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戴乃迭和楊憲益結婚
翻譯家楊憲益，他生前幾乎“翻譯了整個中國”
1940年，在牛津大學學習已達六年的楊憲益，接到吳宓和沈從文的來信。他們邀他回國教希臘文學和拉丁文學，並附寄來西南聯大的聘書。楊憲益欣然啟程。正值二戰緊張時刻，他繞道加拿大、美國，經香港終於抵達重慶。1934年漂洋過海時他獨自一人，此次回國，卻帶回來一位女朋友——英國姑娘戴乃迭。幾個月後，他們在重慶舉辦了婚禮。為他們做證婚人的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
從此他們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一對堪稱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楊憲益、戴乃迭連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水滸》《紅樓夢》，達百餘種。雖然沒有加入中國籍，戴乃迭卻一直把婆家的國家當成了自己的國家。戴乃迭學會了中文，會寫一筆正楷小字，還能仿《唐人說薈》，用文言寫小故事。寫得文字簡秀。戴乃迭在努力融進中國。
戴乃迭的確成了中國生活的一部分。她與楊憲益相依為命，一同走進中國傳統文學的寶庫，當然，也一同走進生活中的快樂、滿足、苦難、遺憾。最讓他們刻骨銘心的是“文革”中的經曆。戴乃迭是英國人，楊憲益本人留學多年，與外國人、特別是英國人有著密切聯係，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為這一原因，楊憲益與戴乃迭招致了牢獄之災，雙雙在北京半步橋監獄苦熬四年。他們在獄中互不知道對方下落的時候，唯一的兒子也因頻受打擊而精神失常，最後竟死於自己點燃的烈火中。
他們卻堅強地生存著。一同播種，一同收獲，一同走過快樂與痛苦。
此文根據我和楊憲益先生的談話錄音整理，並經楊先生審定。
——整理者李輝附識
少年楊憲益
楊憲益就讀英國牛津大學
李輝探訪楊憲益就讀的牛津大學Merton學院，2014年
楊：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開春以後，江青提出來：有很多我們過去沒有發現，現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潛伏的特務，這些人都是外國派來的特務，許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陸來潛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來的外國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時候帝國主義派來的特務。自從她說了這個話以後，就開始抓了一些早一點來中國的外國人。
楊：住在百萬莊的院子裏。那天晚上，我們倆開了一瓶白酒正在喝悶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覺了。十一點多了，我就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突然，敲門了，我們單位的一個辦事員就來了，辦公廳的一個年輕人，他來了要我跟他一塊出去。前幾天他已經找過我好幾次，就是要我揭發《中國文學》裏的一個編輯，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們想把那個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辦公室去，我想還是這樣的事情吧。我穿了個大而無當的拖鞋，踢踢踏踏的，也沒換皮鞋，我就和他一塊出去了。他把我帶到《中國文學》的辦公室，一進去屋子，裏麵漆黑，隻有一個台燈，電燈也沒有開，一屋子人黑鴉鴉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誰。後來旁邊出現了幾個解放軍，解放軍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問你叫什麽名字，我說楊憲益，你多大歲數，我回答多大歲數。
楊：1968年我五十歲。問我哪裏人，我說完以後，他們果然臉變了，把我手抓緊了。他們挺緊張地說，現在奉北京市軍管會的命令，將你逮捕，然後就打了手銬。我後來才看清，屋子裏麵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們《中國文學》裏的一些年輕幹部，有的是解放軍。然後，給我一張紙讓我簽字：“我同意檢查我的東西”。以此作為法律的依據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東西。然後，他們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沒有抵抗的意思，說還有什麽事。我當時唯一的遺憾是酒，那天晚上還沒有喝夠，還剩了大半瓶白酒沒喝完，還有穿那雙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帶走的話，我就穿上皮鞋了。結果我踢踢踏踏穿了一雙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輛吉普車。摁下腦袋說低頭不許看。我從燈光方向看，是向西單方向走，宣武門還往南，那一帶地方叫陶然亭。我從來沒到陶然亭那邊玩過，從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麵走，到了自新路白紙坊那兒，前麵有個大鐵門，鐵門是電動的沒有人，我們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門就開了，我們就進去了。
楊：當天晚上，把我抓上車不到半小時，另外一個車就把她帶走了。
楊：我一個人，還有兩個兵。抓就抓我一個人。那個時候去了先到一個房間裏，把身上可以自殺的、殺人的一些危險東西都要去掉，把皮帶、鞋帶拿掉，我鞋帶沒有，但褲帶必須拿掉。我這個人的褲子是靠皮帶的，沒有皮帶褲子總是用手扶著，不過，他們也不管那個，隻是把皮帶卸掉，東西都收了給我放在一個地方。然後，他們就讓我到一個地方，他們把那個地方叫八角樓，是一個建築，鬱風寫過一篇文章，也談過這個八角樓。八角樓是監獄裏麵的一個主樓，它分成八個樓角，中間有一個望台，大概有機關槍，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話，上麵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層吧。帶我上了樓，到了一個房間裏。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時候，所以，我們那個牢房裏抓的人已經擠不下了，預備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還沒有弄走，房間裏相對的兩個炕擠滿了人，其實，炕上隻能躺十幾個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個人。一個靠一個，和沙丁魚罐頭一樣很擠了，雖然那麽擠，監管人員又讓他們往裏麵挪了一點地方，我就在夾縫中間躺下。因為已經晚了，他們大概是晚上九點一定要關燈睡覺的。已經快十二點把我抓進去了，擠在那兒睡覺，大便小便有一個大鐵桶子，我就躺下睡覺了，也沒有被子，我穿著破棉襖，旁邊的兩個老頭子看著我醉醺醺的樣子，我一躺下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旁邊的人說，你晚上在街上鬧事了，喝多了吧?我說，沒有。那幹什麽把你抓起來?我說，我也鬧不清。他以為我喝醉酒了在外麵鬧事。你喝的什麽酒呀，那麽香，真香。
楊：你喝的什麽酒?真香。我說大概是瀘州大曲吧，他說好酒，多少錢一兩?我說不是按兩買的，買了一瓶。他說一瓶你都喝了?我說喝了半瓶。他說，那半瓶多可惜呀!我們三四年在這兒，都沒有聞到這麽好的酒味了。
楊：過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審我。頭一次提審還要做個下馬威的樣子，半夜提審我，下了八角樓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到了讓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們坐的地方高一點，看起來居高臨下、很威風的樣子。去的時候，有兩個解放軍都拿著刺刀押送，看起來就像是拖出去槍斃的樣子，去了以後就說：楊憲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嗎?你的事已經是鐵板釘釘，我們這兒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說你不知道什麽事，你好好老實交待，你的事是瞞不過去的，一兩天內就要公審了。然後就說坦白從寬那一套話，還跟我講，前一段也有像你這樣的特務，有一個死不改悔，本來是個小特務，沒有什麽要緊的事，結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審，到酒仙橋那邊槍斃了；還有一個大特務，但是他揭發了，他自己坦白，然後給他一個機會，就放了。給我講了一堆大道理，還有恐嚇，就你們屋裏住的遇羅克，我們就把他斃了。
楊：是。他說是說了點話，也沒有別的事。他們還說，他就是死不改悔，我們就把他斃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後就問我，你到過揚州、蘇州、宜興沒有?我說去過。他們又問，幹什麽去了?我跟朋友一塊喝酒。什麽樣的朋友?我說一個英國朋友。他們問，那你們到那兒談什麽問題、講什麽事?你還不好好交待。後來，我才知道，把我當成英國的特務了。後來他們讓我回去，給紙和墨水，說好好寫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實交待的話，要把你拉去公審。我也沒什麽可說的，我就把過去怎麽認識朋友，怎麽樣和朋友一塊喝酒、玩兒寫了幾句。過了三天以後，他們來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滿意，拍桌子，恐嚇了一陣說，再考慮考慮，再給你一個星期。弄了那麽兩三回，看我說不出東西來，我說的就是些喝酒、玩兒的事，沒有大事。後來他們就說，把你所有認識的人、你認為是有點問題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給交待出來。給我一大疊子紙，我想就等於給大家寫傳記吧!中國人我寫了一百五十人，包括親戚、朋友。我把他們一個人寫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羅沛霖，比我大一歲，上海交大畢業，學電機的，去過一趟延安。我都說的是好話。就一個人一個人那麽說，一個人寫了二百字左右。外國朋友我寫了一百個人，也是寫了厚厚一疊。他們看了以後也是很不滿意，後來就把我擱著，也不審問了。過了差不多兩年，林彪事件出來了，就寬鬆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們的生活就是給一份《人民日報》，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來了，大家學習一下，除此以外還有毛主席語錄，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來有學習時間，給了早飯兩個窩頭吃了以後，就是學習，我是念過一點書的，要我當學習組長，管別的犯人，讓他們背老三篇。那時候，我老三篇背得蠻熟的，就讓我帶著別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個老頭，一背老三篇就緊張，越緊張越說錯話，鬥私批修他總弄錯，該說資本主義的，他就說共產主義；該說共產主義的，他就說資本主義。說完後他就怕別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嚇得哆嗦，越哆嗦越說錯。
楊：提審就是剛來時、林彪威風時多，頭兩年就是三四天或一個星期左右提審一次，就是罵一頓，給下馬威。後來，1971年林彪事件出來後就沒有了。還有，造反派在外麵忙兩派鬥爭，就輕鬆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後就緩和了，後兩年差不多沒什麽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風。放風是到另外一個廣場，是一個四麵有牆的、類似於天井的那樣一個地方，因為我們坐得太久了，怕我們身體不行了，就讓我們跑步，然後再把我們領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個星期一次，也有時候十天一次。那是一個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進去，也有時間限製，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時間。
楊：坐牢的時候，別人對我都還尊重，反正是不要亂說話，客客氣氣的，背書、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讀一篇報紙，我讀得比他們順口，也沒有錯誤，他們對我都挺客氣。當時，每個犯人都在做一些無聊的事，我們那時候不許有針線，針、尖刀這些鐵器都不能帶，有一個年輕犯人很能幹，他把地板破損地方的木頭撕下來，做了一個木頭針，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線，做針線玩兒，他還在我的手絹上刺繡了一棵鬆樹，還很像，可惜我後來拿回去，他們給扔掉了，要不做個紀念挺好的。
楊：得意的事，比如說，“文革”坐牢期間不給我們書看，就給我們一個小紅本，還有《人民日報》。那個小紅本前麵是林彪的幾句話，我就越看越討厭。1971年秋天，看《人民日報》，覺得有點變化，先是陳伯達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幾個大將，黃永勝、吳法憲等一個一個名字不見了，大概黃永勝是最後一個。到了國慶節，根據前一年的情況，林彪出來用吵啞的嗓子喊一頓，這一年不但他沒有出來，而且，外國來的賀電也沒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國比較熟的，他的賀電頭一個名字寫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沒有了。毛主席，下一個是周總理。根據前麵陳伯達、吳法憲、黃永勝從報紙上一個一個不見了，我就覺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紅寶書的前言給撕掉了。我們被關在裏麵，當然不知道林彪飛機出事摔死的事情，我們在裏麵隻覺得外麵很沉默。結果，沒有過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個管監獄的同誌進來了，收我們的紅小書，因為每個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來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給撕掉了，又翻兩遍，覺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沒有，就扔給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們就奇怪了，說我們的紅小書沒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沒收。我沒多說什麽，笑笑：這裏麵當然有他的道理，你們過幾天就會知道的。過了大概不到一個星期，就有新抓進來的年輕人吧，那個人還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訴大家說林彪出事了，完了。結果大家就說你怎麽知道的，我說，我猜的唄!
楊：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還有一個事，大家在一起說好吃的：冰糖肘子怎麽好，越說越高興，就拿著地下的木頭茬當作筆，弄點黑的就寫菜單，大家傳著看，評論這個菜怎麽好吃，過一陣子外麵監視的解放軍就過來搜我們的東西，那個菜單子寫了幾天就被抄走了。
楊：我沒有，一般都是些年輕犯人講這個事。我那時候閑得沒什麽事，就是睡覺，我還自己背莎士比亞的那幾句話，或者英國文學裏的一些東西。
楊：自己在那兒想這些事兒。後來也有年輕的犯人想學點東西，讓我教他唱英國歌，我就給他唱英國歌，他跟我學。
楊：一些唱酒的歌，還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識淵博一些，也要我背點唐詩，我就給他背過白居易的《長恨歌》，他們聽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們都沒念過，“……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一邊想著一邊背，他們也就背《長恨歌》。後來還有一個調皮犯人看我人緣好，大家玩兒得挺熱鬧，他揭發我說，楊憲益教大家念《長恨歌》，他恨什麽，恨共產黨。結果別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給鬧了一頓，我一直人緣很好。平常我們也不勞動，有一次，監管問大家有什麽要求，有人說悶得慌，給我們一點輕的勞動吧!他們答應到院子旁邊的地方去撿煤渣，我們就去撿了。又讓我們休整了一次，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撿點煤渣也算不上勞動，此外再也沒有勞動，就一天兩頓飯，早上一頓是十點鍾，晚上是五點多鍾。
楊：一頓兩個窩窩頭。我兩個窩頭都吃不下，吃一個半，剩下半個給年輕的小夥子，他們有的兩個窩頭還不夠，另外，一碗菜湯，用的都是當時最便宜的蘿卜、白菜，一般沒有什麽油，有時候給幾滴油。後來，別人告訴我，這油都是痘豬的油，吃了以後有人還中毒了，身上長了一個皰一個皰的，我還告訴他們，一般的痘豬油在他們那兒還是保險的，都是經過衛生消毒的。除了這個以外，到過年過節給一兩片肉，一年到頭就是這樣。夏天有一點西紅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蘿卜。
楊：過了些日子以後，他們問我有什麽要求，我說，老婆不見了，不知道怎麽樣。這兩年挨鬥情緒不好，我怕她出什麽事，會不會自殺，他們說沒有，也關起來了。我說孩子們呢?他們說孩子們也沒事，有人照顧。
楊：兒子是最大的。兒子已經大學畢業，在湖北黃岡分配到一個工廠。我們一坐牢，變成了反革命特務，他本來是極“左”分子，後來反革命分子的兒子就要鬥，一鬥他就想不通。
楊：不允許。坐了四年牢，衣服當然是破破爛爛了，半年的時候，允許你寫個條子，要幾件換洗的衣服，通知家裏送到監獄門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檢查，怕裏麵藏著東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東西在牙刷、肥皂裏，放點辣醬、果子醬或者是黃油，每到半年他們都讓你跟家裏說。
問：那你在裏麵一直穿著那雙拖鞋?後來也沒要求送鞋來?
楊：一直是那雙拖鞋，我也沒讓家裏給我送鞋。後來要求送過一次棉製服，出來時也破破爛爛了。
楊：沒有。年輕犯人都調皮，想辦法從窗戶的縫裏往外看，說有外國女人從這兒過去，她們去洗澡。
問：男監、女監是怎麽分開的呢?是分樓層，還是裏、外之分?
楊：女犯人在另外一棟樓。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緒化，在那兒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這種事比較少，男人找些無聊的事做，沒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楊：好像不寫，好像也逼她認錯，認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時候有過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二次。吃飯也比我們好，有時候有餃子，有時有炸醬麵。
楊：單間悶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潔、糊箱子，待遇比我們寬鬆得多，有外國雜誌，都是極“左”的，還有一本《資本論》，她過去沒有讀過《資本論》，這樣把《資本論》好好的通讀了一遍。
楊：1972年5月間放的，整整四年。出來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還有一個驚險的節目。有一天讓我出去，帶我到一個大廳裏，在台子上坐下，給我掛了一塊寫著“楊憲益”幾個大字的牌子，下麵是照明燈，給我照一個大照片，照完後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訴大家，今天給我照了相，大家都說這事不妙，可能是快槍斃了，事前給你留個檔案。後來我想，該死就死吧，好久也沒有審問我了，結果不到一個月，放了。
楊：我沒要。他們說你要就都還給你，我沒要，就燒毀了。我想，都是我在監獄裏麵寫的交待材料，也沒有什麽值得保留的東西，出事前誰揭發的什麽材料，我後來也都知道情況了，沒什麽值得保留的。還有照片，就都沒要。後來想想，把檔案、照片都不要，挺可惜的，照片可以留作紀念的。
楊：那天，是放人還是拖出去槍斃事前都不說，一開門就說，收拾行李。我也沒有什麽東西，就是兩件破爛不堪的被子，卷了帶走。他們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裏說：楊憲益，你的問題我們是跑了二十一個省，你的事情已經弄清楚了，你沒問題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過去我們也了解了，給黨做過好事，可是也做過錯事，一個人，本著一分為二的態度嘛，希望你以後多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錯事、壞事。好了，走吧!
楊：隻簽個字。進來時候的東西還給你，最後又說，你們家搜查的東西我們就沒收了。那個時候沒收了兩本書，一本是羅馬詩人奧非特的《愛經》，裏麵有點關於性交的黃色的東西，他們覺得好玩兒，拿去了；還有點日記本，不是我的，是我兒子的，都用過的也沒用了，就不要了。我說《愛經》這本書給我帶回去好嗎?還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四大名著他們全拿走了，我說那就算了。
楊：後來我就到了門外，外文局來了個吉普車接我的，來了幾個辦公廳的人。我那時候算是一個錢也沒有，他們臨時給我幾十塊、還是一百塊錢，說要我先拿去用。然後我到屋子裏一看，我的房間一切還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結果耗子都做了窩了。我看見書櫃裏麵一大堆耗子，見我來了都很不高興，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麵一個洞一個洞，全都不能穿，都讓耗子咬爛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窩了!
楊：我回了家後，戴乃迭一個星期以後就回來了。我先把房間整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來她會傷心的，家裏弄成了這個樣子。我用了三兩天的時間剛把屋子擦幹淨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爛爛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訴我，戴乃迭回來了，你得買點酒，買點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楊：那半瓶酒還在，蓋子沒蓋好，顏色變黃了不能喝了。
楊：屋子裏麵本來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長得很高。一直也沒有人澆過水，我以為還活著，我一碰，嘩一下全變成灰了，幹透了。戴乃迭過了一星期回來，我把屋子都收拾幹淨了。
楊憲益，1915年1月10月出生於天津，楊父曾是天津中國銀行的行長，也是中國當年最為傑出的金融家之一。楊憲益自小讀私塾至12歲，進入天津法租界內英國教會學校TACC上預科。1936年春天，楊憲益在英國通過考試進入牛津大學學習。1940年與英國一位傳教士的女兒戴乃迭訂婚並且共同返回中國。四十年代主要在四川、貴州和南京等地度過了顛沛流離的“文人”工作與“平常”生活。1952年，楊憲益進入北京外文出版社。楊先生的學術作品豐碩可人，中譯英文的主要有《離騷》《紅樓夢》《儒林外史》《長生殿》《牡丹亭》《宋元話本選》《唐宋詩歌散文選》《魏晉南北朝小說選》《十五貫》《魯迅選集》等等。曾任《中國文學》雜誌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