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1947年出生，初中就讀北京女12中（原貝滿女中），高中就讀師大女附中。文革中坐過幾年牢，在河北白洋澱當過知青。現為澳洲知名華裔女作家，著有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題
和戎雪蘭等同學在一起的日子
作者：陶洛誦
戎雪蘭是一個在江湖上不斷被提起的名字，一些師大女附中的女孩在回憶文章裏對她佩服，推崇與懷念。這引起了我一個很在乎的朋友的好奇，我翻閱了一下腦海中記憶的檔案，把我和雪蘭接觸的片斷整理成文，做為2019年的收山之作。 雪蘭現在在美國，確切地知道她是大學裏的終身教授。好像是北卡羅萊納大學吧，專業是和教育有關的。關於終身教授的信息是牟誌京告訴我的，他們通過電話。牟誌京還說：“她講了很多拿到終身教授的手段。” 曾經是戎雪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朋友，同班同學潘青萍則認為當個教授太委屈了，“以她的能力，可不止是個教授。”我說：“部長？”青萍未置可否。 像我所在的67屆高二（4）班一樣，雪蘭，青萍所在的68屆高一（4）班，也都是從外校考進師大女附中的尖子學生。我原來是東城女十二中的，戎雪蘭是東城女二中的，潘青萍則是西城女一中的。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四中68屆高一最為出名的北島（趙振開），初中是男十三中的；師大女附中以《文革受難者》一書彪炳史冊的68屆高一的王友琴，初中是北京郊外通縣某中學的。 殘酷的文革沒能扼殺他們的雄心壯誌，反而激發出更為昂揚的鬥誌，超越了從前的自我規劃，達到了沒設想過的高度。這讓我想起戎雪蘭對我說的一句話：“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片空白！” 和戎雪蘭相識在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日子裏，作為挑起社會仇恨的主力軍紅衛兵大勢已去，造反派開始登上曆史的舞台。我們學校造反派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組織，一個是以戎雪蘭、潘青萍為首的“紅色造反團”，被有人譏稱為“色兒團”，還是用北京土話發音sh er tuan，我想，可能是嫉妒她們的顏值高，出身名門，穿著講究，舉止氣派不俗。 另一個是以高二（3）班著名“反動學生”楊鷗為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說楊鷗反動，並不是她本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而是她的出身。她爸爸本是個中學校長，哥哥姐姐六個，個個都是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或在校大學生。1957年“反右”運動讓這個好好的家庭一落千丈。幾乎是一夜之間，爸爸和哥哥姐姐七人全部被打成右派，隻有是家庭婦女的媽媽和上小學三年級的她幸免於難。 可貴的楊鷗擁有樂天開朗大氣的性格，善談，但並非人人都喜歡。後來的交往的日子裏，有次牟誌京和楊鷗在我家巧遇，楊鷗照例旁若無人地誇誇其談，牟誌京等她走後，憋出一句話：“真受不了！” 一天，去楊鷗掛牌的戰鬥組，一間明亮的教室送我辦的油印“中學生動態報“給她。看見中五年級耿飆的女兒耿麗蘭和一個圓圓臉的女孩，兩人伸著穿皮靴的腿傲慢地坐在靠背椅上。我問走到我麵前的楊鷗：“她們來幹嘛？”楊鷗若無其事地笑著說：“不許我們叫紅衛兵。”戎雪蘭她們的“紅色造反團”日子也不是很好過，關於戎雪蘭的傳聞說，文革開始，有人畫漫畫貼在牆上，她媽媽摟著三個女兒，說給她們招女婿：“三個我全要研究生。” 後來，我和戎雪蘭在白洋澱，她對我說：“我們和你不一樣。”她指的是和政權的關係，她的思想是屬於體製內的。 她說話率直，這句話沒錯。從她們在學校的表現，她們是緊跟中央文革幹革命的。很多年後，她說了一句詼諧的話：“下回再來運動，除了撈稻草，什麽都不幹。”她認為“這個國家是支持在一次又一次運動上的。” “紅色造反團”裏有個個子不高，留短發，白白胖胖的像洋娃娃的武家範，初一的。關於她的小故事聽到不少。首先她的出生地是嚇人的，她的父母是美國海歸，她出生在美國。這一切給她極大的壓力。有人說，她拿了父母的一個存折，離家出走，和父母劃清界限。有一次，和同班小孩拌嘴，你一句，我一句，對方說不過她，甩出一句殺手鐧：“武家範，你別忘了你在哪兒出生的！”這招果然管用，武家範立刻閉上嘴，一句話都不說了。 武家範是個小畫家，不管什麽時候到“紅色造反團”所在地，她都用彩墨在畫文革偉大旗手江青的大幅宣傳畫。 史保嘉是初二的，父親是革命幹部，母親是中學英文老師。她是四中俠客史康成的妹妹。寶嘉長相甜美，最令人側目的是她的嘴，一笑起來，周圍有淺淺的酒窩。小小年紀的保嘉，早早接受了文學的浸潤，書不離手，出口成章，喜歡用四字成語。後來是詩人北島的初戀女友。 梁思信是個文靜善良靦腆的女孩，父母均是高級知識分子，曾因公出國，家裏有一套林格風英文教學磁帶，我和二弟陶江、同班同學張鐳去聽過。她媽媽給我們放以前，先做思想工作，要先紅後專，梁思信就在一旁低著頭紅著臉，很不好意思。 還有一個名叫孔令姚的女孩，非常漂亮，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瓜子臉，白裏透紅的臉蛋。姚姚是被潘青萍她們在哪兒發現的，好像是個樓道裏。姚姚的爸爸是輕工業部副部長，正在審查中。關於她父母有個故事，姚姚的母親是投奔延安的城市女學生，如果不是組織分配，姚姚的爸爸根本找不到妻子。 我可以就此補充一下，我在1970年被抓進西城公安分局拘留所審查期間，認識一個叫金鐵柳的女孩，也是個政治犯，北京景山中學的，文革開始時14歲。她親口給我講了她父母的戀愛故事。她母親原是北京的女學生，參加了地下黨，也是投奔延安，要把她分配給老幹部，她媽不從。據說王震說，要不要把三五九旅的戰士集合起來，讓你挑一挑啊？她媽最後看上了她爸爸，和她爸結婚。但她爸爸算“犯了一個小小的組織錯誤”，被記錄下來。 學校裏這兩個這兩個造反派組織，以首領的獨特性格頗引校內外人士的注意。楊鷗交遊廣泛，我給各校造反派投遞小報，名單主要是她提供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也是首次從她口中聽說的。她詳細介紹了這篇文章，主要是講要平等對待一切人，而不是以出身把人劃為三、六、九等。她說：“有人說這篇文章右，實際上是替地富反壞右鳴冤叫屈，替地富反壞右說話的，是地富反壞右的喉舌。有人說這篇文章左了，出現早了，在今天不可能實現人人平等。而我認為，最主要是裏麵有股不滿情緒。這股情緒......”說到這兒，楊鷗伸長右臂，在空氣中抓了幾把，流露出的是擔心。連楊鷗都不願意沾他們，可見這是多麽孤立的一些人了。但我卻覺得有情緒是正常的，對人家又殺又打又抄家又遣返難道還不許人家有情緒？還要人家跪著笑著接受屠宰嗎？楊鷗覺得“出身論”給造反派添了亂，給紅衛兵打擊造反派找了借口。說白了，造反派是緊跟中央文革小組的，“出身論”是獨樹一幟的。 戎雪蘭她們受到紅衛兵的攻擊，是因為她們讓劉少奇的小女兒初一的劉亭亭寫檢查。劉亭亭打人的事兒，我先是聽有個同學告訴我，她一鐵鏟子把我們學校綽號“小王子”的工友的腿鏟斷了。 我問戎雪蘭：“有人說你們對劉亭亭態度不好。”戎雪蘭用她一貫幹脆肯定的語氣說：“沒有！我們就讓她坐在那裏寫檢查。” 雪蘭的容貌不像漢族人。後來我和她一起在白洋澱邸莊學校當老師的時候，她告訴我一個當紅作家形容她是古典美與現代美的結合。她告訴我，她的母親是雲南大家族龍雲家的閨秀。她的父親出身貧寒，12歲給人擦皮鞋，由教會培養上學，成為飛機導航員。我們都知道，她填寫當時最重要的一欄出身時，是在不停地變換，並引為笑談。 文革開始時，“紅五類”吃得開，她說自己是工人出身，因為爸爸給人擦過皮鞋。到1977年考大學時，她已把出身改為歸國華僑，因為她爸爸所屬的民航在新中國成立時起義歸來。在別人眼中嚴重的事情，她視若兒戲，靈活處理。 學校裏，“四三派”和“四四”派的鬥爭還是較為激烈的。“四三派”和“四四派”本是同根生，都和“老紅衛兵”沾不上邊，都是庶民子弟。為什麽又會分成兩派說法不一，最權威的說法是對中央文革小組一個講話的不同認識而導致的不同態度劃分的。“四四派”普遍在學校占了上風，取代了紅衛兵的領導地位。 在一些冥頑不化的老紅衛兵眼裏，更仇恨“四三派”，說他們要奪無產階級專政的權，要瓜分無產階級的江山。還有“四三思潮”這麽一說。有兩位姓張的兄弟寫過一篇“四三宣言”。 戎雪蘭有個姐姐已經是醫學院的大學生，雪蘭說她姐姐參加入大學考試，離家時媽媽往她嘴裏塞了一個話梅，等考完試回家，話梅還含在嘴裏。“你就想有多緊張了！”雪蘭歎道。有必要說一下的是，牟誌京他們在1980年代初曾到教育部多次請願，要求國家能批準自費留學生出國。牟誌京說請願的行列裏有個叫戎冰蘭的，是不是戎雪蘭的姐姐，我說是。 戎雪蘭有個妹妹是女附中初中的學生，有天，忽然聽說她妹妹從三樓上跳樓自殺，摔壞了腿。好像是被另一派逼的。因為傳她有遺書說：“未完成的事業由姐姐來完成。”並且是打開《毛主席語錄》往下跳的。有人說，戎雪蘭聽到後，一言沒發，收拾書包回家。戎母得知，急急趕到學校，與當權派理論，當權派被說得啞口無言。潘青萍稱讚道：“你想，戎雪蘭她媽媽多能說呢！”聽青萍說戎母教育三個女孩挺有意思的，三人打架誰贏表揚誰，戎雪蘭總是勝出。青萍的評論：“戎雪蘭多壯啊！” 潘青萍在女附中和在白洋澱插隊時，都是戎雪蘭最親密的戰友和朋友。她是越長越俊美的典型。我初遇她時，她17歲，略方的臉型，微黃的皮膚，戴著副眼鏡。和大多數戴白框眼鏡的學生不同，她的眼鏡上框是深色的，這給人一種很有學問的不尋常之感。她中等個子，卻喜歡有時弓著背。她的發型也和一般女孩有所區別。我們當時的發型十分單調，齊耳短發或兩根小辮子，潘青萍梳著兩個翹在耳朵兩邊的小刷子，憑添幾分青春活力。 21世紀初，我在澳大利亞接到她的成名作《抒情年代》，看到照片的她苗條挺直的身段，笑盈盈美麗的臉蛋，我對她說：“跟我印象中的截然不同。”隻有她的聲音永遠是那麽好聽，即使是在她發脾氣的時候也不變。更令人欣慰的是每次跟她接觸，都能感到她在進步，在自我提升。跟她談話，總有收獲。 她家和戎雪蘭一樣，也是姐妹仨個，她和戎都是排行老二，她對我說：“排行老大和老小是很不同的，老大責任心要強。”我在家就排行老大，下麵有三個弟弟。 她說她最佩服的是我的勇氣，我說我最佩服的的是她的才氣。 我和她基本無所不談，最近因為她身體欠佳，與她聊天需要預約。跟她聊上天更為難能可貴，回憶與她每次的聊天和爭吵都是幸福了。 第一次與她小小的衝突是1968年秋天，她穿著古銅色的皮夾克，藍色毛料褲子，戴著副精致的深色手套，騎自行車到我家，在院子裏與我商談中秋節賞月一事。她提議去紫竹院，我說去天壇。我們起了爭執，她就發脾氣了。恰巧被從外麵進來的大弟弟湘誦看見，事後跟我稱讚潘青萍風度翩翩。 1969年初，我已把戶口轉到白洋澱，人卻留在北京。有一天，師大女附中來了兩個我不認識的初中女孩。說是讓我去一趟學校，我一看架勢不好。跟媽媽告別了一下，跟她們去了學校，就被扣下不許回家了。 我被抓回學校關在宿舍樓裏，日夜有女孩子輪班看守，有一個還喜歡和我聊天。她告訴我有個叫溫標的女孩懷孕了，她媽媽到學校開介紹信給她做人工流產，還說：“那個男的肯定是不想要她。”我問：“你怎麽知道人家不想要她？”她撇著嘴一副有經驗的樣子：“要想要她就不會做人工流產了。” 趙京興被關押在四中，事因他的十萬字的“哲學批判”被油印傳抄，影響漸大，以致於西城公安局介入。負責管我的是一位姓劉的中年警察。他們要我交出原稿，我說：“不在我這兒。”他們說：“誰都知道，這是趙京興特地為你寫的，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你的。”我說：“我給燒了。”劉警官說：“我們知道，你對趙京興每個字都視如珍寶，你怎麽會舍得燒呢？”又說：“我們也是熱愛真理的，如果他寫的對，就不用怕我們知道嘛！” 第一次失去行動自由，真他媽的難受。她們給我打飯，當然是我自己掏飯票，我告訴她們我不吃窩頭。上廁所有人跟著。我隻能在床上坐著，一舉一動有人看著，晚上睡覺還不許關燈。 在此插上一句，戎雪蘭、潘青萍也遭到過這種惡運。我不清楚她們是不是和我關押的時間相同。她們是為了一個什麽“反動信件”，我是後來聽楊鷗稱讚戎雪蘭才知道的：“戎雪蘭真潑！不讓關燈睡覺，她一把就把燈繩拉斷了！” 我1964年9月踏進女附中校門找到高一（四）班教室時，是自由選擇同桌，我和一個身高與我相仿的美麗女孩同時坐在一起。我們倆相視一笑。她圓圓的臉，雙眼皮大眼睛，皮膚是小麥色，很健康。我們倆特愛聊，有時上課也忍不住說上兩句，組織上就把我們倆分開了。她叫朱冀濤，因為在家排行老二，大家都叫她小名二濤。二濤的爸爸是解放軍團長，但她笑著跟我說她爺爺奶奶是地主，並且說老人們的錢是攢的，不是剝削來的。我說我外公也是地主，已經去世了。二濤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大出風頭，在學校當領隊，吹著口哨，高喊著“一二一，一二一！”訓練準備去天安門廣場受毛主席接見的隊伍。有人氣急敗壞地跑來：“二濤！快回家吧！你媽快被人打死啦！” 再次和二濤見麵是1985年，在馬恬同學家的聚會。馬恬的哥哥是四中留校生馬凱，馬凱後來榮任國務院副總理。二濤還是那副樣子，愛笑愛聊。聚會散後，我們倆一起走，有說不完的話。她告訴我，在內蒙古兵團插隊，幹完活兒，一頓吃四個饅頭。她用手比劃了一下，“這麽大，問題是還吃不飽”。又說：“一開始，積極表現，想入黨，後來最泄氣的時候，沒想到被批準入黨了！”二濤是南開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她問我：“陶湘誦是你弟弟吧？”我說：“是的。”她說：“院裏考試公派到英國留學，他考第一。”流露出佩服。我回家問湘誦弟弟有沒有這事兒？平時寡言少語的大弟弟平靜地說有。我說：“怎麽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啊！”他說：“讓第二名給頂了，派第二名去了。”而我的小弟弟運氣還算好，高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第三軋鋼廠，趕上1977年高考，成績非常好，英文全北京第一。因為人事科一個臭娘們兒，鑒定上說他自由散漫沒考上。第二年考上國際政治學院，四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畢業，被分配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後來公安部也有考試，選拔公派出國留學生，小弟弟以英文第一名的成績被派往日本。1989年被召提前回國，自動辭職下海。
女附中在文革中被學生自我揭發是三高學校，集中“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高級民主人士”的女兒。原來還有一個工農子弟班，據揭發者說，校領導七弄八搞，這個班不複存在，隻剩下一個半個的學生。這成為校領導一大罪狀。所以在學校裏碰見各式各樣的名人女兒，就不是稀罕事兒了！我1964年9月入學，馬上加入了10月1日遊行隊伍的訓練。在學校大操場上，女孩子們排成隊列，練習正步走。手要甩到胸前，胳膊要抬到一定的高度,腿要向前抬起來踢著走。我在女十二中什麽都練過，跳高跳遠鞍馬投擲前滾翻後滾翻側翻倒立......唯獨沒學過正步走。我開始有點手忙腳亂，聽到耳邊一個聲音不大而清晰：“從頭來！”我斜著眼睛看看聲音來源，一個麵容普通的女孩子，從她的聲音裏感到她的定力和熱心。同學告訴我，她叫郭平英，是大文豪郭沫若的女兒。她比我高兩年，文革開始，她已經考上大學，不在師大女附中了。但為文革中被打死的卞仲耘校長鑄銅雕像一事，是她為首做的。有一次，為學校運動會一事，我到一個教室去，背後有人跟我說：“蕭霜跟你說話呢！”蕭霜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女兒，在學校裏很有名氣。我轉過身去，近距離看這位名媛確實漂亮。她穿著一身半新的有腰身的女軍裝，兩條烏黑的辮子過腰，與眾不同的是，她的頭上戴著半圓形的黑色發箍，顯得雅致時髦。她微笑，柔和，有些成熟。再有就是我史家胡同小學比我高一屆的林梅園了。她著名在兩個地方，一是家庭是資本家，有錢。二是她的姐夫是京劇大師梅蘭芳的兒子梅葆玖。小學時的她像一般的小孩一樣，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我進女附中後，發現她特別紮眼，一年四季恨不得都穿一件衣服，一件洗的發白的藍製服。冬天裏麵蓄些棉花，夏天就把棉花掏出來。她戴著副白邊眼鏡，短發，稍微駝背，盡量不想引人注意，但那件舊衣服讓她適得其反。她的妹妹在媽媽的女十三中，盡顯英雄本色，嬌氣極了，惹人憐愛。還有一個叫楊雷的高一女孩，是個幹部子弟，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被揪出來批判，說她說了反動言論，其中一條是在打撲克牌時，她說：“娛樂不被無產階級占領，就會被資產階級占領。”因為她身材高挑，容貌出眾，以至於楊鷗說：“怎麽右派都長得這麽水靈？” 師大女附中的曠世之恥，是在文革伊始率先打死校長卞仲耘。這成為全北京乃至全國最無恥的對手無寸鐵弱者施暴的榜樣。更無恥的是至今尚有人替凶手辯護解脫；對凶手的追究者、對真相的披露者進行圍攻打擊。王友琴，是替師大女附中洗刷這曠世恥辱的第一人。她是一個溫柔秀美的女人，她沒談戀愛，沒結婚，幾十年如一日，做一項常人難以想象的工作，有人誣蔑她是“刨墳頭”。她以一己之力，記錄著一個個文革受難者，發現他們的名字，被迫害致死的經過，誰是凶手！她的名著《文革受難者》在華人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已被翻譯成日文。王友琴，這個當代的女司馬遷，她的名字一定會彪炳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