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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珊 | 鮮豔尼龍衫惹出的一場'風波'

(2020-01-09 08:42:06) 下一個
作者檔案

本文作者

 

林珊,生於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運城插隊。1972年入北京醫學院工農兵大學生。1976年畢業去西藏山南區人民醫院外科工作,後回北醫進修病理一年,返藏後為該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愛人內調回北京,進武警總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轉業到宣武醫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題

西藏十年行醫路

 (節選二)

作者:林珊

初到拉薩,墨鏡是發的勞保

 
山南一瞥
 
第二天一早,我們與帶隊老師一一告別,啟程前往山南,而一路同行的還有8名分到山南專區各單位的大學生,及4名去山南隆子縣列麥公社插隊的清華、北大畢業生。讓人想不到的是,有6名是剛剛從北京趕到拉薩的中學生,他們被集體分配到山南乃東縣插隊落戶,也與我們同車前往,這一下又壯大了我們進軍山南專區的人馬。
 
山南專區是以農牧業為主的地區,素有“西藏糧倉”之稱,其行政機關所在地,在地圖上稱為“澤當”,藏語的意思是“猴子玩耍的地方” 。進藏參觀羅布林卡時,就有一副巨型壁畫,講述了澤當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有一個山洞,西藏民族就是由這個山洞的猴群,經曆千百年的艱辛磨難,一步步走下山,一步步由猴進化成人,形成了今天的藏民族。而這座神山,被視為藏民族的發祥地。在山南,我們曾到神山去朝拜過,雖然山洞並不太大,但經幡泥塑,供奉的非常多,出自民間製作的小菩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這一切都說明澤當、山南在西藏的重要地位。
 
又坐上大巴車向山南出發了,上車後我們才發現這是一輛多處沒有玻璃窗的破車子。盡管我們挺吃驚,但西藏條件差,我們好像沒太在意,可誰知道,二百多公裏的“揚灰”路,我們可謂“盡朝灰”。開始大家都忍著,也不知道從拉薩到山南有多遠。車一走五六個小時,還是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把我和老胡帶來的所有口罩都拿出來,給每人分發了一個。誰也沒有謝絕,這下才解決了大家的“痛苦”。
 
汽車先是沿拉薩河向南走,後來轉彎沿雅魯藏布江向東行。我們的目的地——澤當,就在雅魯藏布江南岸。快進澤當時,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雅魯藏布江邊那一排排剛剛吐綠的白楊樹,迎風而立,欣欣向榮。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一排排防護林,正是山南專區各單位職工,年年植樹造林的成果,同時,也是我們每次進入澤當時最醒目、最親切的標誌。
 
剛進入澤當路口,車子停在簇簇迎春花前,但我們沒有機會欣賞這春的使者。伴隨著熱鬧的鼓樂聲,專區的領導和藏族同胞們已經把我們的車團團圍住。盡管我們個個都是“灰頭土臉”,誰也顧不上拍打身上厚厚的灰土,就一個個忙著下車,雙手迎接藏族群眾獻上的哈達。這時敬上的青稞酒、酥油茶又紛紛遞了上來,弄得我們一個個手忙腳亂,還不知先接哪個好,就已經幾杯青稞酒下肚了。盡管酒水冰涼,但喝進去後,很快就全身發熱了。還沒有緩過神兒來,緊接著又是幾碗熱騰騰的酥油茶,這一冷、一熱、一油,結果可想而知,跑肚拉稀好幾天,但這份熱情卻是那麽的寶貴。
 
我們一行,同樣住專區招待所,但與拉薩自治區招待所相比,條件就簡陋多了,也就相當於當時內地一個公社的設施。幾排平房,幾張鐵床,沒有取暖設備。初春的山南,早晚還是挺冷的,但可喜的是一到白天,豔陽高照,又十分暖和。
 
開始的學習、情況介紹、聯歡會也忙了幾天。讓人難忘的是我們在專區舉辦的聯歡會上,看到了山南專區文化隊的表演,這是我們第一次看真正的藏族歌舞,熱情奔放,原汁原味的藏族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照老胡的說法,“熱烈得像青稞酒,濃鬱得像酥油茶”。 這些演員,後來很多都成了我們倆的朋友。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聯歡會上,朝鮮族姑娘小金,帶我們幾個女生上台表演了“紅太陽照邊疆”的朝鮮族舞蹈;去乃東插隊的中學生小吳,表演的芭蕾舞“沂蒙頌”;而我和老胡的“二重唱”也頗受歡迎。這也成了我們的“保留節目”,在專區、在醫院,隻要有聯歡會,我倆必上台,每次都多次返場,也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聯歡會之後,很快我們就送走了到乃東縣插隊落戶的6名北京中學生。乃東縣離澤當很近,也就半小時路程,這些小朋友後來和我們很熟,尤其當他們分回澤當以後,來往就更多了。
 
中學生一走,就是4名去列麥插隊的大學生。聽說列麥公社是西藏“學大寨”的一麵紅旗。在那裏插隊落戶的還有兩名江蘇的退伍軍人:小倪和小李。他們也是在全國有名氣的人,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也成了朋友。
 

剩下我們留在專區的10名大學生,很快各就各位,有人去了農牧局、水利隊,有人去了農機廠、汽車大修廠,還有人分到“沃卡”電站,有人分到中學和專區辦公室。而我們兩口子到山南專區人民醫院報到,從此真正開始了十年西藏的從醫工作與生活。 

西藏山南專區人民醫院門口

 
最初印象
 
北京醫學院,在全國稱得上是醫學院校的最高學府,但畢業生分到西藏的卻是寥寥無幾。山南地區人民醫院,各地來的大夫都有,但北醫來的,我們算是第一批,因此醫院裏很重視。歡迎大會後,特地騰出一間辦公室,讓我們安了“家”。
 
為了盡快上班,不到一天,我們就把“新家”布置出來了,雖然並不華麗,但很有新意。在西藏這個地方,我們自己覺得還是挺不錯的,每位到我們家來“參觀”的同事都讚不絕口,都說北京來的大學生就是不一樣。
 
一張木質的雙人床,一張三屜桌,兩把靠背椅,是醫院分配給我們的家具。而我們自己也隻有兩隻大方木箱。吃飯用的鍋碗瓢勺、高壓鍋、煤氣爐,在百貨商場基本上全能配齊。
 
我取出在北京買的兩塊白色尼龍窗紗,在床前拉了一道簾子,把十幾平方米的小屋一分為二,裏麵是臥室,床上是裏外三新的床單、被子、枕頭。桌子在靠門邊上的窗子前麵,鋪上台布,放上台燈,兩把靠背椅分放兩邊,這就是我們讀書學習兼吃飯的地方。兩隻木箱摞在一起,上麵同樣鋪上台布,放上一隻鬧鍾,一對大紅竹節狀的花瓶,插上我們北京新房裏的絹花和拉薩買的孔雀羽毛,立刻就有了“新房”的氛圍。
 
這天來的人真不少,有幫忙的,也有看熱鬧的。借此機會,我們認識了不少人,還有幸認識兩位北京老鄉。一個是內科主任牟大夫,一個是中醫科的張大夫。因為老胡一下就被牟大夫相中,選到了內科。十年來,牟大夫成了他最好的老師和朋友,而張大夫很快就內調了,但他的中醫知識也在工作中給了我們不少幫助。
 
醫院分科時,我一心想進婦產科。在學校時,很多老師和同學都說我麻利,身體又好,將來一定是個好婦產科大夫,而我自己也特別喜歡這一科,在山西插隊期間,我就利用回家休息的時候,專門到東四婦產醫院學習接生。大學婦產科實習階段,有些男生不愛去產房,常常把機會讓給我,讓我替他們值夜班,我的實際鍛煉機會增加了不少。可現實是:山南醫院婦產科,藏漢族大夫共有5位,實力在各科中已經很強了,所以,婦產科不缺人,我就被外科劉主任挑走了。
 
外科當時隻有三名大夫,一個藏族、兩個漢族。主任劉大夫,是抗美援朝時的誌願軍,後來轉業到地方,有機會學習了醫學,他在外科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手術技巧,相比之下,都是最好的。另外一個漢族大夫,長得人高馬大,一頭卷發,藏語說得呱呱叫,不知道的全都認為他是藏族人,其實他老家是甘肅的。他聰明能幹,雖然隻是中專畢業,但在北京協和醫院外科進修回來,業務能力有了很大的進步,何況他本身頭腦靈活,體力又強,一看就是典型的外科大夫,他有個非常形象的外號——“犛牛”。
 
強巴丹增是外科唯一的藏族大夫,聽說他的文化知識是從小當喇嘛在寺廟裏學的,民主改革後有機會從醫,他的外科知識以及技術水平,是在北京協和醫院刻苦學習獲得的。他十分好學,肯鑽研,對工作極其負責任,手術特別仔細。他那瘦高的身影,每天都是第一個到病房、最後一個離開病房。我分到外科,在3位大夫身上,都能學習到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因此也決心“忍痛割愛”,放棄婦產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外科工作中去。
 
剛開始上班,安排我們跟藏族醫生一起坐門診。用一周的時間學習基本的藏語,熟悉情況。婦產科的尼瑪老師,把最基本的藏語,如吃、喝、拉、撒、睡,及問病史的簡單藏語交給我們,我們用漢語拚音寫在本子上。有病人時,聽老師說,沒病人時抓緊時間背。有機會就主動學著說,學著問,門診量大,聽得多了,說得多了,一兩天就運用自如了。院裏幾個藏族小青年,沒事就教我們幾句“怪話”,到哪都一樣,好話記不住,“怪話”“邪門歪道”的話學一次就會,有這麽一段問病史的話:
 
阿加拉(大姐,婦女)
秀端加(快坐下)
杜落畢休(衣服脫了)
褲通畢休(褲子脫了)
待自古(等一下)
阿姆吉拉,眯達,眯達(醫生看一看)
 
就是這段話,教給援藏隊一個年輕的放射科男大夫,結果鬧了個大笑話。大夫剛說完,在放射科做檢查的一個藏族伯姆(姑娘) 馬上把藏袍一脫,一絲不掛站在那兒,年輕的漢族大夫哪見過這“陣式”,忙說:“你快穿上,快穿上!”可藏族姑娘聽不懂,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黑黑的放射科裏,男大夫嚇壞了,忙跑到門外求助藏族醫生,才解了圍。
 
其實我們自己鬧的笑話更有意思。藏語中我們山南的“謝謝”是“突氣”,而放屁是“都氣”,這常被我們搞混,鬧得人哭笑不得。開始礙著麵子,沒人敢告訴我們,可我們天天都要說“謝謝”,終於有一位好心的藏族同誌悄悄糾正了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但還不止這件事,成了大家的“笑柄”,還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飯,我要“甲地夏”(雞肉) ,結果說成“恰地差”(“月經”的意思) 。幾個“馬季拉”(大師傅) 笑彎了腰,我還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當我問清原委,知道自己錯在哪兒了,真是鬧了個大紅臉。
 
到醫院工作了幾天,對醫院的基本情況算是有了一些感性認識。我們山南人民醫院,是1959年民主改革後建立的。到現在,已經發展有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五官科、眼科、口腔科以及中醫、藏醫和傳染科,並相應配有放射科,化驗室及器械消毒室,和中、西、藏藥房。內、外、婦、兒及傳染病房共計150張床位,相當於內地一個縣醫院的建製。因為醫院坐落在進入澤當的路口上,坐北朝南十分醒目,所以南來北往的車馬人流到澤當找醫院十分方便。
 
醫院從正門進去後,分東西兩大區域,西邊基本屬於生活區,除最前麵一排有醫院的行政辦公室和會計室外,主要就是醫務人員的宿舍、食堂、菜地、豬圈等。汽車班有救護車,卡車,小車,連同維修,住宿,另有一個小院。
 
東邊是醫院的醫療區域:從前往後,分別為門診的兩層小樓,後麵平房一排一排中間由一條大道貫通相連,依次為外科、婦產科、手術室。再進入第二道院落,是內、兒科病房,床位相當於外婦科總合。最後麵一塊空地之後,靠醫院後牆一排病房是傳染科。
 
醫院不小,樹木非常多,出乎我們的想象。參天的白楊,列隊成行,為醫院每個區域形成了天然界限。另外桃樹,鬆樹和美麗的曲柳遍布醫院,隨處可見。沒進藏時,想到西藏就想到不毛之地,到了西藏才知道:隻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樹,就有人。以後我們進出西藏全乘飛機,飛機從成都起飛,飛越橫斷山脈進入西藏,在西藏的上空向下望去,有綠樹的地方就有村莊,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鮮明。

 
我們是兩口子一起進藏,好歹有個“家”,這個家後來很自然的成了所有同來山南同學的“家”。人之常情,誰都有看病拿藥的時候。朋友們來了,必然會到我家坐坐,吃了飯再走。何況大家都是單身漢,南來北往的同學,自然也會選擇我家做個落腳點。否則,街上連個飯館都沒有,總得找地方解決肚子的“問題”,我倆又是極熱情好客,好熱鬧的人,總是能想辦法做出點好吃的招待大家。專區並不大,也就相當於咱們北京大專院校那麽大的地方,要想改善生活,就到醫院找我們,照大家的話說:聞著香味就來了!
 
我們到山南,正是春天,播種的季節。這裏條件差,尤其蔬菜少,院裏各科室都有自己的菜地,種一些土豆、圓白菜、蘿卜之類的,每年家家能分上一些,其他想吃點小菜,就要靠自己種。有人在門前開塊小菜地,更多是在窗下弄個半米高的小溫室。可我們住在辦公室,是一個方磚鋪成的平台上,沒法建溫室。但對麵有個小樹林,林間空地還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周末,幾個同來的大學生,相約一起,主動過來幫我們開荒種地,種上一些菠菜、小白菜,至少大家來聚餐時,也能見到一些綠葉子。更有想得周全的水利隊小王,他和老胡是一對酒友,還帶了些韭菜苗,準備以後割韭菜包餃子呢。
 
從此以後,我們家就成了山南大學生們的“核心”,即便後來大家各自成家,但這個地位始終沒變。十年來,大家都身處異鄉——艱苦的邊疆,這種朋友間無私的親情,溫暖著每一個人,而這種感情,回到內地很難再有這種體會。
 
山南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區,也是西藏主要的糧食生產地。除了林芝以外,這裏的自然環境在西藏也算是最好的。就拿澤當來講,很快我們就找到了最美的地方,那就是雅魯藏布江邊。出了醫院往北走一兩裏地就會看到一個自然村,出村不遠就進入防護林區,一排排筆直參天的白楊樹,是1950~60年代種下的,如今已成氣候,為澤當阻擋北邊吹來的風沙,淨化環境、美化環境,而且更是我們澤當人夏天采蘑菇的好地方。
 
防護林帶很寬,縱深也有一兩裏地,但到了江邊,卻到處都是西藏特有的“曲柳”。說起來我在內地也見過曲柳,但沒見過這麽高大粗壯的,也許是得到了雅魯藏布江水的滋養,樹幹粗得我們幾個人都抱不過來,每根柳枝都曲曲彎彎,使本來就茂密的樹冠更加茂盛。我們這群剛分來的大學生,常在周末,帶著吃的、喝的,帶著剛興起的“磚頭”錄音機,坐在樹蔭下開“party”,小夥子們有的放自製的“屁簾兒”風箏,有些跟著老胡拿著氣槍打野鴨子,隻要他們能打上一兩隻,就夠我們晚上一頓美餐了。
 
剛來時不知深淺,不知道西藏的紫外線有多厲害,僅一次遊泳,就讓我們全領教了。開始我們個個號稱能遊泳,這個拿過獎、那個打破過校運動會記錄,還有人說能遊萬米,我就實實在在橫渡過北京的昆明湖。所以到江邊“橫渡”雅魯藏布江,我們個個雄心勃勃。可一進江水我們就傻了,幾次比賽,不要說沒有一個遊過去的,就連遊出百米的人都沒幾個。更“悲慘”的是,我們這些“健將”“冠軍”,各個都被西藏的太陽曬出了水泡,背上有、腿上有、胳膊上還有,一個個狼狽至極。一次就夠了,以後再沒有人敢提議去遊泳了。
 
其實遊不過雅魯藏布江,原因很簡單:一是缺氧,每每遊出三五十米,就上氣不接下氣了,所以體力不支;二是雅魯藏布江水,是冰山雪水融化而來,水溫極低,冰冷刺骨,常常沒遊多遠就因為腿抽筋而敗下陣來;三是水流急,水麵打著旋奔流而下,不了解深淺的人真是望而生畏。所以後來再到江邊,我們中想下水的人是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唱歌、跳舞、打撲克,雨後則是采蘑菇,每次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剛剛進藏,可以說天天都有新鮮事,每天都有新感覺。因為西藏邊疆少數民族,國家在醫療製度上給予了最優惠的政策:全民醫療,全由國家包管,藏族群眾看病吃藥不用花一分錢。因此藏族群眾對“阿姆吉拉” (醫生)特別的尊重,我們剛走上這個崗位就深有體會,有些藏族群眾叫我“度母”,即“仙女”的意思,這是對我們醫生極大的讚譽。
 
專區醫院的工作量與內地相比,要少很多。西藏本身人口就有限,120多萬平方公裏,不到200萬人口,因此白天門診量也是有數的。群眾看病一般都上午來,下午門診病人就少多了。西藏的特點是地廣人稀,更主要的是當時的交通不便,邊遠地區的病人往往趕到晚上甚至半夜才能到,而送來的就是急診。
 
由於時差的關係,西藏比北京時間晚兩個小時。在山南早上8點太陽才升起,晚上8~9點太陽才落山,所以夏天是早上8:30上班,冬天是早上9點上班。中午可以休息,夏天下午3:30上班,冬天為3點上班。晚上,夏天7點下班,而冬天6:30下班。
 
我分到外科工作後,因醫生少,工作量也不輕。有意思的是外科急診手術,除外傷外,最多的是“腸梗阻”的病人。尤其是在土豆收獲的季節,因為吃土豆太多,誘發“腸梗阻”的病人多得出奇。照劉主任的話說:常常是門診有、急診室有、病房裏有、手術台上有、太平間裏還有。這麽多“腸梗阻”病人在幾天內發病,在內地是很少見的。劉主任自己的理論是:他發現藏族人的腸係膜比較長,在新土豆收獲的季節,人們暴食後,加快腸蠕動,誘發腸扭轉、腸梗阻。另外我自己見到幾例腸梗阻,是因為腸道絛蟲引起的,術中能從腸道裏取出一臉盆像帶節的麵條一樣的絛蟲。而大部分“腸梗阻”的病人,通過胃腸減壓,就能緩解,而非手術治療。
 
另外,外科常見的還有“包囊蟲”手術,這在內地很少見的手術,我們幾乎每周都有。這些患包囊蟲的多是牧民,通過狗、羊,感染了蟲卵,寄生在人的肝上、大網膜上、腸係膜上,像這類手術,盡管我是剛畢業的新大夫,但實踐操作的機會多了,很快也能自己主刀了。
 

西藏是胃癌高發區,在外科手術中,胃的手術很多,“胃大部切除”等手術,在內地剛畢業的大夫難得上手的機會,而我在西藏這類手術機會就多得多了。由於實踐的鍛煉,對於年輕大夫來講,無疑是成長快、進步也快。

我和愛人胡廷瑞在B超室討論病例

 
極“左”風波
     
1976年,對於全中國人民來講,是個多事之秋,在每個人心裏都留下了一道道難以撫平的傷痕。年初,敬愛的周總理去世,“四人幫”打擊對周總理的一切悼念活動,讓我們憂國憂民之心如同灌滿了鉛,是何等的沉重啊。鄧小平同誌再次被打倒,使剛剛看到一點曙光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壓抑的政治空氣讓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覺得透不過氣來。當年清明節期間“四五運動”的餘波,盡管在遠離北京的西藏也難幸免,讓人有壓抑感。年中,德高望重的朱德同誌又與世長辭,悲痛之後,更加重了每個人心中的迷茫。我們遠離北京,本以為西藏會是一片淨土,極“左”的東西會少一些,但誰知道,“四人幫”的陰風怪雨,在西藏更有過之。
   
西藏沒有夏天,穿短袖衫誰也抵抗不住強烈的紫外線。7~8月,我們都是一件薄毛衣。記得那年8月,院裏一些女同事看我穿了件開身紅色尼龍衫,大家都說好看。確實,自從我來醫院,我一直領導院內服裝的“新潮流”。一是我本身愛美,會打扮,既不俗又不張揚,深受知識女性的欣賞。二是北京的供應在當時的年代,是第一流的,何況物資匱乏的西藏。所以每當我穿件好看的衣裳,總會有人千方百計的托我幫他們買,實在買不到的,有時會從我身上扒走,我也隻能忍痛割愛。別人還說:誰讓你有那麽多漂亮衣服呢!
 
這次也不例外,又有二十幾個同事在我這兒“登記”買尼龍衫。有自己要的,有給妻子買的,有給孩子買的。我忙給媽媽寫信,請她幫忙在軍區大院的商店買(北京軍區大院屬於特供,在外麵還真買不到) 。說實話,我媽幫我買這買那可不是一回兩回了,老人家出力還得出郵資,我們從來一是一,二是二,不加一分錢。媽媽也知道我傻熱情,隻好為我辛勞,而我也弄個人緣好,大家高興。
 
事情偏偏就這麽巧,9月9日上午,那二十幾件色彩鮮豔的尼龍衫寄到了。午飯前,大家互相轉告,到我家把各自的衣服取回去,一到下午,很多人就穿上身了,五顏六色十分奪目。看到大家一個個高高興興,喜氣洋洋的,我也替大家高興。
 
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天下午,剛上班不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哀樂聲中,向全國人民發布了毛澤東逝世這讓人萬分悲痛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靂,所有人一下子陷入到了極度悲痛之中。
 
很快,院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各科室隻留值班醫生外,所有工作人員及家屬布置靈堂、做花圈、寫挽聯,連夜為毛主席守靈。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領袖,在藏族人民心中,更是幫他們擺脫農奴製枷鎖,獲得新生當家作主人的“大恩人”,在他們心中,毛主席就是 “神”,他們對這尊“神”充滿了“崇拜”與“敬畏”,因而個個哭紅了雙眼,守在靈堂,久久不肯離去。
 
靈堂就設在我家隔壁的會議室裏,我們兩個和大家一樣沒日沒夜,在悼念毛澤東的活動中,我帶著女同誌們做白花,布置靈堂,老胡代表全院給中央寫了唁電。據後來郵電局翻電文的同誌反映,醫院的唁電是寫得最好的。我們倆私下也議論,更令人擔心的是“四人幫”之後的政治動向,而這些也和一些“知己”們議論過。
 
老胡因為守靈、值班,這幾天覺都沒怎麽睡,本來就是滿臉大胡子的他,平時早上刮完下午胡子就又冒茬了。這幾天哪裏顧得上刮胡子,真有些蓬頭垢麵的樣子。
 
全國舉行毛主席追悼大會的頭天晚上,我給他理了發,第二天一早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並換上整齊素雅的服裝參加專區與全國同步的追悼大會,以表示我們對毛主席的尊敬,以表示我們對領袖的敬仰。
 
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們的這一舉動,這份心意,被有些人歪曲了。在追悼會後,全院上上下下鬧得沸沸揚揚,院長親自敲鍾,召集全院職工大會,批判我們兩個,主要內容是:我們兩個對毛主席不“忠”。一是我在毛主席逝世期間“發新衣服”,二是老胡參加追悼會還“剃頭刮胡子”,鬧得我倆真“懵”了。我們從來不懂親人去世不能剃頭刮胡子,尤其像我們這種幹部子弟,確實一些“老理兒”被家裏父母早“革”掉了,更不懂了,何況我的新衣服發完後才知道主席逝世的消息。會上我們倆很不理解,解釋多了又加上“態度不老實”的罪名。
 
這以後風波越鬧越大,什麽“山南的謠言來自醫院,醫院的謠言來自我們倆人” 。結合全國形勢,專區公安局也出動了,找我們身邊走動得近的人調查我們的言論,做筆錄。很多好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悄悄地告訴了我們,讓我們有所防備。更有意思的是,組織部又查了我們的檔案,居然發現我檔案中塞著一張我媽媽是“叛徒”的證明。為此組織部還找我談話,讓我如實交代。
 
這簡直是“莫須有”的事,我告訴組織部的同誌:我媽媽在1937年,她14歲就參加革命到延安,後在晉察冀邊區工作,1948年底和華北軍區一同進北京,她一直在革命部隊裏做文藝工作,從沒被捕入獄過,哪來的“叛徒”之說。
 
這一係列針對我們倆的舉動,在明麵上的,我們能知道,暗地裏的又有什麽動作我們無從了解,也不知後果如何。此時,好心的牟大夫私下提醒我們,讓我們找找關係,幫忙說句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開始我們並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風風浪浪經的多了,自己問心無愧,真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照樣昂首挺胸幹我們的本職工作。但牟大夫是過來人,多少比我們“世故”一些。他說多少“右派分子”,不就是那麽一句話就毀了一生嗎?政治上給你一頂帽子就是一輩子的事。我們覺得有道理,商量了一下,決定直接去找地委第一把手吳書記,我們是他從自治區接來的,我們希望他能出麵主持公道。
 
不出我們所料,吳書記在山南專區的威信是不可動搖的。他隨18軍進藏,水平高,能力強,這些我們早有耳聞。當我們把事情的前前後後給吳書記講了,他才知道我發衣服是在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前,與前來匯報的人講的完全不同,何況有收貨單為證。至於老胡追悼會前剃頭刮胡子,這根本不是什麽政治問題,醫院裏沒必要這樣小題大做。關於我母親的“叛徒”一說,他鼓勵我相信組織,相信黨,早晚會搞清楚的。他讓我們不要背包袱,據他的了解,群眾對我們進藏後的工作是肯定的。他說這才是主流,並讓我們回去安心工作。他語重心長的話,讓我們感到親切,心裏的寒冰也漸漸融化了。
 
為此事,地委吳書記親自到了醫院,找到院領導一再強調:我們兩個北醫的大學畢業生到西藏工作,是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幫助,絕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撲風捉影,搞這種沒水平的事。
 
吳書記的到來,幫我們躲過一劫,但為了對我們進行“再教育”,院裏決定讓我們進藏不到一年的大學生,參加下鄉醫療隊,地點是隆子縣的列麥公社。而那裏有一名“赤腳醫生”,赤烈到我院來“上、管、改”,這對我們來講是無所謂的事兒,但令人高興的是牟大夫也是這批醫療隊的成員。雖然我們不在一個公社,他在隆子縣雪坡下公社,來往還是方便一些。對於剛畢業的我們,工作上有他支持幫助,有他做後盾,再好不過了。 

牟大夫(帶眼鏡者)指導胡廷瑞做B超診斷
 
準備下鄉 
 
因為下鄉為期一年,院裏把我們的住房從辦公室調到最後麵的平房。這倒沒什麽,隻可惜我剛醃上的一缸雞蛋,從最前排房子,兩人提到最後一排,一路上“咣當、咣當”,最後變成一缸臭雞蛋了。
 
因為我是有過兩次短期下鄉經驗的人,所以我們抓緊時間,花了5元錢,買了兩頭毛驢。殺了以後隻要4條腿和裏肌肉,煉了兩三罐頭瓶油,驢皮賣給製藥廠,收購價3元一張,熬阿膠用。結果兩頭驢不但沒花錢,每頭還賺了5角錢,這個買賣做得太值了。在西藏吃驢肉是得天獨厚的,因為西藏的冬天飼料缺乏,很多小驢、老驢會被趕到山上自生自滅,而藏族群眾是不吃“崩古夏”(驢肉) 的,但對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這可是天大的“口福”,因為有句俗話“天上龍肉,地下驢肉” 。同學們送行,分一些走,剩下的,我用高壓鍋紅燒出幾鍋,西藏的陽光充足,幾天就能把肉晾成肉幹,帶到鄉下是最好的營養美食了。
 
下鄉巡診,我有過兩次經驗:第一次是外科外號叫“犛牛”的任大夫帶隊,去貢嘎縣治療突發的痢疾疫情。與內地大醫院不同,在西藏,下鄉的大夫就是全科大夫,任大夫藏話好,又會開車,一個人頂幾個人用。同去的還有河南醫療隊的內科老大夫李大夫。我們三人同行,任大夫讓我長了不少見識:開車在路上,他突然停車說:“水箱滿了。”下車就走,我忙問李大夫: “水箱滿了他怎麽知道?他幹什麽去了?”李大夫說: “傻丫頭,他憋尿了,跑去撒尿了。”我這才恍然大悟,還挺不好意思的。
 
車繼續開,在山路上,他把車開到溝裏去了,我在急救車最後麵坐著,一下“衝”到與駕駛室相隔的鐵板上,一個人一下暈了過去,李大夫也摔得七葷八素的。等他倆緩過勁兒來,才忙著扶我,又掐“人中”,又是呼叫,把我弄醒,好在有驚無險,隻是頭皮破了個口子。外科處理任大夫是有經驗的,三下五除二給我包紮上了,然後讓我休息。他們找人拉車,繼續前進。
 
疫情沒有預料的那麽重,我們和當地的赤腳醫生一起挨家發藥,就是用“三棵針”的根煮的藥水,收效很好,整個疫情很快就控製了。但讓我忘不了的是在巡診時,群眾的石板房都比較低矮,每每去老鄉家,大個子任大夫都會哈腰進去。可我沒經驗,人又愛蹦愛跳,當我興衝衝地跟著他往裏跑時,一頭撞在低矮的門框上,這“迎頭痛擊”讓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後麵的李大夫忙去扶我,任大夫見我慘狀,又哈哈大笑,拍著腦門說: “怪我怪我,我該早點提醒你。” 我眼冒金花,哭不能哭,笑又笑不出來。這次教訓算是給足我了,讓我以後再進藏族群眾的家門,一定會“低頭哈腰”“恭恭敬敬”的了。
 
巡診即將結束,明天一早將返回醫院。在貢嘎下鄉的最後一天,讓我對西藏天然如畫的大自然美景,第一次有了身臨其境的感受。這天晚上,風塵仆仆的我們到河邊洗洗頭,洗洗衣服。6~7月是西藏最好的季節,沒有了冬季的嚴寒,也沒有內地的酷暑,一件毛衣足夠抵擋徐徐的晚風。我洗過頭,坐在河邊巨大的鵝卵石上,看著落日。石頭經過一天的暴曬,還燙屁股,我隻好用毛巾墊上才敢坐住。當一個人真正靜下來,才能感受到一種身在仙境中的美,那幅天然的畫麵,在我的腦海中永遠也忘不了。
 
太陽還沒有落山,天還是那樣藍的透徹,幾朵輕紗似的白雲,飄飄渺渺,向遠處巍峨的雪山飛去。落日熔金般的餘暉,給雪山鍍上一層金光,壯觀輝煌。而這條蜿蜒的河水,正是源自那雪山中,向我們奔來,衝刷著河床中巨大的石頭,濺起白色的浪花。看著遍地巨石的河灘,不難想象,這條河曾經是多麽桀驁不馴,而那一塊塊巨大無比的卵石,也許被這條河衝刷了千萬年,才到這裏,再過千萬年後,他們又會在何方?嘩嘩的河水,像是大自然的交響曲,給這片寂靜的荒原,增添了生命的活力。置身在這樣的世界,讓人陶醉,久久不想離去。
 
第二次下鄉,更有意思:我要去雅魯藏布江北岸隨訪一個病人。醫院告訴我去江邊一個生產隊找隊長,盡管隻有幾裏地,但當我一個人“跋山涉水”地趕到隊長家時,還真有些精疲力盡的感覺。
 
生產隊長是一個身材不高,結結實實的漢子,雖然才三四十歲,但臉上的皺紋讓他顯得蒼老。知道我要來,提早給我煮了一鍋雞蛋,足有十幾個。一見我進來,把我讓到院子裏靠牆向陽的卡墊上坐下,一杯黃騰騰的青稞酒立即就遞了上來。我早已又渴又餓,顧不上客氣,一大杯青稞酒就已進肚。青稞酒又涼又甜,真讓人有種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的感覺,說實話,這是我進藏後喝的最好喝的一次請喝酒,隊長見我豪爽,喝得痛快,可高興了,樂嗬嗬的又給我倒上一杯。
 
我知道自己酒量還行,但還是先忙著吃了幾個雞蛋,墊墊肚子。西藏的雞小蛋也小,我一口氣吃了6個雞蛋,才把隊長給我的第二杯青稞酒也一口幹了。藏族的習慣,一喝酒必是3杯,看來今天也非要“三碗不過河”了。隊長第三杯酒很快就倒上了,見我愛喝又誇他的酒做的好,他高興地說,他的青稞酒用的酒藥不同,所以甜味重。而以往喝的青稞酒,常常帶著點酸味,我深有同感。沒有多久,我第三杯酒也下肚了,此時還真有點兩腿發軟,頭暈乎乎的。隊長讓我坐在卡墊上休息,曬太陽,他指著太陽笑眯眯的說: “尼瑪雅古都” ,即太陽特別好的意思。
 
他轉身出了小院去抬牛皮筏子,我舒舒服服曬著太陽,可能打了個盹兒,隊長“咚、咚、咚”的腳步聲把我驚醒,我忙跳起來迎了出去,隻見隊長舉著牛皮筏大步走來,看不見他的臉,牛皮筏像半個雞蛋殼一樣,倒扣著遮住了他的上半身,他雙手舉著牛皮筏,走到近處我才看見他笑嗬嗬的臉。我要去幫忙,但見他健步如飛,可見這幹牛皮繃在竹子上不會太沉。
 
見我出來了,他忙問我休息好沒有,我們說好了好了。我是忙著出診,怎敢在這兒“享受”。說著,跟在他身後滿心疑惑的朝雅魯藏布江走去。小小牛皮筏,放入寬闊奔騰的雅魯藏布江中,顯得輕飄飄的,格外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借著酒勁兒,我還真有點不敢坐這樣一個“小雞蛋殼”,過這波濤滾滾的雅魯藏布江呢。
 
夏天的雅魯藏布江,水大流急,牛皮筏打著轉,順流向江對岸漂去。隊長站在筏子邊上,手中的長竹竿起著舵的作用,不讓筏子離航道太遠。我望著筏後一個個打起的漩渦,心裏真有點緊張,但更多的是新奇和興奮。盡管江風很大,但剛剛灌進去的3杯青稞酒起了作用,讓人渾身熱乎乎的,還真有那麽點飄飄欲仙的感覺。看著岸邊的樹木、河灘慢慢向後退去,開闊的江麵波瀾壯闊。我們的牛皮筏隨波逐流,顯得格外渺小,漸漸地,仿佛天地間一切都不複存在了,而我們在向天際飄去……
 
這次乘坐牛皮筏的嚐試,終生難忘。後來幾次下鄉,江上都改用輪機船了,所以這唯一的一次“享受”更顯得珍貴。
 
每次下鄉回來,經我的口,繪聲繪色的描述,總讓老胡又是嫉妒,又是羨慕。這一次我們倆能一起下鄉,而且為期一年,別人認為是對我們的一種懲罰,可誰知道我們心裏有多高興。進西藏,我們曾希望兩人能騎著馬、唱著歌,奔馳在藍天白雲下的草地上。而進藏快半年了,這種日子就要來了,所以怎麽能不讓我們興奮呢。 

胡廷瑞在下鄉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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