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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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簡曆
沈睿，學者、教授、作家、詩人、翻譯者。1982年3月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係本科。1994年赴美留學，在美國俄勒岡大學獲得比較文學碩士、博士、婦女研究證書等學位，現為美國莫尓豪斯學院教授。著有《假裝浪漫》《一個女人看女人》《想象更美好的世界——美國社會觀察筆記》《荒原上的芭蕾》等著作，譯有《激情的政治》等。
1976年7月27日，唐山大地震的前日，盛夏酷熱。我和七八個同學打好行李，搭車到了順義縣城。在縣城，我們把行李背上，向30多公裏外的一個山村行軍。
我們還在文革之中，雖然已近尾聲，可是我們並不知道我們是在革命的尾巴裏。我們沒有預看到毛澤東和他的時代都很快就會過去。我們成長在文化革命時代。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們上小學一年級。時代造就了我們。
那天，我正好第一天來月經，小腹揪扭著痛，腰酸腿軟，難受得直想趴下。可是，“時代不同了，男同誌能辦到的事，女同誌也能辦到。”在這種信念的鼓舞下，我咬著牙，精神昂揚地走在前麵。
我成長在相信男女都一樣的時代。報紙上，廣播裏，課本上我們學習的都是男女平等的理論。具體怎樣男女平等，在那個時代看來，平等就是一樣，就是女性也可以做通常是男性做的工作，就是女性具有通常認為是男性的性格，就是女性也穿男性的服裝。男女一樣，就是我們理解的男女平等。
在這種時代成長，我天然地相信男女平等。在任何事情上，我都沒有認為自己比男孩子差。而事實上，我幾乎比我認識的任何男孩子都強。那天的行軍，就是我自強的證明。我不但可以跟男孩子一樣行軍，還可以比他們更吃苦，更有毅力和頑強。
那晚我們留宿在燕山腳下的一個鄉村。我們的目的地第二天才能到。第二天的黎明就是震驚世界的大地震。在地動山搖的霎那，我以為是山上的水庫決堤了。我感到從地下滾滾湧來的像洪流奔湧的波動。在黎明的微光中，我被地動山搖搖醒，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短暫，來不及想。
等意識到是地震時，地震已經停止了。住在不同的老鄉家的同學們大聲地彼此呼喚，跑來聚集在一起。哪裏地震了？不知道。怎麽回事？不知道。
那還是電視時代之前。我們這七八個同學裏還沒有一家有電視。何況在一個無名的小山村裏，沒有電視，沒有廣播。我們對外界一無所知。我們卻沒有猶豫，堅持繼續向小山村行進。我們都年輕，我們都被革命的理想主義激情燃燒著。 又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到達目的地的時候，膠皮的月經帶已經把我的大腿內側都磨破了，疼痛難忍。但我沒有吭一聲。我為自己自豪，覺得自己比堅強本身還堅強。
今天回憶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象征意義。那就是我們那一代人成長的縮影。相信男女都一樣。就是女孩子也有一個強烈的、堅強的自我：像一個想象中的出色的男孩子一樣。
在這種意識形態裏長大的我，1978年3月上了大學，成為文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大學期間，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和他有了第一次性經驗。就在畢業前夕，我突然發現了他的欺騙和背叛。在震驚與恐懼之中，我決定和他分手，卻沒有分手成。他的父母來到學校懇請我原諒他。我哭著給父母寫信，不知該怎樣做好。我的父母來信也說應該原諒他，因為一個男孩子花心並非不正常。
他的父母說，浪子回頭金不換。我還不到二十三歲，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從來都是一個好女孩。我同時為自己不再是處女感到恐懼。我原諒了他。
武漢大學中文係77級畢業照
我站在恐懼與羞辱中不知所措。大學畢業五個月，就結婚了。一年後，孩子就出生了。從此我的生活如同千萬個中國城市女性一樣，不但要天天上班，還要帶孩子，做家務。我不知道還有別的生活方式。我身邊的每個女性都是這樣生活的。
但是，這種生活讓我喘不過氣來。有什麽東西一直壓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身上，那就是我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生活的重負。那是一個女人的生活的重負。在辦公室裏我要同其他男性一樣，沒有人因為我是女人而原諒我工作失職。
在家裏我要帶孩子，做家務。丈夫並非不幫忙。可是他是幫忙的，主責天然是我的。每天從孩子一睜眼，到孩子睡覺，我忙得根本沒有功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天早上，我騎車先送孩子到幼兒園，然後上班，看到路上很多人看我，我不知所以然。直到有一個人大聲地衝我喊：“你臉上怎麽了？”我停下車，摸摸自己的臉，看到手套上全是麵霜，才明白我忙得把擦臉油放在臉上但是沒顧得抹在臉上。
我很想繼續上學，去讀研究生。可是我沒有時間複習功課。我的善良的婆母對我說：“你幹嗎要讀書呢？你能讀出什麽來呢？你有丈夫兒子，你丈夫讀書不就很好了嗎？”
我們結婚三年後，他來北京在《詩刊》借調上班。他是詩人，讀書是他的天職。我是女人，雖然我也一樣大學畢業，但是，我的“天職”是做妻子和母親。
那個時代，報紙上也時時刻刻在宣傳男人為“四化”做貢獻，女人為男人的成功做貢獻，當好賢內助。記得有個電影叫《鄉戀》什麽的，其中的女主人公在電影中隻說一句話。她對她的丈夫說：“我隨你。”報紙一片歡呼，認為這是中國婦女的楷模。
可是我還想上學。1987年冬天，我沒有讓單位知道，偷偷地報考了北師大的研究生。考試是過完春節後的二月份。可他邀請了他的全家來北京過春節。理由是我們剛剛有了一間房子，他的父母還從來沒來過北京。
我請求他說：“能不能明年再請你的家人來？今年我要複習功課。”他沒把我要考試的事情當回事。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四口與我們三口人住在一間二十平方米的房間裏過年。我哪裏有可能看書？更糟糕的是我又懷孕了。
我擔心如果告訴單位，單位會因為我破壞了計劃生育指標而生氣，所以我一個人騎車去宣武醫院做了人流產，又一個人騎車回家，一天之後就上班了，沒有向單位請假。
丈夫沒有送我，也沒有接我。對他來說，看書比送我接我去做人流要重要得多。我研究生沒有考上。他得意地說：“我知道你就考不上。”
我們那時住在北京琉璃廠旁邊的一幢古老的房子裏。我們的隔壁鄰居是一對工人夫婦。妻子是一個善良熱心的人。我們剛搬來的時候她給我很多指點。搬來不久，聽到他們吵架。聽到妻子在樓道裏尖叫著亂跑。
我聽著聽著，忍不住了，出去拉架。看到妻子血流滿麵，血滴答著，濺在她的鞋襪上。那個丈夫跳著腳地又打又罵，罵自己的老婆是“二婚頭”。原來他們都是第二次結婚。
我忍不住抗議：“你不是也是第二次結婚，憑哪條罵她？”他卻自得地說：“男人結多少次婚都沒有關係，女人讓人破了身，還有誰願意要？我要她就不錯了。”
現實生活和我所相信的男女平等的理想相差如此之遠。我不知該怎樣解釋這一切。我隻恨自己生為女人。
暴力居然出現在我的生活中，讓我深深恥辱。一次丈夫把我珍藏的毛澤東的像章，不經我同意就送給一個外國留學生。我不高興，從那個留學生的中國女朋友家出來，我抱怨此事。他在大街上再次大打出手，我的鬢角至今還有一個傷疤。
1992年的春天，英國漢學家艾華來北京做研究，住在民族飯店。我對艾華和她的工作一無所知，隻知道她是一個漢學家。那時丈夫已去了英國，就介紹艾華來找我。
艾華來了，她說她是做社會學研究的。我的家那時在西單大街路北的白廟胡同，離民族飯店很近，所以艾華天天都過來，我們就整日地聊來談去的。慢慢地我看到艾華在做的事情。比如她喜歡收集報亭裏的各種雜誌，特別是那些俗裏俗氣的帶女性封麵的雜誌。
我不明白她在做什麽，問：“這些難道也是你做研究的材料嗎？”艾華點頭，解釋說她正在寫一本書，關於中國的性別構建，特別是解放後的性別構建過程。我聽了，不知道艾華在說些什麽，隻是點頭，表示尊重。我那時以為研究是很神聖的，不明白那些通俗雜誌有什麽可值得研究的。
艾華跟我談得更多的是生活本身，比如孩子家庭和男人等等。艾華比我年長幾歲，沒有結婚，和一個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時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正努力創造第二個孩子。這是我第一次與一個西方的女學者天天泡在一起。我觀察她，對她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奇。
我對她沒結婚並不覺得有什麽新鮮的，因為那時我已經從報紙雜誌上得知，西方的很多女性都是不結婚的。我的幾個美國來的英文老師也都沒有結婚，所以我誤以為西方人不結婚是正常的。所以跟艾華談及婚姻的時候，我就說到這個。
艾華大笑， 糾正我說：“不是的，西方的主流社會女性也是以結婚為主的。大多數女性還是選擇結婚的。”我聽了後覺得很奇怪：“真的嗎？那你為什麽不結婚呢？”艾華聽了我的問題，變得嚴肅起來，說：“任何男女在一起都會構成一個權力關係。任何一種權力關係都不會是真正平等的。我追求真正的平等，所以選擇不結婚。”
我聽了，愣在那裏了：“權力關係？男女在一起一定會有權力關係嗎？”我不明白。“當然。其實任何人在一起都有一定的權力關係，比如家長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等等，都構成權力關係。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 幾乎無處不在。”
艾華的幾句話震動了我。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夫妻或男女的關係，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艾華走了後那晚，我一個人久久地沉浸在艾華的話引起的震動之中，我覺得艾華說得那麽對，我可怎麽從來沒想過呢？
我那時已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在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裏作編輯，也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可是從來還沒有人能用一句話把我一生感覺到的東西，男女之間的關係和權力的不平等，說得這麽清楚。
艾華第二天來了。我們繼續聊天，我窮追不舍，不停地問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想法是哪裏來的？”艾華談到女權主義運動和思潮，還說到福柯。
對女權主義我略有所知。1989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翻譯出版了瑪麗·伊格爾頓編選的《女權主義文學理論》，北京大學也於1992年出版了一本由張京媛編選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這兩本書我都有，也讀了，可是沒有讀懂。
前者翻譯的是一些短篇的文章，是直接從英文的一個選集翻譯過來的，文章雖短，我看了，很多都不明白。後者是張京媛自己編選的理論文章，有的翻譯得很出色，也容易懂，比如埃萊娜·西蘇的文章《美杜莎的笑聲》，我讀過很多遍，明白她號召女性拿起筆來寫作，可是，她的詩意的語言，破碎的句子，還是讓我如墜漫天大霧之中，不明白她到底要做什麽。
1992年前，中國大概隻出版過這樣兩本女性主義的書。我讀過，卻沒有讀懂。我那時遇到不明白的理論，就想自己大概天生不是念理論的腦袋。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女人，大概感情豐富，理性不足。那時，丈夫多次對我說：“你是哲學的天敵，永遠也不會理解理論。”
我相信他，我天生就不是理論的材料。我看不懂理論。
我對艾華說自己對女權主義理論感到害怕，因為我讀不懂。再說，女權主義有什麽用呢？中國女性已經不是已經很有權了嗎，難道還需要更多的權麽？艾華對我說的，並沒有表示不讚成。她隻是問我讀過什麽。我期期艾艾地談到這兩本書，並把他們從書櫃拿出來給艾華看。
艾華看了看，說：“你應該多讀一些，僅僅憑這兩本書，還是不夠理解女權主義，我會給你寄一些書，希望能對你有用。”
幾年後當我讀過一些女權主義理論書後，我才意識艾華當時的平靜是多麽可貴。而我當時是多麽的無知。無知者無畏。因為無知，我就敢說女權主義理論在中國無用。
艾華說的女權主義那麽清楚易懂，就是我的生活和感覺。可是在接觸女權主義之前，我一直以為理論是抽象的，與生活現實沒有關係的。好像任何與生活有關的東西都不會高貴地成為理論。而艾華的話，她所闡釋的理論，像一副眼鏡，用這副眼鏡，我突然看清了現實，看清了我自己的生活。
這副眼鏡，艾華隻是給我看了一眼。 我想知道更多，更多，我想獲得這副眼鏡，我渴望學習這種理論。
1993年春艾華又來了，說她的書已經基本寫好了，再來核實資料。我還是不太清楚艾華到底寫了什麽書。1997年艾華的書《中國的婦女與性：1949年以來關於女性性行為和社會性別的統治話語》出來後，我那時已經在美國，一個下午就把她的書讀完了，我才知道她來中國到底是做什麽來的！
1994年的秋天，我把十一歲的兒子留在國內，一個人向美國飛去，去留學。第一個學期我選的課全是與女權主義有關的，“女權主義理論與發展史”“女權主義文學批評閱讀”。婦女研究係的主任問：“你為什麽要學女權主義？”我回答說：“因為我是一個好女人，好妻子，好母親，好女人，好姐妹。我想理解為什麽我成為這樣的女人。我想理解女人。”
在中國，女性的很多基本人權還沒有實現。僅僅是性別的不同，很多女孩子生下來就被家裏拋棄；就沒有機會求學；就沒有權利決定自己的身體，性的特權主要還掌握在男性手裏；在工作提升，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方麵，女性還是次要的一性。甚至國家工作人員，女性的工作權利由於國家的硬性規定也比男性少五年。
雖然在中國，由於特殊的政治曆史環境，英文的feminism被翻譯成了“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性別立場。但是我堅持使用女權主義，因為我認為feminism是爭取女人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和權力的一種思想。
而女權主義這個詞讓很多人很反感。那時與我還在一起的丈夫，從來不屑讀任何女權主義的書，就常常鄙夷地說，“你們女權主義者，就是喜歡開訴苦大會，訴說自己的種種受壓迫。”
他時時刻刻都表示很看不起女權主義，因為女權主義太個人經驗化，直接聯係到個人的生活，不像其他的主義，都抽象，都難讀，都形而上學。在他看來，女權主義是如此具體和每一個人的生活相連，就失去了作為一個主義的“高貴”。
我不懂他的邏輯。對很多人來說，理論好像得是抽象的，與現實無關的，似乎是一種超人的特權。我暗想，如果一種社會理論脫離個人經驗，脫離現實（現實是通過我們個人經驗存在的），那種理論，到底對人類有什麽意義呢？
女權主義理論的真正意義就是因為這種理論談的是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個體的存在在性別造成的壓迫和不平等的製度中的位置，是女人生活的經驗，和在經驗表象下的社會機製和結構，意識形態的各種作用。女權主義從個人經驗出發，達到對社會，曆史，意識形態等等本質的認識。從個人經驗，個體存在出發，是女權主義的分析策略。正如女權主義響亮地宣稱：“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1998年我在國內，幾個所謂詩人名流正在吃飯，就順便把我邀過去了。席間酒水杯盞之間，某位心懷莫名其妙的目的人突然說：“沈睿現在是女權主義者了！”本來是熱熱鬧鬧的吃喝玩樂突然安靜下來，席間有三四位女士，看得出來她們與這些名流都有特殊關係，也都以有距離的目光看著我，好像我突然成了階級異己。
那位據說是中國的葉塞寧的詩人突然站起來，大聲宣告：“女權，什麽女權！女人永遠不可能有權，因為她們永遠得在下麵。”他很得意，似乎說出了真理。
這種赤裸裸的性暗示，在酒醉微醺之後，也許不是過於粗俗，但是何其太雅！我覺得悲哀，悲哀的是某些中國知識男性對女性理解的淺度，對他們自己理解的淺度，甚至對人類美好的性生活的理解的淺度！
我忍不住說出了我一生最為公開的對性的觀念。我平淡地說：“女人隻能在下麵嗎？那你的性生活也太單調無聊了。”
中國的葉塞寧或許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話，激動地拍桌子大叫：“難道女人可以在上麵嗎？難道可以嗎？”
我說：“你沒聽說過台灣婦女的口號嗎？不要性騷擾，要性高潮。”我左右環看，那席間的女性都很鄙夷地看著我。
台灣女性的立場是女性的性主動權。女性不僅僅是男性的欲望對象，女性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可是麵對這些無法說通的人，我離開了，覺得實在說不下去了。
正是這些經驗使我進一步走向女權主義。我決定不僅要研究女權主義，還要拿一個婦女研究的學位。2001年，我獲得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學研究證書學位。這是一個類似副碩士學位的學位，是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係頒發的最高學位。
2001年6月16號，我特地回到俄勒岡大學，參加婦女研究係的畢業典禮。在美國我得到了碩士、博士學位，但是我都沒有參加畢業典禮。可是我特地去了婦女研究這個學位的典禮。因為對我來說，這個典禮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那天婦女研究係共有二十多位本科生、六位研究生取得學位。典禮上，係主任請每個人談一談你為什麽選擇婦女研究為專業。我坐在人群中，心潮起伏。我想到自己作為女兒、妻子、母親的四十多年的生活，想到中國的女詩人伊蕾，那位以寫《獨身女人的臥室》而聞名的伊蕾。
我跟伊蕾並不熟悉。我們隻見過幾麵，連朋友都算不上。1990年的冬春，伊蕾不速來訪。我當時並不知道她的人人皆知的故事。由於丈夫還沒到家，伊蕾和我有了單獨相處的一兩個小時。伊蕾對我講了她那時的丈夫，某作家因與什麽少女有關而犯罪的事。伊蕾一邊說，一邊哭。我問她為什麽不離婚算了。
伊蕾說，她不想離婚，“是多麽難找到一個男人！”我聽了後，默然。這就是我們這些男女平等思想中長大的女性的命運嗎？伊蕾歎氣：“沈睿，我三歲的時候就老了。”伊蕾就這樣離開了中國。
1995年夏天我回國去看孩子。伊蕾也正從俄國回來，正好來我家。當時的什麽小報說她正在做生意。我問及她的生活，她說那些謠傳都是胡說八道。她的確在努力賺錢，一個獨身女人要養活自己啊。她開著玩笑。
她問及我在美國做什麽。我說我在學女權主義。不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學下去，因為沒有獎學金，可能就學不了了。
伊蕾一把握住我的手說：“你一定要學下去！我賺錢給你去學習，沈睿你記住，你不是給你一個人學的。你是為我們所有人去學的。”伊蕾的手突然緊緊地抓著我的手，她抓得那麽緊，我感到她的手的壓力和她的語氣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個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岡大學婦女研究係典禮上，接過了我的證書，講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別，我從來沒有和伊蕾聯係過。那刻，我站在那裏，呼喚伊蕾。我說：“伊蕾！我得到證書了！伊蕾，你聽到了嗎，我拿到證書了！我是為我們學的！”
回顧上三十年中國女性的精神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識女性從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權主義。我們幾乎都是個人出發的，個人的經驗構成了我們精神曆程的基礎。我們從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們與男性一樣。
本文作者沈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