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雅 | 回過頭再看袁世凱

 

 回過頭再看袁世凱

作者：馬雅

 

電視劇《走向共和》，孫中山演講

   孫文自小就生得清秀伶俐，雖出身貧寒農家，他為人熱情奔放、膽大包天，很是與眾不同。村裏有位太平軍老戰士，每聊起當年抗清舊事，孫文聽得入迷，公然宣稱要當“洪秀全第二”。年稍長，孫文又與同伴們拆毀北帝廟，激起公憤，被村人驅逐。當年，並無任何人對他洗腦，可孫文小小年紀，就本能地親和“亂黨”，不能不說他腦後天生就有一塊反骨。        

袁世凱也是個另類。他少年英俊，13歲時曾製聯“大野龍方蟄，中原鹿正肥”，霸氣十足。作為官宦子弟，他先是走科舉的老路，但兩次不中以後，怒將四書五經付之一炬，揚言：“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豈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遂投筆從戎。袁世凱心眼兒活絡，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日後，他那麽痛快地廢除科舉，這也當是注釋之一。

       後來，孫文的哥哥到夏威夷謀生計，發了財。這讓孫文得以在家鄉讀私塾，更有機會出檀香山、香港和廣州念書，受到係統的西式教育。而且，他17歲便被洗禮，成為基督教徒。那年頭，生於民氣已開的廣東，長於海外，孫文的經曆真在國人裏罕見，可謂“鳳毛麟趾”。海外的經曆，讓他痛感中國的落後，亟需改革，可當時他還把希望寄托於晚清的重臣李鴻章身上。1894年1月，孫文曾熱切地給李上書，提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主張，但未受理睬。 

        

而“官N代”的袁世凱，憑借家裏的關係走後門，投奔了淮軍。不久，他被派往朝鮮。因維護清廷得力，對日本態度NB，袁世凱博李鴻章的青睞，脫穎而出，開始發跡。在朝鮮的十幾年的任上，袁世凱在政治、軍事、外交上都頗有曆練，能夠獨當一麵。而他作風強勢，實際上主管了朝鮮的事務；在被當局視為苗子的同時，也開罪了不少人，尤其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釘。

遭到李鴻章的白眼後，孫文對改革的幻想破滅。1894年11月，他在日本東京組建了興中會，首次提出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國的綱領，從溫和的改良派演變為激進的革命黨。從此，孫文在海外廣結朝野人士，尤其各路會黨，大力在華僑中募款，宣傳鼓噪，組織暴動。

在朝鮮的袁世凱，則近距離目睹了日本在遠東的血盆大口。歸國後，正值1894年甲午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更使袁世凱大受刺激，銳意強兵。袁世凱遂在小站建立新式陸軍，積極操練新兵；他也順理成章地讚同康有為的維新主張。康黨據此，竟以袁世凱為他們能信托的同道中人，必要時甚至可借重其兵力以成事。於是，1898年的戊戌政變時，譚嗣同深夜秘訪袁世凱，要求他殺榮祿、圍園劫後，把袁世凱拖進政治漩渦，逼入死角。袁世凱在審時度勢之後，認為其風險太大，故未對康黨伸援手，反為自保而告密。

 

      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對海外的孫文來說，證明了君主立憲已走入死胡同，更堅定了他推翻帝製的決心。1905年，以他為首的興中會，和以黃興為首的華興會合並，組成了中國同盟會，其會的綱領為“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孫文隨之正式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思想。作為一個現代的革命政黨的領袖，孫文有了自己明確的綱領和理論。

此時在國內，康黨雖被殺的殺，趕的趕，可連慈禧太後也明白，如果再不實行新政，大清的江山就不保了。因此，她被迫采取一些有限的新政措施。袁世凱本來就支持君主立憲，不過他是隨機應變之人，戊戌政變時不會以卵擊石。可現在，不管是權宜之計，還是為苟延殘喘，“上邊”已經對新政點頭了。況且，袁世凱本人的翅膀也比原先硬多了。於是，他對新政推波助瀾，心氣和底氣都挺足。

1906年，慈禧太後宣布預備立憲，領軍人物正是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經過月餘準備，由袁世凱主導的官製改革方案出爐，但因對滿清親貴不利，遭到激烈的反彈。慈禧又改換其他大臣繼續製定方案，最終形成對滿人有利的方案。然而同一年，就在袁世凱的運作下，中國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隊伍，以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均在天津正式成立；袁世凱還下令：直隸各州試驗地方選舉、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在國際上，袁世凱則被公認為清廷裏思想開明、舉足輕重的實力派。

       同時，孫文卻以他一貫的革命幹勁，在海外不懈地演講、辦報，傳播革命思想。這對國內尤其南方各省影響甚大，革命黨的勢力不斷發展，接連發生暴動。其中以1907年的鎮南關起義，和1911年月的黃花崗起義，聞名於世，都均未成功。

而隨著慈禧的過世，清廷失去了獨斷乾綱的權威，其腐敗無能卻欲蓋彌彰。革命黨人遂紛紛起事，地方政府也與朝廷離心離德。於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了。

武昌起義爆發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有的甚至宣告獨立，與清廷作戰，國家瀕於內亂和分裂。在此危局下，1911年12月初，清攝政王代表他作皇帝的小兒子溥儀，向隆裕皇太後呈遞了退位詔書，並將所有政務委托給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袁世凱與南方的革命黨屢經談判，應許給予清廷優厚的條件，最終迫使清皇溥儀退位，使得中國不流血地以和平方式，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南方剛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立都南京；才從國外趕回國內的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等待袁世凱前來接任大總統職務。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則堅持以北京為都。

至此，滿清已亡，民國已立。中國有兩位傑出人物待命，來領導這千瘡百孔的國家：孫文，一位心誌高遠的理想主義者、職業革命家，但從未有過任何從政和治理政府的經驗。袁世凱，了解國情，具有豐富的執政經驗，操作能力很強，但在關鍵時刻，容易打個人的算盤。至此，中國麵臨兩千年未有之變局，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革命還是改良？而陰差陽錯地，中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結果呢？“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軍閥混戰，日寇入侵。到如今，誰還能斷言當年的革命必勝於改良？

辛亥革命後，國家陷於分裂。從表麵上看，南方是革命黨，北方是保守派，因共和與帝製的理念不同，不能達到共識，所以國家不能統一。其實，更深層次的原因卻是，晚清時中央政府的權力已江河日下，已無力真正統領地方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曾國藩練湘軍起，到李鴻章的淮軍，再到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各省的都督權勢之大，都可能擁兵自重。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滿清親貴，對這些漢人的重臣十分提防和猜忌，基本上是內控使用。他們隻利用漢族重臣來戡長毛、平撚軍、鎮壓義和團，以維持家天下。清國的國力用於內耗，而並非用於圖新自強 。  

      

因此，清廷越來越虛弱，慈禧的去世又造成了權力的真空。當1911年滿清壽終正寢時，隻有一個富於活力的政權才能迎接20世紀的挑戰，而且這個政權又必須有權威，說話才有人聽，才能維持國家的統一。         

但是，這有權威的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起即消失了。從此，中國的內地，或南北對立，或軍閥混戰，國家從未真正統一過。即使北伐戰爭已結束，中央政府坐鎮南京，也有共產黨的紅色根據地與其分庭抗禮，國家也依然分裂。而這種局麵，一直維持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而從邊境地區看，革命黨的綱領明確提出要“驅逐韃虜”，於是滿人應該滾回滿洲去了。那麽，滿洲還屬不屬於中國？當時蒙古、西藏與中國的隸屬關係，是由於它們承認清廷的宗主權。所以，辛亥革命導致的共和，立即引發了外蒙的獨立，也為未來滿洲國的後患埋下了伏筆。而這樣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加上孫文這樣一位國家首領，使得英國對西藏的滲透，俄國對新疆的插手，如天賜良機；且不說，日本對山東、滿洲和內蒙覬覦已久。 

      

日本一貫認為袁世凱是強人，要比孫文難對付得多，而他的當政有可能使中國由弱變強，故欲除之而後快。“二十一條”的出籠，其實就是要把袁世凱搞臭。在國貧兵弱而內亂不絕的國情下，北洋政府當時如何為國家利益力爭的曆史真相，早已被掩埋在塵埃之中。但是，近年來麵世的新史料卻證明，孫文為反袁獲取政權，不惜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同日本做交易，其出讓的國家利益遠甚於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而環顧當時的世界，大約同在一個曆史時期，國際上有幾個大國，社會曾發生過劇烈的變動，曾試圖由君主專製過渡到君主立憲製。中國與它們相比，社會轉型的前景又當如何？   

1871年，普魯士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麥的輔佐下， 德國實現了900多年來第一次國家的統一；同年，德國宣布德意誌帝國憲法，正式實行君主立憲製。而於19世紀末，德國的GDP已超過英國，在世全界僅次於美國。       

1868年，日本開始明治維新。1889年日本伊藤博文內閣頒布明治憲法，於1890年實施，這標誌日本君主立憲製正式建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日軍完勝。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軍又告捷。

     

俄國的情況則比較吊詭。沙皇亞曆山大二世於1861年廢除農奴製之後，原打算把俄國從君主專製改為君主立憲製。但他的新政措施觸犯了許多大貴族、大地主的利益，立憲遭受極大阻力。保守勢力借革命黨之手，刺殺了亞曆山大二世，使俄國的立憲擱淺。於是，1905年，日俄戰爭時，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製的俄國。而俄國的戰敗，實為沙皇帝國敲了喪鍾。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德、日兩國因君臣同心，立憲成功，國家進步。俄國則因統治階級內部不和，立憲失敗，國家停滯不前。這些國家，無論立憲成敗與否，現代化的程度均高於滿清，但它們都沒有建立共和的雄心與嚐試。這裏，筆者姑且不論當時大清國的廣大臣民，包括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對共和、對議會、對三權分立等等，究竟有怎樣的認識和理解。

而僅僅是質疑：以中國當時的國情，從君主專製跳過君主立憲，“一步登天”，直接跨入共和，其條件成熟嗎？       

多年來，史學界和社會上已作定論：袁世凱的“稱帝”，是開曆史的倒車。而有人認為，他若無此舉，有可能是中國近代史上功績最大的偉人，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不過， 這觀點是不是也值得商榷？試以拿破侖為例。經1879年的大革命，法國麵臨內憂外患。1804年拿破侖稱帝，大權在握，對內平息保皇黨和雅各賓的左右夾擊，對外出擊奧地利、普魯士和英國，保衛了法國，從而也捍衛了大部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的“稱帝”，也有他防範國家出大亂子的考慮。況且，共和或立憲，不能光看“麵子”，還要看“裏子”。曆史證明，“麵子”上的共和國，目前多在非洲和南美；有“裏子”的君主立憲王國，現卻多在西歐和北歐。而像希特勒這樣真正的獨裁者，實行暴政其實並不需要“稱帝”。         

 

再回過頭來看看袁世凱。他本人在晚清的新政時期，積極鼓吹憲政的理念，並有按部就班地推行議會政治的實踐。如若他能假以天年，中國從曾國藩、李鴻章以來循序漸進的改良的進程，或有可能繼續？         

想當初，在1911年，革命黨裏不止孫文一人，還有黃興、宋教仁等領袖，如果他們能在一起，就仿佛一片充滿生機的春樹，欣欣向榮，有一天可望大樹成材。想當初，在1911年，改良派除了袁世凱，也有梁啟超、楊度、嚴複等諸位有識之士，就像五彩斑斕的秋林，風華猶在。然而……        

行文至此，雖風馬牛不相及，筆者竟想起十九世紀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情詩：

假如你是春天，我是秋天

春天正和你相似，秋天就像我。

而假如我後退一步，你又進一步向前

那我們就一同進入了繁榮的夏天。（大意） 

        

而在1911年之後，中國錯過了這個“夏天”。這是一段至今也剪不斷、理還亂的曆史，這是一段南邊有“孫大炮”，北邊有“袁大頭”的曆史，終究沒踩在點子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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