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亮 | 回到遙遠的九十年代

回到遙遠的九十年代

吳亮／文

吳亮

　　上世紀90年代最初那幾年，我常拿杜尚的話來為自己的平庸生活開脫：“生活是被用來度過的，而不是被用來談論的”。很諷刺，我廣征博引式的自我辯解不就是一種談論？有次，我還厚臉皮地加一句，“生活不是供我們將來回憶的素材”，蛇足了。很犬儒地說，拋擲光陰可以避免許多錯誤，做旁觀者，別介入！人們後悔自己做過的事，並為此付出慘重代價的教訓還嫌少嗎？保爾柯察金的名言，“我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還有說服力嗎？當時我絕不這麽認為，況且蘇聯剛剛解體，被一個偉大理想裹挾的人們早已失去了悔恨的機會……生活一旦無所期盼無所等待，時間就溢得滿地都是。

       1992年，我十分熱衷於看電影，電影院成了我經常出入的場所。有時我也會守在家裏看電影錄像帶，連續看，單單平克弗洛依德的《迷牆》就反複放了好幾遍，還有一部好像叫《德黑蘭1943》的，也來來回回倒騰，如同著了邪魔一般。更多的，是那些打打殺殺的警匪片，偶爾看看戈達爾安東尼奧尼。至今仍然記得，其實我對那些電影的情節並不注重，當然不要說電影的意義了，我隻是喜歡看流動中的影像。它簡直奇妙無比，尤其城市街景，廣場、露天咖啡座、路燈、頹舊樓房的斑駁外牆、消防逃生鐵梯、教堂、超級市場、招貼、電話亭、屋頂和煙囪、橋洞、廢棄的倉庫、地鐵站、櫥窗、有積水的十字路口、斑馬線……這些景物我百看不厭。毫無疑問，活動在這些景物之間的各類角色，我也不知疲倦地緊緊盯住不放，比如警察、穿風衣的男子、大富翁、偷窺變態狂、肥胖的家庭主婦、冷麵殺手、毒販、戴假發的妓女、流浪漢、記者、畫家，有時候銀幕上還會混進導演或作家本人，像希區柯克、丁度布拉斯、羅布格裏耶之流。我不關心故事，我隻是去凝視那些次要的細節。這些細節未經刻意安排修飾，也不服從於導演製作者的主觀解釋，它們不過是被附帶地攝入了鏡頭，從而顯示了自己的存在和語義。至於故事，人物命運、情感，邏輯和思想，全出自導演的“個人想法”（或電影製作共同體的“集體想法”），它會改變事物的原始狀況，使它們統統服從於電影的情節與主題，而我那一陣偏偏對“電影情節”之類的陳詞濫調（更別提電影的主題了）嗤之以鼻……看電影的這種“反電影偏執”使我獲得了遊離與走神的自由，對我而言，那種薩特所形容的“涓涓細流”和康德所謂的“物自體”才是那個時間豐裕期中令我難以自拔的電影之魅。羅蘭巴特說起過一個常識：電影的連貫性迫使我們不能中途閉眼，這將有可能隨時讓我們漏看某個關鍵。我根本不在乎什麽關鍵，我隻在乎有許許多多人的影像從銀幕上湧現，又相繼離去，而大街和城市還在原處。這樣我踏實，難道劇場舞台不應該比跑龍套的家夥更堅固持久嗎？正如電影院外的大街，它是我堅信世界依然存在的重要象征之一，這種堅信減輕了我的不安全感。我拒絕卷入電影迷局，它欺騙不了我。電影的價值在於它是存在的揭示者，而不是故事的表達者，也就是說，膠片的力量遠遠大於導演和演員的力量。電影是一連串的影像，它存在於被拍攝的一刻（膠片曝光的一瞬間，它和它麵對的所攝之物享有“同在性”）。此後，當影像被固定在膠片上，它所記錄的存在物就不再存在了。德國藝術家弗斯梯爾五十年前在巴黎做了一係列行為作品，“導覽偶發”，邀請隨機挑選的觀眾搭乘巴黎的公共巴士，然後讓每個人各自記下每天看到的城郊景象……有一天，大概1993年吧，我偶然從一本藝術雜誌中讀到上述這則“藝術往事”，頓時眼前一片光明：人不必去電影院尋找存在的影像，隻要你遊蕩在城市街頭，就可以直接觀看到存在本身。盡管不謙虛地說，關於這個，其實我早就覺悟了。
　　1994年初夏，我和孫良、葉千榮還有葉千榮從東京帶來的電視台攝像師，幾個人站在魯班路斜土路拐角一大片瓦礫上麵，“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感慨上海這個遲暮美人韶華不再，對它的大興土木憂心忡忡。那會兒我們太悲觀，缺乏展望能力，幾乎對所有被拆的老房子皆懷婦人之仁。大太陽底下，在上海中心城區仰麵抬頭，能夠看到如此廣袤的天空殊為不易，除非你爬上屋頂。很快，忘了是誰，指指東麵瓦礫盡頭，說你們看，有一座教堂。果然，遠遠的，小巧玲瓏，哥特式尖頂直刺天空，孤零零屹立於廢墟一隅。我假冒內行對葉千榮說，這種規模的小教堂上海“應該”有許多（猜測而已），它們幾十年來被擁擠的民居包圍，假如不是為了修建成都路高架橋，它大概仍然要延續“遮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命運。渡盡劫波香火不再，相逢一笑已成白頭，60年風水來回轉，恰似那一江渾水向東流，天不轉地轉，地不轉人轉，老話乃顛撲不破的硬道理。

      次日上午8點，在老錦江食街和葉千榮共進早餐，他介紹我認識西裝筆挺的築紫哲也，日本一家電視台的時政專欄節目主播，就是我們現在每天在鳳凰台看到的阮次山何亮亮一類的人物。葉千茉做翻譯，3人在餐桌邊討論城市改建。築紫哲也表情嚴肅，可能他習慣表情嚴肅（他是時政主播嘛），弄得我好像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氣氛凝重。一個月前，葉千榮從日本千葉（巧合吧）打來電話，說要回來做一個節目。“話劇？”我問。“我不演戲啦，改行在大學當老師了。”哦哦，隻有我是守在樹下等兔子的懶鬼。“拍一部關於今天上海的電視紀錄片，我要采訪你。”葉千榮說……魚片粥和蘿卜絲餅端了上來，築紫哲也“哈咿哈咿”客氣著隻顧說話。他談到在日本的一些城市，街道建造得像迷宮，那是幕府時代出於軍事上禦敵的考慮，才弄成那樣的。我說深圳的街道也造得曲裏拐彎，起因不同，房子的主人在選址奠基前聽取了風水先生的忠告，房子和房子之間拉不成直線，歪七歪八，規劃局一點辦法都沒有。築紫哲也哈哈笑道：日本人也信風水。葉千榮口譯完這一句，麵露驚訝，嘀嘀咕咕問了築紫哲也好一會兒，疑似涉及周易之類……

     幾天後葉千榮請我和孫良吃法國菜，新錦江頂層旋轉餐廳。葉千榮琢磨菜單的時候，我眺望窗外，遠處高樓的霓虹燈慢慢朝左邊移動，大玻璃反照出的燈火像是夜空繁星閃爍。寬敞的餐廳裏顧客就我們仨，十幾個服務員像衛兵那樣以同樣間隔佇立兩側，排場過於莊重了吧。點完菜，點酒，擦得鋥亮的盤子刀叉擺了一桌子，還有酒杯，大大小小，輝映出餐廳射燈的斑斕光點……那天我們吃了什麽？好像有神戶牛肉，洋蔥湯，最後冰激淩，咖啡，我光在意酒杯餐具了。還有一個細節：服務員起出葡萄酒軟木塞，葉千榮用兩個手指接過來拿到鼻子前嗅嗅，一邊把酒瓶標簽讀了讀，法文？孫良對我笑笑，不知道他腦子裏在轉啥念頭。那天有烤龍蝦嗎，不記得了……隻記得葉千榮談興甚濃，主題，上海之行，總結印象吧，“上海萎縮了，”葉千榮字正腔圓，“它隻有小公雞，沒有種馬。”
　　1991年1月17日淩晨，美國戰斧式巡航導彈飛向巴格達，海灣戰爭爆發。在我的無所期盼中這是唯一值得期盼的。一場發生在電視屏幕上的戰爭，前所未有的戰爭。屏幕上的導彈像流星雨在夜空劃過，五彩繽紛。把播音員聲音關掉，那感覺和節日放焰火差不太多。一部與存在同步的電影，經過剪輯，空中拍攝加衛星照片，反而讓人覺得不真實。我喜歡上了鮑威爾和施瓦茨科普夫：儒雅矯健的鮑威爾，一身沙漠迷彩服的施瓦茨科普夫。薩達姆讓我惡心，他色厲內荏，是一個綁架自己國家人民敲詐鄰居的匪徒。也有不少人誇獎他，說他牛，敢與美國佬幹，科威特是孬種，老美跟屁蟲。你看，我前麵說過我不關心大事件，你們都認為海灣戰爭是當然的世界大事，不錯，盡管戰爭爆發的時間我記得清清楚楚，可它依舊是一件小事，在我的生活裏就是如此。我的回憶錄裏完全可以不提它，現在就刪掉怎樣？那段時間我很興奮，毎天早晚都要看電視新聞，盡管屏幕裏的流星雨模模糊糊，它仍然為我的平庸生活增添了一點亮色。一座暴露在轟炸機和偵察衛星眼皮底下的城市，一座防空警報不斷呼嘯的城市，巴格達，我怎麽都不能把它同神奇的《一千零夜》聯係起來。

      一個月以後（聯軍的轟炸還在持續，據說地麵戰馬上要打響了），2月14日除夕（正好碰上西方人的聖瓦倫丁節），傍晚我坐26路電車去南市姐夫家吃年夜飯，楊家柵路，那條窄街緊挨著豫園，天還沒完全黑，四處就響起零零星星的爆竹聲。風幹鰻魚很好吃，沙鍋冬筍蛋餃和紅燒肉素雞是姐姐的拿手。我們邊看電視邊喝酒，想想不幸的伊拉克人民和美國海軍陸戰隊，覺得自己還真算走運。多安逸的日子！多荒誕的對比！漸漸的，電視的聲音完全被外麵的鞭炮焰火的爆炸聲蓋沒……我坐車回家，整條淮海路火光衝天，滿街爆竹煙火的殘屑（不是瓦礫）和興奮異常的笑臉（不是悲慟），空氣裏嗆鼻的硝煙味，沸騰了的群體欲望。人們喝彩奔跑，大嚷大叫，鞭炮爆炸替代了洶洶民意，激情與麻木的合奏，酒足飯飽的人們和他們敬拜的財神爺，恭喜發財是唯一的問候語。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巴格達，那邊應該是白天吧。我不是個和平主義者，雖然我沒有絲毫興趣去表達這一切，特別是當我不能對自己國家事務發言時，奢談國際問題就純屬扯淡。

      加繆說，“要把信條用在大事上，小事隻要有憐憫心就夠了。天曉得，人們為自己製定格言是為了填補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說的憐憫，最好稱之為麻木不仁。”這話用在我這裏剛合適，我沒大事，何必有信條……看見了嗎，眼前，多麽像一場模擬防空演習，一座暴露在轟炸機眼皮底下的不設防的城市，一座被火光照亮的城市……一輛消防車呼嘯著由遠而近，途經重慶路，一棟老房子二樓臨街的窗戶裏正熊熊燃燒，我擠進人群湊熱鬧，圍觀者中有人告訴我：這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不知誰把一種類似信號彈的焰火射進了忘記關窗的房間，瞧，他們來了。
　　上海複活了，借屍還魂的上海，已無法再讓我產生新的欲望；它的異地之美，空降的時髦，熠熠發亮的櫥窗在街邊突然閃現，中山東一路廣東路拐角，外灘4號底層，阿瑪尼專賣店空空蕩蕩，冷冰冰的黑與灰，奢華拒人門外。有些東西看來不可改變：物的傲慢、冷漠以及金錢對人的勝利。門童麵無表情，紅燈一閃一閃，電梯升到7樓，我們穿過酒吧，推門來到露台上。黃浦江的魅力究竟在哪兒？對岸，醜陋的電視塔，醜陋得毫無特色的高樓，醜陋的球形加醜陋的矩形。遠遠望去，天空好像覆蓋了一層灰塵。我們都是遊客，在露台上喝全世界的酒，在寒風中，在傘狀煤氣燈下。外灘像一具僵屍，它任人宰割，它早已魂不附體。呂澎新寫了一本書，《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我接在手裏說，它比磚頭還沉。“是比磚頭沉，有3公斤。”呂澎顯然很得意。吳山專說這本書的海外版權值100萬美元，黃浦江如同巨大的布景，他坐在露台上高談闊論，樣子有點像水手坐在甲板上，一件起皺的皮夾克，招牌長發，胡子梢被他撚成一根小辮兒。以前聽說過你，寫評論的吳亮？上海的窮人太多啦！我說我不知道，你還有什麽新發現還有什麽新指示，快講。呂澎有宏大敘事癖，喜歡站在某個製高點向剛過去的曆史回望。翁玲來了，裹著黑色大披肩。還有一個女人，我不認識，沒人向我介紹，長著一對奇異的眼睛，像非洲木雕。我對吳山專說文我對上海所知甚少，你說的對，但哪兒沒窮人啊，我還能為你補充什麽呢？“應該馬上行動。”吳山專表情十分滑稽，他進入角色了嗎，他是欽差嗎，我們一起笑，欽差在上海，我想起了果戈裏。翁玲請我們待會兒下樓去看看顏磊的畫展，3樓，她主持的滬申畫廊，著名的外灘3號，上海最摩登的社交場。顏磊把黃浦江底的淤泥包裹了展廳所有的立柱，黑黝黝如混凝土，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對夾心巧克力的模仿，一次對黃浦江矯揉造作的致敬。讓那些永不見天日的腐殖物翻轉為藝術沙龍的裝潢，嗬嗬，一次並不讓人震驚的偷梁換柱。堅固的石頭建築之內，燈光雅致，熱愛當代藝術的男男女女在裏麵晃悠，一些藝術同行，一些國際遊客，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她們笑容可掬，手裏拿著葡萄酒，用兩種語言到處找人搭話）。

      我遇到6年前認識的法國女人Pia，她說她一直住在上海，6年，時間多快，你還是那樣一點沒變。石頭軀殼永恒嗎，還是人的肉體永恒？奧馬爾用大炮摧毀了石頭的巴米揚大佛，更多的石刻大佛和觀音在中國沿海一帶聳立起來。翁玲說，當展廳立柱被淤泥包裹後，真真叫臭氣熏天，你們現在聞不到了。過了片刻她補充說：展覽結束後，一切都恢複原來模樣，淤泥將扔回黃浦江。
　　讓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次漂流，等候下一個傷口，羅大佑還是齊秦，哦，是童安格的歌吧。90年代最大的痛苦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戀。施勇說愛情特別滋養人，十足廢話，這誰不知道，重要的是失戀，挫折，傷害，破滅，失戀才激勵人（也是廢話），失戀給人以靈感，它來自相反方向的力量。女孩子一個一個走了，她們去了異國他鄉（大同世界比民族主義有吸引力）。“我具有憂鬱的性格，就像肖邦。”施勇說，“聰明人走了，留下的是傻瓜。”看見了嗎，她們帶著她們的混血安琪兒回來啦，又風姿綽約地在美術館和露天花園的派對上頻頻露麵了。風水輪流轉，周期越來越短，人怎麽不老得快？你一點兒不老嘛，是啊，時間飛逝光陰似箭，奇怪的是大家都不顯老。藝術是我們共同的鴉片，它讓我們忘記了年齡。還記得在華東師大校園裏我們第一次見麵嗎？當然啦，夜色清澈，你身邊的女孩子躲在陰影中，她是夏蔚吧。我費了好大勁才把這件事想起來，華師大後門，我們在那裏吃台灣過橋米線……那真叫談情說愛的好時光！女孩子並不計較你有沒有錢，她們沒有什麽明確目標。周末她們來了起跳黑燈舞，膽子比我們還大，在防空洞跳舞，擠作一堆。

      杜拉斯的《情人》裏有完全相似的描寫（女人無國界嘛），“她們在等待，她們穿衣打扮，她們毫無目的，她們彼此相看。”生活因她們而生美麗，灰暗屬於思想，對現實失望源於對理想的迷信。理想死了，務實主義奪取了理想主義留下的空位。“不再有任何東西能夠吸引我。”真的嗎，那是你不想要！不斷傳來漂亮女孩子出國去的消息，澳洲，北美，西歐。大家悶頭喝酒，傻笑，甚至號啕大哭，我們來堅守這片土地……別這樣，沒看見嗎，春天裏的小雨淅淅瀝瀝下個不停，新的漂亮女孩子竹筍那樣茁壯成長起來。不要擔憂，女孩子像天上的鳥，飛走了，又飛來了。她們能軟化堅硬的心，那笑靨，即使天真得近乎愚蠢我們也在所不惜。如果沒有她們，待在這座死氣沉沉的城市準會發瘋。嫉妒她們的年輕美麗吧，在棗陽路、華山路、汾陽路，新一代女大學生與你擦肩而過。不同的年代被壓縮在同一個空間之中，陽光照耀著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在與你擦肩而過的女孩子那邊，另一種生活尚未展開，一種可能性的生活，充滿了反向的野心，卑微的計劃，以及前途未卜的忐忑……

      春天快到了，大街上，終年被二氧化碳汙染的空氣裏依然可以聞到濕潤的清香。我越來越喜歡一個人瞎逛，對那些行人擁擠的馬路樂此不疲，擁擠反而使我內心安靜，一如笛卡爾在寫給老年巴爾紮克的信中所言：我每天都要在混亂的人群中散步，得到的樂趣不比您在林蔭小道上得到的少。
　　我似乎記得1992年某天中午，在這座城市腹地，圍牆上爬滿大片枯萎的藤蔓。對我而言，一切回憶都可能染上某些閱讀的色彩，它們引導我沿著語感指示的路線慢慢進入幻境，就像那個中午我在汾陽路緩步前行。像兵營一般緊鎖的低矮琴房旁邊堆著亂糟糟的雜物，陽光與草坪之間，有兩個打網球的女孩被汗水洇濕了衣裳，她們從我身邊走過時留下至今令人遐想的肉體芬芳……

       現在那條馬路依然濃蔭蔽日嗎，是否還有知了在梧桐樹上沒完沒了地歡唱？溜進音樂學院大門之前，我在街邊小店買了香煙和薄荷口香糖。再讓我想想，好像離家前還在衣領上灑了一種氣味很重的琥珀色香水。這是一個無比美好的欲望蠢蠢欲動的季節，紀德曾經在某本書裏要求我們的肉體能夠克製欲望，而克製的目的正是為了使它更為強烈……法國人真有一套！可以不說話，但不可以不做愛；可以不思考，但不可以不思春。愛情嗎，它其實在我的寫作中隻不過扮演了“誘餌”的角色。並非由於某種難於啟齒的原因。而是（如果你們還願意相信我敘述的真實性），對我已寫或未寫的愛情片斷，全是些躲躲閃閃的二手貨，道聽途說，隨便開開的玩笑，花絮和推測。頂多，我扮演了一個旁觀者，偶爾撞上的目擊者，一隻上海牌電燈泡，一個含沙射影的愛情歌頌者。

      我望著這條馬路（從普希金銅像那兒朝北看），已不再是望著一條外在於我的馬路，而是望見了過去：一個已經逝去的世界，它的殘痕存在於我內心的某個角落。半個多月前我讀了一本阿勒芒寫的羅布格裏耶評傳，讀了幾十頁就放下了，其中有一句是這麽說的“回憶派生回憶。”忘了是阿勒芒的概括還是羅布格裏耶的原話，反正意思是說，所謂真實的回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運動中的東西。我有意模仿羅布格裏耶，像他為了準確描寫海鷗特地安排了一次海岸旅行，妄圖通過實地觀察來喚醒記憶那樣，今天午後去汾陽路，雨中行人摩肩接踵。《去年在馬利安巴》的卓越虛假感不可能在上海產生，滴滴答答，實際看到的實物和文字描寫之間隻有一種含混的替換關係。十多年了，前塵往事，那已經淪為虛無的往昔歲月，眼前又究竟存在於什麽地方？在大街表象的背後，在一麵不可能重現昨日的鏡子裏，還是在有意無意的想象性回溯或無關是非的捏造之中？那天我請你去淮海路天鵝閣對麵的天津館吃餃子，你非要涮羊肉。一路上我們就開始想象涮羊肉的滋味，這種熱情想象一直維持到洪長興。你說你有整整一年沒嚐過羊肉了，我說你別苦巴巴好不好，咯咯咯你笑個不停，說你指的不是羊肉……哦，女人。
　　“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這麽寫道：“我頑固地把思想遺落在一個逝去的年代。”一轉眼，7年過去了。我坐在計程車裏，窗外霓虹如海。我不知道我在哪裏。她們說這就是上海，這我知道。我僅僅是有點兒恍惚。太快了，你說什麽？變化，景象，還有速度，一切。隻有汽車隊伍浩浩蕩蕩如蝸牛在衡山路爬行，它們的尾燈閃閃發亮。前麵就是徐家匯吧，應該是。接一個電話，四川花園拆了。換一家怎樣？去新弘基廣場，多利，還是川菜。無所謂啊，我可以接受辣，無非水煮魚，我都行。羅納爾迪尼奧在巨大的廣告牌上齜牙咧嘴地微笑。“關於上海，我還有什麽可說的？”不斷的回憶，以及對回憶的回憶。就像費裏尼在他的《我是說謊者》中對裏米尼老家的回憶，夫瑪卡利路，他父親帶他坐馬車經過，說“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馬車疾駛而去，年幼的費裏尼什麽都沒看清，那年他7歲。

      1993年初春，蕭全把我拉到淮海路去拍照。地鐵一號線正在施工，馬路統統挖開了，滿街泥濘。我悲傷地對蕭全說“我的淮海路被摧毀了”。蕭全不停地按動照相機快門，他看見了我，卻看不見我記憶中的淮海路。幾個月後，蕭全將照片寄來了：我穿了件黑不溜秋的老棉襖，冷冰冰地站在長樂路街角的廢墟前，憤世嫉俗的表情。現在，當初我站立的地方已經變成一大片綠地。那天拍完照片我和蕭全去淮海路康綏公寓旁邊一家私人飯店喝加飯酒。這家小飯店，我常常獨自坐在靠牆的角落涮火鍋吃毛蚶。那時候，毛蚶是違禁品，一種因危險而愈加令人垂涎欲滴的誘惑。
　　我並不熱愛上海，當然也不至於討厭上海。奇怪的是，人們總是時不時地問我一些有關上海的問題。早在1990年夏天，台灣《中國男人》雜誌的兩位女編輯到上海來采訪我，就要我談談上海。她們幹勁十足，計劃一連做10個“上海男人”的專訪。這個下午我們坐在波特曼酒店的大堂吧裏聊天，我對她們說，上海仍然是停滯的，上海的發展必須等待中央政策的改變。雍和在我身邊轉來轉去給我拍了幾張照片，其中的一張不久就用在《中國男人》上麵。這本雜誌現在不知塞哪了，我記得上麵還有陳從周、程十發、劉旦宅和沙葉新的
　　照片，可能都是雍和拍的吧。雍和是一個兢兢業業的攝影記者，我想他一定是上海變化的見證人。關於攝影，我還要不斷提到。那個夏天波特曼生意清淡，大堂吧空空蕩蕩，整個上海的酒店旅館業都非常蕭條。想想看，懶洋洋地把身體埋在寬大的沙發裏，你能預料得到上海幾年之後會上足了發條瘋狂奔跑嗎？幾乎可以肯定，陳從周眼裏的上海與沙葉新眼裏的上海是迥然有別的，不信去讀讀他們的著述。保護老建築就是熱忱地保護過去的時態，我們把從事這種工作的人稱之為文化守靈人。別太抒情，文化！現實比文化更緊迫更尖銳。權力！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尼赫魯在他的自傳中大約這麽說過，讚美自己有違謙虛的美德，檢討自己則易被政敵利用。對上海，我沒有如此責任。上海外在於我，它從來不是我的驕傲，也未曾讓我為之羞愧。我雖為它的住民，骨子裏卻是過客。我既非陳從周也非沙葉新，對新建築的瘋長和對新腐敗的瘋狂，我的平靜已經不能使我自己驚訝。
　　你首先得生活，哪怕你並不喜歡你現有的生活。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沒有想到要離開它，但這不意味著我留戀上海。因為我寫作，所以我旁觀。讓別人去讚美好了。“我一點不喜歡現代城市，這倒是真的。”這段話，是我12年前回答杭州一家青年雜誌的編輯孫昌建采訪時說的。昔日杭州，一座真正停滯破舊的美麗城市。1994年，杭州還素麵朝天，牆門依然。嶽墳對麵有家麵館，大黃狗穿梭桌椅之間，滿地汙穢，麵條不冷不熱，每次我都要剩下半碗。連名聲赫赫的知味觀三鮮麵也馬馬虎虎從水裏撈出，加半勺澆頭撒一小簇蔥花了事，真真工農兵遺風，返璞還淳。杭州的奢靡90年代末漸漸後來居上，直逼盛世長安汴梁。錢塘江畔不是新造了個“宋城”嗎？追尋逝水年華的，可不是一個普魯斯特。近朱者赤，滬寧杭是一家。懷舊之風越刮越猛，我有一陣頻頻往返於滬寧線。朝天宮或夫子廟，雞鳴寺或秦淮河，那裏沒有時間概念。有歪詩為證，“鼓樓痛飲醉無度，半坡夢醒拿酒來”。沒有今天明天，隻有陰晴雨晦；沒有白晝黑夜，隻有酒醒酒醉。又拚湊對聯曰：“定林雨中有春茶，舉杯月下無古今。”離開上海，且忘了時間，卻是何等美妙？有次我去南京住在馬台街湯國的家裏。午後下雨，我們正喝著玄米茶，依稀有搖鈴聲由遠而近。湯國說：想算個命試試嗎？好啊，閑著也是閑著。湯國開門，請瞎子進屋，收傘，坐下，簡單提問。我不說話，在一張紙片上寫下我的生辰八字，讓湯國念給瞎子聽。算命先生掐了掐手指開始口吐蓮花：“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有腳走四方，有嘴吃四方，有酒等你喝，有錢大家花……”氣都不喘說了一大串，聲音抑揚頓挫朗朗上口。我聽著怎麽覺得有點像上了水泊梁山？除了蒙對的幾句，其他全是模棱兩可的陳詞濫調。很好啊，醫生的話我會記住嗎？老師的話我會記住嗎？教科書，考試試卷，真理，報紙社文論，我會記住嗎？不會，肯定不會。我們總是傾向於記住離奇的和荒誕的，為什麽？因為後者富有戲劇性，前者缺乏戲劇性。所謂戲劇性，就是一種“難忘的不可能性”。唉，忘了請算命先生為一座城市占上一卦，比如上海，看他能胡說些什麽。
　　1995年，我在一篇題為《使你閑暇更多的要訣》的隨筆中劈頭寫道：“不知為了什麽，現在的人跟丟了魂似的，整天忙得焦頭爛額。”我不明白人們為什麽對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隻說不做，或不做也不說，可還是忙碌得一塌糊塗。也許，忙碌是一種特殊的精神安慰，說明那些忙碌的人們至少還“被需要”。生活是一場永無止境的疲勞戰和爭奪戰，如果你想休息你就出局了。還有什麽比出局更可怕的？加繆寫《局外人》不等於他就是局外人，他的《西緒福斯神話》才道出了我們的生存真相。把石頭推上山，然後滾下來，再推上山，再滾下來，永遠沒有盡頭。在同一篇文章的結尾，我是這樣寫的：“休科1987年畫了一幅畫，題目叫《他們如此匆忙》，畫的是狂亂的人群正奔走著去趕地鐵。我一想起這幅畫的場麵，至今都會頭疼。”好了，11年過去了，現在我幾乎毎天要擠地鐵，當然，我不再頭疼，我已經習慣。一隻養尊處優的貓看見一群老鼠擠在地洞裏想象它們要發瘋，貓多慮了。其實隻要把貓關進地洞，貓也可能慢慢習慣的。貓的生活和老鼠的生活迥然不同，它們都認為自己看到的世界即唯一的世界，它們的各自經驗完全可以證明這點。它們的結論對嗎？文德斯1991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講中說：“我愛城市！但有時候你必須離開它。從遠處觀望它，發現你喜歡它什麽。”有道理，不過要看是哪個城市。上海嗎，我不得不說，我的態度十分猶疑、曖昧、模棱以及似是而非。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按這個邏輯，上海何止有一千個！真的，你采訪了一千個上海人，太多了，減掉五百怎樣，可能你就完蛋了。他們告訴你的東西越多，你就越沒法判別。真正知道一座城市秘密和靈魂的人，按照卡爾維諾的說法，就是“一個位置在邊緣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懷有好奇與熱忱的人”，而決不是陷在自己生活裏，那些要麽洋洋得意的人，要麽到處埋怨訴苦的人。
　　新弘基廣場，一半是瓦礫遍地的廢墟，一半仍是燈影晃動的醉鄉。憑欄而坐，遙望窗外的霓彩流霞，竟有身居空中樓閣之感。再也不會有一家新的酒肆變成百年老店，不會了。走馬燈般地換招牌換老板，還有廚師、裝潢，甚至房子也被連根拔起。快速淘汰，一夜之間突然消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共同的命運。徐家匯，這埋葬著多少屍骨與幽靈的繁華之地啊！
　　請允許我再一次援引我自己，“留住時間是所有人的夢想”，我在1994曾經這麽說過，然後我援引艾斯特斯，“照片的最大好處就是將一切停止”，援引巴讚，“電影就是為時間塗上香料”，援引浮士德援引雷諾阿援引托爾斯泰，援引一切已經從時間中消失掉的人。然而那個1994年在哪兒，那個寫作時分和此刻，又區別在哪兒？我有點暈眩了。讓我想想，1994年還有什麽事情發生。哦，對了，喬治那年來上海，在漢宮宴請畫家們。席間他問我：在座的誰是未來的凡·高？我說這個問題我們要交給時間去回答。喬治說他預感上海的經濟在未來十年裏會有迅速發展，那麽藝術呢？我說我不知道，我隻知道在座的都是優秀的藝術家，我不考慮上海經濟問題。那天在座的有李山、餘友涵、孫良、宋海冬、丁乙、薛鬆、何暘與龔建慶。兩年後，龔建慶在嚴子陵釣魚台附近遊泳淹死了，時年37歲。凡·高也是37歲死的。機會主義者的機會來臨了。上海的變化跳躍，猛烈，大規模，極具震蕩性。喬治是個猶太商人，他的預感很對，就像我對藝術家的判斷也總是對的一樣。由於上海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圈地開發，許多人的生存狀況被強行改變了。當然也有不少人仿佛置身事外，依然生活在原有的時空之中。1996年溫普林帶著中央台《美術星空》攝製組到上海，委托我為他主持做一個節目，采訪十幾位藝術家，圍繞的話題是“關於上海”。孫良依舊在他的“馬廄畫室”裏喝凍頂烏龍，宋海冬棲身真如新村吃素齋；申凡呢，一個人租了北新涇的農民房子悶頭畫畫。申凡對著攝像機鏡頭慢條斯理地說，上海到處拔起的新高樓就像農民窗台上種的蔥一樣，一副滿不在乎的腔調。那時候，北新涇一帶還是一派鬱鬱蔥蔥的田野風光。申凡大概沒有想到，幾年後，他不僅住進了“像蔥一樣”的萬科城市花園，還邀請我們去參加家庭派對，房間布置得很有格調哪。

      臨近世紀末，人們紛紛回望過去，為20世紀作總結。我所在的《上海文化》雜誌開設了一個欄目叫“世紀回眸”。為了這個欄目，我先後認識了唐振常、李天綱、朱維錚、周振鶴與葛劍雄。玩得比較好的是李天綱、唐振常，他們愛美食，餐桌上，因美食而軼事，因掌故而學問。十六鋪德興館，唐振常評說本幫菜如數家珍。葛劍雄話更多，基本一言堂，天文地理人物正史野史秘史，雖博聞強記，卻統統和吃不靠譜，直把飯桌當書桌。1996年秋天我去過一趟唐振常的家，蘇州河北岸，一幢結實的公寓大樓。這一次，是我帶著杭州錢江電視台攝製組來上海，想在唐振常嘴裏掏點曆史花絮。是啊，花絮，而不是什麽曆史內幕。電視台，還能有什麽觀點可表達，遑論地方電視台。
　　要專門說說照片了。有幾年，徐累常來上海，去福佑路地攤淘老照片。徐累喜歡老照片，他的作品的一個重要形象來源就是照片，後來還包括電影。徐累有一次抱怨說，以前老照片相當便宜，1993年張藝謀拍《搖啊搖》，到處收購舊上海照片，把價格抬高許多。是嗎，那趕緊買，補倉，以後會更貴。老照片啊，不可再生的古董，又是一張薄薄的快要腐朽的紙，壞一張少一張。陸元敏的蘇州河，爾冬強的老房子，這兩位拍的照片以不同的風貌與觸覺向我揭開了上海的帷幕和表皮。時間這個詞，最直接的震撼，撩撥，勾引，傷痛，均來自照片。羅蘭巴特的《明室》讓我重見光明，從此任何照片都可能打動我。照片不是空間記錄，而是時間之一瞬。這個觀點對我是全新的發現與啟蒙。時間被凝固在照片中，裏麵的影像，是一種“不在之在”，我恍然大悟。什麽是時間？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泄露的隻不過是回答者的身份和價值傾向，而不會是時間的唯一本質。總之，對時間即金錢的“拜物教解釋”，純粹是一種欺騙和蠱惑，它不但掩蓋了人與人的現實經濟關係和權力壓製關係，而且遮蔽了時間對自然生存的唯一重要性。1997年年底，葉兆言從南京打來電話，江蘇美術出版社計劃出一套“老城市”，他提名由我寫老上海。我說我對老上海不熟啊。葉兆言說：熟的人很多，太熟了會擺譜，你感覺好，有點隔，有點距離，寫出來肯定與眾不同。我答應了。

      1998年3月，顧華明拿來幾百張老上海照片，從上海圖書館和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翻拍的，在我家大餐台上堆成一座小山，說讓我寫作時用來參考。我再次暈眩了。全是黑白照片，蒙霧一般，時間深處的微弱影像，一些不知出處的蹤跡，輪廓正在消失，頑強的，曖昧的，淡漠而不自主，它們被多次拷貝，似乎已經習慣，並耐心等待著，等待一切對它們發生興趣的瀏覽者，還有一些因某種特殊職業原因而屏息凝視它們的圖像戀屍癖：曆史學家，作家，畫家，以及某些莫名其妙的人。第二年夏天，《老上海：已逝的時光》寫完。10月，書就出版了。一起出版的還有3本：《老北京》《老南京》和《老天津》。《老南京》的作者是葉兆言。
　　現在回憶往事並不恰當，請原諒我有跑題的壞毛病。我在一張紙的背麵信手記下幾個詞組，“速度崇拜、對時間的遺忘、失憶、懷舊、時間想象、異地時間、虛擬時間、符號時間、時間的空間化、時間幽靈”。放心，我不會把它弄成晦澀的理論文章，我有數，寫得盡量感性一點，放心好了。她們笑著說，我們當然放心的。水煮魚，蟹煲，蘆筍，我偏愛的煙熏鴨舌，南瓜餅小得讓人難忘。這就是上海，不僅有傳統的南翔小籠包，還有袖珍南瓜餅。
　　1999年12月31日晚上11點，我混入淮海路的人流。20世紀的最後一小時我想起小時候父親帶我在這條街上看燈。時光仿佛倒流。我與陌生人同在。我與往事同在。無數興奮的麵龐，就為了某個時刻的來臨。那興奮傳染給了我。我隨著人流緩緩移動。燈海連著燈海。中環廣場，香港廣場，八仙橋，西藏路，我抬頭了，我清楚地記得那一瞬間：一個通體發光的怪物突然闖入我的視域，即那個龐大的、粗鄙的、野蠻的、醜陋的、臭名昭著的電視塔。此刻，它如此不當，混濁，不講道理，橫暴，用巨大的體積和對岸的文明對抗。它笨拙而愚蠢，它沒有自知之明的原因，在於它找不到一麵同樣巨大的鏡子來照照自己。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人群開始騷動，外灘的鍾聲和汽笛聲響成一片。2000年從天而降！令人難以置信，隻需要一秒鍾，那麽多歲月、人事、記憶、感受、經驗、印象就全部留在“那一邊”了。

　　本文摘選自《夭折的記憶》，吳亮／著，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