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珊，生於1948年，北京人，1968年山西運城插隊。1972年入北京醫學院工農兵大學生。1976年畢業去西藏山南專區人民醫院外科工作，後回北醫進修病理一年，返藏後為該院建病理科，1986年和愛人內調回北京，進武警總院病理科工作。1989年轉業到宣武醫院病理科工作。1994年下海。
原題
西藏十年行醫路
（節選二）
作者：林珊
初到拉薩，墨鏡是發的勞保
第二天一早，我們與帶隊老師一一告別，啟程前往山南，而一路同行的還有8名分到山南專區各單位的大學生，及4名去山南隆子縣列麥公社插隊的清華、北大畢業生。讓人想不到的是，有6名是剛剛從北京趕到拉薩的中學生，他們被集體分配到山南乃東縣插隊落戶，也與我們同車前往，這一下又壯大了我們進軍山南專區的人馬。
山南專區是以農牧業為主的地區，素有“西藏糧倉”之稱，其行政機關所在地，在地圖上稱為“澤當”，藏語的意思是“猴子玩耍的地方” 。進藏參觀羅布林卡時，就有一副巨型壁畫，講述了澤當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山上，有一個山洞，西藏民族就是由這個山洞的猴群，經曆千百年的艱辛磨難，一步步走下山，一步步由猴進化成人，形成了今天的藏民族。而這座神山，被視為藏民族的發祥地。在山南，我們曾到神山去朝拜過，雖然山洞並不太大，但經幡泥塑，供奉的非常多，出自民間製作的小菩薩，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這一切都說明澤當、山南在西藏的重要地位。
又坐上大巴車向山南出發了，上車後我們才發現這是一輛多處沒有玻璃窗的破車子。盡管我們挺吃驚，但西藏條件差，我們好像沒太在意，可誰知道，二百多公裏的“揚灰”路，我們可謂“盡朝灰”。開始大家都忍著，也不知道從拉薩到山南有多遠。車一走五六個小時，還是我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把我和老胡帶來的所有口罩都拿出來，給每人分發了一個。誰也沒有謝絕，這下才解決了大家的“痛苦”。
汽車先是沿拉薩河向南走，後來轉彎沿雅魯藏布江向東行。我們的目的地——澤當，就在雅魯藏布江南岸。快進澤當時，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雅魯藏布江邊那一排排剛剛吐綠的白楊樹，迎風而立，欣欣向榮。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一排排防護林，正是山南專區各單位職工，年年植樹造林的成果，同時，也是我們每次進入澤當時最醒目、最親切的標誌。
剛進入澤當路口，車子停在簇簇迎春花前，但我們沒有機會欣賞這春的使者。伴隨著熱鬧的鼓樂聲，專區的領導和藏族同胞們已經把我們的車團團圍住。盡管我們個個都是“灰頭土臉”，誰也顧不上拍打身上厚厚的灰土，就一個個忙著下車，雙手迎接藏族群眾獻上的哈達。這時敬上的青稞酒、酥油茶又紛紛遞了上來，弄得我們一個個手忙腳亂，還不知先接哪個好，就已經幾杯青稞酒下肚了。盡管酒水冰涼，但喝進去後，很快就全身發熱了。還沒有緩過神兒來，緊接著又是幾碗熱騰騰的酥油茶，這一冷、一熱、一油，結果可想而知，跑肚拉稀好幾天，但這份熱情卻是那麽的寶貴。
我們一行，同樣住專區招待所，但與拉薩自治區招待所相比，條件就簡陋多了，也就相當於當時內地一個公社的設施。幾排平房，幾張鐵床，沒有取暖設備。初春的山南，早晚還是挺冷的，但可喜的是一到白天，豔陽高照，又十分暖和。
開始的學習、情況介紹、聯歡會也忙了幾天。讓人難忘的是我們在專區舉辦的聯歡會上，看到了山南專區文化隊的表演，這是我們第一次看真正的藏族歌舞，熱情奔放，原汁原味的藏族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照老胡的說法，“熱烈得像青稞酒，濃鬱得像酥油茶”。 這些演員，後來很多都成了我們倆的朋友。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聯歡會上，朝鮮族姑娘小金，帶我們幾個女生上台表演了“紅太陽照邊疆”的朝鮮族舞蹈；去乃東插隊的中學生小吳，表演的芭蕾舞“沂蒙頌”；而我和老胡的“二重唱”也頗受歡迎。這也成了我們的“保留節目”，在專區、在醫院，隻要有聯歡會，我倆必上台，每次都多次返場，也為我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
聯歡會之後，很快我們就送走了到乃東縣插隊落戶的6名北京中學生。乃東縣離澤當很近，也就半小時路程，這些小朋友後來和我們很熟，尤其當他們分回澤當以後，來往就更多了。
中學生一走，就是4名去列麥插隊的大學生。聽說列麥公社是西藏“學大寨”的一麵紅旗。在那裏插隊落戶的還有兩名江蘇的退伍軍人：小倪和小李。他們也是在全國有名氣的人，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也成了朋友。
剩下我們留在專區的10名大學生，很快各就各位，有人去了農牧局、水利隊，有人去了農機廠、汽車大修廠，還有人分到“沃卡”電站，有人分到中學和專區辦公室。而我們兩口子到山南專區人民醫院報到，從此真正開始了十年西藏的從醫工作與生活。
西藏山南專區人民醫院門口
北京醫學院，在全國稱得上是醫學院校的最高學府，但畢業生分到西藏的卻是寥寥無幾。山南地區人民醫院，各地來的大夫都有，但北醫來的，我們算是第一批，因此醫院裏很重視。歡迎大會後，特地騰出一間辦公室，讓我們安了“家”。
為了盡快上班，不到一天，我們就把“新家”布置出來了，雖然並不華麗，但很有新意。在西藏這個地方，我們自己覺得還是挺不錯的，每位到我們家來“參觀”的同事都讚不絕口，都說北京來的大學生就是不一樣。
一張木質的雙人床，一張三屜桌，兩把靠背椅，是醫院分配給我們的家具。而我們自己也隻有兩隻大方木箱。吃飯用的鍋碗瓢勺、高壓鍋、煤氣爐，在百貨商場基本上全能配齊。
我取出在北京買的兩塊白色尼龍窗紗，在床前拉了一道簾子，把十幾平方米的小屋一分為二，裏麵是臥室，床上是裏外三新的床單、被子、枕頭。桌子在靠門邊上的窗子前麵，鋪上台布，放上台燈，兩把靠背椅分放兩邊，這就是我們讀書學習兼吃飯的地方。兩隻木箱摞在一起，上麵同樣鋪上台布，放上一隻鬧鍾，一對大紅竹節狀的花瓶，插上我們北京新房裏的絹花和拉薩買的孔雀羽毛，立刻就有了“新房”的氛圍。
這天來的人真不少，有幫忙的，也有看熱鬧的。借此機會，我們認識了不少人，還有幸認識兩位北京老鄉。一個是內科主任牟大夫，一個是中醫科的張大夫。因為老胡一下就被牟大夫相中，選到了內科。十年來，牟大夫成了他最好的老師和朋友，而張大夫很快就內調了，但他的中醫知識也在工作中給了我們不少幫助。
醫院分科時，我一心想進婦產科。在學校時，很多老師和同學都說我麻利，身體又好，將來一定是個好婦產科大夫，而我自己也特別喜歡這一科，在山西插隊期間，我就利用回家休息的時候，專門到東四婦產醫院學習接生。大學婦產科實習階段，有些男生不愛去產房，常常把機會讓給我，讓我替他們值夜班，我的實際鍛煉機會增加了不少。可現實是：山南醫院婦產科，藏漢族大夫共有5位，實力在各科中已經很強了，所以，婦產科不缺人，我就被外科劉主任挑走了。
外科當時隻有三名大夫，一個藏族、兩個漢族。主任劉大夫，是抗美援朝時的誌願軍，後來轉業到地方，有機會學習了醫學，他在外科無論是理論知識、還是手術技巧，相比之下，都是最好的。另外一個漢族大夫，長得人高馬大，一頭卷發，藏語說得呱呱叫，不知道的全都認為他是藏族人，其實他老家是甘肅的。他聰明能幹，雖然隻是中專畢業，但在北京協和醫院外科進修回來，業務能力有了很大的進步，何況他本身頭腦靈活，體力又強，一看就是典型的外科大夫，他有個非常形象的外號——“犛牛”。
強巴丹增是外科唯一的藏族大夫，聽說他的文化知識是從小當喇嘛在寺廟裏學的，民主改革後有機會從醫，他的外科知識以及技術水平，是在北京協和醫院刻苦學習獲得的。他十分好學，肯鑽研，對工作極其負責任，手術特別仔細。他那瘦高的身影，每天都是第一個到病房、最後一個離開病房。我分到外科，在3位大夫身上，都能學習到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因此也決心“忍痛割愛”，放棄婦產科，全身心地投入到外科工作中去。
剛開始上班，安排我們跟藏族醫生一起坐門診。用一周的時間學習基本的藏語，熟悉情況。婦產科的尼瑪老師，把最基本的藏語，如吃、喝、拉、撒、睡，及問病史的簡單藏語交給我們，我們用漢語拚音寫在本子上。有病人時，聽老師說，沒病人時抓緊時間背。有機會就主動學著說，學著問，門診量大，聽得多了，說得多了，一兩天就運用自如了。院裏幾個藏族小青年，沒事就教我們幾句“怪話”，到哪都一樣，好話記不住，“怪話”“邪門歪道”的話學一次就會，有這麽一段問病史的話：
就是這段話，教給援藏隊一個年輕的放射科男大夫，結果鬧了個大笑話。大夫剛說完，在放射科做檢查的一個藏族伯姆(姑娘) 馬上把藏袍一脫，一絲不掛站在那兒，年輕的漢族大夫哪見過這“陣式”，忙說：“你快穿上，快穿上！”可藏族姑娘聽不懂，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黑黑的放射科裏，男大夫嚇壞了，忙跑到門外求助藏族醫生，才解了圍。
其實我們自己鬧的笑話更有意思。藏語中我們山南的“謝謝”是“突氣”，而放屁是“都氣”，這常被我們搞混，鬧得人哭笑不得。開始礙著麵子，沒人敢告訴我們，可我們天天都要說“謝謝”，終於有一位好心的藏族同誌悄悄糾正了我們，這才恍然大悟。但還不止這件事，成了大家的“笑柄”，還有一次我去食堂打飯，我要“甲地夏”(雞肉) ，結果說成“恰地差”(“月經”的意思) 。幾個“馬季拉”(大師傅) 笑彎了腰，我還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當我問清原委，知道自己錯在哪兒了，真是鬧了個大紅臉。
到醫院工作了幾天，對醫院的基本情況算是有了一些感性認識。我們山南人民醫院，是1959年民主改革後建立的。到現在，已經發展有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五官科、眼科、口腔科以及中醫、藏醫和傳染科，並相應配有放射科，化驗室及器械消毒室，和中、西、藏藥房。內、外、婦、兒及傳染病房共計150張床位，相當於內地一個縣醫院的建製。因為醫院坐落在進入澤當的路口上，坐北朝南十分醒目，所以南來北往的車馬人流到澤當找醫院十分方便。
醫院從正門進去後，分東西兩大區域，西邊基本屬於生活區，除最前麵一排有醫院的行政辦公室和會計室外，主要就是醫務人員的宿舍、食堂、菜地、豬圈等。汽車班有救護車，卡車，小車，連同維修，住宿，另有一個小院。
東邊是醫院的醫療區域：從前往後，分別為門診的兩層小樓，後麵平房一排一排中間由一條大道貫通相連，依次為外科、婦產科、手術室。再進入第二道院落，是內、兒科病房，床位相當於外婦科總合。最後麵一塊空地之後，靠醫院後牆一排病房是傳染科。
醫院不小，樹木非常多，出乎我們的想象。參天的白楊，列隊成行，為醫院每個區域形成了天然界限。另外桃樹，鬆樹和美麗的曲柳遍布醫院，隨處可見。沒進藏時，想到西藏就想到不毛之地，到了西藏才知道：隻要有水的地方就有樹，就有人。以後我們進出西藏全乘飛機，飛機從成都起飛，飛越橫斷山脈進入西藏，在西藏的上空向下望去，有綠樹的地方就有村莊，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非常鮮明。
我們是兩口子一起進藏，好歹有個“家”，這個家後來很自然的成了所有同來山南同學的“家”。人之常情，誰都有看病拿藥的時候。朋友們來了，必然會到我家坐坐，吃了飯再走。何況大家都是單身漢，南來北往的同學，自然也會選擇我家做個落腳點。否則，街上連個飯館都沒有，總得找地方解決肚子的“問題”，我倆又是極熱情好客，好熱鬧的人，總是能想辦法做出點好吃的招待大家。專區並不大，也就相當於咱們北京大專院校那麽大的地方，要想改善生活，就到醫院找我們，照大家的話說：聞著香味就來了！
我們到山南，正是春天，播種的季節。這裏條件差，尤其蔬菜少，院裏各科室都有自己的菜地，種一些土豆、圓白菜、蘿卜之類的，每年家家能分上一些，其他想吃點小菜，就要靠自己種。有人在門前開塊小菜地，更多是在窗下弄個半米高的小溫室。可我們住在辦公室，是一個方磚鋪成的平台上，沒法建溫室。但對麵有個小樹林，林間空地還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周末，幾個同來的大學生，相約一起，主動過來幫我們開荒種地，種上一些菠菜、小白菜，至少大家來聚餐時，也能見到一些綠葉子。更有想得周全的水利隊小王，他和老胡是一對酒友，還帶了些韭菜苗，準備以後割韭菜包餃子呢。
從此以後，我們家就成了山南大學生們的“核心”，即便後來大家各自成家，但這個地位始終沒變。十年來，大家都身處異鄉——艱苦的邊疆，這種朋友間無私的親情，溫暖著每一個人，而這種感情，回到內地很難再有這種體會。
山南基本上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區，也是西藏主要的糧食生產地。除了林芝以外，這裏的自然環境在西藏也算是最好的。就拿澤當來講，很快我們就找到了最美的地方，那就是雅魯藏布江邊。出了醫院往北走一兩裏地就會看到一個自然村，出村不遠就進入防護林區，一排排筆直參天的白楊樹，是1950~60年代種下的，如今已成氣候，為澤當阻擋北邊吹來的風沙，淨化環境、美化環境，而且更是我們澤當人夏天采蘑菇的好地方。
防護林帶很寬，縱深也有一兩裏地，但到了江邊，卻到處都是西藏特有的“曲柳”。說起來我在內地也見過曲柳，但沒見過這麽高大粗壯的，也許是得到了雅魯藏布江水的滋養，樹幹粗得我們幾個人都抱不過來，每根柳枝都曲曲彎彎，使本來就茂密的樹冠更加茂盛。我們這群剛分來的大學生，常在周末，帶著吃的、喝的，帶著剛興起的“磚頭”錄音機，坐在樹蔭下開“party”，小夥子們有的放自製的“屁簾兒”風箏，有些跟著老胡拿著氣槍打野鴨子，隻要他們能打上一兩隻，就夠我們晚上一頓美餐了。
剛來時不知深淺，不知道西藏的紫外線有多厲害，僅一次遊泳，就讓我們全領教了。開始我們個個號稱能遊泳，這個拿過獎、那個打破過校運動會記錄，還有人說能遊萬米，我就實實在在橫渡過北京的昆明湖。所以到江邊“橫渡”雅魯藏布江，我們個個雄心勃勃。可一進江水我們就傻了，幾次比賽，不要說沒有一個遊過去的，就連遊出百米的人都沒幾個。更“悲慘”的是，我們這些“健將”“冠軍”，各個都被西藏的太陽曬出了水泡，背上有、腿上有、胳膊上還有，一個個狼狽至極。一次就夠了，以後再沒有人敢提議去遊泳了。
其實遊不過雅魯藏布江，原因很簡單：一是缺氧，每每遊出三五十米，就上氣不接下氣了，所以體力不支；二是雅魯藏布江水，是冰山雪水融化而來，水溫極低，冰冷刺骨，常常沒遊多遠就因為腿抽筋而敗下陣來；三是水流急，水麵打著旋奔流而下，不了解深淺的人真是望而生畏。所以後來再到江邊，我們中想下水的人是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唱歌、跳舞、打撲克，雨後則是采蘑菇，每次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剛剛進藏，可以說天天都有新鮮事，每天都有新感覺。因為西藏邊疆少數民族，國家在醫療製度上給予了最優惠的政策：全民醫療，全由國家包管，藏族群眾看病吃藥不用花一分錢。因此藏族群眾對“阿姆吉拉” (醫生)特別的尊重，我們剛走上這個崗位就深有體會，有些藏族群眾叫我“度母”，即“仙女”的意思，這是對我們醫生極大的讚譽。
專區醫院的工作量與內地相比，要少很多。西藏本身人口就有限，120多萬平方公裏，不到200萬人口，因此白天門診量也是有數的。群眾看病一般都上午來，下午門診病人就少多了。西藏的特點是地廣人稀，更主要的是當時的交通不便，邊遠地區的病人往往趕到晚上甚至半夜才能到，而送來的就是急診。
由於時差的關係，西藏比北京時間晚兩個小時。在山南早上8點太陽才升起，晚上8~9點太陽才落山，所以夏天是早上8:30上班，冬天是早上9點上班。中午可以休息，夏天下午3:30上班，冬天為3點上班。晚上，夏天7點下班，而冬天6:30下班。
我分到外科工作後，因醫生少，工作量也不輕。有意思的是外科急診手術，除外傷外，最多的是“腸梗阻”的病人。尤其是在土豆收獲的季節，因為吃土豆太多，誘發“腸梗阻”的病人多得出奇。照劉主任的話說：常常是門診有、急診室有、病房裏有、手術台上有、太平間裏還有。這麽多“腸梗阻”病人在幾天內發病，在內地是很少見的。劉主任自己的理論是：他發現藏族人的腸係膜比較長，在新土豆收獲的季節，人們暴食後，加快腸蠕動，誘發腸扭轉、腸梗阻。另外我自己見到幾例腸梗阻，是因為腸道絛蟲引起的，術中能從腸道裏取出一臉盆像帶節的麵條一樣的絛蟲。而大部分“腸梗阻”的病人，通過胃腸減壓，就能緩解，而非手術治療。
另外，外科常見的還有“包囊蟲”手術，這在內地很少見的手術，我們幾乎每周都有。這些患包囊蟲的多是牧民，通過狗、羊，感染了蟲卵，寄生在人的肝上、大網膜上、腸係膜上，像這類手術，盡管我是剛畢業的新大夫，但實踐操作的機會多了，很快也能自己主刀了。
西藏是胃癌高發區，在外科手術中，胃的手術很多，“胃大部切除”等手術，在內地剛畢業的大夫難得上手的機會，而我在西藏這類手術機會就多得多了。由於實踐的鍛煉，對於年輕大夫來講，無疑是成長快、進步也快。
1976年，對於全中國人民來講，是個多事之秋，在每個人心裏都留下了一道道難以撫平的傷痕。年初，敬愛的周總理去世，“四人幫”打擊對周總理的一切悼念活動，讓我們憂國憂民之心如同灌滿了鉛，是何等的沉重啊。鄧小平同誌再次被打倒，使剛剛看到一點曙光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沉沉的黑暗之中，壓抑的政治空氣讓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覺得透不過氣來。當年清明節期間“四五運動”的餘波，盡管在遠離北京的西藏也難幸免，讓人有壓抑感。年中，德高望重的朱德同誌又與世長辭，悲痛之後，更加重了每個人心中的迷茫。我們遠離北京，本以為西藏會是一片淨土，極“左”的東西會少一些，但誰知道，“四人幫”的陰風怪雨，在西藏更有過之。
西藏沒有夏天，穿短袖衫誰也抵抗不住強烈的紫外線。7~8月，我們都是一件薄毛衣。記得那年8月，院裏一些女同事看我穿了件開身紅色尼龍衫，大家都說好看。確實，自從我來醫院，我一直領導院內服裝的“新潮流”。一是我本身愛美，會打扮，既不俗又不張揚，深受知識女性的欣賞。二是北京的供應在當時的年代，是第一流的，何況物資匱乏的西藏。所以每當我穿件好看的衣裳，總會有人千方百計的托我幫他們買，實在買不到的，有時會從我身上扒走，我也隻能忍痛割愛。別人還說：誰讓你有那麽多漂亮衣服呢！
這次也不例外，又有二十幾個同事在我這兒“登記”買尼龍衫。有自己要的，有給妻子買的，有給孩子買的。我忙給媽媽寫信，請她幫忙在軍區大院的商店買(北京軍區大院屬於特供，在外麵還真買不到) 。說實話，我媽幫我買這買那可不是一回兩回了，老人家出力還得出郵資，我們從來一是一，二是二，不加一分錢。媽媽也知道我傻熱情，隻好為我辛勞，而我也弄個人緣好，大家高興。
事情偏偏就這麽巧，9月9日上午，那二十幾件色彩鮮豔的尼龍衫寄到了。午飯前，大家互相轉告，到我家把各自的衣服取回去，一到下午，很多人就穿上身了，五顏六色十分奪目。看到大家一個個高高興興，喜氣洋洋的，我也替大家高興。
可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天下午，剛上班不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哀樂聲中，向全國人民發布了毛澤東逝世這讓人萬分悲痛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靂，所有人一下子陷入到了極度悲痛之中。
很快，院裏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各科室隻留值班醫生外，所有工作人員及家屬布置靈堂、做花圈、寫挽聯，連夜為毛主席守靈。毛主席是全國人民的領袖，在藏族人民心中，更是幫他們擺脫農奴製枷鎖，獲得新生當家作主人的“大恩人”，在他們心中，毛主席就是 “神”，他們對這尊“神”充滿了“崇拜”與“敬畏”，因而個個哭紅了雙眼，守在靈堂，久久不肯離去。
靈堂就設在我家隔壁的會議室裏，我們兩個和大家一樣沒日沒夜，在悼念毛澤東的活動中，我帶著女同誌們做白花，布置靈堂，老胡代表全院給中央寫了唁電。據後來郵電局翻電文的同誌反映，醫院的唁電是寫得最好的。我們倆私下也議論，更令人擔心的是“四人幫”之後的政治動向，而這些也和一些“知己”們議論過。
老胡因為守靈、值班，這幾天覺都沒怎麽睡，本來就是滿臉大胡子的他，平時早上刮完下午胡子就又冒茬了。這幾天哪裏顧得上刮胡子，真有些蓬頭垢麵的樣子。
全國舉行毛主席追悼大會的頭天晚上，我給他理了發，第二天一早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並換上整齊素雅的服裝參加專區與全國同步的追悼大會，以表示我們對毛主席的尊敬，以表示我們對領袖的敬仰。
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我們的這一舉動，這份心意，被有些人歪曲了。在追悼會後，全院上上下下鬧得沸沸揚揚，院長親自敲鍾，召集全院職工大會，批判我們兩個，主要內容是：我們兩個對毛主席不“忠”。一是我在毛主席逝世期間“發新衣服”，二是老胡參加追悼會還“剃頭刮胡子”，鬧得我倆真“懵”了。我們從來不懂親人去世不能剃頭刮胡子，尤其像我們這種幹部子弟，確實一些“老理兒”被家裏父母早“革”掉了，更不懂了，何況我的新衣服發完後才知道主席逝世的消息。會上我們倆很不理解，解釋多了又加上“態度不老實”的罪名。
這以後風波越鬧越大，什麽“山南的謠言來自醫院，醫院的謠言來自我們倆人” 。結合全國形勢，專區公安局也出動了，找我們身邊走動得近的人調查我們的言論，做筆錄。很多好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悄悄地告訴了我們，讓我們有所防備。更有意思的是，組織部又查了我們的檔案，居然發現我檔案中塞著一張我媽媽是“叛徒”的證明。為此組織部還找我談話，讓我如實交代。
這簡直是“莫須有”的事，我告訴組織部的同誌：我媽媽在1937年，她14歲就參加革命到延安，後在晉察冀邊區工作，1948年底和華北軍區一同進北京，她一直在革命部隊裏做文藝工作，從沒被捕入獄過，哪來的“叛徒”之說。
這一係列針對我們倆的舉動，在明麵上的，我們能知道，暗地裏的又有什麽動作我們無從了解，也不知後果如何。此時，好心的牟大夫私下提醒我們，讓我們找找關係，幫忙說句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開始我們並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風風浪浪經的多了，自己問心無愧，真有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照樣昂首挺胸幹我們的本職工作。但牟大夫是過來人，多少比我們“世故”一些。他說多少“右派分子”，不就是那麽一句話就毀了一生嗎？政治上給你一頂帽子就是一輩子的事。我們覺得有道理，商量了一下，決定直接去找地委第一把手吳書記，我們是他從自治區接來的，我們希望他能出麵主持公道。
不出我們所料，吳書記在山南專區的威信是不可動搖的。他隨18軍進藏，水平高，能力強，這些我們早有耳聞。當我們把事情的前前後後給吳書記講了，他才知道我發衣服是在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前，與前來匯報的人講的完全不同，何況有收貨單為證。至於老胡追悼會前剃頭刮胡子，這根本不是什麽政治問題，醫院裏沒必要這樣小題大做。關於我母親的“叛徒”一說，他鼓勵我相信組織，相信黨，早晚會搞清楚的。他讓我們不要背包袱，據他的了解，群眾對我們進藏後的工作是肯定的。他說這才是主流，並讓我們回去安心工作。他語重心長的話，讓我們感到親切，心裏的寒冰也漸漸融化了。
為此事，地委吳書記親自到了醫院，找到院領導一再強調：我們兩個北醫的大學畢業生到西藏工作，是新生事物，要支持，要幫助，絕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撲風捉影，搞這種沒水平的事。
吳書記的到來，幫我們躲過一劫，但為了對我們進行“再教育”，院裏決定讓我們進藏不到一年的大學生，參加下鄉醫療隊，地點是隆子縣的列麥公社。而那裏有一名“赤腳醫生”，赤烈到我院來“上、管、改”，這對我們來講是無所謂的事兒，但令人高興的是牟大夫也是這批醫療隊的成員。雖然我們不在一個公社，他在隆子縣雪坡下公社，來往還是方便一些。對於剛畢業的我們，工作上有他支持幫助，有他做後盾，再好不過了。
因為下鄉為期一年，院裏把我們的住房從辦公室調到最後麵的平房。這倒沒什麽，隻可惜我剛醃上的一缸雞蛋，從最前排房子，兩人提到最後一排，一路上“咣當、咣當”，最後變成一缸臭雞蛋了。
因為我是有過兩次短期下鄉經驗的人，所以我們抓緊時間，花了5元錢，買了兩頭毛驢。殺了以後隻要4條腿和裏肌肉，煉了兩三罐頭瓶油，驢皮賣給製藥廠，收購價3元一張，熬阿膠用。結果兩頭驢不但沒花錢，每頭還賺了5角錢，這個買賣做得太值了。在西藏吃驢肉是得天獨厚的，因為西藏的冬天飼料缺乏，很多小驢、老驢會被趕到山上自生自滅，而藏族群眾是不吃“崩古夏”(驢肉) 的，但對於在西藏的漢族幹部，這可是天大的“口福”，因為有句俗話“天上龍肉，地下驢肉” 。同學們送行，分一些走，剩下的，我用高壓鍋紅燒出幾鍋，西藏的陽光充足，幾天就能把肉晾成肉幹，帶到鄉下是最好的營養美食了。
下鄉巡診，我有過兩次經驗：第一次是外科外號叫“犛牛”的任大夫帶隊，去貢嘎縣治療突發的痢疾疫情。與內地大醫院不同，在西藏，下鄉的大夫就是全科大夫，任大夫藏話好，又會開車，一個人頂幾個人用。同去的還有河南醫療隊的內科老大夫李大夫。我們三人同行，任大夫讓我長了不少見識：開車在路上，他突然停車說：“水箱滿了。”下車就走，我忙問李大夫: “水箱滿了他怎麽知道？他幹什麽去了？”李大夫說: “傻丫頭，他憋尿了，跑去撒尿了。”我這才恍然大悟，還挺不好意思的。
車繼續開，在山路上，他把車開到溝裏去了，我在急救車最後麵坐著，一下“衝”到與駕駛室相隔的鐵板上，一個人一下暈了過去，李大夫也摔得七葷八素的。等他倆緩過勁兒來，才忙著扶我，又掐“人中”，又是呼叫，把我弄醒，好在有驚無險，隻是頭皮破了個口子。外科處理任大夫是有經驗的，三下五除二給我包紮上了，然後讓我休息。他們找人拉車，繼續前進。
疫情沒有預料的那麽重，我們和當地的赤腳醫生一起挨家發藥，就是用“三棵針”的根煮的藥水，收效很好，整個疫情很快就控製了。但讓我忘不了的是在巡診時，群眾的石板房都比較低矮，每每去老鄉家，大個子任大夫都會哈腰進去。可我沒經驗，人又愛蹦愛跳，當我興衝衝地跟著他往裏跑時，一頭撞在低矮的門框上，這“迎頭痛擊”讓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後麵的李大夫忙去扶我，任大夫見我慘狀，又哈哈大笑，拍著腦門說: “怪我怪我，我該早點提醒你。” 我眼冒金花，哭不能哭，笑又笑不出來。這次教訓算是給足我了，讓我以後再進藏族群眾的家門，一定會“低頭哈腰”“恭恭敬敬”的了。
巡診即將結束，明天一早將返回醫院。在貢嘎下鄉的最後一天，讓我對西藏天然如畫的大自然美景，第一次有了身臨其境的感受。這天晚上，風塵仆仆的我們到河邊洗洗頭，洗洗衣服。6~7月是西藏最好的季節，沒有了冬季的嚴寒，也沒有內地的酷暑，一件毛衣足夠抵擋徐徐的晚風。我洗過頭，坐在河邊巨大的鵝卵石上，看著落日。石頭經過一天的暴曬，還燙屁股，我隻好用毛巾墊上才敢坐住。當一個人真正靜下來，才能感受到一種身在仙境中的美，那幅天然的畫麵，在我的腦海中永遠也忘不了。
太陽還沒有落山，天還是那樣藍的透徹，幾朵輕紗似的白雲，飄飄渺渺，向遠處巍峨的雪山飛去。落日熔金般的餘暉，給雪山鍍上一層金光，壯觀輝煌。而這條蜿蜒的河水，正是源自那雪山中，向我們奔來，衝刷著河床中巨大的石頭，濺起白色的浪花。看著遍地巨石的河灘，不難想象，這條河曾經是多麽桀驁不馴，而那一塊塊巨大無比的卵石，也許被這條河衝刷了千萬年，才到這裏，再過千萬年後，他們又會在何方？嘩嘩的河水，像是大自然的交響曲，給這片寂靜的荒原，增添了生命的活力。置身在這樣的世界，讓人陶醉，久久不想離去。
第二次下鄉，更有意思：我要去雅魯藏布江北岸隨訪一個病人。醫院告訴我去江邊一個生產隊找隊長，盡管隻有幾裏地，但當我一個人“跋山涉水”地趕到隊長家時，還真有些精疲力盡的感覺。
生產隊長是一個身材不高，結結實實的漢子，雖然才三四十歲，但臉上的皺紋讓他顯得蒼老。知道我要來，提早給我煮了一鍋雞蛋，足有十幾個。一見我進來，把我讓到院子裏靠牆向陽的卡墊上坐下，一杯黃騰騰的青稞酒立即就遞了上來。我早已又渴又餓，顧不上客氣，一大杯青稞酒就已進肚。青稞酒又涼又甜，真讓人有種久旱的禾苗逢甘露的感覺，說實話，這是我進藏後喝的最好喝的一次請喝酒，隊長見我豪爽，喝得痛快，可高興了，樂嗬嗬的又給我倒上一杯。
我知道自己酒量還行，但還是先忙著吃了幾個雞蛋，墊墊肚子。西藏的雞小蛋也小，我一口氣吃了6個雞蛋，才把隊長給我的第二杯青稞酒也一口幹了。藏族的習慣，一喝酒必是3杯，看來今天也非要“三碗不過河”了。隊長第三杯酒很快就倒上了，見我愛喝又誇他的酒做的好，他高興地說，他的青稞酒用的酒藥不同，所以甜味重。而以往喝的青稞酒，常常帶著點酸味，我深有同感。沒有多久，我第三杯酒也下肚了，此時還真有點兩腿發軟，頭暈乎乎的。隊長讓我坐在卡墊上休息，曬太陽，他指著太陽笑眯眯的說: “尼瑪雅古都” ，即太陽特別好的意思。
他轉身出了小院去抬牛皮筏子，我舒舒服服曬著太陽，可能打了個盹兒，隊長“咚、咚、咚”的腳步聲把我驚醒，我忙跳起來迎了出去，隻見隊長舉著牛皮筏大步走來，看不見他的臉，牛皮筏像半個雞蛋殼一樣，倒扣著遮住了他的上半身，他雙手舉著牛皮筏，走到近處我才看見他笑嗬嗬的臉。我要去幫忙，但見他健步如飛，可見這幹牛皮繃在竹子上不會太沉。
見我出來了，他忙問我休息好沒有，我們說好了好了。我是忙著出診，怎敢在這兒“享受”。說著，跟在他身後滿心疑惑的朝雅魯藏布江走去。小小牛皮筏，放入寬闊奔騰的雅魯藏布江中，顯得輕飄飄的，格外微不足道，如果不是借著酒勁兒，我還真有點不敢坐這樣一個“小雞蛋殼”，過這波濤滾滾的雅魯藏布江呢。
夏天的雅魯藏布江，水大流急，牛皮筏打著轉，順流向江對岸漂去。隊長站在筏子邊上，手中的長竹竿起著舵的作用，不讓筏子離航道太遠。我望著筏後一個個打起的漩渦，心裏真有點緊張，但更多的是新奇和興奮。盡管江風很大，但剛剛灌進去的3杯青稞酒起了作用，讓人渾身熱乎乎的，還真有那麽點飄飄欲仙的感覺。看著岸邊的樹木、河灘慢慢向後退去，開闊的江麵波瀾壯闊。我們的牛皮筏隨波逐流，顯得格外渺小，漸漸地，仿佛天地間一切都不複存在了，而我們在向天際飄去……
這次乘坐牛皮筏的嚐試，終生難忘。後來幾次下鄉，江上都改用輪機船了，所以這唯一的一次“享受”更顯得珍貴。
每次下鄉回來，經我的口，繪聲繪色的描述，總讓老胡又是嫉妒，又是羨慕。這一次我們倆能一起下鄉，而且為期一年，別人認為是對我們的一種懲罰，可誰知道我們心裏有多高興。進西藏，我們曾希望兩人能騎著馬、唱著歌，奔馳在藍天白雲下的草地上。而進藏快半年了，這種日子就要來了，所以怎麽能不讓我們興奮呢。
胡廷瑞在下鄉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