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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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而強，1944年生，海政文工團退休軍人，律師。1949年在剛解放的沈陽上小學和初中，高中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後到海軍軍樂隊工作。文革中是北京衝派（新三軍）頭頭之一。被關押“牛棚”七年後平反。在親身經曆中痛感法治中國對保護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要性，遂於40歲開始自學法律並考取第一批全國律師資格。
原題
作者：白而強
十年沒看國產電視劇的我，終於在網上看完了這部幾無暇疵的難得的好作品《北平無戰事》。這段故事，特別是結尾，把我帶到了那個遙遠的年代。
電視劇的結尾，飛機起飛了，把徐鐵英和兩個死硬的國民黨中統分子“扔”在了即將解放的北平。
看著漸漸起飛的飛機，我想起了自己小時候也被飛機扔下的故事。
那是1948年末的沈陽：已經是大兵壓境，炮聲隆隆。城裏人心惶惶——我隻記得那一天傍晚，爸爸媽媽抱著妹妹拽著我，乘坐一輛軍吉普，疾駛進北陵機場，沿著跑道直駛向一架正在上客的大飛機。機艙門大開著，最後幾個軍官和他們的家眷正在擠進艙門。
影視劇截圖
我們的軍吉普飛快地向著飛機開，可就在越來越近，幾乎就要到艙門口的時候，我看著舷梯被人急忙推開，那扇門很快的在我們麵前關上，龐大的飛機馬上就滑動起來。然後，它就在我眼前駛向前方，先是慢慢地，然後就使勁地加速，隻一會兒功夫就飛上了天，把我們一家人扔在了跑道上。
這是我第一次這麽近的靠近飛機。也是第一次幾乎要坐上飛機。
那時候，爸爸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某將軍的少校副官。在我家的樓下就住著一個排的國民黨兵。在沈陽臨近解放的時候，那個將軍要飛北京，去台灣。中共地下黨組織命令我爸爸跟著這那個將軍一起去台灣。不知道當天是被什麽事耽誤，讓我們的車到晚了，於是，就有了前麵那場“被拋機場”的場麵，深深地刻在我幼小的心裏。
那一年，我四歲。妹妹幾個月，隻比崔中石的兩個兒女小一點點。劇中的他們去了香港，可能要隱名埋姓一生，而我們和爸爸媽媽差那麽一點就可能真的飛到……
後來，是改革開放，兩岸通郵的後來，爸爸收到台灣來的信件。原來當時他在北京大學上學的四個同班同學早已經去了台灣。他們都是國民黨，也都了解爸爸的政治傾向。如果當年爸爸真的去了台灣，那……後果不堪設想！
機場的耽擱，使我爸爸沒辦法執行後備方案：跟隨地下黨領導回北平。我們家從此就留在了沈陽。
向爸爸傳達地下黨指令的領導是沈勃伯伯。他先一步離開沈陽，回北京不久就迎來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解放大軍，並在第一任市長葉劍英領導的北京市政府裏做了土地局長。我1980年代做律師處理涉及北京房地產產權的案件，看到1950年代土地證上還簽著沈勃的名字。
沈伯伯的兒子張路（沈伯伯原來姓張），就是那個經常出現在電視裏的著名足球解說員。
故事再回到改革開放之後，終於從已經被公開的文件上看到了來自最高領導的對地下黨人的安排——“降級安排，控製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爸爸、沈伯伯、還有介紹爸爸入黨的南開同學楊魯叔叔（後來任北京市物價局長），萬幸都沒有被“逐步淘汰”，而是都得以安度晚年。這可能是由於他們早就都被“降級安排，控製使用”的緣故罷。
除了對地下黨不放心的理由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理由讓地下黨員們先天不足，生就了被排斥的命。在大部隊當兵，再小的兵都有老戰友，老領導，再不濟也有老鄉。解放後不論做什麽，萬一有個是非，總可以找到個把人來幫你說話，或者是總有個把人可能主動出來為你說話：評軍銜時毛澤東就為幾位他“知道”的將軍說了話，結果是各提一級加個星。這就是“有人”的重要性。
可是地下黨卻不然：當初的十六字方針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他們都是單線聯係，除了自己的上線和下線，可能任何別的同誌、戰友，都不認識。解放後即使認識了，也因為沒有一起“出生入死”而遠不及並肩戰鬥的戰友那樣親近。
這裏麵最悲慘的要數人民大學的“大右派”葛佩琦，早年潛伏敵群、多次為黨中央傳遞重要情報的革命曆史無人給以證明且無人問津，新領導卻找茬兒編造“反動言論”將其打成“極右”，發配勞改，妻離子散，後來竟然是以其潛伏身份“國民黨少將”而才獲特赦而出得監牢。
當然，那個著名的“上海小開”、救了多少革命老同誌的命，甚至救了共產黨的潘漢年先生的命運，就更是不堪一提了。
1949年初，剛解放不久的沈陽，大人們忙於清理敵特、鞏固勝利果實、支援大軍南下打老蔣，小孩子們則像一群未配鞍韉的野馬，在家門前亂跑，無拘無束。
1948年秋，爸爸受命跟隨自己潛伏的對象——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一個少將逃經北平轉飛台灣，不知什麽原因誤了飛機而使我們全家得以留在了沈陽。
當時，遼沈戰役已經勝利在望，沈陽即將陷入解放軍的包圍。地下黨組織的中心工作是準備配合大軍解放這個東北重鎮。為了我和媽媽的安全，爸爸報請組織決定，安排我們到已經是解放區的黑龍江老家去。於是，剛出月子不久的媽媽要抱妹妹，還要拿一個包袱，裏麵包了幾件換洗衣服和一點生活必需品。4歲的我拿了一把大雨傘。就這麽著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踏上了北上的逃難之路。
剛出沈陽城時，我們還坐火車走了一段路；出了城不遠，火車就不走了。然後就是斷斷續續的搭各種各樣的車或者跟著難民徒步走路。兵慌馬亂的年頭，能有一輛順路的大馬車讓我們搭上一段，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幼小的我，牢牢地記住了路途中的幾件事，至今不忘。
我們到了一座仍然被國民黨兵把守的老城門前。
太陽白晃晃地，烤得人暈頭轉向。幾天走下來，筋疲力盡、汗流浹背的媽媽隻能用盡全力抱住包裹妹妹的繈褓。那個不大的包袱用雨傘的柄勾住，由我拖在身後的土地上翻滾，跟著我疲憊的腳步，機械地往前走著。忽然，我看見一個老農民被一個國民黨兵追打著跑過來。老農身後掛著一個破草帽，手緊緊抓住一個看不出顏色的破包袱，踉踉蹌蹌地往我們這邊跑。那個國民黨兵拿一個大木棍，一邊追一邊打著。兩個人就從我麵前跑過去。我剛扭過頭想看，媽媽伸出手拉了我一把。我隻好拉著那個小包袱，和媽媽一起向那個亂哄哄的城門洞走去。
門洞前，幾個持槍的大兵正在“檢查”每一個人。其他人都焦急地等在一邊。輪到媽媽的時候，一個兵看了媽媽抱著的繈褓一眼，用刺刀尖一下子就挑開了我的小包袱，然後就蹲下來，一件一件地仔細翻檢起來。我呆在一邊，看見他把我的一件小衣服塞進自己的衣服裏，馬上就叫：那是我的！
那個兵剛要發作，媽媽一把就把我攬進懷裏，不讓我再叫。直到包袱裏的東西被他翻拿夠了，才放我們過了城門。
當晚，我們住在一個亂糟糟的小店裏。第二天早上，我們搭上了一輛馬車。可是走到半路，媽媽才發現，她藏在妹妹繈褓裏的錢不見了……
不記得走了多少天，我們才到了哈爾濱，見到了奶奶。
哈爾濱的事，我幾乎都沒有印象了。隻記得一天奶奶領我上街，看到路邊一群人圍在一座樓下，氣氛異常。好奇的我想靠過去看熱鬧。一貫寵愛我的奶奶卻一把拉住我，堅決不讓我過去。我隻能聽見那人群裏傳出來尖叫和號啕大哭夾雜在一起的聲音，悻悻地跟著奶奶往回走。
回到家後，聽大人說，那座樓裏的一個居民，聽見外麵有飛機的聲音，就打開窗戶探身出來想看飛機。不料那飛機突然開始瘋狂地掃射，一顆子彈正打中了他。他一頭從樓上栽下來……
我沒看見那個不幸的人，可是我知道他是在已經是解放區的哈爾濱被國民黨的飛機打死的。再過幾個月，東北地區就全部解放了……
隨著沈陽的解放，我們又從黑龍江回到爸爸身邊。這時候，爸爸已經公開了地下黨員身份，在市政府裏工作了。
當時我家仍住在以前的地方。門前是直通馬路彎的和平北路，馬路中間是一條寬寬的隔離帶，裏麵種著兩排高大的楊樹，四周圍著低矮的柏樹牆。馬路西邊從北向南是好多棟日本式兩層樓的小洋房。我們家就住在其中一個院子裏（記得是二樓），此前在樓下還駐的約一個班的“國軍”早就不見蹤影了。
大人們忙著接管政權，小孩子們沒人管束，可是玩瘋了！
春天像往常一樣，悄悄地來到人間。地下厚厚的積雪，每天都要被太陽融化一層，漸漸地點點露出被積雪掩蓋著的地麵。
整天在馬路中間隔離帶的積雪裏玩耍的我們最先發現了新情況——積雪下麵到處都是國民黨兵撤退時扔下的彈藥。灰黑的雪堆裏，最多的是三八大蓋槍的子彈，零散地拋在樹叢裏，一排排整齊的夾在子彈夾裏，金光閃閃，甚至還有半箱、整箱就被扔在那裏的！
記不得大人是如何發現我們手裏的子彈了，也記不得是否為此挨過打。小時候，調皮的我挨打是家常便飯，反正我看到好多大人們來到我家附近的隔離帶，逐行進行清理，把那裏的子彈，還有槍、刺刀什麽的，統統都裝上汽車拉走了。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最多的就是大人清理國民黨兵留下來的槍械、子彈。我家院子裏的一口水井裏，大人就撈出來好多支三八大蓋槍和一大堆子彈，還有一挺輕機槍。那天有幾個人輪流下井，一桶桶子彈混著黑色的汙水被提上來，一支支長槍、短槍，散發著臭味，都堆在院子裏。最後也拉走了一車。
聽大人們說，解放軍快進城的時候，“國軍”士兵都紛紛把槍和軍裝什麽的扔掉，換上老百姓衣服逃跑。
最記得的是我們這些小孩子們還曾經挖出了一挺重機槍！
那是我們玩彈玻璃球“玩”出來的——現在的小孩子也有玩這東西的。玩這種遊戲要先在地下挖幾個小坑，然後玩的人要將玻璃球逐個彈進那幾個坑裏。
這一天，我們幾個小夥伴就在院子裏拉開架勢要大戰一場。不知道是誰，在挖坑時發現地下有東西擋著，挖不動！我們上前一看，淺淺的小坑底下真的被一個硬硬的、光亮亮的鐵筒子擋住，再也挖不下去了。我們不甘心放棄這最能吸引我們的遊戲，就幾隻小手齊下，一定要把這擋住小坑的鐵筒子挖出來。
誰料想這東西越挖越大，漸漸就顯露出一個大圓筒狀的玩藝兒來。這時候的我們，已經忘記了挖小坑的彈玻璃球初衷，精神頭全都集中到挖這個東西上來，非要把它挖出來不可！不知什麽時候，一個大人經過我們身邊，看到我們幾個正在盡力完成的“事業”，起了疑心，這是個什麽東西？
一會兒，他叫來幾個大人，拿著鐵鍬，讓各家的家長把自己的孩子拉到一邊，他們自己幹了起來。
大人們忙了好半天。最後我們看到的是，四個大人雄赳赳地扛起一個三條腿、上麵支著一個大圓筒，前麵有個槍口的大家夥出了院門。
幾年後，我在蘇聯電影“夏伯陽”裏又看見過它，才知道那是一挺重機槍！
1951年，我是在遼寧法庫縣度過的。
細菌戰
全校合影
真相到底如何？
“不許動”，啪！
隨著朝鮮戰場發展形勢的變化，保育院又從法庫遷回了沈陽。我們又可以每個周末回家了。
大概就在這時候，我差點惹了大禍！
1952年，我上三年級，八歲。這是我的初小《畢業證書》：
一天晚上，爸爸擦槍。把手槍拆散成各個零件逐個擦亮，我當然就在旁邊圍觀。
估計是爸爸剛把手槍的槍管安在槍托上放在一邊，然後去擦洗彈夾等零件的時候，誰也沒想到，圍觀的我看見那支烏亮烏亮的槍，竟然順手拿起來，模仿電影裏的警察蜀黍的動作，對著爸爸就叫了一聲：不許動！然後就擊發了扳機……
隻聽得清脆地哢嚓一聲，槍響了，爸爸身後的雙層窗玻璃嘩啦一聲被打穿了一個小孔——槍裏有子彈？
爸爸一回頭，立即從我手中搶回了那支手槍，然後來不及和我算賬，就和聞聲跑來的媽媽共同察看被打穿的玻璃，接著就馬上拿起電筒跑出門外……
記得那天晚上爸爸在窗外的草叢裏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了被我“擊發”出去的那隻彈簧：未及固定好的彈簧。
回來怎麽跟我“算賬”這裏就不說了，反正那晚上的壯舉讓我記憶到現在。
那個時候是剛改換旗幟，政權不穩，所以從1950年開始就不歇腳地開始了鎮壓反革命、鎮壓一貫道、反細菌戰、“三反”“五反”等等一連串的鞏固人民政權活動。在我家通往市政府的那條馬路上，就在“三經街小學”大門外，我就親眼見過被解放軍押解著走向市政府廣場的長長的“反革命”隊伍。他們都穿著長衫，灰頭土臉，踉踉蹌蹌，還不時挨上一下押解士兵的槍托……爸爸說，他也去“監過斬”，看見被打穿的……
相比之下，我上小學五年級的“育英小學”牆外僅隔一條小路的鐵絲網裏邊關著的一群勞改犯們——好像那時候也沒人提過勞改隊要離開小學校遠一點的意見，不像現在，啥事沒有的學校門前還有幾個保安手持鋼叉盾牌做保護狀——處境就要好多了，雖然也有長槍監管，但起碼還能活著。
我們每天就在這群“鄰居”的陪伴下上課。當然，我們想的是自己屬於“長槍”，決不是“灰頭土臉”，更想不到僅僅十幾年後的文革中，我自己就角色轉換成了“灰頭土臉”，也被長槍押上了！
很快，隨著形勢穩定，政府人員的槍都交上去了。我家裏就再沒有“不許動！”的隱患了。
後來再拿起槍，是我“下放當兵”的時候了。我們當文藝兵的是不發真槍實彈的。幸好我出了“牛棚”申請到基層部隊下放，到了一艘獵潛艇當槍炮兵，才使我有了真正持槍的機會。
真正使我出彩的是一次實彈射擊：全艇近80人，半自動步槍，百米標靶，十發子彈，60環及格；軍官加射手槍十發，也是60環。射擊前，槍炮長對我說，老白，你是機關下來的，眼睛又不好，實射可以，注意安全，就不要算你的成績了。我說行。隻要你讓我打就行。
我下放的037型獵潛艇在發射深水炸彈
結果全艇射擊完畢一統計，全艇官兵總成績平均不到六十環：不及格！虧得還有一個我：加上我的成績再平均到每個人頭上，全艇幹部戰士個人總分就都超過了六十環，全艇過關——謔，那天我那叫一個美！“機關眼鏡文藝兵成了神槍手”，牛大了！
一別經年，已進入古稀之年的我，早已經忘了“槍”這回事。可是前幾天不經意間卻看見網上在賣很多種槍，十分逼真的玩具槍：手槍、左輪、駁殼槍、機槍、衝鋒槍……雖說是“不能發射”，但是同時賣的“彈弓”卻是殺傷力十足。不知道怎麽回事。
與此同時，全城街麵上的報亭卻是紛紛關門撤攤，幾個剩下的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隻能靠賣早點和飲料來維持生計了。
男生愛玩槍，可以理解。可是，難道他們都不愛看書讀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