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均，馮友蘭的妻妹，孫維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蘭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孫維世為何被養父周恩來親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段時間她經曆了怎樣的煎熬？在監獄裏又是怎樣被非人折磨？蘇聯期間，有婦之夫林彪又是怎樣苦苦追求孫維世的？與孫維世無話不談的同齡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許更有發言權。任均晚年在口述回憶錄《我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寫）一書中，罕見披露孫維世不為人知的往事。
任均和維世（左）在少年時代
孫維世是我二姐任銳的女兒，我的外甥女。她父親是孫炳文。從幼年時候第一次見麵，到“文革”開始後最後一次見麵，我叫過她的小名“小蘭”，也叫過她的學名“維世”——這都是她的名字，她卻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雖然我長她一輩，卻隻比她大一歲，我們倆是從小一起玩兒的最要好的朋友。維世小時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還是在我父親外出做事的住宅，維世都來住過。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們都大我許多。她們跟我玩兒，都是哄著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夥伴兒一塊兒好玩兒。而且姐姐們常不在家，我覺得悶。維世生性活潑好動，她一來，我就特別高興。兩個小女孩兒，一會兒悄悄地商量這商量那，一會兒就撒了歡兒地瘋跑瘋玩兒。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時候，我也隨父親住在那裏。我雖然是維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維世的哥哥寧世（孫泱）、濟世還小幾歲。因為寧世最調皮搗蛋，自然就成了這群小孩子的頭兒。於是，我、維世、濟世，就都跟著寧世跑這兒跑那兒地玩兒。那時我五姐在北京上學，也住在那兒，她身體不好，喜歡安靜，最受不了寧世的淘氣。二姐後來告訴我，那會兒，我五姐有病時，隻要一聽到寧世的腳步聲，心裏就難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寧世有多淘了。誰也沒想到，寧世後來能變得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做過朱德同誌的秘書，當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一次，孩子頭兒寧世帶領我們偷偷溜出去，到街上買東西吃，被我父親發現了。我父親——維世他們的外公——生氣了，厲聲說：“你們在街上亂花錢亂吃東西，一點兒規矩都沒有！這還了得！都給我跪下！”於是，我這個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寧世、濟世、維世一起，在屋外走廊裏跪成一排。父親罵孩子最愛說“狗東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們一起成為跪在那裏的“狗東西”，聽我父親教訓，誰也不敢動。我很小的時候，父親曾在陝西做事，帶我在西安住過。姐姐們都不在，也沒有別的小孩兒，我隻好自己想辦法玩兒。大人們都睡午覺了，我就拿根棍兒挑著個什麽東西，前院後院地跑來跑去，玩兒出一身汗。但還是悶得慌，就老想維世，想讓她來跟我一起玩兒。我整天跟母親喊：“沒人跟我玩兒！沒人跟我玩兒！”母親隻能笑，拿我沒辦法。想著想著，有一天，維世真來了。那天，我看見從門裏走進來的人群中，有一個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蘭！我太高興了——又有人跟我玩兒了！1930年代在開封鐵塔下。右一任銳，右二任均，左一孫維世在西安的時候，有段時間，父親請了位教師，來家裏教我和維世讀書。開始，我們還覺得新鮮，沒兩天，就坐不住了。我們倆不想念書，想出去玩兒，就悄悄商量逃學的辦法，怎麽能不讓大人們找到——那時我們常悄悄商量事情。我們不懂得走出院子去，隻是在前院後院找地方躲藏。找來找去，找到一處席棚，下邊有個破洞，裏麵可能是個臨時廚房。我們倆特高興，就往那洞裏鑽。鑽進去，倆人並排，頭朝裏呆著不動。聽見大人使勁兒喊我們，我們就捂著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這下兒誰都找不到我們了。可是沒一會兒，就聽見跟了我父親一輩子的隨從田興仁喊起來：“看見了，看見了，在這兒呢！”原來，我們倆的四條小腿、四隻小腳，都在席洞子外麵露著呢。田興仁哈哈笑著，抓著我們倆的腳，把我們拽了出來。父親的這位隨從田興仁，一直跟隨父親。我母親在新蔡縣給他娶了媳婦，我管他媳婦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後來田興仁死了，田嫂改嫁給我大表兄的兒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興仁把我和維世拽出來後，送到老師那兒。沒辦法，我倆隻好坐下，接著念書。維世的父親孫炳文犧牲後，我和維世都曾在開封上小學。我父親那時在開封萬壽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遠一拐彎，就是龍亭、潘楊湖，我們常去。我在開封省立第二小學時，維世在另一個學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們倆睡在一張床上。維世從小就喜歡學藝術明星的動作，一高興，就叫我說：“六姨，你看。”然後對著鏡子擺姿勢，比劃來比劃去的，學得可好了。兩個小女孩兒，一個管另一個叫“六姨”，想來有趣。從小我就管維世叫“小蘭”，可是維世隻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我們倆學人家明星，把圍巾圍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來蹦去地玩兒。每天晚上都特別開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裏我醒來，覺得冷，發現身上沒蓋著被子。扭頭一看，維世沒了。床上隻剩了我一個人，被子也沒了。我就喊：“小蘭，小蘭，你在哪兒呢？”喊了半天沒應答。我爬起來找，才發現，原來她睡在地上了。她裹著被子，從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沒摔醒，還睡得很香。長大以後，我每說起小時候這件事情，維世都哈哈大笑，說：“六姨你再給我講講。”到念中學的時候，我們倆不在一地兒念書了。我還在開封，維世卻由我三姐夫馮友蘭資助，進了北京的貝滿女中。我也有一段時間到北京念書，和維世一塊兒在北京。那時我三姐家有塊紅地毯，維世特別喜歡，一去就讓我跟她一塊兒，光著腳在上麵跳舞。她還學著指揮唱歌，我們一起唱：“雲兒飄，星兒耀耀，海早息了風潮……”維世那時看電影看得多，喜歡表演。我其實也挺喜歡文藝的，但接觸多的隻是戲曲。後來我又回到開封，進了一所教會學校靜宜女中。1934年底，二姐任銳帶著我和維世一起去了上海，我們倆住在一個亭子間裏。本來，二姐是想把我們送進學校繼續讀書，可是我們倆想學表演藝術，二姐就找地下黨的人幫忙，帶我們見了一個人，把我們倆介紹到天一影片公司東方話劇社學習。天一公司在徐家匯，二姐帶我們找到那兒，我倆的吃、住、學，就都在那公司裏了。安頓好後不久，我們就找不到二姐了，隻能等她隔些天來看我們一趟。後來才知道，她那時做著共產黨的地下工作，正趕上有一個人叛變，二姐就搬家了，搬來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兒，我們不知道，隻能等她來找我們，不能我們去找她。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照片。左起任銳、孫維世、任均在東方話劇社，我和維世假裝是姐妹倆，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維世叫李琳。那時天一公司有個吳麗珠，她的小女兒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個小小的銅製圓墨盒。那墨盒我有兩個，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麵刻著我的名字。我和維世來學習的這個班，由吳麗珠負責，一共就十幾個學生。但是請來了當時的著名導演萬籟天給我們上課，講表演等。那時，不少新文藝工作者到那裏去，我和維世見到好多人，有崔嵬、王瑩、左明等。江青那時候叫藍萍，也來給我們講過課。她來時，手裏拿著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隻手托著下巴照的，送給我們每人一張，正麵都有她自己的簽名“藍萍”。左明也給我和維世送了照片，上麵各寫著送給李露、李琳。學習期間，天一公司還組織我們觀看了王瑩、顧而已、葉露茜、藍萍等演的話劇《欽差大臣》，藍萍在裏麵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課程完了後，因為天一公司的電影在南洋有些影響，吳麗珠就想帶我們去南洋發展。但二姐不同意，我們就沒去。1935年秋，我隨二姐回了開封，繼續上學，後來又去北京上學，同時學點兒鋼琴和京劇。維世進了上海的聯華公司，演了電影，成了初露頭角的明星。再見維世，就是在延安了。父親送我剛到延安時，我們住在統戰部招待所。二姐和維世都在馬列學院。記得有人領著父親和我去馬列學院找她們，半路上，老遠見到了正要來看我們的二姐和維世。我們高興極了，擁抱在一起，一塊兒回到我和父親住的地方。當時我剛到延安，需要趕快安排。那時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軍政大學。大家接受了維世的建議，讓我不進抗大，而是直接考魯迅藝術學院。我便去了。魯藝考試的老師是姚士曉，他讓我讀了一段兒丁玲的詞，還讀了一段《順民》的台詞，並且帶表演，就錄取我進了戲劇係。父親離開延安後，我就住到魯藝去了。維世和我二姐當時在延安的馬列學院母女同學。那段時間，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維世就見麵。平時，我沒事兒的話，一有空兒也去她們那裏。那時魯藝離馬列學院就三四裏地，一會兒就走到。就像小時候一樣，我跟維世什麽都聊。她常給我說些外麵不知道的事，各種各樣的。她不喜歡江青，也跟我聊。那會兒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對她挺客氣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約她，她都不去。因為來延安前在上海時，維世還小，我二姐就不讓維世和藍萍來往，怕維世學壞。她們知道江青的事兒太多了，覺得那人品質不好。所以，江青後來才非要置維世於死地。再加上一個葉群。如果在蘇聯林彪不追維世，恐怕也沒有葉群害維世的事情了。維世找對象，總是想找一個能在一起共同搞事業的，有共同語言的，不願意找一個政治首長，讓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時，就有一個領導找我二姐，想娶維世。二姐說，孩子還小呢。維世知道了，當然也不願意。林彪在蘇聯追維世追得厲害，但維世就是不願意嫁給首長。林彪臨回國時還說要等她，回來以後跟葉群結婚了，但心裏沒忘記維世。結果葉群吃維世的醋，吃得厲害，所以也要讓維世死。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魯藝做女生生活指導員，大家都不喜歡她，後來她就到馬列學院去了。那時常有人背後議論她30年代那些緋聞。我進魯藝的時候，已經是周揚的夫人蘇靈揚做指導員了。我聽二姐講，江青在馬列學院也不招人喜歡，有時大家在窯洞裏聊得正高興，江青進來了，大家就都不說話了。江青站了會兒，見沒人理她，悻悻地說：“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轉身，出去了。我覺得挺可笑的。王一達跟田方、甘學偉、張平、張承宗他們一起在魯藝實驗劇團時，劇團曾準備排練俄國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達等幾個人參加排練，劇團請江青來演女主角卡傑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塊兒對了好幾次詞兒，江青也認真領會了劇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說，毛主席不讓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沒了，這戲就擱置了。一達他們就開玩笑地“敲竹杠”，讓江青請大家吃了頓飯。在延安時，大家都說江青腳趾頭是六趾，但誰也沒見過。不過她穿鞋絕不露腳指頭。連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滿滿的，再用紅繩子裝飾起來，不露腳趾頭，還挺好看。我最早接觸江青，就是跟維世一起在上海學習那次。到延安後，江青老看我們的戲。不過跟她也隻是認識而已，沒什麽來往。她那時挺熱情，有時在路上碰見，就招呼說：“任均，有時間到楊家嶺來玩兒嘛！”因為平時沒什麽接觸，心裏也並不喜歡她，所以我也就沒去過。維世在馬列學院也演戲，我還去看過。我到後台去找她，看見在劇中演丈夫的同誌開玩笑說維世：“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兒！”我那時雖然喜歡演戲，但我知道我的個頭、形象等等條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適合演戲。可那時沒人，隻要你一哼哼調子，人家就覺得你會。後來我就服從組織分配，畢業後到了魯藝平劇團演戲。其實我哪裏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戲劇功夫。我隻是到延安前票過一出半戲，學過點兒。以前家裏有留聲機，有些京劇唱片，我手搖著給留聲機上弦，聽過一些，唱腔都是從那裏學的。在延安時，觀眾真給鼓掌歡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維世不一樣，她不光是條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經演過電影了。在延安，維世演過一個戲裏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後來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1939年，是延安很艱苦的時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維世都還年輕，饞得厲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維世費了好大勁兒，求人搞到了一點兒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們倆特別興奮，因為那點兒大米太珍貴了。我們一起給她媽媽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沒見到大米了，聞到大米粥的香味，我們倆都忍不住想嚐一嚐，就一人嚐了一小勺。嚐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嚐。我們就又一人一勺。然後，我們說“最後一勺”，便細細品嚐，竟停不下來。一會兒，我們發現，一碗粥隻剩半碗了。我們互相看看，笑了起來，趕緊給二姐端過去。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時間不長，二姐和維世就都離開延安了。二姐從延安去重慶大後方工作時，我和維世一塊兒去送。戰爭年代，每次分別，都不知道何時再見。我們流著淚送二姐上了汽車。二姐說：“別哭了，我不久就會回來的。”目送二姐遠去後，維世跟我約好，下周日她去我那裏再聚。沒想到，第二天維世也走了。維世走的時候我不知道，她媽媽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個周末我沒出門，隻等維世來聚，可是沒有等到。那時也沒電話什麽的，不知道她為什麽沒來，隻以為她是有事情絆住了。又過幾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從新疆托人帶來的信，非常奇怪。打開一看，才知道她已經離開延安了。二姐離開了，維世突然間也走了，我心裏空空蕩蕩，非常難過。我便把這封信仔細收了起來，就像珍藏友情，珍藏親情。我自己也沒想到，維世匆忙之中寫的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多年：親愛的六姨：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媽媽走的第二天早上就這樣匆促的離開了你，這個原訂的來看你的星期日之約也不能趕到，我想你一定在那裏焦急地等待著我！六姨，分別了，工作是由組織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暫時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話，我一定不會忘記給你寫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萬不要難過。送別媽媽時，我們倆的眼淚都是不該流的，我願望你是又快樂又健康。見麵並不是困難的事，我們應該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學習！
還賬零用後，錢還有多，這五塊錢帶給你用！媽媽處我已有信及電報給她，她的通信處：
“重慶，機房街70號，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你有工夫多寫信給她！不盡，匆祝
努力與康健！
友梅
後來維世告訴我，那天，周恩來副主席要去蘇聯治療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臨時她也想去，周說那要請示毛主席批準。維世當時就跑去請示毛主席，主席簽字同意了。維世就上了飛機。飛經新疆落地時，她抓緊時間給我寫了這封信，信裏還夾帶了五元錢。維世的原名就叫“孫維世”，也叫過“任友梅”，在蘇聯時叫“孫克英”。她沒叫過“孫光英”。維世去蘇聯了，我在延安，一下子遠隔萬裏，不通音信，讓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門，在路上遇到原魯藝同學田民。他說：“任均，我帶來了周副主席給你的信！”我知道他愛開玩笑，不信，說：“周副主席給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遞給我，說：“你不信？拿去看！”我接過來一看，信封是墨筆直寫三行：“煩轉 / 任均同誌啟 / 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親筆字。我忘了對田民說句“謝謝”，急忙拆信。周恩來副主席的信是：任鈞同誌：
穎超同誌走前本想和你一談任銳同誌在渝及維世在蘇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願。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戲，讚佩不已！
你有什麽東西或信要帶給任銳及維世的，我可給你轉去。維世在蘇常談到你。星期日有暇，請來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禮！
從周副主席的信裏能看出來，二姐和維世都挺好的，我心裏很安慰，很高興。但沒聽鄧大姐談情況，錯過一個能知道二姐和維世詳細情形的機會，我又很惋惜。記得我第一次見鄧大姐，是去馬列學院看二姐的時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著，遇見一個和藹的女同誌，比二姐矮點兒。二姐站下，跟她有說有笑，然後給我介紹說，這是周副主席的愛人鄧穎超同誌。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後，我曾叫我的魯藝同班同學王思真陪我去趟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兒，她不去。沒人陪我，我也就沒去。但我常想，維世在異國他鄉，現在什麽樣子了呢？周副主席這封信，我保存了下來，後來國家博物館收了複製件。2016年9月，我把原件捐給了喬兒溝的魯藝紀念館。那時候，喬兒溝那裏開始建設規模很大的延安文藝紀念館了。二姐調回延安工作後，我常去楊家嶺找她。一次去楊家嶺，我路過任弼時同誌的窯洞時，正碰見任弼時同誌走出來。他問我：“任均同誌，你去哪兒呀？”我站下，說：“我去我姐姐那兒。”任弼時同誌也站住，熱情地跟我說起話來，很關心地問長問短。說話間聊到維世，他問我：“維世在蘇聯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嗎？”我說：“我沒有。”他說：“我給你！我有好幾張呢。你等等。”他轉身回窯洞裏去，我在外麵等他。過一會兒，他拿了一張維世的照片出來，說：“這是維世給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張維世在蘇聯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興極了，看來看去，一個勁兒地謝謝任弼時同誌。 那時候，二姐也給過我一張維世的照片。那是維世在蘇聯時跟林彪夫人張梅的合影，是她從蘇聯寄給母親的。張梅同誌是陝北人，很漂亮，人稱“陝北一枝花”。她在陝北嫁了林彪，陪著去蘇聯養傷。維世在照片背麵寫：“媽媽：這是林彪同誌的老婆。她年紀也不大，會唱陝北歌’……你媽媽打你對你哥哥說……’哈哈！”看著這照片，讀著維世嘻嘻哈哈寫的字，一個歡蹦亂跳的維世就好像來到了我眼前。沒想到的是，維世在蘇聯一呆就是六七年，經曆了蘇德戰爭，也千辛萬苦的。那段時間，她學習戲劇，接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體係教育，這為她後來從事戲劇導演工作奠定了基礎。後來維世回國，從東北到了北京。胡宗南進攻延安前，她回到延安，在當時的中央管弦樂團，跟金紫光一起導演了一個歌劇《藍花花》。那時我已到了晉綏邊區。1948年的一天，我碰見瞿秋白同誌的夫人楊之華，她告訴我，前段時間維世和我二姐都在柳林的三交鎮參加搞土改。二姐身體有病，維世就陪著她離開了。真可惜，我沒見到她們，不知道她們上哪兒去了。1940年初，孫維世在莫斯科與周恩來、任弼時等合影。前排左起孫維世、鄧穎超、任弼時、蔡暢。後排左起周恩來、陳琮英、張梅1946年冬孫維世自蘇聯回國後從東北去延安，路過北平時在雍和宮前遇羊群留影維世的摯友、林伯渠同誌的女兒林利，留下了一封1947年底維世寫給她的信。維世在信中說：“我現在在三交，你翻開地圖一看，就可以找到這黃河邊上的小地方，這裏算是晉綏的烏克蘭……我就在三交一分隊工作。”她說：“差不多每星期我都回去看媽媽，她離我隻有五裏路。”二姐那時真是和維世在一起，在柳林。我離她們有幾百裏地，不知道她們在那兒。維世那時候心情很好，高高興興，她在信裏對林利說：“星期日的清晨，我穿過山上的小路，過著河上的獨木橋，愉快的向家裏走著。如果你在這裏，那該多麽好，我們一塊並肩像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一樣走著……”1949年，在天津天和醫院的病房裏，我又看到二姐和維世了。而這次見麵，我們誰也高興不起來了。因為二姐病得很重。維世從來非常孝順母親，現在，她又是跪在母親的麵前，喂水喂飯，端屎端尿，又是來回找大夫，叫護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維世都哭得死去活來。我們一起陪著二姐的棺材，從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萬安公墓。我和一達那時帶著孩子住在北京東華門附近的翠明莊，維世跟組織上說，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組織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莊了，住我們隔壁的房間。大家都知道維世的母親剛剛去世，報紙上也登了，來看她的人特別多，我和一達就幫忙接待。周恩來夫妻倆也來過。一見維世，鄧穎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著女兒喬喬在旁邊，看到周恩來也很難過。大家在維世那房間裏坐了很長時間，維世一直哭，他們老兩口就一直勸慰。一天，王明、孟慶樹夫婦也來看維世，不巧維世不在，就到我們房間裏來坐。他們問我二姐去世的情況，和維世的情況，聊了一會兒，留了地址，讓我們有時間去他們家玩兒。王明夫婦在延安時認識我們，也知道我們跟維世是親戚。那時我看，王明是個和善的男人，孟慶樹是個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時曾經流傳王明以前追孟慶樹的故事。後來我和一達到天津工作，維世則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歡的工作——導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鄧穎超媽媽家去。她管鄧大姐叫“小超媽媽”。我們每次從天津來北京，一定會去跟她聚會。開始在東單三條，後來她和金山住在鐵獅子胡同三號，跟歐陽予倩、曹禺、沙可夫等人一塊兒住在那個深宅大院裏。再過些年後他們搬到了南河沿青藝宿舍，現在貴賓樓飯店的地方，那麵紅牆的後頭。那時，維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過我們幾次。金山跟著維世叫我“六姨”，六姨長六姨短地叫。多年後，“文革”結束以後，維世已死，金山還是叫我“六姨”。一達好和他開玩笑，老是跟他笑說：“你別忘了我是你的長輩，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開玩笑，兩個人一見麵老是嘻嘻哈哈的，後來都成老頭兒了，還總是沒個正形兒。我們在天津時，維世每次去開會或辦事，都一定去家裏看我。有次她從蘇聯回來，先到了天津，給我帶來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類，可把我高興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兒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後來我在保加利亞生的小兒子卡林，會走路後在那裏穿的一件紫紅絲絨小大衣，誰都說好看，就是維世從蘇聯買來送到天津給明明的，我給帶到保加利亞去了。1950年代在北京中山公園。左起王一達、任均、孫維世、金山每想起維世有一次專程到天津來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難過。那是金山在朝鮮犯錯誤以後。維世跟金山結婚，連周總理都不同意，鄧大姐也不高興。但是維世覺得跟金山說得來，劇本、演員、舞台、表演，有說不完的話，有共同事業。她還是不願意嫁給當官兒的。金山是老地下黨員，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藝術上才華橫溢。但他天性風流，去朝鮮慰問誌願軍時，居然跟朝鮮女孩搞上了。我們一直聽說那是金日成的女秘書，說金日成一怒之下把那女孩子處理了。但後來，原青年藝術劇院黨委書記的兒子讓維世的女兒小蘭轉告我，金山和金日成女秘書的說法是坊間傳聞。他說，實際上，1952年金山在朝鮮是和金鬥奉的秘書安孝香發生了關係。金鬥奉那時候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祖國統一陣線中央委員會議議長。後來1958年被開除出黨，1961年在下放地平安南道順安合作農場病故。希望將來能從金山的檔案裏弄明白。金山被送回國來，麵臨著嚴重的懲治。維世壓力很大，沒人交流，就自己一個人跑到天津來找我說話。那時我正忙，左的路線下，整天得開會，忙著批評和自我批評，弄得人束手束腳的。我們住在天津“靜園”，末代皇帝溥儀住過的房子。維世那次來，在那兒住了一個晚上。說話間，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興興的樣子，就問她，你是不是心裏有什麽事兒？她就跟我說金山在朝鮮犯錯誤的事，我很吃驚，說那怎麽辦？維世說想跟金山離婚，還說總理氣得說應該槍斃金山。我問她你們要是離了婚，金山怎麽辦？他願意嗎？維世說，我要是跟他離婚，他就得死，他不願意跟我離婚。維世那天情緒很低，告訴我說，人家開會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後麵聽，還叫她表態，弄得她非常難受。從小到大，維世總是那種開朗和倔強的樣子，我沒有見她這樣發過愁。此刻，我麵前的維世真可憐。那天我們聊到半夜。我看她難過的樣子，卻無能為力，隻能盡量地寬慰她，溫暖她，跟她說別太難過了，金山以後應該再不敢了，還是幫助他改正錯誤吧。第二天早上，維世從我家走，情緒仍然低落，但在她那麽傷心苦惱的情況下，我竟然沒有請假，沒送她到火車站。我隻把她送到了靜園門口，看著她自己慢慢地步行遠去了。這麽多年來，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維世那時心裏很苦，特意從北京跑來找我傾訴，我怎麽就不能再多給她一絲溫暖，把她送到火車站呢？我怎麽就能站在家門口，看著她孤獨無助地遠去呢？對此，我後悔了幾十年。直到現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維世那踽踽遠去的背影，還是後悔莫及，淚流滿麵。我心疼維世！1956年在北京和平賓館。左為維世摟著我的大女兒喬喬；中間是我摟著維世的女兒小蘭；右邊是王一達摟著我們的小女兒津津；我們的大兒子延風坐在高處。這是金山給照的維世要是跟金山離婚，金山真就後果難說了。維世最後還是決定不離婚，這等於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維世走後，我們再見麵，是在北京了。那時我和一達常回北京，開會、學習什麽的，所以常看維世的節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狽著時，我們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緊張的樣子。他會做一手好菜，那次給我們燉了一鍋紅燒肉，還告訴我們用酒燉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這邊端的時候，那一大鍋紅燒肉，“啪”地一下兒掉地上，全不能吃了。弄得維世也很尷尬，歎了口氣，還安慰金山。後來我們出國工作，回國休假時，住在北京和平賓館。金山和維世抱著他們的養女小蘭——跟維世的小名一樣，好幾次來和平賓館看我們，一起吃飯。我們回國工作後，在廣安門那邊住過一個四合院，後來又搬過兩次家，維世都來。我們時常見麵，你來我往。維世怕我們回到北京過冬寒冷，就把她的一床淺藍色布麵羽絨被抱來給了我。我用二十多年後，給二兒子明明當褥子用了。明明又用了二十多年後，捐給了樊建川以一己之力創辦的建川博物館。樊建川先生來看我們時說，那個羽絨被，將來要展出在他辦的文革博物館裏。那些年，維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幾個大戲，都很成功。每次見麵，我們都很為她高興。雖然在日常生活裏，金山對維世很好，維世對金山很專一，但維世心裏的苦，無法對人說。我們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對維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終非常同情。社會上後來有多種無聊傳說，說維世這個那個的，甚至還有憑謠傳寫書掙錢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本書，從說我二姐是任弼時的妹妹開始瞎編，一路往下編，說維世、江青和我們魯藝老師徐以新同誌三角戀，說在延安大家都喜歡江青，說鄧穎超“計上心來”收養維世，說維世是在鄧大姐的反對下去的蘇聯，說鄧主持維世和金山婚禮，還說維世跟毛澤東同乘火車去蘇聯如何如何。另有想象力強的，寫得繪聲繪色的。其實，我們知道的是，維世沒跟毛澤東一起坐火車。那之前，維世先去了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代表大會，然後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國駐蘇大使館裏住了很長時間，等著毛訪蘇時做翻譯工作。毛上火車時，維世早已經在蘇聯了。據我知道，毛澤東根本不喜歡維世。“文革”前，一位聽到毛談維世的朋友跟我說過，毛主席不喜歡孫維世，太開朗活潑了。可是，人死了，想怎麽編就怎麽編。我和維世30年代在上海學戲劇時，一天，劇社一位男演員讓我跟他出去取東西，我小聲問維世：“你說我能去嗎?”維世說：“別去！”她比我小，但比我還謹慎，是一個有把握的人。維世隻是因為漂亮，死後就被人編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為了嘩眾取寵，往長輩周總理那兒編的。那些說法兒都是想象的、虛構的，那不是我了解的維世。我了解的維世，性格非常開朗，脾氣又很倔強，對待工作忘我投入，對待長輩孝順關懷，對待婚姻理想主義，對待感情專注如一。當年維世從蘇聯回來，1946年底在北京和母親相聚。在晉西北搞土改時，她和媽媽相距隻有五裏地，每周都愉快地去看媽媽，她說那是“回家”。她知道她媽媽把他們兄弟姐妹帶大，受了很多艱難困苦，太不容易了。寧世和維世陪母親住進天津的醫院後，兄妹倆一起伺候了一段時間。後來寧世因為工作需要，就離開醫院去東北了。剩下維世一人留在醫院，跑前跑後，喂水喂藥，端屎端尿，服侍母親。我和三姐從北京趕去醫院時，看到她給媽媽喂飯，都是雙膝跪在地上，湊在病床跟前，輕聲細語地跟媽媽說話。我想，這兩年來，她眼看著母親越來越虛弱，自己卻沒有回天之力，心中一定非常難過。三姐看著維世疲累的樣子，很心疼，感慨地對我說：“維世真是個孝順的孩子！”1930年代，孫維世與母親任銳在延安。這是她送給孫濟世的照片。她在照片上寫道： 給我親愛的二哥 蘭妹1949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左起任均、王喬喬（懷抱）、任載坤、王延風、孫維世維世跟她的外祖父感情特別好，非常敬愛外祖父。小時候我們倆一起念書時，就是我父親——她的外祖父帶著我們，關愛我們，訓斥我們，教育我們。我們老家管外祖父叫“姥爺”，管外祖母叫“姥娘”。維世常對我說：“我的姥爺可不是一般的姥爺。”這裏麵有她對姥爺的崇敬，有她因姥爺而生的自豪，也有她對姥爺的拳拳孝心。姥爺來北京開會時，維世也一起參加。她總去看望姥爺，還跪著給姥爺洗腳。我這兒留有一封約50年前她從北京寫給外祖父的信：親愛的老（姥）爺：
接到你的信，心裏很高興！老爺匯來的錢，無法兌換成德國的馬克，所以還是給您老人家寄回，請老爺就用這筆錢把皮大衣改一改，千萬不要忽視冬季的保暖！老爺要買的藥，我一定設法去買，請您老人家放心！
老（姥）娘身體好嗎？請您告訴老娘，我們看見老爺身體健康，精神很好，我們心裏很感謝她！要她老人隨時注意老爺的身體，注意老爺和我訂的愛國公約，並督促老爺的實行！我從國外回來時，老爺的衣服一定就做好了，有老娘照顧老爺，我們心裏也放心多了！
親愛的老爺，您可要注意身體！您老人家的身體好，我們大家都高興。我們希望下屆會議時，你和老娘再到北京來！有工夫給我寫信。敬祝您老人家
那之後，維世從國外回來，約我一起去鄭州，帶著她給外祖父買的藥，看望外祖父。我也很想去看父親，可是當時不好請假，沒去成。維世就自己一個人，專程坐火車去鄭州，看了她的姥爺，給姥爺帶了很多滋補品、衣物，還給她的後繼姥娘送了一對金耳環。我父親後來給我的信裏說，維世去看他，跟他談了很多，說說笑笑的，給他帶去了很多快樂和欣慰。“文革”中，維世跟我最後見麵的時候，世道已經大亂。她跟我說起外祖父，憂心忡忡，擔心老人也會受到衝擊。我心裏也很不放心，但還是寬慰自己，也寬慰維世，說：“那麽老的老人，他們不至於下手整他吧？”維世對養父母周恩來、鄧穎超也很孝順。兩位長輩覺得她懂事兒，所以喜歡她，連她的妹妹，也關懷照顧起來。周總理和鄧大姐之所以這樣，最主要的，是因為維世是孫炳文、任銳的孩子。他們覺得，撫育故人遺孤，是一種責任。這是過去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現象，從“趙氏孤兒”那會兒就開始了。周恩來撫育維世，朱老總培養孫泱（寧世），包括黃誌烜撫養粵生（新世）、幫助濟世，其實都是一個字，忠孝節義的“義”。他們三個人，是孫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孫炳文的孩子。鄧演達、房師亮、馮友蘭他們幫助我二姐和孩子們，同樣是因為這個“義”。我父親一生，也是把撫恤辛亥烈士後代視為責任的。現在的文化中快沒有這些了，沒什麽人理解了，所以才能產生出一些齷齪的想象。不管最後維世和寧世是怎樣的結局，我作為家人，永遠感謝周恩來、朱德那些年對二姐的孩子的撫育之恩。7. 維世“文革”三次溜到我家，她讓我燒掉了江青送的照片一晃十幾年忙碌過去，家人團聚，親友往來，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間，“文革”驟至。誰都不會想到，維世的生命旅程，即將終結。我清楚地記得我和維世的最後三次見麵。地點都是在北京我的家裏，時間都是在“文革”開始不久，都是晚上。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維世帶頭巾，穿大衣，急匆匆來到。她跟我說她成了反動藝術權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主要的，她跟我說：“六姨呀，江青怎麽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我們聊了很多當時“文革”的形勢，還有江青過去的事情。那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兒子學校沒事兒，愛在家裏玩剪紙，自己把一些畫兒和毛主席的照片設計成剪紙圖案，再剪出來，弄得挺好的。維世在我那兒聊天，偶爾看到了那些剪紙，可喜歡了。她很高興她的小弟弟們有這樣小小的創造性，樂嗬嗬地欣賞了半天。第二次，一天黃昏時分，維世偷偷來找我，進門說她已經被軟禁了，天天有人監視她，她是秘密地溜出來的。一坐下，她就告訴我，哥哥死了。孫泱死了？我大驚。她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她很難過。我們談孫泱，談他的家人孩子，都覺得他那樣樂觀的人，不可能自殺。我們想起來小時候寧世帶著我們一起淘氣，難過極了。然後我們一起還是說江青。她問我：“六姨你還保存著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嗎？”我說：“就是在東方話劇社，她一塊兒送給咱們一人一張的那個？簽著‘藍萍’的？還在呀。”維世說：“就是那個。六姨，你趕快燒了吧。要不萬一查出來，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鬧不好有殺身之禍呢。現在她們一手遮天，說什麽是什麽，咱們不能讓她們抓著把柄。”我理解她的話，也相信她的話——盡管我還以為毛主席會管著江青，不讓江青胡來的。維世走後，我就把江青那張照片燒掉了。我知道維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過的人傾訴。聊一聊，心情會好些。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是在一個寒冷的冬夜，維世敲開了我的家門。她帶著帽子，帽簷壓得很低，大圍巾在脖子上圍得很高。我的孩子們平時都叫她“蘭姐”，這次，她隻是對問候她的表弟妹點頭笑笑而已，就進到我屋裏。掩上門，她把帽子掀開一點兒讓我看。我大吃一驚：她的頭發已經被剃光了。給女人剃光頭，是“文革”初期一種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樣子，我心疼極了。維世是個多漂亮的人呀！怎麽能被弄成這個樣子？維世告訴我：“六姨，金山已經被抓起來了。”我說：“啊？那你可千萬當心。你就一個人怎麽辦呀？他們會不會抓你？”她說：“六姨放心，我沒事兒！”我說：“江青可別不放過你。還有那個葉群。”她說：“她們不會把我怎麽樣。她江青能抓我什麽呀？我沒有任何把柄讓她抓！”維世憤憤地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的事兒）我有什麽可說的？我能說什麽？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沒有能被人家整的問題。維世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我說：“她們是想‘清君側’。”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是“清君側”，不知道是“殺功臣”。我和維世還議論說，江青在毛主席身邊這麽多年了，毛主席應該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於太壞了吧？維世告訴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戲劇故事中的亂臣賊子，對一哄而起的“文革”，憂心忡忡；對維世的處境，提心吊膽——那時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讓我心緒稍安，而且我覺得，有周總理、鄧大姐在，維世起碼能有生命安全。臨告別時，維世說：“六姨你也小心，咱們家的人都得小心。現在鬥的鬥抓的抓，能說話的人不多了，我總會有機會再溜到六姨這兒來的。”1949年維世送給我的她與鄧穎超同誌的合影。她在照片背麵寫： 親愛的我的六姨 蘭敬贈 19 Ⅴ 49可是，那以後，她再也沒來過我家。因為周總理、鄧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為孫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鳴不平，分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發出了申訴信。沒想到，孫泱、金山的事兒沒人理，維世自己也被抓起來了。最後見麵那次，我看著她美麗而又自強的麵容，聽著她憤憤而又自信的話語，對她的前程也有些許樂觀。我沒有去設想殘酷的明天，更沒有去想象悲慘的結局。我想，維世聰明，她一定能溜出來，能悄悄地再來找我。我們倆從小就一塊兒溜出過學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來的。“文革”開始時，維世的養女小蘭十三歲，無人照料，孤苦伶仃。維世對小蘭視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給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她生前最後的歲月裏，一定非常思念和擔心女兒。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堅強樂觀，快人快語。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舉目無親的長江岸，她活了下來，也成長起來。今天，維世的這個孩子在經曆了千辛萬苦之後，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國來，都要來看我，摟著我親熱地叫“六姨婆”。她一直深愛著她的養母，願意跟我談她的媽媽孫維世，談了許多。孩子告訴我，維世是好母親，對她就跟親生一樣，走哪兒都把她帶在身邊，嗬護關愛。一次在西華廳吃飯，孩子淘氣得不行，總理拍了桌子，批評維世：“你把孩子慣壞了，這樣不行！”那時維世已經開始在大慶油田體驗生活，打算把家安到大慶，便在1965年初，把孩子也帶了去。不料一年多後“文革”爆發，她和金山被叫回北京，孩子就獨自留在了大慶。金山被抓後，維世叫孩子回到北京，曾帶著孩子四處打聽金山下落。那時孫泱已經被殺，維世往上寫信申訴。結果，隻有戚本禹，把他收到的申訴信退回維世單位，被抄成大字報貼牆上，批判說維世要為孫泱翻案，成了她又一罪狀，使批鬥升級。維世每天去單位，掃院子、掃廁所、在食堂洗碗，並被批鬥，經常挨打，還有各種專案組找她外調。一次有人來外調一位肖將軍的情況，維世說肖是好同誌，一些人就打她，揪著她頭發，往牆上狠撞她的頭。維世在被捕前告訴孩子，她不是親生母親。她把孩子生母在上海的地址留下，讓孩子以後能找到生母。維世還告訴孩子，養父金山當年在朝鮮犯錯誤，給她造成了很深的感情傷害，非常痛苦，她是在那個時候，領養了女兒。女兒問媽媽，你怎麽能忍受金山這樣的錯誤呢？維世說：一個女人隻能嫁一次，金山是我自己的選擇，我頂著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和他結了婚，我不能回頭，隻能原諒他，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維世對孩子說，媽媽是革命的老黨員，沒有任何問題，是中央出了壞人。看他們一次次來抄家拿走的東西，能看出整人的目的。你記住，發生任何事情，媽媽都不會自殺的，也絕不會出賣任何人。如果媽媽也被抓起來，你留在大慶會安全一些。你要學會保護自己，別再寫日記了，以前寫的，回去趕快燒掉。孩子問，咱們為什麽不去找爺爺奶奶？孩子從小就管周總理、鄧穎超叫“爺爺、奶奶”。維世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不能讓爺爺奶奶為難，別給他們添麻煩。過了四年，林彪事件後，聽說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孩子回北京給鄧穎超寫了一封短信。春節後的一天，鄧穎超同誌的秘書趙煒把孩子接進了西華廳。鄧大姐很耐心地聽孩子談自己的情況，和對許多事情的不理解，包括說江青怎麽能跑到人民大學去喊說孫泱是藍衣社特務？小蘭告訴鄧穎超，是媽媽囑咐她，形勢不好不要找爺爺奶奶，所以她過了好幾年，才和爺爺奶奶聯係的。鄧大姐動感情地說：“小蘭啊，咱們祖孫三代，也不是一家人啊！”這是當時“樣板戲”裏的一句流行台詞。孩子哭著說，媽媽告訴我了。那天晚上，周總理告訴孩子說：“你媽媽已經不在了。”他說，當時他們要審查她，說她是蘇修特務。我說她是烈士的後代，是清白的，你們要查就查嘛。沒想到68年10月14號，你媽媽死了。下麵報告說，醫院診斷是珠?膜下腔出血，我不相信，要求屍檢，回報說已經火化了。總理聽到的匯報是，維世在監獄裏頭痛大叫，監獄就把她送到了安定醫院，死在了那裏。維世死時，沒有任何家人得到告知。青年藝術劇院有的同誌的記憶是，維世的屍體被白布裹著，監獄給送回了青年藝術劇院，撂在大門口兒，讓單位自行處理。還聽說是，青藝接到通知，讓單位財務去交火化費，單位裏一個造反派去驗明正身，回來後跟一些同事說，孫維世的屍體是渾身青紫的。孩子告訴鄧穎超，媽媽被抓走前受了很多罪。說到外調肖將軍的人毆打維世時，鄧大姐說，肖追求過你媽媽。那是解放後，維世出國給軍事代表團做翻譯回來後，跟鄧穎超訴說的。鄧大姐聽維世講了後，親自給肖將軍打電話，讓他不要白日作夢，說，你有太太和孩子，不許再找維世！鄧大姐說，你媽媽多好啊，被打成那樣，還堅持不說肖的壞話。鄧穎超還講了林彪對維世的追求，講了她和總理不同意維世嫁給金山，維世不聽，結果感情生活很痛苦。9. 殺死維世的凶手，我想寬恕你們……但你們是誰？江青他們那時整維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總理。但是維世直到被害死，也沒有屈服。我了解維世的脾氣，她倔強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決不低頭，也不會亂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極了她的父親孫炳文。一定是這樣的。維世被捕後，直接被關進了北京德勝門外的監獄，死在了那裏。後來聽說，是江青派一個跟孫維世同單位的人，搞了份假材料，做成孫維世是特務的文件，送到周總理那兒。過後總理批捕了維世。維世死後，鄧穎超曾跟維世的妹妹孫新世談過這件事。她對新世說：“當時想，放在裏麵也許比在外麵更安全。而且你們（指江青她們）說是特務，抓了起來，你們得給個交待。”誰都沒想到，這麽陰險，直接給害死了。鄧穎超和周總理曾索取孫維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為反革命處理了——大概就是當垃圾扔了吧。我想，鄧穎超同誌說的“你們得給個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麵的規則。總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養女等。這說明他這次批捕的對象，是他自己的人。這樣的話，政治上的對手就必須對他有個交待，不能任意處置。這裏麵按說是有平衡有製約的。沒想到江青她們胡來，不按規則出牌，使總理失算，沒保住維世。現在有文章懷疑說總理為了政治計算，想讓維世死，這也太不著邊際了。毛主席才有那種高瞻遠矚的智慧。“文革”初期，維世的哥哥寧世——就是孫泱——也來過，談話都是圍繞“文化大革命”，想不通毛主席為什麽會這麽幹。寧世也在外婆家住過。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個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又樂觀積極的人。他早年留日，頗有才華，很受人尊敬喜愛。在延安時，他曾多次到魯藝來看我，結果我的幾個女同學都喜歡上他了。“文革”開始時，寧世在中國人民大學當副校長，受衝擊很厲害。不久後，人家說他自殺了。聽說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絕不相信他會自殺，一定是被人殺了。他和妹妹維世一樣，沒有留下骨灰——被處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後代，怎麽會遭如此劫難？對此，我無法釋懷。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時，他那幾個幼時淘氣可愛的孩子，度過了很長一段艱辛的日子。短短的一陣昏天黑地、疾風驟雨，寧世、維世兄妹倆，就都沒了！我回憶起從小和他們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後時常相聚，建國後更經常往來，怎麽說沒就沒了呢？想著這些親情、友情，我悲從中來，但是又不能有絲毫流露。那時，我們單位給我貼的大字報都跟我們這個大家庭有關係：“請看任均的社會關係：日本特務孫泱、蘇修特務孫維世、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連地上都鋪著。真是歲月荒唐呀。“文革”中鄧小平同誌複出時，有了給維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達，還有新世、金山，四個人曾一起到一個地方去看“中央文革專案組”認定孫維世是“現行反革命”的結論。結論總共隻有短短幾行字，維世的“罪行”隻有一條，就是她“在50年代曾給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過青年藝術劇院的戲票”。維世和李莎，還有林伯渠同誌的女兒林利，在蘇聯相識相熟，是一起從蘇聯回國的。50年代，林利曾住在李立三家裏，維世隻要有戲票，就送給她和李莎。後來，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維世的問題，就拿十多年前的這件小事，給維世作出了“現行反革命”的結論。看到這個如此簡單的結論，我心裏很驚訝。老話兒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江青她們，卻連借口都不用找，隨便就說人家是“反革命”了，隨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讓抄寫，是一達還是金山來著，組織我們每人背幾句，把給維世的結論背了下來。然後，以這個結論為根據，由新世以妹妹的名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給姐姐孫維世平反。鄧小平主政期間，批準了給維世平反的事。但是還沒辦，他就被“四人幫”和造反派們鼓噪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給整下台了。“文革”結束後，才正式開了給維世平反的會。我珍藏著幾張維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維世的音容笑貌，總在眼前。寧世死的日子，維世死的日子，我都記下來了，永遠不想忘掉。寧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維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維世死了五年以後，家屬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沒有任何家人見到過維世的遺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左起孫濟世（1917-2008）、孫維世（1921-1968）、孫泱（1915-1967）、孫新世。本來還有孫名世，卻早已犧牲了。一場文革，孫泱和孫維世又沒了。前排孩子是孫維世的女兒小蘭隻是，到現在也不知道，維世和寧世到底是怎麽死的。參與殺害他們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寬恕。因為，唯有被寬恕了，他們才能免下地獄。其實，他們可以用真相換取寬恕。站直了，告訴人真相，讓以後的人都知道真相，他們才可能有真誠的懺悔，他們就馬上能得到寬恕。一定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殺人的凶手，我想寬恕你們，不詛咒你們，但你們是誰？我想寬恕的，是誰？2017年12月，曾經在江青那裏做護士工作的周淑英同誌，對我的次子克明說，幾十年來她很希望能見到孫維世的親屬，但一直沒見到，“今天見到你，我一定要把我聽到的江青說的話，告訴你。讓孫維世的親屬知道江青做的事，是我幾十年的心願。”周淑英說，1968年初春一天在人民大會堂，江青怒氣衝衝地對周總理喊：“總理，外邊有條狗！”周淑英知道江青養著一條狗叫小黃，有時候抱著那狗參加政治局會議，但那天並沒見江青帶小黃到大會堂來，所以很奇怪，不知道她在生什麽氣。一會兒，周淑英聽見江青嚷嚷：“成元功是條狗！孫維世是條狼！”原來她是在罵人。過些天的一個晚上，在臥室衛生間裏，周淑英聽見江青惡狠狠地念叨：“孫維世這個人絕對不能放，一定得把她關死在裏麵！”近年聽說維世那時在監獄裏是“關死對象”，從周淑英同誌告知的情況看，傳聞是真實的，而且是江青的主張。所以，殺害維世的第一凶手，是不可寬恕的江青。那個戚本禹，臨死還說江青迫害孫維世是“莫須有的事”，說孫維世在蘇聯加入過克格勃，文革中是被批鬥而自殺的，並說孫泱曾跟蔣經國“混在一起”，參加複興社，說孫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烈士等等，都是撒謊，是為當年迫害假造理由。一般人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戚本禹卻撒謊到死。孫新世說，1950年維世和金山結婚那天晚上，在東單三條青年藝術劇院維世宿舍裏，人們散後，已經深夜。新房裏沒走的客人，隻剩下她和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納五個人。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外屋書桌邊和維世、金山聊天兒，新世和李敏、李納在臥室裏玩兒。李敏、李納笑著往新人的被窩裏撒花生和大棗。新世奇怪，問她們：“這還怎麽睡覺啊？”她們笑說：“你不懂吧？這是陝北的風俗，棗是早生，花生是男孩女孩都生。”那時候大家關係融洽。沒想到，十幾年以後，維世竟被江青害死了。2012年，國家話劇院為紀念維世，出版了一本書叫《唯有赤子心》，全麵介紹了維世的藝術成就，評價她是“共和國戲劇事業當之無愧的奠基者”，是“一座光芒四射、永遠引導中國戲劇人前赴後繼、不斷前行的藝海航標”。看到這樣的評價，我心裏非常感動，很想拉著維世的手，告訴她，鼓勵她。在國家話劇院舉行的孫維世紀念會上，我書麵發言說：“她的卓越的藝術才華、創造能力剛剛能夠發揮，就遇上極左年代，一年比一年左。那時我也在文藝單位，知道搞藝術越來越難……由於對她沒有客觀公正的曆史評價，維世多年來被流言蜚語汙染，本來的真實麵目被淹沒。這個會議開始公正地評價維世，客觀地研究維世，真實地還原維世。這使我很感動。”話劇界對維世的懷念，確實讓人十分感動。維世遇難十年後，在中央戲劇學院的會上，說起孫維世，於藍、張平、熊塞聲、姚向黎、劉燕瑾、田成仁、石維堅等同誌發言時都哭了。青藝的老化妝師常大年曾說，孫維世可是太好了，今後不會再有這樣的人了。石維堅說：“沒有孫維世，沒有我今天。孫維世一個招呼說，跟我走，天涯海角不論什麽地方，我都跟著走。隻要有她在，我們願意跟著走。我跟宋戈家裏都掛著她的像。對她的一種尊敬，一種思念，一輩子不會忘的這麽個人。”遊本昌說孫維世：“對她可以百分之百的信任，把一輩子交給她，相信她會給我們一個培養計劃。因此，在藝術上完全信任，交給她，聽她的。我甘心跟著這樣的導演一輩子。”維世是有很高藝術追求的戲劇導演，她如果能聽到這些話，該有多寬慰呀！ 
美國法庭上，隻要證明某個人有精神病，就可以活得豁免。
耶穌說，原諒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
這幾種說法，我現在越來越覺得都是對的。隻是層麵不同。
從根本上說，還是相信耶穌說的，這些人哪怕是混到國家主席，也都還是無明的眾生、迷途的羔羊。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雖然看上去好像很明白自己在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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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現在唯一的合理的解釋和做法是，知道任何人都是習慣的奴隸，包括毛澤東，他的習慣是權鬥，陰謀。就像酒鬼喜歡喝酒、小偷喜歡偷東西一樣，都是自己習慣的奴隸。並非都是理性的、可以自控的人。看他習慣性要偷東西的時候，就看好自己的口袋，習慣性搞陰謀的時候，就躲遠點。
其實那個李誌綏能活那麽長、並且安然脫身，大概和他能把服務對象當成會無預兆發瘋的病人看，是有關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