了一種理論原則，並被認為是正統的美德。它需要幾百萬人在無休止的內戰中作出犧牲，它朝我們的靈魂鼓吹，像不變的、普遍的善良與正義的概念這類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這類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變化無常的。因而這個規則也就應運而生--總是做對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專業組織一見到有將一個部分折斷的方便機會，即使這個機會是不勞而獲的；即使這個機會是多餘的，那它也就當即把它折斷，而不管整個社會是否會倒塌下來。從外部來看，西方社會的巨大動蕩不安正在達到這種程度，再超越一步這個係統就要不那麽穩定，就要崩潰。暴力愈來愈不為若幹世紀的守法行為所強加上的限製所困擾，而是正在厚顏無恥地和勝利地闊步跨過整個世界，可又對曆史多次顯示並證明它什麽也生產不出來這一點不感興趣。
除此之外，廣泛獲得勝利的不僅僅是那赤裸裸的暴力，而且還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顏無恥的信念淹沒，那信念就是：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魔鬼——顯然是上個世紀的一種局部地區的夢質的想象物——正在我們的眼皮底下爬過整個世界，騷擾著它們當時所不可能夢想到的國家，而且正在通過近年來的劫機、綁架、爆炸和縱火來宣告它們要震撼並毀滅文明的決心！而且它們可能會獲得完全的成功。年輕人除了性經驗之外尚無別的經驗，尚未經曆過多年的個人的苦難和個人的理解，他們在這樣一個成長的時代裏正在興高采烈地重複著我們十九世紀的墮落的俄國錯誤，而又誤以為他們是在發現某種新的東西。他們膚淺地缺乏對人類的古老的實質的理解，用沒有經驗的心髒的天真的自信呼喊著：讓我們趕走那些殘酷的、貪婪的壓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們！）在把手榴彈和來複槍放在一邊之後，就將會是公正的，通情達理的。遠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齡大的並通情達理的人，那些能夠反對這些年輕人的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卻並不敢反對，他們甚至拍馬奉承，隻要不顯得“保守”就行。這是另一個十九世紀的俄國現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它稱之為對進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慕尼黑的幽靈決非已退卻到過去，它並非僅是個短暫的插曲。我甚至鬥膽說，慕尼黑的幽靈在二十世紀無處不在。麵對著一種突然複活的無恥暴行的猛烈進攻，膽怯的文明除了讓步的微笑之外，並沒有找到什麽可用來進行反抗。慕尼黑的幽靈是獲得成功的人的意誌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於不惜以任何代價渴望得到的興隆、渴望得到作為塵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質福利的人的日常狀態。這樣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裏為數甚多--選擇了被動和退卻，隻是為了使他們已過慣了的生活得以更長一點兒苟延殘喘，隻是為了不邁過今天的艱苦的門檻--而到了明天，你就會看到，一切都會安然無恙。（但是永遠不會安然無恙的！怯懦的代價隻能是邪惡，我們隻有在敢於作出犧牲時才將獲得勇氣和勝利。）
此外，我們又由於下述事實而受著毀滅的威脅，那就是這個在物質上被壓縮的、被扭傷的世界不被允許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識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許從這一半跳到那一半。這就呈現出一種未受遏止的危險：在這個行星上各部分之間的信息的壓抑。當代科學知道，信息的壓抑導致熵和完全的毀滅。信息的壓抑使得國際的簽名和協議成為虛幻，在一個被捂住的區域之內不費任何代價就可再次闡述任何協議，甚至更為簡單--把它忘掉，就好像它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一般（奧威爾對這一點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區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著似的，而是好像由來自火星的一個遠征隊所居住；那兒的人民對地球其他地方沒有一點理解力上的了解，他們抱著他們是作為“解放者”而來的神聖的信念隨時準備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踐踏在腳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著人類的偉大希望，聯合國組織誕生了。可歎的是，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裏，這個組織也變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個聯合國組織，而是一個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聯合政府組織；在那些政府當中，有些是自由選舉的，有些是用暴力強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奪取的。聯合國組織依賴著大多數成員的唯利是圖的癖好，戒備地保衛著某些國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國家的自由。由於有一種恭順的表決，致使它拒絕對個人的呼籲進行調查，所謂個人的呼籲係指謙卑的、單獨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懇求——而這對這樣一個偉大的組織來說是不足掛齒的。
似乎當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學家的手裏，因為全人類的技術步伐係由他們所決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應該信賴的恰恰是科學家的國際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國際好意。而且既然那幾個少數人的榜樣表明倘若他們同心協力的話那就會取得多麽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並非如此。科學家們並沒有展現出做出過任何明顯的努力，以成為人類的一種重要的、獨立的積極力量。他們消磨了一個個完整的會議，而與其他人的苦難脫離關係。他們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學的領域之內。那種同樣的慕尼黑的幽靈已在他們的頭上將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張開。
當世界處於可能毀滅的邊緣，那麽作家在這個殘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麽呢？盡管，我們與發射火箭毫不相幹，我們甚至推不動載重最輕的手推車，我們受盡了那些隻尊敬物質力量的人的冷嘲熱諷。我們也退卻，認為善良不可動搖，真理不可分割，卻又喪失信心，而隻是將世界給予我們的辛酸作超然的觀摩，這難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嗎？那種辛酸而又超然的觀摩就是：人類已腐敗得不可救藥，人已墮落了，為數不多的美麗而又高雅的人在他們當中生活是非常困難的。
但我們甚至不能依賴於這種逃避。凡是曾拿起過《聖經》的人就永遠也不能逃避它；作家並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時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國裏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邪惡行徑的同謀，如果他的祖國的坦克用鮮血淹沒了一個外國首都的柏油馬路，那麽褐色的汙點也就永遠摑在作家的臉上。如果在一個致命的夜晚他們把那個信任他人的朋友悶死在睡眠中，那麽作家的手掌就帶有那條繩子上留下的傷痕。如果他的年輕的公民夥伴活潑地宣稱墮落比誠實的工作優越，如果他們沉溺於毒品或扣押人質之中而不能自拔，那麽他們的臭氣也就與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然而，我由於意識到世界文學是由一個單獨的巨大心髒組成而感到快慰，這是種十分重要的意識，因為世界文學把我們的世界的焦慮和煩惱搞清楚了，盡管這些焦慮和煩惱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裏被展現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遠的民族文學之外，甚至在過去的時代也存在著有關世界文學的概念，它是環繞著民族文學的高峰的選集，是文學間的相互影響的總和。但又出現了時間上的一種間隔：讀者和作家隻有在一段時間間隔之後才認識使用別的語言的作家，有時這個間隔持續數世紀之久，因而相互間的影響也延遲了，而民族文學的高峰的選集隻顯現在後人的眼前，而不是顯現在同時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個國家的作家和另一個國家的作家及讀者之間有著一種交互作用，這種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時發生的話也是幾乎如此。我本人就有這種體驗。我的那些還沒有在我的祖國印行的書，令人可歎，卻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應的、遍及全球的讀者，盡管譯文是匆忙的，並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爾這樣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對這些作品作了批評性的分析。在所有這些過去的歲月裏，我的工作和自由還沒有安身立命之地，與地球引力法則相反，它們就好像懸掛在空中一般，好像懸掛在虛無之中--懸掛在一種富有同情心的公眾膜狀物的看不見的無言的繃緊狀態上；然後，我帶著感激的溫暖，而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國際兄弟之情的進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歲的生日的時候，我吃驚地收到了來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賀。我所受到的一切壓力並沒有無人注意。在我被開除出作家協會的那些危險的幾周裏，世界傑出作家所推進的防護牆保護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藝術家們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諸實施時好客地為我準備了容身之地。最後，甚至我的獲諾貝爾獎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寫作的國度裏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裏亞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後來，所有作家協會也表達了對我的支持。
這樣我就理解了並且感到，世界文學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選集，也不是文學史家們所杜撰的一種概括；更準確地講，它是某種公共的軀體和一種公共的精神，是一種反映了人類的成長著的團結的一種有生命力的、內心感受到的團結。國家的邊界仍然在變得深紅，那是被電網和噴發的機槍燒紅的；形形色色的內務部長們仍然認為文學也是在他們管轄範圍之內的“內部事物”；報紙的大字標題仍然醒目地排印著：“無權幹涉我們的內政！”可是在我們的擁擠的地球上卻並沒有剩下任何內政！人類的唯一的拯救就在於每一個人都把每一件事都當成他自己的事，在於東方的人民生命攸關地關切著西方在想著什麽，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關在關切著東方在發生著什麽。文學是人類所擁有的最為敏感、最易起反應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為最早采納、吸收並且抓住對人類的增長的團結的這種感覺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滿信心地轉向今天的世界文學——轉向成百上千位我從未見過本人而且可能永遠也見不到的朋友。
朋友們，如果我們畢竟還有價值的話，那就讓我們努力有所幫動吧！自太古以來，在你們的被不調和的政黨、運動、社會等級和團體所撕裂的國家裏，是誰構成了那種團結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而本質上講那兒有著作家的位置：他們的民族語言的表達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據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盡管懷有偏見的人民和政黨被灌輸以種種思想和信仰，但我卻相信，在人類的這些煩惱的時刻裏，世界文學有幫助人類的力量，有看清人類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學有力量將濃縮了的經驗從一個國家傳送到另一個國家，這樣我們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價值標準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個國家能正確而概括地學習另一個國家真正的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樣經曆般似的，以這樣的承認和痛苦的意識的力量來學習，這樣一來它也就得以不再重複那些相同的殘酷的錯誤。也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些做藝術家的也就將能夠在我們自身之內培育出一種擁抱整個世界的視野；當位於中央時我們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樣觀察就近的事物，而當處於邊緣時我們將開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拉進來。而且我們將相互關聯，我們將觀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話，那又是要誰去作出判斷呢？這不僅僅是對他們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斷（在某些國家這是掙得麵包的最輕而易舉的方式，是任何一個不是懶漢的人的職業），而且也是對人民自身作出判斷，在人民的怯懦的謙卑或者自我滿足的軟弱之中對人民自身作出判斷。又要誰去對青年人的力不勝任的長跑衝刺作出判斷，對揮舞著大刀的年輕海盜作出判斷呢？
我們將被告知：針對公開的暴力的無情猛攻，文學又有可能做些什麽呢？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經把暴力當作他的方式來歡呼的人就必然無情地把虛假選作他的原則。暴力在出生時就公開行動，甚至驕傲地行動著。但一旦它變得強大，得到了牢固的確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圍的空氣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貶成一團謊言的濃霧又用甜言蜜語將這些謊言包裹起來的話，它就不能夠繼續存在。它並非總是公開使喉嚨窒息，也並不是必然使喉嚨窒息，更為經常的是，它隻要求其臣民發誓忠於虛假，隻要求其臣民在虛假上共謀。
而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簡單的一步就是不參與虛假，就是不支持虛假的行動！讓它進入世界，甚至讓它在世界上稱王稱霸--但是卻沒有得到我的幫助。但是作家和藝術家卻能夠做得更多：他們能夠戰勝虛假！在與虛假進行鬥爭中，藝術過去總是取得勝利，而且現在也總是取得勝利！對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公開的，無可辯駁的！在這個世界上虛假能夠抵禦許多東西，但就是不切實際能抵禦藝術。
而且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麽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顯露出它的一切醜惡——而暴力也就變得老朽，將會死亡。
我的朋友們，我之所以相信我們能夠在世界的白熱的時刻幫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這並不是靠著為不擁有武器製造借口，不是靠著使我們自己沉溺於一種輕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參戰！
在俄語中有關真理的格言是被人們所深愛的，它們穩定地、有時又是引人注目地表達了那種並非微不足道的嚴酷的民族經驗：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正因為如此，在這個想象的，亦即違反質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頭上，我既為我本人的行動也為我對整個世界的作家的呼籲找到了基礎。
梵高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