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 | 北平軍調部雜憶

北平軍調部雜憶

沈容／文

沈容和李普

一

　　每次乘飛機，我總會想到第一次乘飛機的經曆。那不僅僅因為我從沒乘過飛機，更因為那是一次很特殊的飛行。那是1946年初，我們從重慶飛往北平。
　　我是從當時的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外事組調往剛成立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而從重慶飛往北平的。日本投降後，由美國出麵調停，進行國共和談。我由《新華日報》調到外事組，翻譯馬歇爾、周恩來、張治中三人會談的記錄。會談的結果是雙方同意發布1月13日的停戰令，即在1946年1月13號，國共雙方就地停戰；同時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調處停戰事宜。執行部由國共兩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我方的首席代表是葉劍英。
　　我是和李普、劉白羽、周而複、張維冷、楊庚同往北平的。我和張維冷去執行部當翻譯，楊庚派往《解放三日刊》，其他三人都是特派記者。
　　我們從白市驛機場起飛，坐的是美國軍用飛機。上了飛機我們才知道，同去北平的還有國民黨的六位人員。現在的民航有舒適的躺椅，還不時有空中小姐送來吃的東西。那時的美國軍用飛機隻有兩排麵對麵的硬椅子。國民黨的人坐了一排，我們坐了一排，麵對麵。我不知道國民黨的人看見我們這些人是怎樣想的。我心裏可有些緊張。多年的地下工作使我忘不了國民黨特務的盯梢、盤問。我本能地覺得應該提高警惕，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出發前由於調動工作、要乘飛機、要到從沒去過、剛從日本手中奪回來的北平而興奮的情緒，至此一掃而光。我們都不說話，隻交換幾句無關緊要的、必須說的話。雙方坐定後，我仔細看著對麵的人，原來他們顯得更緊張，謹慎而好奇地看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天天罵我們“共匪”，天天要捉共產黨，現在，我們這些共產黨就在他們麵前。
　　機上的美國兵發給我們每人一個牛皮紙做的口袋。讓我們係好安全帶。這一切對我們都是很新鮮的，但是由於對麵坐的是國民黨人，我們都保持沉默。別人怎麽做，我們也怎麽做。一切就緒，隻待起飛。時間並不長，但是由於這種沉默的空氣，等待的時間顯得特別長。終於，發動機的一聲轟嗚打破了這種沉默，飛機起飛了。
　　開始感覺還好，不久胃裏就翻騰了。飛機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胃也越來越難受。我們幾個人臉色都很難看，看得出來是在拚命忍著。對麵國民黨的人也在忍著。這是一場無聲的競賽，比耐力的競賽。誰也不願先吐。
　　最先吐的還是國民黨的人。他們有一個人先吐了，接著其他的人也跟著吐。這一下可不行了。麵對麵看著他們吐，我們也忍不住了，一個個吐起來。那個牛皮紙袋就用上了。這吐啊，真叫人難受，吐完吃的東西就吐黃水，胃裏翻江倒海。隻要有一個人吐，馬上就連鎖反應，接二連三地吐起來。從重慶到北平，現在大概隻要兩三個小時，那時，那種小軍用飛機飛了五個小時。這幾個小時真是長極了。我們誰也顧不上觀察對麵的同機者，隻盼趕快到達目的地。我已記不得我們是怎樣到達北平的，怎樣進城的，隻記得到達住宿地時已是深夜。北平是什麽樣，這一晚什麽也沒看見。
　　當我離開執行部，調往上海的時候，我又乘美軍的軍用飛機。這次沒有吐，但遇到另一種情況。和我同機的是美方的一位上校帶著夫人和兩三個隨員。我先到機場，先上機。這架飛機上沒有椅子，空空蕩蕩。我在靠機頭的地方放下我的行李袋，然後靠著行李袋坐下來。美方人員上機後，在機頭的的另一端鋪上毯子坐下來。我們彼此點點頭，算是打了一個招呼。這次飛行很順利，靠著一個行李袋，半坐半躺就像坐了軟席。可是，到達上海時問題來了：我怎麽進城？去北平時我們有六個人，現在隻有我一個人，而且是女的。當時沒有出租車，也沒有人來接我。有一輛敞篷卡車來接美方上校。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進了城再說。於是，當美方人員往車上放行李時，我也把我的行李袋扔上卡車，跟著他們爬上了車。
　　上車以後，我越想越覺得自己太冒失了。萬一他們把我扣留了怎麽辦？各種可怕的念頭立即湧上心頭。越想越不對，越想越可怕。車在向前奔馳，上海市區在哪裏呢？往兩旁看看，都是田野，顯然是遠郊區。我決心到市區就脫身，捺著性子坐在車上，而郊區好像沒有盡頭。好不容易看見前麵有些行人和房屋，我立即作好準備，一到有人的地方，就使勁敲駕駛室，叫停車。汽車一停，我把行李往車下一扔，跟著就跳下了車。站在路邊，舉目一望，這哪裏是市區，不過是近郊區，所以有些行人和小店鋪，離市區還很遠。我好不容易找到一輛黃包車，直奔生活書店，找到胡繩，就算是到家了。

二

　　我們到北平的第一天，住在北京飯店最高一層樓。那裏原來像是個大廳，現在擺滿了床，中共方麵來的人先在這裏住一晚。
　　在北京飯店，美方、國民黨、共產黨各占一層樓，樓層的分配是用抓鬮的方式決定的。中共是哪一層我記不得了，可能是三層。我們原先住在三層，後來，來的人多了，我就搬到翠明莊去了。翠明莊原來是日本人蓋的，每間房都有壁櫥，門是推拉的。日本人睡榻榻米，白天把被子放在壁櫥裏。我們去時，每間房都放了床。
　　葉劍英住在南池子拐角的一所獨門獨戶的院子裏，人稱葉公館。
　　在北京飯店，我們吃的是西餐，和美國人、國民黨的夥食一樣，餐廳是分開的。早餐有三個煎雞蛋，一塊火腿，一杯牛奶，還有麵包。午餐和晚餐都是兩菜一湯加麵包等等。我和李普都很喜歡吃這樣的西餐。這比重慶新華日報社的夥食好多了。到翠明莊以後，從解放區來的一些同誌吃西餐吃不飽，要吃中餐。於是改為中餐，夥食標準不變。早上是稀飯、饅頭、小菜。午餐和晚餐也改為中餐，米飯、饅頭隨便吃。我和李普還是喜歡北京飯店的早餐，常常拿了飯票去北京飯店吃西式早餐。在北京飯店，有一次我遇見一位中央大學的同學。在學校時本來都認識，但這時我看他進了國民黨的飯廳，他看我進了共產黨的飯廳，我們彼此都很驚訝，卻誰也不搭理誰。
　　到北平後，使我最高興的一件事是，看到了日本戰俘在北京飯店一帶掃大街。日本終於被打敗了，我們勝利了！雖然我知道日本的投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德國的投降，以及美國在廣島扔的原子彈促使它不得不降，但不管怎樣，日本人終於被打敗了！抗戰八年多麽不容易呀！
　　在北京飯店東邊，王府井大街北麵拐彎角上一家郵局的前麵，經常有兩三家地攤，出售的全是日本人撤出北平時留下的東西。有日本和服、西裝、日本式的茶壺、茶杯以及其他日用品。我經常去逛，看看地攤上的這些東西，能使我感到日本是真的被打敗了。在前門的舊貨市場，也有很多日本人的舊西裝出售。有一位姓孫的同誌非常熟悉前門的舊貨市場，熱心為從解放區調來執行部工作的同誌買西裝、皮箱等物。我們叫他孫大哥，他原來在《新華日報》管總務，解放後當過煤炭工業部部長。現在日本人大概長高了，那時的日本人確實都比較矮，個子高的同誌還不容易買到合適的西裝。
　　執行部工作的地點是協和醫院。協和醫院的醫生、醫療設備已全部搬出去了，病房都變成了辦公室。我的工作是翻譯備忘錄，本來張維冷也是調來搞翻譯的，後來沒來。領導文字翻譯的柯柏年要考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延安的同誌對蔣管區來的同誌的業務能力不大信得過，所以要考一考。他給我和張維冷一人一份文件，要我們翻譯出來。我們兩人在一間房裏應考。我比較老實，坐下來就幹。張維冷卻不服氣，他寫了兩句就把筆一摔說：“老子革命這麽多年，還沒人考過我。”他在重慶美國新聞處工作過，英文翻譯當然是不成問題的。我勸他不要生氣，翻譯一篇文件有什麽了不起。他拿起筆又寫幾句，但總是氣難平，終於不幹了。他去了《解放三日刊》工作。

三

　　不久我們做翻譯工作的人中，請來了兩位雇員。一位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王光美，一位是宋平的小姨子陳舜貽。王光美當時是輔仁大學化學係的助教，陳舜貽不知是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們譯的備忘錄，都是執行部派出去的執行小組從有爭議的地點發來的電報，內容都是國民黨軍隊首先開槍，占了我們什麽地方，打了我們多少人，奪了我們什麽武器等等。我們把這些材料翻譯出來最後常常加一句：一切嚴重後果由國民黨方麵負責。
　　馬海德是德國醫生，很早就到了延安。現在他在執行部，名義上是中共聘請的醫生，實際上為我們翻譯的備忘錄在英文上把關。馬海德中國話說得很流利，為人隨和、幽默，還會來兩句京劇。柯柏年很嚴肅，從不開玩笑，也不隨便聊天。
　　兩位雇員的作風卻截然相反。陳舜貽埋頭工作，到點上班，到點下班，不同任何人談話。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較活躍，每到吃飯的時候，在飯廳旁邊的休息室和人聊天。執行部南來北往的人很多，她喜歡和別人聊，問長問短。總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當初我們都不知道她是什麽關係請來的。有一次開黨小組會，我和柯柏年、章文晉一個小組，在會上他們談到這兩位女士，怎麽一個悶聲不響，一個說個沒完，有些不放心。他們說我是女同誌，容易接近她們，要我多和她們接近，了解她們的情況。
　　於是，我有空就到她們的辦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見我去，仍是話很多，問我：“你看看這句話這樣譯對不對呀？”等等。後來她被調去和美方聯係我方乘飛機的事，李普到華東一帶采訪，每次都通過她聯係美軍飛機。執行部解散後，她撤退到延安，在西柏坡和劉少奇結婚。解放後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執行部是因為她的一個哥哥是黨員，叫王世英，妻子叫王新。他們夫婦倆和我們常來常往。
　　陳舜貽譯的速度還算快。我去她辦公室時她隻是請我坐，再沒別的話了。我要想法打開她的話匣子，就問她來這裏工作習慣不習慣。她隻是點點頭。我隻好單刀直入，我說：“你來這裏也有些日子了，怎麽沒聽你說過話？”她望著我臉紅了，她說：“人們都說共產黨人很凶，很可怕，所我不敢說話。”原來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說：“你看我凶不凶？”她說：“你不凶。”我說：“我就是共產黨人呀。”
　　和陳舜貽的談話，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漢奸在淪陷區的反共宜傳實在厲害。
　　以後又有一些事，證實了我這種感覺。

四

　　有一次賀龍同誌要去醫院看病，我跟他一同去檢查身體，因為那時我懷孕了。我們一進醫院，人們就從四麵八方圍攏過來觀看。他們認為賀龍是土匪頭子，都要來看看這土匪頭子長得如何三頭六臂。不論我們走到哪裏，人們都跟到哪裏。從此，我再也不跟賀龍去醫院了。
　　有一次，我到協和醫院的辦公室去上廁所，遇到一位美國老太太，她是在美方工作的。她衝我看了看，問我幾歲了，我告訴了她。她搖搖頭，顯出無可奈何的樣子說：“可惜，可惜！”我琢磨：她的意思大概是我小小年紀，長得還可以，並非青麵獠牙，怎麽也到了可怕的共產黨那裏？我不便細問，隻好對她笑笑就走了。以後我才知道，不少歐美人都把共產黨人看得很可怕。
　　中共、國民黨、美方三方麵各召開過一次雞尾酒會。有一次中共召開這樣的酒會，我和在執行部工作的女同誌都參加了。美方的一位高級軍官喝醉了酒。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還在那裏發酒瘋，嘴裏不斷地說：“中國的姑娘真漂亮！”章文晉扶著他，逗他，指著我們幾位女同誌說：“她們漂亮不漂亮？”那位將軍說：“漂亮！漂亮！”章文晉說：“她們都是共產黨員。”這位將軍竟馬上說：“魔鬼！魔鬼！”
　　龔澎在重慶，托人捎話給我，要我買點冰糖葫蘆給她。執行部定期有飛機到重慶。那時，我口袋裏還有點錢。李普寫的《光榮歸於民主》出版了，得到一筆稿費，留了一部分錢給我用。有一天晚飯以後，我去逛東安市場，順便買幾串糖葫蘆。當我拿著幾串糖葫蘆往回走時，有四個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士兵跟在後麵，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我加快腳步走，他們也加快腳步跟。我想到美國將軍說的“魔鬼”，就站住了，回過頭來用英語對他們說：“你們要跟我到哪裏？我是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的，跟我到執行部去吧。”四個美國兵一聽說是中共代表團的，轉身就走了。我很得意地回了宿舍。龔澎後來告訴我，冰糖葫蘆帶到重慶的時候，糖都化了。
　　李銳的前妻範元甄那時在《解放三日刊》工作。我1939年就認識她，那時她在《新華日報》當記者。這時，她常來翠明莊找我玩。最近李銳的女兒南央整理她父母的通信，看到範元甄還寫信告訴李銳，說我有一件漂亮的大衣；還有一封信說，她有一晚住在翠明莊，和我同床而眠。我已不記得了。我記得的是我陪她去買大衣，買了一件黑色的翻毛的。陰曆除夕，我和她一同去逛廠甸。那時的廠甸十分熱鬧，有各種北京的風味小吃攤，有小孩玩的紙糊的燈籠、風車等等。北京人都愛帶著小孩去那裏玩。我和範元甄買了一點驢打滾回宿舍吃。那時她年輕漂亮，我們很談得來，也能在一起玩。想不到後來她竟變得那麽不可思議。我讀了南央寫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想到當年我們在北平相處的日子，真是感慨萬千！
　　張維冷也常到我那裏玩。他是李普在重慶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張維冷為人靦腆，和熟悉的人能侃侃而談，和生人在一起就一句話也沒有。
　　李普那時常跟執行小組到發生爭議的地方去跑，完成一個任務回北平後，就住在我那裏。我總盼望他多回來幾次。他一回來，我那裏就熱鬧了。他是記者，到處都去。有時，他帶我一起去葉劍英住處。葉劍英是中共代表團的首席代表，李普必須從他那裏了解情況。葉劍英的大女兒葉楚梅也在那裏。葉劍英很會玩，什麽逛北海公園，上館子吃飯，常有我的份兒。有一次去葉公館，還遇到魯迅夫人許廣平。我們在一起照了相。那張相片，文革時被抄走了，並把我們的案子和葉帥聯係起來了。這是後話。我認識了許廣平，解放後我當記者時許廣平曾帶我參觀過魯迅故居，那時魯迅故居還沒開放。
　　我還要提到的一個人是林仲。他是搞口頭翻譯的。口頭翻譯的負責人是黃華。黃華後來當過外交部副部長、部長、副總理。林仲個子矮矮的，鼻子有點翹，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米老鼠。米老鼠也愛和我們開玩笑。60年代我們在中南局工作時，他也在中南局。但文革中他也在劫難逃，因為他的夫人是陸定一夫人嚴慰冰的妹妹。嚴慰冰因為寫匿名信罵葉群，查出來被定為反革命。米老鼠夫婦當然也受到牽連。
　　執行部名義上調停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實際上軍事衝突一天也沒停止過。雙方都在加緊備戰。中共方麵利用執行部有飛機這個交通之便，大量調動幹部。當時最要緊的是調幹部到東北去。各解放區需要購買藥品及其他物資的人也雲集在此。我調到上海時，陳士榘就托我帶一包東西給廖夢醒轉交宋慶齡。後來我才知道是從美國買的鞋。我真不知道同誌們是從什麽途徑買來的。此外還有軍區首長來北平看病的，以及過去沒有到過大城市趁機來玩玩的。今天來一批，明天來一批，過幾天又走一批，南來北往熱鬧極了。
　　不過，熱鬧了一陣，內戰還是打起來了。

五

　　在我們搬到翠明莊的時候，大部分工作人員都住在這裏。早上有交通車送我們去協和醫院上班。
　　李克農是代表團秘書長，主管內部一切事務。大家叫他管家婆。李克農長得很魁梧，神態嚴肅，自有一股威懾人的力量。不很久，我發現大家都有點怕他，特別突出的是在吃飯的時候。本來大家嘻嘻哈哈有說有笑，隻要李克農一到，大家就不敢大聲說笑了。有一天，吃罷午飯，各自回房。李克農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進去。李克農問我：“小鬼，有什麽事？”我說：“想給你提點意見可以嗎？”他說：“說吧。”我說：“你是不是太凶了一點？吃飯的時候本來大家有說有笑，一見你來就不敢出聲了。”他哈哈大笑說：“就是要這樣。”接著他說：你做過地下工作，難道你不知道這是什麽地方？這裏的服務員、勤雜人員裏麵有多少他們的人？而我們的同誌以為這裏都是自己人，可以隨便了，不加警惕。他對我說了一些保密重要性的話。我覺得我提這個意見實在太蠢了，同時也覺得，這位管家婆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凶。我對他的印象完全改變了。
　　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我覺得這位管家婆確實是很厲害。
　　和我一起到北平的張維冷常到我房裏來聊天。有一天他說，我們都沒去過延安，現在有飛機可以乘班機去一趟。星期六去，星期一原機回來。我覺得這主意太妙了，隻要請兩天假，但是要得到李克農批準。張維冷慫恿我去說。我覺得沒有正當的理由，不大好啟齒，因而也不敢去提。過了幾天，張維冷又提起這事，我禁不住他死說活說，又動心了，鼓起勇氣去找李克農。他問：“又有什麽意見？”我說沒意見，然後結結巴巴地把想去延安的要求提出來。這一次李克農可不是那麽好說話了，他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通，問我是來工作的還是來玩兒的。我自知理虧，隻好算了。
　　我的一位同鄉叫胡小為，她是乘執行部的飛機到延安的，在北平等飛機的時候也住在翠明莊。以後我們同在新華社工作。她告訴我，她和李克農曾有一次奇特的遭遇。
　　她是通過地下黨介紹去延安的。住在翠明莊的時候，她認為那裏住的都是共產黨，無拘無束，感到任何人都很親切、可信。有一天她遇到一個人，問她姓什麽，叫什麽，要到哪裏去，什麽人介紹她來的。她一一如實回答了。那人又問她：“你知道我是什麽人？”胡小為答：“不知道。”那人說：“我是國民黨。”說完就走了。這一下可把胡小為嚇壞了，闖了這麽個大禍，怎麽辦呢？尤其不該說的是什麽人介紹她來的。這可怎麽得了！她沒有熟人，無人可商量，回到自己房裏哭開了。她關上門哭了一整天，飯也不吃了，想不出補救這彌天大禍的辦法。隔壁住了一位女同誌，聽到她的哭聲，又見她不出來吃飯，敲敲她的門，問發生了什麽。胡小為想，已經闖了禍了，誰知這人又是什麽人呢？不能再說了，隻顧哭。這位女同誌發現情況不對，再三對她說，這裏都是同誌，有什麽為難的事，大家都會幫忙的。她說得很誠懇，終於說動胡小為把門開了。胡小為把自己怎麽闖的禍一五一十說了。那位女同誌問胡小為，看到的人是什麽樣子，穿什麽衣服，在什麽時候，什麽地點，胡小為一一說了。這位鄰居馬上想到這人可能就是李克農。她叫胡小為等著，立即去找李克農，說了胡小為的情況。李克農說：“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麽人，把什麽都說了。太沒警惕，我嚇她一下。”好家夥，這一嚇差點要了胡小為的命。胡小為對我說，這一嚇，夠她記一輩子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宣傳口工作。有一次審查影片《停戰以後》。那是一部寫執行部時的影片。耿飆和我談到執行部時的情況，也談到了李克農。耿飆在執行部時是交通處處長。我說，我至今記得李克農的房裏進門是兩張沙發，沙發前麵有一張小圓桌。耿飆說：“就在這圓桌下麵發現了國民黨安的竊聽器。”他說，有一天他和李克農坐在沙發上談話，不小心把一杯茶打翻了，在收拾茶杯的時候，發現桌下的地板似乎動過，他們把桌子搬開，把活動的地板弄開來，果然發現裏麵裝了竊聽器。
　　我和李克農接觸不多，但是印象很深。他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

六

　　葉劍英是我們的首席代表。他住在南池子拐角一處紅色的大院裏。那房子過去大概是什麽王府。我和李普有時去看望他。李普是記者，哪裏都要去了解情況，我也跟去了。
　　葉劍英和李克農的個性正好相反。李克農總是睜著一雙警惕的眼睛，不苟言笑，好像隨時準備應付不測事件。葉劍英工作時嚴肅認真，工作之餘喜歡說說笑笑，甚至和我們開個玩笑。他會休息，會玩，有時帶我們到北海公園去玩，租幾隻遊艇，讓大家玩個夠。
　　有一次，葉劍英興起，帶了幾個人去前門全聚德吃烤鴨。我正巧碰上了，也就一同前往。那時的全聚德沒有現在的設備，樓上是雅座。所謂雅座，也就是隔開幾個單間，連門都沒有，隻是掛上一塊白布簾。上菜的時候，堂倌用肩把將布簾一頂就進來了。
　　同去的有誰，我記不得了，好像有榮高棠。當我們就座不久，就發現不斷有人在白布簾外窺探。原來這天來吃飯的人聽說中共代表葉劍英來了，都想來看看葉劍英是什麽樣的人物。從樓上傳到樓下，樓下的人也不斷上來，隻聽得樓上樓下川流不息。我們正不知怎麽辦，葉劍英叫堂倌把布簾打開，讓大家看！更沒想到，他站起來，即席發表演說，大意是說我們不想再打內戰，但是蔣介石卻處處毫無誠意，一再違反停戰令。葉劍英身材魁梧，威風而又瀟灑的儀表，一下子就把觀眾吸引住了。他講得有根有據，態度誠懇親切，贏得了陣陣掌聲。講完，聽眾滿意而去，我們也高高興興乞起烤鴨來。這是我第一次吃烤鴨。
　　又有一次，國民黨組織了一幫特務流氓，打著“還鄉團”的小旗，在執行部門外鬧事。他們氣勢洶洶，大喊大叫，把執行部的大門圍得水泄不通。我們都出不去，在樓上看著這幫流氓鬧。
　　這個事件還是葉劍英解決了，他叫人讓流氓代表來談，這幫人本是烏合之眾，哪裏是葉劍英的對手，葉劍英很快就把他們打發了。
　　十年浩劫，“四人幫”要整葉帥，竟從北京派人來廣州，要我揭發葉帥。我當時在中南局，我們的軍管組組長親自“提審”我。那次“提審”可夠威風的。組長中間一坐，四周全是北京來的軍人。他們拐彎抹角地提問題，目的隻是一個，要我揭發葉帥的“罪行”。我在執行部工作期間，隻是一個小翻譯，既不直接參加談判，又不接觸核心機密，有什麽可交代的？至於以上所寫的工作之餘的接觸，在我看來，構不成什麽問題。所以，當時我隻能一問三不知。今天把工作之餘的這些寫出來，算是我的補充交代，如何？

　　本文摘選自《紅色記憶》，沈容／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