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江上的母親

失蹤十年祭

這是一篇縈懷於心而又一直不敢動筆的文章，是心中繃得太緊以至於怕輕輕一撫就砉然斷裂的弦絲，卻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於無數個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隻須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塵世這一點點虛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飛霜的時節了，秋水生涼，寒氣漸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國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蹤的母親，至今仍暴屍於哪一片月光下……

從母親到晚年仍保持的決絕個性裏，我相信她成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樣說並非基於純粹的宿命觀，而是指她誕生之初，血質裏就被刻上了她父親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圖剪斷她與那個“國軍”將領的血緣聯係，卻終歸徒勞無獲。

我外祖母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其父在民初留學扶桑八年，歸國赴任甘肅省高法院長前，決定與天門望族劉家結為姻親——那時的劉家三少爺（我外祖父）正成為黃埔八期的士官生，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在可能存在過的短暫幸福之後，作為戰禍頻仍年代的軍人之妻，外祖母便帶著我的母親步入了她的孤獨一生。

抗戰爆發，外祖父撤退西南。劉家太爺故世，大宅日見凋敝。該地區又是各派軍隊拉鋸爭奪之地，無論哪一部短暫占領，徒具虛名的劉宅便成為征集糧餉的目標。外祖母帶著我少年的母親東躲西藏，飽受亂離之苦。最後因怕女兒受辱，外婆隻好托鄉裏客商將我母親帶到湘西伯父家避禍。母親在那裏識盡炎涼，像一個女仆般做工求學。

日本投降當年，母親獨自踏上還鄉尋母的艱難路程。當她找到撿棉花紡線度日的外婆時，劫後重逢的淚水濕透了她們的襤褸衣裳。次年，鄉人傳言外祖父衣錦還鄉，授銜少將駐節武漢。母親來到省城尋父，等待她的卻是晴天霹靂——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還能僥幸存活，已經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隱瞞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認。

悲憤的母親闖進了他父親的一場盛大酒會，一時輿論大嘩，外祖父回鄉逼迫外婆離婚，從此父女反目，我母親堅決改名換姓，以示恩斷義絕。

虛構的報複

天道往還，1948年，節節敗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師恩施，赴任途中被伏擊，流彈洞穿了他壯年的胸脯——而最後為他扶柩理喪的竟是我終身寡居的外婆。

武漢次年易幟，革命大學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親送命的路途。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遭遺棄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孑，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結合了，並從此紮根深山。

外婆早已原諒了她的丈夫，母親卻永遠在仇恨她的父親。她無法在現實中去懲罰他，便極力在精神上去滿足一種虛構的報複——改名換姓，不承認有此父親，甚至不允許外婆去原諒。

然而這種背叛隻能停留在自我泄憤的地步，因為這個政黨曾一度很在意個人的血統以研究其階級屬性。在她報考革命大學那天起，她就要麵對無數張表格。她總是試圖說明她是她父親那個階級的棄嬰，她和她母親屬於苦難平民。然而表格卻限製了她的聲辯，同時還作為一張早有預謀的標簽貼上了她的麵龐。

20世紀流行一個充滿殺機的詞叫“曆史不清”，母親被這個語詞壓迫得痛不欲生。當任何一個批判她的人詰問——你是不是軍閥女兒，她就仿佛陷入一個悖論。她比別人還恨她的父親，卻又偏被他們視為同一個敵人。她覺得這個父親不僅在生前遺棄了她，還在死後長久地陷害著她，她完全無力跳出這一血緣的魔沼。

1957年的母親正當而立之年，這個來自遙遠省城的女人，試圖把她的教養植入那個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剛烈卻往往好心換來敵意，她對黨的意見和她的出身被聯係在一起時，隻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監督改造。20年後終於徹底平反時，母親已老去，所有曾經蒙受的屈辱和傷害不知向誰討還。劃處和平反都是一張紙，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後者卻輕於鴻毛。

渺茫的明天

“文 革”開始時，父親作為礦長很快被打倒，母親微薄的工資要維持全家的生活，那時她是小鎮供銷社可以雙手打算盤的會計。外婆陪著失學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隊務農，二姐當了礦工，父親病危在武漢住院，十歲的我也肺結核穿孔而命若懸絲，我們家一分四處進入了生命中最艱危的歲月。攻擊母親的大字報依舊貼滿門窗，頻繁的抄家連縫紉機頭也被拎走，母親帶著我忍辱負重地在小鎮訪醫求藥，她不能垮，她要拉扯著這個破碎的家一個不少地走進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帶我到縣城看病，回來時求熟人找了個便車，司機走出城後竟威逼我們從車廂下來，一生不低頭的母親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著揚塵而去的汽車悲憤難耐，又不願讓兒子看到一個母親的窘迫和尷尬，隻好將淚水默默吞下。她永遠不理解人世間的惡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個時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學畢業後，學校又以我有傳染病為由不錄取我上初中，我開始了短暫的少年樵夫歲月。當我在夕陽下挑著柴火蹣跚而歸時，多能遠遠看見下班後又來接我的母親，那時她已見憔悴了，亂發在風中飄飛，有誰曾知她的高貴？兩個姐姐都已失學，她再不能讓我沉淪泥塗。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長，終於使我得以入學。

挑扁擔的野夫。

母親終於帶著全家迎來了1978年。父親升遷，她獲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學，外婆又回到我們身邊。這時的母親總算有了笑顏，她相信善良總有好報。即使那些迫害過他們的人也來我家走動，她依舊不假辭色。

1983年外婆辭世，1985年父母離休，1987年父親患癌，1989年我辭去警職，隨後入獄，母親又開始了她的憂患餘生。

父親總想等到兒子重見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動一兩次手術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點點割去，隻有那求生的意誌仍在頑強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親，她不斷拖著她的衰朽殘年，陪父親去省城求醫。父親在病床上輾轉，60多歲的母親卻在病床下鋪一張席子陪護著艱難的日日夜夜。隻要稍能走動，母親就要扶著父親來探監，三人每每在鐵門話別的悲慘畫麵，連獄警往往也感動含淚。每一次揮手仿佛就是永訣，兩個為共和國效命一生的佝僂老人，卻不得不在最後的日子裏，因我而去不斷麵對高牆電網的屈辱。

我們在不能見麵的歲月裏保持著頻繁通信，母親總是還要在父親的厚厚箋紙外另外再寫幾頁。我在那時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見，又想要動員父親放棄生命。他的掙紮太苦了，連帶我的母親而入萬劫深淵。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時，隻有母親還在空空的房裏收拾著斷線碎布。那時父親剛剛離去半年，他在樓頂奇跡般地種活的一棵花椒樹，仿佛正盛開著無數隻“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懸望。

母親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歸來一樣，為我炒好酸菜雞雜。拿出一大壇藥酒說你喝吧，這是你爸為你泡的療傷藥。她怎知兒子的傷原在心的深處，卻冀望一服古老的藥方來療慰。

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臨行之際，母親異樣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武漢安頓好後，就接我過去吧，家裏太空了，一個人竟覺得害怕。我突然發現母親已經衰老了，她一生的堅強無畏似乎蕩然無存，竟至一下虛弱得像一個害怕孤獨的孩子。

我用朋友借的一點錢租了一所肮髒的房子，幾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撐起了一個家。母親帶著一個單開門的冰箱來了，我見上麵許多修補的漆痕，心中無限酸楚——這就是兩老一生節儉唯一值錢的遺產了，無常的災難耗盡了他們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報答。

母親在陰暗的房裏一點一點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彎曲的毛線，然後又一針一針為我編織出一條毛褲。她說這過去的純羊毛，現在不好買了，你穿著會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裝訂好的信紙給我，說這是她這些年來寫的她的家族的回憶，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幾十萬字，幾乎頁頁漫漶著淚痕。她的手顫顫巍巍，哽咽著說這就算是留給你們三姊弟的紀念了。

向來給我做飯的母親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著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說這房子白天好陰冷，她感到恐懼。我帶母親到居委會去打麻將，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說她和那些老人沒有話說。我知道清高的母親一生不苟時俗，向來也不會娛樂。

我那時和幾個朋友湊了點錢編書想賣，每天回去母親就要問有錢賺嗎，我說生意沒有這麽快，她就又感歎物價漲了，城裏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親去。我每天在這個冷漠的世界疲於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給她免費的藥，她心髒開始不適，我說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到長江上去了”

陪我住了十幾天後，母親要求到大姐那裏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個區，在長江的邊上有一套狹窄的居室。大姐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想也許能給母親多一些歡樂和安慰，就讓大姐來接走了她。

我依舊在人海掙紮，在沒有電話的時代也疏於問候。根本在於我忽略了母親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時她去意已決，她已在暗自料理後事，在與我們姐弟委婉話別。

1995年的深秋午後，大姐打電話給我朋友找到我說，母親早上出門現在未回，他們四處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語氣有些驚恐。我還說，不會有事的，你們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電話那端痛哭——她找到母親的遺書了。

我帶著幾個弟兄趕去，大姐交給我從被褥裏翻出的母親的兩封信和一串鑰匙，匙鏈上還掛著父親當年給她的一個韭葉金戒指，我的心頓時如沉冰海。

母親平靜地寫道——我知道我病了，我夢見我的母親在叫我，我把你們的父親送走了，又把平兒等回來了，我的使命終於完成了，我要找你們父親去了。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們也找不到的。你們三姊妹要互相幫助，父母沒能力給你們留下什麽，我再不走還要拖累你們。

我們連夜沿江尋找，多麽希望母親還徘徊在生死邊上，給我們最後一線機會。

我們去公安局報案，他們說人失蹤一月後再去備個案即可。我們去民政局求助，他們說沒有尋人的職責。我們去電視台，他們說上級不允許播尋人啟示，走失的太多了。我們自己複印招貼滿街去貼，城管的跟著就撕，逮著還要罰款。整個國家沒有一個救助機構可為我們分憂，我的母親就這樣走失在她的祖國。

碼頭工人見多識廣，他們說武漢下遊的陽邏鎮是長江的回水處，水上死者都會在那裏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親。

我隻身來到那個碼頭賃居，先找當地派出所求助。他們客氣地說，你看這牆上掛著多少尋人啟示，我們根本顧不過來，這裏每天都有浮屍。以前我們還每具100元請農民撈起來埋上，我們登記個特征。現在經費包幹，我們也沒閑錢管了，你自己租條小舟去找吧。

我隻好請了個膽大的漁民每天劃著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灣逡巡。江麵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屍，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親。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灘上，在陽光下發脹腐爛，堆滿了蒼蠅，遠遠就散發出惡臭。我生怕錯過我的母親，總要一一去翻看。許多天了，漁民也厭了，碼頭工人感於我的孝情，勸我別找了，根據他們的經驗，武漢下水的這時早該在此出現了，要沒見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錨掛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帶出了江灣，那就永遠找不到了。我最後還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漢，母親終於仍是一去無跡。而兩個姐姐則同時找遍了所有的親友寺廟，我們終於徹底絕望。

“鑰匙就在陽光裏”

整整十年過去了，秋水長天，物換星移，我們姐弟的隱痛和歉疚卻從未平複。我們在一起相聚時，基本也盡量回避這個話題，誰都知道心上的創口還在暗夜滲血。

兩個平民姐姐多少還有些迷信，早幾年聽說哪個神人，總要去花錢請教母親的下落，並按所謂的高人指點去再做徒勞的追尋。又或者聽某位故舊傳言，在某處曾見疑似母親的老人，便又要去打聽，然後牽出萬千餘痛。隻有我相信母親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剛烈決絕，一生對我們的摯愛，在那個艱難勉強的時刻，她絕對會選擇尊嚴而從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來喚起我重新上路，來給我一個無牽無掛的未來。

一個68歲的老人，在經曆了她坎坷備盡的生涯後，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長江。那時水冷如刀，朝陽似血，真難以想象我柔腸寸斷的老母，是怎樣一步幾回頭地走向那亙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後的回眸可曾老淚縱橫，可曾還在為她窮愁潦倒的兒女憂心如焚。她把她的神聖母愛撒滿那生生不息的浩蕩之水，然後再將自己的蒼老骨肉委為魚食，這需要怎樣一種勇毅和慈悲啊。她艱難的一躍轟然劃破默默秋江，那慘烈的漣漪卻至今蕩漾在我的心頭。

1995年的冬天，我為母親砌了一個小小的衣冠塚，邊上同時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親的灰燼，然後我隻身踏上了漫遊的不歸路。

1996年我責編了第一本書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紀念他母親的長詩《祈禱》，他不斷回旋的一個主題就是他母親最後的遺書——

鑰匙在窗台上，鑰匙在窗前的陽光裏。

孩子，結婚吧，不要吸毒。鑰匙就在那陽光裏……

讀到此時，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聲，仿佛沉積了一個世紀的淚水陡然奔瀉，我似乎也看見了我母親在陽光下為我留下的那把鑰匙……

本文摘自《鄉關何處》/野夫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