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慶全：她是怎樣為高崗掙得“同誌”稱謂的？

高崗與夫人李力群

這個“她”，是高崗的夫人李力群。

李力群，1920年生，現年95歲，依然健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投身革命，1938年在延安入黨，1940年與高崗結婚。

1954年七屆二中全會後，高崗和饒漱石被定性為“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野心家和陰謀家，並且牽連了一批黨內高級幹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做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大會作出《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饒的黨籍。隨後召開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這個決議。

既然被開除出黨，“同誌”的稱謂就不再屬於高崗了，他就以“野心家、陰謀家”定格在曆史。1954年8月17日，高崗自殺，留下李力群孤兒寡母。

盡管迫於壓力，李力群不敢對中央關於高崗的定性有任何疑義，但她了解高崗，從來不認為高崗會做出分裂黨、反對毛澤東的事情。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尤其在1978年胡耀邦主持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後，李力群就高崗問題的定性向中央反映，希望高崗獲得平反。李力群回憶說：

大約是1978年，胡耀邦同誌任中組部部長時，有一天我去燈市口富強胡同胡耀邦家裏看望他。見麵後剛坐下，還未等我說明來意時，耀邦同誌就對我說：“高崗是黨內問題，不是反黨，反毛主席，有錯誤，犯了自由主義，不應該將毛主席個別對他（指高崗）講的話又在別的老同誌麵前透露，還在別的老同誌麵前議論少奇的長與短。你與孩子不要背包袱，孩子考大學時，總理特別給有的大學（指報考大學）打招呼對組織部也講了，成績達標，優先錄取，不要牽扯高崗問題。高崗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我已要中組部成立一個調查組進行調查，研究平反。過去在東北工作的同誌如陳伯村同誌，也對我談過，也給組織部寫過信，說明高崗在東北工作情況，高崗沒有反黨反毛主席，對黨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他在西北、東北的工作，曆史可證明他是有功的。過去毛主席對他的工作成績多次在書麵、電報和口頭表揚過，讓大家向他學習。”（李力群：《難忘的回憶》，載《憶高崗同誌》，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286-287頁）

但是，由於各種原因，胡耀邦的努力被束之高閣。

（李力群晚年一直在為高崗的平反努力著）

但是，李力群並不氣餒。此後，每一屆中央領導上任，她都要寫信申述高崗問題。20多年來，她寫下了不少信，唯一的願望就是“要求弄從曆史刊高崗，能實事求是地給高崗做個結論，回到曆史的本來麵貌”。

李力群鍥而不舍的努力，也慢慢得到了中央高層的回應。李力群回憶：

2002年曾－慶－紅同誌要中組部副部長李鐵林和審幹局局長趙恩洲以及中組部老幹部局處長吳衛新（女同誌）來我家談話，我心裏很激動，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麵說一麵流淚，我說高崗沒有反－黨、反毛主席，他對毛主席無限忠誠，他一生為黨為人民，作了許多貢獻，他一生出生入死，為黨為人民流血流汗忘我工作。……他最後怎麽落個這樣下場當成敵人處理呢？我一直想不通。他冤枉。我也永遠忘不了高崗死後毛主席、周總理對我幾個孩子的關懷照顧的恩情，我請求黨中央能重新審查高崗的問題，實事求是給他做個公正的結論。我今年84歲了，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看到這個結論。李鐵林同誌聽完我的情況說：“請你耐心等待，此事要調查研究寫個報告給黨中央。我留個電話，你有什麽問題和困難可找他們（《憶高崗同誌》，286頁）。

在李力群申訴的漫長時間裏，這大概是第一次得到中央的回應，所以她激動的“一麵說一麵流淚”。

2003年9月14日，李力群在給“曾－慶－紅同誌並胡－錦－濤同誌及常委各同誌”的信中說：“我曾數次給黨中央寫信，也給曾－慶－紅寫過信。現在我再一次將自己親身經曆如實寫出。向黨組織報告。”信中還說：“我今年已經84歲了，來日不多，懇求黨中央能在我一息尚存之時，對高崗問題進行審查，公正對待曆史，實事求是地作出正確結論。”（信見《憶高崗同誌》，263頁）

大概因為李力群這封信，有了這樣的結果。李力群回憶說：

2004年6月，中組部的趙洪祝同誌和中紀委的同誌代表中央找我談話，告訴我：中央對高崗問題很重視，組織了人力，用了三年的時間，查閱了五百多份檔案。高崗同誌對西北、東北根據地的創建及建國之初的抗美援朝確實做了很多貢獻，我們很受感動。但是高崗的問題是1955年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還不宜作出平反，當然這個事件發生在現在是不會那樣處理的（《憶高崗同誌》， 290頁）。

（高崗的家鄉橫山縣舉行的《開國元勳高崗》紀錄片首映式）

2005年11月16日，李力群在“寫給劉力貞、張光同誌的信”中，把趙洪祝代表中央的這次談話，作為“一個欣慰的消息”告訴老朋友，可以補充上麵的回憶。李力群信中說：

2004年6月初，中央派了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同誌和中紀委副書記張惠新代表組織來看我，趙洪祝副部長說：“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對重新審閱高崗的問題很重視，組織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查閱了各個曆史時期500餘份檔案資料，對高崗同誌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認識”，“高崗同誌為黨為國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許多重要貢獻，我們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他還告訴我：今後提到高崗，一律改稱“同誌”。不再提“反黨聯盟”……之事。他們還說到：1955年的決議還不宜糾正。因為現在黨內還有不同意見，時機還未到，請我耐心等待。我聽過之後，心裏很激動，話都說不出來，我流著淚對他們說：感謝中央能夠實事求是的審議高崗同誌的問題，我一定耐心等待那一天。（信見《憶高崗同誌》，302頁）

這次中央安排人與李力群談話的人，一是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一是中紀委副書記，與2002年那次相比，規格顯然高了不少。在李力群看來，這當然也表明中央對她申訴的問題的重視。因此，為高崗掙得了“同誌”的稱謂，李力群和家人非常興奮。李力群說：

趙洪祝副部長稱“高崗同誌”，使我和子女驚喜不已，為兩屆黨中央領導集體勇於糾正前人錯誤，對曆史負責的態度感到極大的慰藉和鼓舞。趙副部長提到由於種種原因，當時還不宜公開平反，我從大局出發也表示理解。[李力群2011年2月22日致中央常委的信，見《高崗事件考辨》（增訂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2年，107頁]

可是，高崗的“同誌”稱謂，要在曆史的結論中得到體現，並不那麽容易。

2011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出版，內中關於高崗的敘述，雖然仍然沿用了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後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說法，但書中闡明高饒問題的實質，著眼於指出其“分裂黨”的危害，而有意淡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定性。

盡管官方史書書寫者在高崗和饒漱石問題上費了一番苦心，但是，在李力群看來，這種“猶抱琵琶半遮麵”的敘事方式，並沒有對高崗的定性有什麽實質性的改變；更何況，她和家人引以為豪的“同誌”稱謂沒有得到任何體現。為此，2011年2月22日，91歲高齡的李力群，再次給中央寫信，闡述自己的看法。她說：這部書關於“高饒事件”的內容，“沒有吸收近六十年來我們黨對黨內，特別是中央內部政治生活進行理性審視和曆史反思的正麵成果；沒有對黨內長期廣泛地要求重新認識‘高饒事件’的必然性給予應有的重視；尤其是對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總書記主政期間，於2004年結束的曆史三年之久、中央組織部對高崗事件及他個人曆史的重新審查和新的結論精神，采取了回避與背離的態度”。因此，“我認為這是中央有關部門在曆史糾錯問題上遲滯與倒退”（《高崗事件考辨》（增訂本）, 107頁）。

（由大眾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憶高崗同誌》）

官方對高崗沒有采用“同誌”的稱謂，但民間，尤其是高崗的家鄉陝西省橫山縣的有關領導，則把“同誌”的稱謂看作了對高崗定性“新的結論精神”。在家鄉開始了一係列弘揚高崗的活動。

2005年10月，高崗誕辰100周年，高崗的家鄉橫山縣舉行了紀念活動。2008年10月，高崗舊居紀念室開展；2009年8月29日，高崗銅像揭幕；同年，《開國元勳高崗》曆史紀錄片舉行了隆重的首映式。

2010年，由“陝西省橫山縣高崗與中國革命研究會編”的《憶高崗同誌》，由大眾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書名特用“高崗同誌”，當然是有所指；這也是大陸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出現高崗“同誌”的稱謂。

2013年10月15日，是習仲勳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日。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習仲勳》中，與習仲勳同屬中共陝北幹部一脈的高崗首次在片中以正麵形象出現。

（2015年10月25日，紀念高崗同誌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10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習仲勳同誌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李力群及小兒子高燕生應邀出席會議，並第一排顯要位置就座。李力群說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關於高崗的聞聲，“我寫過很多材料，都交給組織了，希望中央能正視高崗的貢獻與過失，給予實事求實、公正的評價”。

2015年10月25日上午，黃土情聯誼會主辦的《紀念開國元勳高崗同誌誕辰110周年（北京）座談會》，在北京萬壽莊賓館大禮堂舉行。黃土情聯誼會在京的部分領導和會員，專程從西安等地趕到北京參會的有關人員，以及高崗同誌的部分親屬等150多人出席會議。與會者認真觀看了由黃土情聯誼會投資製作的《高崗同誌紀錄片》。該片係統地展示了高崗同誌傳奇的革命人生，與會者一起緬懷了開國元勳高崗同誌的革命事跡。

這應該是高崗在1955年被定性後，第一次在北京舉辦的紀念高崗同誌的座談會。盡管看起來是由民間性質的“黃土情聯誼會”舉辦，但所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讓一些人有所期待。

[Dalidali]

毛到陝北，將劉和二楊除掉，陝北被毛控製。
雖然毛在陝北娶妻生子女，並奪取了政權， 但此後的幾十年，從1949到1976，毛至死都沒再回過陝北， 一次都沒有。
因劉楊事件，陝北出來的人，不可能被毛信任，高如此，習仲勳亦如此。

但天道好還！ 這不，權力兜兜轉轉，又回到陝西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