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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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潤萍是著名的藝術家，眼鏡蛇畫派的創始人。
她成長在內蒙古海拉爾幹部家庭，在家中排行老四。神奇的是，從小，她就覺得自己不是這個家裏的人。她覺得自己和父母，哥哥姐姐們不僅長得不一樣，處處都不一樣。
她帶著這個疑問，一直到成年。偶然的機會，她在一篇雜誌上看到一篇文章，講的是當年“上海孤兒”的曆史。
看完文章，張潤萍淚如雨下，如遭電擊。她深信自己就是當年的“上海孤兒”之一。從此，她開始了自己如大海撈針般的尋親之旅……其中遭遇的詭異和傳奇，編劇也編不出。
講述 / 張潤萍 撰稿 / 然然 編輯 / 醜醜
自我有記憶開始，經常做同一個的夢。夢中我在一棟樓裏。樓內空空蕩蕩，像是一座教堂，有一條長長的走廊。我行走在長長的走廊上，試圖尋找一扇門。我走完一層樓，再走完一層樓，陰森的樓裏，隻有我一個人。我努力地找，拚命地找，可不管我怎麽找，就是找不到門。
無數個深夜，我從惶恐中驚醒，身體汗濕，喘息不止。夢中的孤獨、恐懼、陰暗、危險狠狠地攫獲住我。
這個夢，我一直做了30年。我想不通，為什麽我會持續不斷地做這個夢。我要找的，那是一扇什麽門？
我從小在內蒙古的海拉爾市長大，父親是第二輕工業局幹部，母親是公共汽車公司會計。
家中5個孩子，大哥大我8歲，大姐大我5歲、二姐大我4歲，最小的是弟弟小我4歲，我排行第四，大家叫我“四胖”。
我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是1960年10月18日，跟我大姐同一天生日。家人說，我三四歲了還不會講話。他們都以為我是啞巴。
鄰居說，你和你家人都長得不一樣，你是賊眼皮。你們家的人都是長臉，就你是圓臉。
東北人大部分活得很粗糙，但我很細心，愛美，喜歡精致的東西。我內心非常強大，從小就很自律。我們家住的是日本人蓋的平房，房子用很薄很小的紅磚頭砌成，屋外用木板圍了一個小院。小時候，大哥單獨睡一個房間，父母帶著兩個姐姐和弟弟還有我，睡在一張大炕上。我不肯和他們並頭睡，偏要自己睡。我躺在他們腳底的區域，經常會想象炕上能有一個機關，按一下機關，就能讓我降到炕底隱藏起來。
很多年後，我成家有了孩子，帶著孩子回老家，晚上睡覺，拉上門栓後，我會再拖把椅子頂上門。我和家人們在一起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充滿戒備。從小，我就覺得，我跟家人們不一樣，處處格格不入。
我和我的家人們，首先是長得不一樣。
中學時男同學非常調皮，經常欺負女同學，揪小辮、踢凳子，各種惡作劇。他們把笤帚夾在教室門上方，女生一拉開門就砸頭，但他們從來不敢欺負我。
我有一雙細長的吊梢眼，斜斜地往上飛著，看著比較彪，每次觀察到他們有搗蛋的打算，我不喊也不罵，拿眼使勁一瞪，他們立馬就慫了。他們會說：“張潤萍，你和你家人長得不一樣！你長得像日本人！”
我（左一）和家人在一起
我跑回家拿起鏡子，對著光，仔細看鏡子裏的臉。鏡子裏，一雙清泠泠的吊梢眼，一個尖尖下頜的瓜子臉。我的家人們，沒有我這樣的眼睛，也沒有我這樣的下巴。他們都是兩個棱的寬下巴，隻有我，是一個棱的尖下巴。
我開始懷疑，我不是這個家的人。
除了長相，我和家人們的性格也不一樣。我的父親長得帥，很會燒菜，心靈手巧，會日語，書法寫得很好，文章也極富文采。但他肺不好，是個病簍子，脾氣很暴躁。母親性情冷漠，很少和我們親熱。
我的父親母親
家裏人講話像炮仗一樣，脾氣暴烈，而我從小講話輕言細語，慢條斯理的。我細膩，敏感，懂得關心人。上小學時，我們幾個孩子睡在一屋，父親和母親住隔壁房間。一天半夜醒來，我聽到母親的哭泣聲，察覺到不對勁，我晃醒了二姐。我和二姐躡手躡腳地摸到父母門邊，偷著往裏看。
母親跪在冰冷的地上，父親坐在炕上，一把匕首擺在他身前。他壓著嗓子凶狠地審問母親：“你招不招你和老胡的事，你經常上他家，老胡經常來我家，你們是不是有事？你不招我就在你身上割一刀，再在口子上，澆上鹽水！”
我看著父親身前的匕首和跪在地上的母親，心裏害怕極了。
母親一聲不吭，低著頭跪在地上，什麽話都不說。
那天晚上，父親母親就這樣僵持了半宿，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不久後的一日，我看到母親拿了條粗繩子放進大衣口袋，準備出門。我眼疾手快地將她兜裏的繩子掏了出來。母親沒說話，穿上大衣出門去了，過了一會兒，她又麵無表情地回來了。
之後一天晚上，母親半夜突然消失了。父親把我們全部從床上叫起來，讓全家上山去找。我大姐和大哥一路高聲喊著母親，大姐嚇壞了，一路哭個不停。我冷靜地想了一會兒，獨自從山上跑回家，推開門，沒有人。我再上大哥房間，發現母親跪在炕上，正在用繩子吊自己。我嚇得趕緊把她解下來，放到炕上，扶著她躺下，給她印著紅痕的脖子敷上熱毛巾，輕輕揉她的胸口。
母親不哭，也不說話，了無生氣地躺在那兒，閉著眼睛。第二天，她就像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日子如常。
母親帶著哥哥和二姐
母親是滿族那拉氏，她的爺爺曾是偽滿洲國警察局局長。她從小上學有保姆接送，念書到國高畢業。母親長得漂亮，也愛美，她有一堆“封資修”的綢緞旗袍，還有綴著蝴蝶結的白色高跟鞋，和俄羅斯厚呢子大衣。大小姐出身，也有大小姐脾氣，母親不會做家務，也不屑於做家務。家裏做飯理家都是父親，這一點上，父親很看不上她。
父親經常動手，把母親打得鼻青臉腫。母親請假不去上班，對著鏡子，麵目冰冷地用毛巾敷臉上的紅腫。
我們幾個孩子從小也挨父親打，母親從不會保護我們，隻是冷冷地看著我們挨揍。她從來不會過來抱我們，安慰我們。
哥哥姐姐們，就二姐心細一些，懂得大事小情。然後就是我，關心父母更多一些。
中學時，父親有時候出去撿麥子，撿到很晚才回家。母親從不會關心他有沒有吃飯，也不會給他留飯。我就想，我爸爸這麽辛苦，怎麽沒人等他吃飯呢？我兜裏有五塊錢，我就去給他買酒買熟肉。
我上學的時候，我父親作為三種人被監視。我去業餘美術學校上課之前，總要去飯店排隊買羊肉餡圓籠小包，帶給父親吃。父母在外麵忙，晚上，我會早早給父母鋪好被子，還會把被子尾端卷起來保暖，讓他們回來睡得舒舒服服的。
我覺得自己跟他們，真的太不一樣了，是那種骨子裏的不同。
我的姐姐們不愛學習，而我從小愛學習，還特別喜歡畫畫。我家院外是一條小路，那條小路是學生們放學回家的必經之地，大姐和二姐，會趁學生們放學經過，把我的畫扔到院子外的小路上。她倆趴在圍院子的木板後，從縫隙往外偷看。
放學的學生撿到畫，打開看了稱讚說：“畫得真好！”她倆就捂著嘴偷偷笑，覺得很驕傲。
1978年恢複高考，紮蘭屯師範學校來招生，我文化和專業都考了第一，創作得了95分的高分。我順利進入紮蘭屯師範學校，專業學習美術，在班上擔任學習委員。我年齡最小，個子最小，紮倆小辮兒，精力十足，去火車站畫速寫，到野外寫生，在教室畫石膏像，和同學們輪流做模特畫頭像，怎麽也畫不夠。
1979年的我
每天早上五六點我就去上學了，不是我值日我也一個人做值日，心甘情願地維護好班級環境。班上有一個姓龐的同學，他個子比較瘦小，但為人處世顯得成熟，畫畫是班上最好的。讀書期間，我們一起畫畫、一起學習，漸漸有了感情。
我覺得雖然我們家人多，但是沒有溫暖。我住在自己的家裏，卻一直有流離失所的感覺，我想早點結婚，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
學校門口
龐同學打算寒假上門拜訪我父母。我事先跟父親說了，父親一聲不吭。家裏人不歡迎龐同學的到來。去我家的時候，我倆像做賊一樣，繞開大道，專走小路。
到家之後，父親坐在椅子上，冷冷地跟他說：“你要想娶她，三年後再來見我。”
家裏不留龐同學吃飯，打發他走。送他出去的時候，父親手上拿著小口徑獵槍，關了院子裏的燈，那架勢好像龐同學要敢表達不滿，父親就會一槍崩了他。
家裏對我們的戀愛堅決不同意，在臨近畢業的幾個月，甚至斷掉了我每個月20元的生活費。我們靠龐同學一個人的生活費支撐到畢業，吃飯買最便宜的玉米麵發糕，除了作畫需要的材料，沒有額外開銷。
家裏執意要把我們拆散，但我也執意要和龐同學在一起。他是第一個讓我想有一個家的男人，和他在一起，我惶惑的心能有片刻的安寧。
我和龐同學在一起，老有人把我當成日本人
紮蘭屯師範畢業時，按照政策我可以回父母所在的海拉爾市，當一名中學老師。我決意和龐同學自立門戶，放棄了回去的機會，到離海拉爾市100多公裏一個新開發的礦區當美術老師。不久後我們結婚。
結婚一年，我們的兒子興興出世了，我和龐老師的婚後生活很艱難，直到調動到了中學，境況才開始好轉。
兒子百天照
兩個姐夫不止一次跟兩個姐姐說：“四胖跟你們倆，根本就不像一個媽生的。”哥哥姐姐們有一次聊起我小時候的事，大哥說：“孩子來時穿著一身秋衣褲，老喜歡躲在門背後。”內蒙古的孩子是不穿秋褲的。
我再追問，他便不肯說了。後來我知道，上海的孩子是穿秋褲的。
大姐也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她和二姐小時候在爺爺奶奶家住了兩年，晚上睡一個被窩。半夜她醒了，看到從窗戶進來一個小金人，是個小姑娘，金光閃閃的，長得可好看了。小金人在她麵前跳舞，對著她笑。她把二姐捅醒，兩個人傻傻地看著小金人笑。過了一會兒，小金人就消失了。沒過多久，父母就去爺爺奶奶家把她們接回海拉爾了。返回家中後，家裏就有我了。
父母鬧矛盾最凶的那段時間，有一天晚上，母親突然來我房裏，對我說：“如果我有什麽意外，你去咱家倉庫裏的老毛子大衣櫃裏取一樣東西，衣櫃壁上糊了一層紙，東西在紙裏麵。”
我問：“是什麽東西？”
母親想了一下，說：“是存折。”
我說：“存折你找二姐啊，她是營業員，心細。”
母親沒有再說什麽，轉身出去了。
後來我一想，覺得很奇怪，家裏的錢從來不會讓我管。母親要交給我的東西，不可能是存折，那會是什麽？我趕緊去衣櫃找，糊著的紙已經被撕開了，裏麵什麽都沒有。
我猜想，那可能是一件與我身世相關的東西。我問過母親，我是不是抱回來的孩子。母親每次都很生氣，說你就是我生的！
全家福，左一是我
1992年，我父親在醫院查出肺癌。我和龐老師每周五趕回海拉爾市照顧他，周一再趕回學校上班。
1993年，父親患肺癌半年，彌留之際的那天，當時屋裏隻有我和十歲的小侄子。
我讓小侄子去問父親，老姑是哪裏抱來的。我躲在門背後偷聽。小侄子走到父親身邊，問：“爺爺，我老姑是從哪裏抱來的呀？”
父親用虛弱的聲音顫顫巍巍地說：“從市醫院抱回來的。”
我站在門後，聽得清清楚楚，心中多年的疑慮，第一次得到驗證。
父親很快去世，我很難過。
那時我和龐老師完成了進修，拿到了哈爾濱師範大學的本科文憑，我有了強烈的離開礦區的想法。
我（第三排右四）在哈爾濱師範大學進修獲得本科文憑
有一天，我上音樂老師辦公室，看到一份中國電視報，上麵刊登著秦皇島麵向全國招聘教師的信息。我拿走了這份報紙，準備好簡曆，投遞過去。我和龐老師都被秦皇島錄取了。
我們全部身家隻有兩萬五千塊錢，我們用兩個一噸的集裝箱搬走了全部家當，裏麵隻有一台電視機值錢一點。
去秦皇島時，一家人在海拉爾車站告別（左一，龐老師；左二，我；中間穿白衣服的是兒子）
1994年，我們帶上全部作品，去秦皇島開始新生活。
初到秦皇島，我們在一所私立學校當老師。工作一段時間後，我離開私立學校，跟朋友合辦公司，1995年我獨自創業，開辦業餘美術學校。我在圖書館租了教室，周六、周日兩天上課，平時我就在那裏畫畫。中午我買一份麵皮，一份燒餅，簡單吃過後，在那兒安安靜靜地備課、創作。
1996年，初夏時節，我們的美術培訓招生爆滿，周六日上課時，不斷有新的家長送孩子過來，教室裏的凳子全坐滿了，大家都站在後麵聽課。業餘美術學校辦得紅火，我們也從中賺到了錢，生活終於好起來了。
在幾年的辦學積累後，我們和公立學校合作，創辦了全日製高中“華夏美術高中”。後來，我們又買下一幢大樓，開始獨立辦學。
給華夏的學生上專業課
學校的運營一直很好，華夏的學生成功考上清華大學、中央美院，各類重點大學的美術專業。
我把母親接到秦皇島，想讓她跟著我享享福。接著又把除了弟弟之外（他在電視台上班）的家人都接到了秦皇島。
每個月我都給母親零花錢，秦皇島的好館子我挨家帶她去吃，平日隻要有時間就開車帶她出去玩，好衣服我自己舍不得穿都給她買。母親多年習性不變，從不做飯也不買菜，也從不關心我。有空就出去唱歌跳舞。不管我多晚回家，多辛苦，也要等著我回來燒飯。
我40歲生日那天，上了一天的課，晚上很晚到家。推開家門，煤氣灶冷著，桌上沒菜，她依舊什麽都沒做就扭秧歌、跳舞去了。
我挽起袖子給家人做晚餐，心底冰涼。
2000年，在秦皇島
很多人一看我的畫，就問我是不是到日本留過學，或者跟日本老師學過。但我從未到過日本，也沒有日本老師，都是我自己內心的自由創作。
從小到大，很多人說我長得像日本人。我的同學說我極度自律的生活方式，不像北方人，像日本人。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麽人。
有時我會癡癡地想，我的生母生父是怎樣的人？在做什麽？這些年有沒有找過我？我的生母應該是一個知書達理，善解人意的女人。
她會愛我吧？她會把我摟在懷裏疼惜我吧？她會在我生日時做幾道菜等我回來慶祝生日吧？
除了1993年，父親彌留之際確認我是從市醫院抱養的遺言，我沒有別的證據。似乎我和親生父母沒有任何緣分。
可有些事情，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發生。
2002年的一天，我上市場買菜，經過一家報刊亭，買了一本《現代家庭》，這本雜誌我每個月都會買。中午吃完飯，我躺在床上休息，翻開了《現代家庭》，躍入眼簾的文章標題為《以母親的名義——“上海移入內蒙兒童”尋訪紀實》。
看到這行字，我的心猛地一抖。我屏住呼吸，一字不落地全部讀完，看到最後，渾身震顫，淚流滿麵。
2002年《現代家庭》雜誌，我一直保存著
我開始瘋狂地查詢這一段曆史。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饑饉遍地。上海的孤兒院爆滿，孩子們普遍營養不良。1960年5至6月，中央曾連續發出關於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文件。另據《上海民政誌》記載，上海社會福利機構在1958年共收容嬰幼兒1770人入院，其中棄嬰占98%。1959年收嬰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棄嬰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創曆史最高記錄。由於城市糧食匱乏，在國家民政部門的統籌安排下，這些棄嬰開始被火車搭載，轉送到全國各地，由情況尚好的地區的人家收養。
1960年4月，在中央的指示下，孤兒們從上海陸續被送到內蒙、山東、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運載著孤兒們的火車、汽車沿著由南向北的道路一路轉送，幾乎走一路，安置一路。事後，人們估算了一個保守數字，是5萬人。他們沒有名字，隻有編號，隻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上海孤兒”。
這場大轉移，被稱為當時“最大規模人道主義人口遷移”。僅僅內蒙，便接收了3000多名來自上海的孤兒，最小的才幾個月，最大的七歲。孩子們移入內蒙之後，並沒有進入牧區，而是被收留在城市中心大醫院裏，恢複健康，養胖之後，政府發動盟、市級幹部領養。
這篇報道，說不定能揭開我的身世之謎？
我腦子飛速運轉著，想到父親臨終前的一幕。小侄子走到父親身邊，問道：“爺爺，我老姑是從哪裏抱來的呀？”
父親用虛弱的聲音顫顫巍巍地說：“從市醫院抱回來的。”
而我的父親又是第二輕工業局幹部，符合領養條件。難道說，我就是“上海孤兒”？！
我睡不著了，從床上坐起身，仿佛一道光，劈頭照進我腦子裏，多年模糊不清的謎團，突然有了一個方向。
我學校裏有個叫小娟的員工，她是海拉爾人，她的姥姥是海拉爾的老一輩人。我找到小娟，問她：“你知道“上海孤兒”這件事嗎？”小娟點頭，說：“知道啊，海拉爾誰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搖頭說：“我從小到大沒聽說過。”小娟盯著我看了一陣兒，悠悠地說：“我看你就像。”
我馬上從網上搜索上海女性的長相特征，發現尖下頜是其中一個特點，而我就是尖下頜。我懷疑，我的出生日期也不對。按照上海孤兒的曆史推算，我應該比1960年更早出生。我給上海雜誌社的人打去電話，詢問上海孤兒的事情，向他講述我身世的疑惑。
他耐心聽完，告訴我：“事情是因為一位蒙古族婦女，在母親去世後整理遺物，發現了一份《上海兒童移入證明》，輾轉打來電話，這個事件才浮出水麵。”雜誌社給我提供了作者的電話。
我撥打了作者電話，說出了我的疑惑。作者告訴我：“懷疑就是理由。這些上海去的孩子，四十多年過去，除了皮膚黑了一點，聰明沒有變，我采訪遇到的上海孤兒，發展到現在，最差的也是小學老師。”
我分析了自身的一些特質，覺得自己是上海孤兒的可能性很大。
我問母親，你知道“上海孤兒”嗎？
母親麵無表情地說，知道啊，我們單位就有啊。他們都是無父無母的，但你不是，你是我生的。
我說父親臨終前說，我是“市醫院”抱來的。
母親大罵我一頓，把弟弟叫來，跟我吵架。晚上，我和弟弟一起出去吃飯喝酒，說了很多話。弟弟說，你不要再問了，就那麽回事兒吧。
母親口腔常年潰瘍，怎麽都治不好，最後查出來，疑似口腔癌。我有一個姨媽在內蒙，是比較有名的中醫，母親便返回內蒙，去看病。
2003年1月，我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花了2000元在《中郵專送——上海周末時尚生活指南》的頭版，刊登了彩色的尋親啟事。這份報紙在當年的發行量高達61.8萬份，上海區域專遞入戶。
這則尋親啟事帶來了希望
母親知道我在尋親，好幾次跟我大哭大鬧。
廣告發出去不久， 我就接到很多電話。有一位女士在電話中跟我說：“我也是上海孤兒，隻是被領養在上海市內。祝你尋親順利！”
還有一位男士電話裏講到：“因為媽媽沒有奶，自己的親弟弟在產床上就被抱走了，我想找到弟弟。”
三天後，我的手機又響了。我接起手機，一個有點急促的聲音傳出來：“儂好，我是儂嬸嬸呀。”
我一激靈，問：“您是哪位啊？”
那邊繼續說：“我是儂嬸嬸，儂爸爸媽媽都在我身邊呢。”
然後一個男人把電話接過去，跟我說話。他說，是我的上海爸爸。
上海爸爸音色略顯蒼老，說的普通話。先是介紹自己姓高，問我叫什麽？在哪裏？
隨後他說：“我有一個女兒，1958年出生，當時因為我拿了150塊和人集資辦了一個鞋廠，在整黨整風中入獄8年。如果我們是父女，可以相認。”他的聲音很平靜，講話溫文爾雅，慢條斯理，跟我語氣相像。
讓我奇怪的是，他如此確信我就是他的女兒。而我一聽到他講話，就莫名有一種親切感，好像他就是我的親人一般。通完電話後，我們寫信交流，交換照片。
上海爸爸郵寄過來兒子和孫女的照片，和我的兒子長得頗相似，他們孫女的照片很像我上初中時候的樣子。看過照片後，我挑了幾張自己的照片寄往上海。
“上海爸爸”的照片
我很高興，覺得這次尋親如有神助，我盤算著等上海爸爸收到照片後，約一個時間我去上海，同他們見麵。他真的是我的親人嗎？我為什麽會成為一名孤兒？
為什麽從小到大，很多人說我像日本人？我真正的身世到底是怎樣的？
我心中有太多的問題。
我看了下日曆，沒兩天就要過年了，2003年的春節快來了。
新的一年，我能找回夢寐以求的親生父母嗎？我滿懷憧憬地期盼著。
“上海爸爸”高福山
不知您了解“上海孤兒”這段曆史嗎？
藝術家張潤萍的身世撲朔迷離，她懷疑自己是“上海孤兒”，但是接下來遭遇的各種奇異驚悚的經曆，卻又和普通的“上海孤兒”有太多不同，再有想象力的編劇，也寫不出來。
醜故事3月5日（周四）更新下集，敬請期待。看看她的尋親故事，接下來會遭遇怎樣神奇的故事，她的親生父母，到底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