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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江上的母親

(2020-04-16 10:42:31) 下一個

失蹤十年祭

這是一篇縈懷於心而又一直不敢動筆的文章,是心中繃得太緊以至於怕輕輕一撫就砉然斷裂的弦絲,卻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於無數個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隻須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塵世這一點點虛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飛霜的時節了,秋水生涼,寒氣漸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國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蹤的母親,至今仍暴屍於哪一片月光下……

從母親到晚年仍保持的決絕個性裏,我相信她成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樣說並非基於純粹的宿命觀,而是指她誕生之初,血質裏就被刻上了她父親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圖剪斷她與那個“國軍”將領的血緣聯係,卻終歸徒勞無獲。

我外祖母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其父在民初留學扶桑八年,歸國赴任甘肅省高法院長前,決定與天門望族劉家結為姻親——那時的劉家三少爺(我外祖父)正成為黃埔八期的士官生,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在可能存在過的短暫幸福之後,作為戰禍頻仍年代的軍人之妻,外祖母便帶著我的母親步入了她的孤獨一生。

抗戰爆發,外祖父撤退西南。劉家太爺故世,大宅日見凋敝。該地區又是各派軍隊拉鋸爭奪之地,無論哪一部短暫占領,徒具虛名的劉宅便成為征集糧餉的目標。外祖母帶著我少年的母親東躲西藏,飽受亂離之苦。最後因怕女兒受辱,外婆隻好托鄉裏客商將我母親帶到湘西伯父家避禍。母親在那裏識盡炎涼,像一個女仆般做工求學。

日本投降當年,母親獨自踏上還鄉尋母的艱難路程。當她找到撿棉花紡線度日的外婆時,劫後重逢的淚水濕透了她們的襤褸衣裳。次年,鄉人傳言外祖父衣錦還鄉,授銜少將駐節武漢。母親來到省城尋父,等待她的卻是晴天霹靂——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還能僥幸存活,已經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隱瞞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認。

悲憤的母親闖進了他父親的一場盛大酒會,一時輿論大嘩,外祖父回鄉逼迫外婆離婚,從此父女反目,我母親堅決改名換姓,以示恩斷義絕。

虛構的報複

天道往還,1948年,節節敗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師恩施,赴任途中被伏擊,流彈洞穿了他壯年的胸脯——而最後為他扶柩理喪的竟是我終身寡居的外婆。

武漢次年易幟,革命大學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親送命的路途。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遭遺棄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孑,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結合了,並從此紮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諒了她的丈夫,母親卻永遠在仇恨她的父親。她無法在現實中去懲罰他,便極力在精神上去滿足一種虛構的報複——改名換姓,不承認有此父親,甚至不允許外婆去原諒。

然而這種背叛隻能停留在自我泄憤的地步,因為這個政黨曾一度很在意個人的血統以研究其階級屬性。在她報考革命大學那天起,她就要麵對無數張表格。她總是試圖說明她是她父親那個階級的棄嬰,她和她母親屬於苦難平民。然而表格卻限製了她的聲辯,同時還作為一張早有預謀的標簽貼上了她的麵龐。

20世紀流行一個充滿殺機的詞叫“曆史不清”,母親被這個語詞壓迫得痛不欲生。當任何一個批判她的人詰問——你是不是軍閥女兒,她就仿佛陷入一個悖論。她比別人還恨她的父親,卻又偏被他們視為同一個敵人。她覺得這個父親不僅在生前遺棄了她,還在死後長久地陷害著她,她完全無力跳出這一血緣的魔沼。

1957年的母親正當而立之年,這個來自遙遠省城的女人,試圖把她的教養植入那個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剛烈卻往往好心換來敵意,她對黨的意見和她的出身被聯係在一起時,隻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監督改造。20年後終於徹底平反時,母親已老去,所有曾經蒙受的屈辱和傷害不知向誰討還。劃處和平反都是一張紙,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後者卻輕於鴻毛。

渺茫的明天

“文 革”開始時,父親作為礦長很快被打倒,母親微薄的工資要維持全家的生活,那時她是小鎮供銷社可以雙手打算盤的會計。外婆陪著失學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隊務農,二姐當了礦工,父親病危在武漢住院,十歲的我也肺結核穿孔而命若懸絲,我們家一分四處進入了生命中最艱危的歲月。攻擊母親的大字報依舊貼滿門窗,頻繁的抄家連縫紉機頭也被拎走,母親帶著我忍辱負重地在小鎮訪醫求藥,她不能垮,她要拉扯著這個破碎的家一個不少地走進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帶我到縣城看病,回來時求熟人找了個便車,司機走出城後竟威逼我們從車廂下來,一生不低頭的母親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著揚塵而去的汽車悲憤難耐,又不願讓兒子看到一個母親的窘迫和尷尬,隻好將淚水默默吞下。她永遠不理解人世間的惡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個時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學畢業後,學校又以我有傳染病為由不錄取我上初中,我開始了短暫的少年樵夫歲月。當我在夕陽下挑著柴火蹣跚而歸時,多能遠遠看見下班後又來接我的母親,那時她已見憔悴了,亂發在風中飄飛,有誰曾知她的高貴?兩個姐姐都已失學,她再不能讓我沉淪泥塗。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長,終於使我得以入學。

挑扁擔的野夫。

母親終於帶著全家迎來了1978年。父親升遷,她獲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學,外婆又回到我們身邊。這時的母親總算有了笑顏,她相信善良總有好報。即使那些迫害過他們的人也來我家走動,她依舊不假辭色。

1983年外婆辭世,1985年父母離休,1987年父親患癌,1989年我辭去警職,隨後入獄,母親又開始了她的憂患餘生。

父親總想等到兒子重見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動一兩次手術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點點割去,隻有那求生的意誌仍在頑強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親,她不斷拖著她的衰朽殘年,陪父親去省城求醫。父親在病床上輾轉,60多歲的母親卻在病床下鋪一張席子陪護著艱難的日日夜夜。隻要稍能走動,母親就要扶著父親來探監,三人每每在鐵門話別的悲慘畫麵,連獄警往往也感動含淚。每一次揮手仿佛就是永訣,兩個為共和國效命一生的佝僂老人,卻不得不在最後的日子裏,因我而去不斷麵對高牆電網的屈辱。

我們在不能見麵的歲月裏保持著頻繁通信,母親總是還要在父親的厚厚箋紙外另外再寫幾頁。我在那時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見,又想要動員父親放棄生命。他的掙紮太苦了,連帶我的母親而入萬劫深淵。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時,隻有母親還在空空的房裏收拾著斷線碎布。那時父親剛剛離去半年,他在樓頂奇跡般地種活的一棵花椒樹,仿佛正盛開著無數隻“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懸望。

母親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歸來一樣,為我炒好酸菜雞雜。拿出一大壇藥酒說你喝吧,這是你爸為你泡的療傷藥。她怎知兒子的傷原在心的深處,卻冀望一服古老的藥方來療慰。

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臨行之際,母親異樣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武漢安頓好後,就接我過去吧,家裏太空了,一個人竟覺得害怕。我突然發現母親已經衰老了,她一生的堅強無畏似乎蕩然無存,竟至一下虛弱得像一個害怕孤獨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點錢租了一所肮髒的房子,幾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撐起了一個家。母親帶著一個單開門的冰箱來了,我見上麵許多修補的漆痕,心中無限酸楚——這就是兩老一生節儉唯一值錢的遺產了,無常的災難耗盡了他們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報答。

母親在陰暗的房裏一點一點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彎曲的毛線,然後又一針一針為我編織出一條毛褲。她說這過去的純羊毛,現在不好買了,你穿著會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裝訂好的信紙給我,說這是她這些年來寫的她的家族的回憶,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幾十萬字,幾乎頁頁漫漶著淚痕。她的手顫顫巍巍,哽咽著說這就算是留給你們三姊弟的紀念了。

向來給我做飯的母親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著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說這房子白天好陰冷,她感到恐懼。我帶母親到居委會去打麻將,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說她和那些老人沒有話說。我知道清高的母親一生不苟時俗,向來也不會娛樂。

我那時和幾個朋友湊了點錢編書想賣,每天回去母親就要問有錢賺嗎,我說生意沒有這麽快,她就又感歎物價漲了,城裏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親去。我每天在這個冷漠的世界疲於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給她免費的藥,她心髒開始不適,我說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到長江上去了”

陪我住了十幾天後,母親要求到大姐那裏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個區,在長江的邊上有一套狹窄的居室。大姐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想也許能給母親多一些歡樂和安慰,就讓大姐來接走了她。

我依舊在人海掙紮,在沒有電話的時代也疏於問候。根本在於我忽略了母親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時她去意已決,她已在暗自料理後事,在與我們姐弟委婉話別。

1995年的深秋午後,大姐打電話給我朋友找到我說,母親早上出門現在未回,他們四處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語氣有些驚恐。我還說,不會有事的,你們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電話那端痛哭——她找到母親的遺書了。

我帶著幾個弟兄趕去,大姐交給我從被褥裏翻出的母親的兩封信和一串鑰匙,匙鏈上還掛著父親當年給她的一個韭葉金戒指,我的心頓時如沉冰海。

母親平靜地寫道——我知道我病了,我夢見我的母親在叫我,我把你們的父親送走了,又把平兒等回來了,我的使命終於完成了,我要找你們父親去了。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們也找不到的。你們三姊妹要互相幫助,父母沒能力給你們留下什麽,我再不走還要拖累你們。

我們連夜沿江尋找,多麽希望母親還徘徊在生死邊上,給我們最後一線機會。

我們去公安局報案,他們說人失蹤一月後再去備個案即可。我們去民政局求助,他們說沒有尋人的職責。我們去電視台,他們說上級不允許播尋人啟示,走失的太多了。我們自己複印招貼滿街去貼,城管的跟著就撕,逮著還要罰款。整個國家沒有一個救助機構可為我們分憂,我的母親就這樣走失在她的祖國。

碼頭工人見多識廣,他們說武漢下遊的陽邏鎮是長江的回水處,水上死者都會在那裏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親。

我隻身來到那個碼頭賃居,先找當地派出所求助。他們客氣地說,你看這牆上掛著多少尋人啟示,我們根本顧不過來,這裏每天都有浮屍。以前我們還每具100元請農民撈起來埋上,我們登記個特征。現在經費包幹,我們也沒閑錢管了,你自己租條小舟去找吧。

我隻好請了個膽大的漁民每天劃著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灣逡巡。江麵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屍,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親。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灘上,在陽光下發脹腐爛,堆滿了蒼蠅,遠遠就散發出惡臭。我生怕錯過我的母親,總要一一去翻看。許多天了,漁民也厭了,碼頭工人感於我的孝情,勸我別找了,根據他們的經驗,武漢下水的這時早該在此出現了,要沒見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錨掛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帶出了江灣,那就永遠找不到了。我最後還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漢,母親終於仍是一去無跡。而兩個姐姐則同時找遍了所有的親友寺廟,我們終於徹底絕望。

“鑰匙就在陽光裏”

整整十年過去了,秋水長天,物換星移,我們姐弟的隱痛和歉疚卻從未平複。我們在一起相聚時,基本也盡量回避這個話題,誰都知道心上的創口還在暗夜滲血。

兩個平民姐姐多少還有些迷信,早幾年聽說哪個神人,總要去花錢請教母親的下落,並按所謂的高人指點去再做徒勞的追尋。又或者聽某位故舊傳言,在某處曾見疑似母親的老人,便又要去打聽,然後牽出萬千餘痛。隻有我相信母親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剛烈決絕,一生對我們的摯愛,在那個艱難勉強的時刻,她絕對會選擇尊嚴而從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來喚起我重新上路,來給我一個無牽無掛的未來。

一個68歲的老人,在經曆了她坎坷備盡的生涯後,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長江。那時水冷如刀,朝陽似血,真難以想象我柔腸寸斷的老母,是怎樣一步幾回頭地走向那亙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後的回眸可曾老淚縱橫,可曾還在為她窮愁潦倒的兒女憂心如焚。她把她的神聖母愛撒滿那生生不息的浩蕩之水,然後再將自己的蒼老骨肉委為魚食,這需要怎樣一種勇毅和慈悲啊。她艱難的一躍轟然劃破默默秋江,那慘烈的漣漪卻至今蕩漾在我的心頭。

1995年的冬天,我為母親砌了一個小小的衣冠塚,邊上同時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親的灰燼,然後我隻身踏上了漫遊的不歸路。

1996年我責編了第一本書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紀念他母親的長詩《祈禱》,他不斷回旋的一個主題就是他母親最後的遺書——

鑰匙在窗台上,鑰匙在窗前的陽光裏。

孩子,結婚吧,不要吸毒。鑰匙就在那陽光裏……

讀到此時,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聲,仿佛沉積了一個世紀的淚水陡然奔瀉,我似乎也看見了我母親在陽光下為我留下的那把鑰匙……

本文摘自《鄉關何處》/野夫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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