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期間魯迅日記連續五天“失記”之謎（ZT）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魯迅曾避難於內山書店。

魯迅日記1932年2月1日至2月5日，連續五天“失記”。

這五天前後的日記，具體情形如下：

【一月】

二十八日：曇。上午同廣平往篠崎醫院診。下午附近頗紛擾。

二十九日：晴。遇戰事，終日在槍炮聲中。夜霧。

三十日：晴。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內山書店，隻攜衣被數事。

【二月】 

一日：失記。

二日：失記。

三日：失記。

四日：失記。

五日：失記。

六日：舊曆元旦。曇。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英租界內山書店支府，十人一室，席地而臥。

七日：雨雷，大冷。下午寄母親信。

上述日記，均屬日後補寫。據魯迅1932年3月19日的日記，魯迅全家於當日結束寄居回寓，“夜補寫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記”。

2月1日至2月5日這五天，魯迅全家十口人擠在內山書店樓上的一個房間裏。據許廣平後來回憶，這段日子是在黑暗中度過的：

“三十日下午，我們僅僅帶著簡單的衣服和幾條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女工連同我們共十口人，擠在書店的一間樓上。女工、小孩和大人一起過著幾個人擠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戶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沉悶的時日裏，度過了整整一星期，到二月六日舊曆元旦，才得遷避到三馬路內山書店支店裏去。” 

之所以去內山書店，據許廣平回憶，與當時的險惡局勢和書店老板內山完造的邀請有關：

“我們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裏，正是麵對著當時的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司令部。當二十八日晚魯迅正在寫作的時候，書桌麵對著司令部，突然電燈全行熄滅，隻有司令部的大院子裏人頭擁擠，似有什麽布置的要發生事故的樣子。我們正疑惑間．突然看見從院子裏紛紛出來了許多機車隊向南馳去，似銜枚疾走的匆促緊張，未幾就隱隱聽到槍聲，由疏而密。我們跑到曬台上，看見紅色火線穿梭般在頭頂掠過，才知道子彈無情，戰事已經發生了。急退至樓下，就在臨街的大廳裏，平日魯迅寫作兼睡臥的所在，就是書桌旁邊，一顆子彈已洞穿而入，這時危險達於極點。到三十日天才微明，大隊日軍，已嘭嘭敲門甚急，開門以後，始知是來檢查。被檢查的我們，除了魯迅一人是老年男子以外，其餘都是婦孺，他們當即離去了。但跟著內山書店的日本店員也來傳達內山先生的意思，據說是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槍，這裏隻住有我們一家中國人，其他都是外國人。而每層樓梯都有窗戶，就難免從這些窗戶再有人來向外放槍，那時我們的嫌疑就無法完全免除，不如全行搬到他書店去暫住一下。”

這樣一個敏感的時刻，身處那樣一個特殊的地方（內山書店“一路之隔就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樓”），魯迅在補寫日記時，連續五天“失記”，確實不免使人疑惑，以至於批評者質疑道：

“原來魯迅一家在內山書店是這個‘待遇’，原來魯迅先生在這個‘待遇’下是那麽平靜。”“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日記，躲在小樓上的那幾天，魯迅就用了兩個字‘失記’。以魯迅的記憶，怎麽會失記呢，何況那幾日對中日關係是那麽關鍵，難道黑暗中什麽也看不見，難道黑暗中大人小孩一點異樣都沒有，難道黑暗中自己的心理活動也被黑暗遮掩了？”

在稍後2月16日的日記中，魯迅補寫了自己前去“邀妓”的事情，這使得批評者更加難以接受。據日記記載：

【二月】 

十六日：晴。下午同三弟往漢文淵買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綿州造象記》拓片六種六枚，六元。又往蟫隱廬買《鄱陽王刻石》一枚，《天監井闌題字》一枚，《湘中詩》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寶泰飲酒，頗醉。複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

十七日：晴。下午往北新書局。夜胃痛。

批評者據此質疑道：

“此時的魯迅先生，應該屬於晚年，此時的魯迅先生，已經成為左翼文化的旗手，此時的社會，正是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可就是這個時刻的魯迅先生，竟然有心情‘邀妓’。”“此時的租界外正是炮火連天，用魯迅先生自己的話說是‘血刃塞途’，十九路軍正在奮力拚搏，上海市民正在積極支援抗戰，單就文化來說，日軍第二天就炸毀了商務印書館，其所屬的東亞最大的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化為灰燼。可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給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的語句，這不能不說是個令人費解的謎團。”

魯迅日記中的五個“失記” 

上述質疑看似有理，其實隻是一種主觀揣測。要解讀魯迅日記為何連續五天“失記”，仍須依賴史料。

魯迅寫日記，是堅持了很多年的習慣。其目的，按魯迅自己的說法：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麵目，更無所謂真假。”

按許廣平的理解：

“他的日記的確寫給自己看的，所以一段不文飾。……他的日記寫的大約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關係了，不願意寫出；太小了，沒什麽關係了，也不願意寫出。”

對魯迅補寫日記的記憶力，許廣平也有讚賞：

“據保存所得的檢查一下，魯迅先生的日記是從民國元年五月初到北平時寫起的，一直沒有間斷。偶爾因為特別事故，如‘一二八’戰事發生，隻身出走，中間經曆了一個多月，待到市麵稍稍平靜，重回舊寓之後，他才能拿筆補記。記雖簡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憶起來，一些不錯，看了真令人驚服的。”

正如許廣平所言，“一二八事變”後，魯迅於3月19日補寫了“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記”， 這近50天日記，一天都沒有遺漏。除了2月1日至2月5日在內山書店那五天“失記”外，其餘每天都有記載，即便當日無事可記，魯迅也會在日記條目下記下當日的天氣，如2月27日條目下，雖無內容，卻有一個“晴”字；3月5日條目下，則止有一個“曇”字；3月6日條目下則是“星期。曇”。或許是考慮到補寫的日記，難免有應記的事情被遺漏，這些隻記載了天氣狀況的日記沒有注明“無事”字樣。但在有條件按時寫日記而無事可記時，魯迅總是直接注明“無事”字樣的，如事變前的1月7日條目下，所記是“曇，冷。無事”，回寓後的3月23日和3月25日，所記是“晴，無事”，4月2日是“晴。無事。夜小雨”。

如此，就不難明瞭，2月1日到2月5日的5個“失記”，在魯迅日記中確乎是個異數，是極特殊的狀況，並非當日無事可記，而是不願意記。

這種“不願意”，在魯迅當日給一些朋友的書信中，也有體現。

2月22日，魯迅寫信給許壽裳，感謝他在事變期間對自己的關心，其中寫道：

“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於二月六日，始得由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一無取攜，而大小幸無恙，可以告慰也。現暫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計，但尚未定遷至何處。”

2月29日，魯迅又給李秉中寫信，其中提到自己的境遇：

“上月二十八之事，出於意外，故事前毫無豫備，突然陷入火線中。中華連年戰爭，聞槍炮聲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許多友人之助，始脫身至英租界，一無所攜，隻自身及婦豎共三人耳。幸俱頑健，可釋遠念也。現暫寓一書店之樓上，此後仍寓上海，抑歸北平，尚毫無頭緒，或須視將來情形而定耳。”

在這兩封書信中，魯迅絕口不提自己2月1日到5日在內山書店避難的那段經曆，而止從2月6日說起，這與日記中的五個“失記”是相呼應的。

顯然，有某些緣故使得魯迅不願意提及這幾天的所見所聞。

不過，這種不願意，並非緣於批評者所謂的麵對日軍侵略很“平靜”，恰恰相反，它緣於一種“難以名狀的味道”。

關於這五天，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這時我們看到內山書店中人忙亂不堪：日本店員加入了在鄉軍人團做警衛工作，店內不斷燒飯製成飯團供應門外守衛的軍人進食。（注：“日本店員加入在鄉軍人團，並燒飯以供軍人”這段文字後來正式出版時被刪除）我們則呆蹲在樓上鬥室中，照顧著孩子們不聲不響，不哭不鬧地度日如年。而耳邊的槍炮聲，街頭沙袋的守衛踱步聲，以及隨時有巷戰可能的、緊張的、默默無言的，然而又互相領會其情的，卻又不便深問的情緒雜然糾纏在一起的難以名狀的味道，卻真是不好過極了。”

內山書店在當日，既是魯迅全家的避難所，也是日軍進攻中國的據點。這種尷尬的錯位，正是魯迅不願提及2月1日至2月5日自己之所在的原因。留給自己看的日記以“失記”搪塞，與許廣平相通的那種“難以名狀的味道”乃是主因；在給友人的書信中絕口不提這五天的行蹤，也有避免引起誤解的考慮在其中。

至於某些學者的質疑——“原來魯迅一家在內山書店是這個‘待遇’，原來魯迅先生在這個‘待遇’下是那麽平靜”——卻是沒有道理的，2月6日，魯迅全家從充當日軍據點的內山書店搬到英租界內的內山書店支店，其“待遇”仍然是“十人一室，席地而臥”，但魯迅已不再忌諱在日記及書信中談及，可見“待遇”如何不是魯迅提不提這段事的緣由，避難所身份的錯位尷尬，才是主因，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不是日軍進攻中國的據點，魯迅自然也就不再忌諱提及。

魯迅當日在內山書店的五天，心情究竟如何？雖未見魯迅直接談及，但書店1932年的一位常客杉本勇乘的一段回憶，卻很能揭示魯迅當日的耿耿於懷。杉本勇乘回憶道：

“有一天，我在共同租界的雜貨店購買了一把竹製的玩具水槍和一個玩具火車頭，想把它們送給魯迅的公子作禮物。這一天魯迅正在內山書店裏麵的椅子上坐著。我說：‘這是送給您生病少爺的小禮物。’魯迅接過去後對我開玩笑說：‘你雖然身穿和尚服，還是日本人哪！還是帶著槍來的嘛！’”

杉本勇乘的這段回憶，在魯迅日記1932年12月30日可得到佐證。魯迅記道：“勇乘師贈海嬰玩具電車、氣槍各一。”魯迅後來也曾承認“對杉本氏有些出言不恭”。

由這種耿耿於懷，不難看出，批評者雖認為魯迅目睹日軍之侵略“那麽平靜”，但事實上魯迅的內心其實是“無法平靜”，因為無法平靜，才有了連續五天的“失記”，以及無法繼續忍受而於五天後搬往英租界。

至於2月16日的“邀妓”事件，魯迅日記說得相當簡略：

“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寶泰飲酒，頗醉。複往青蓮閣飲茗，邀一妓略來坐，與以一元。”

批評者說：“魯迅日記中這句話與上句‘頗醉’之間是句號，因此此次‘邀妓’可能僅是魯迅一人去了，如果把一大家尤其是夫人帶去了，邀妓不僅於小孩不宜，恐怕也與夫人有礙。”這種揣測，其實是不了解魯迅日記原稿是沒有標點的，所謂“這句話與上句‘頗醉’之間是句號”，不過是後人校對出版時所補加的標點罷了。至於魯迅去青蓮閣，究竟是一人，還是多人，已是一個搞不清的問題。

魯迅去青蓮閣，其實隻是飲茶。

青蓮閣是上海久負盛名的老字號茶樓。魯迅當時避難所居的內山書店支店坐落在四川路上，靠近三馬路，距離四馬路上青蓮閣非常近。過了很多天“十人一室，席地而臥”的困頓生活，連續跑了幾天書店收回一些稿費的魯迅，在15日、16日連續兩天帶家人去同寶泰改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飯後就近去這一座有名氣的茶樓飲茗，也不算奇怪。何況魯迅也確有飲茗的習慣，其日記中多有此類記載，如1927年1月20日，“同伏園、廣平至別有春夜飯，又往陸園飲茗”；1929年4月5日，“午後同賀昌群、柔石、真吾、賢楨、三弟及廣平往光陸電影園觀《續三劍客》。觀畢至一小茶店飲茗。”

青蓮閣本身並不經營娼妓。其二樓為茶座，樓下是集遊藝、雜耍、唱曲和攤販於一體的小型遊樂場，兼售西點、花卉、蟲鳥。但妓女們在青蓮閣攬客，是當時的常事，據豐子愷說，“到四馬路青蓮閣去吃茶看妓女，倒是安全的。她們都有老鴇伴著，走上樓來，看見有女客陪著吃茶的，白她一眼，表示醋意；看見單身男子坐著吃茶，就去奉陪，同他說長道短，目的是拉生意。”

魯迅在青蓮閣喝茶時碰上攬客的妓女，邀其“略來坐，與以一元”，在當時是尋常事。據艾蕪講，“我們在上海的人，早就知道，到妓女那裏，吃一杯茶，談二十分鍾話，給一塊錢就走，這種風習稱為打茶圍。”艾蕪“一二八”期間也曾在四馬路附近有過一次被妓女纏上，不得不花上一塊錢打個茶圍的經曆，他提供的價位，應該屬實。“談二十分鍾話，給一塊錢就走”，與魯迅日記“略來坐，與以一元”，是完全一致的。

魯迅日記1932年2月16日“邀妓”。日記原文並無標點。

以上，乃是魯迅“連續五天失記”的來龍去脈。

其實，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真實態度，還有其他的史料可以參考。

批評者稱，“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給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的語句”，這種表述並不確切。魯迅給朋友的書信中，多次談及這場侵略戰爭，並非隻有“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

比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靜農，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對戰事“有所記敘”，但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糾結：

“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係貨色之一，販此為活者，實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適在火線下，目睹大戮，尤險，然竟得免，頗欲有所記敘，然而真所謂無從說起也。”

6月18日，魯迅再次致信台靜農，更具體地談了自己對“一二八事變”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據我所調查，大半是說謊，連尋人廣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揚名的。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今天《申報》的《自由談》裏，有一條《摩登式的救國青年》，其中的一段雲——“密斯張，紀念國恥，特地在銀樓裏定打一隻鐫著抗日救國四個字的紋銀匣子；伊是愛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總在抗日救國的銀匣子裏，搖出幾粒仁丹來，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說：‘女同胞聽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須得抗日救國！’”這雖然不免過甚其辭，然而一二八以前，這樣一類的人們確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時候，器具上有著這樣的文字者，想活是極難的。‘抗’得輕浮，殺得切實，這事情似乎至今許多人也還是沒有悟。至今為止，中國沒有發表過戰死的兵丁，被殺的人民的數目，則是連戲也不做了。我住在閘北時候，打來的都是中國炮彈，近的相距不過一丈餘，瞄準是不能說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聽說後來換了厲害的炮火，但那時我已經逃到英租界去了。離炮火較遠，但見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群無抵抗，無組織的羊。現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熱鬧起來，大約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跡。”

這封信裏對“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魯迅的一貫思維，即批判中國人的所謂“國民劣根性”。但這樣的批評文章終究沒有寫成，到1936年，魯迅回憶“一二八事件”，已在報端上說“民覺醒於四年前之春”了，與給台靜農信函中對民眾之愚昧的怒其不爭，立場已完全相反。

這樣的變化，或許與時局演變有關。

此外，魯迅還曾簽名《告世界書》，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2年2月4日的《文藝新聞》戰時特刊第2號《烽火》，曾公開刊登《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們……立即起來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國際帝國主義”，署名者包括茅盾、葉聖陶、鬱達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

魯迅的名字位列第二位。

2月4日，魯迅全家避亂於內山書店。他的簽名是怎樣送達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聯係不上他時擅自所署？後者當無可能，在日軍鐵蹄之下，這樣一份聲明攸關生死，斷不能不征求當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筆者所見的有限資料，魯迅的這次署名，當與鬱達夫的探望有關。

1938-1939年間，鬱達夫撰長文《回憶魯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變”期間自己與魯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閹隻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編輯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喬峰”)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暴敵獰惡侵略者麵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這段回憶，有一個頗為微妙的地方：鬱達夫說他見到魯迅，是在“一個下午”，地點是“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這個“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鬱達夫年譜長編》認為是2月3日，陳其強《鬱達夫年譜》認為是2月4日。按鬱達夫2月3日在上海《申報》刊登尋人啟事尋找魯迅下落，兩人相見時魯迅已看到尋人啟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的《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已經署名發表，如此算來，鬱達夫見到魯迅，隻能是2月3日下午。問題是：按魯迅日記，無論是2月3日還是4日，他所避難之處，是多倫路上的內山書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內山書店分店。鬱達夫說他“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矛盾該如何解釋？是鬱達夫記錯了，見到魯迅的實際時間是2月5日之後？這是不可能的。魯迅日記對2月5日之後的友人往來，有詳細記載，但直到2月25日，才首次出現“午後同三弟訪達夫”的字樣，29日，才有鬱達夫回訪，“並贈幹魚、風雞、臘鴨”的記載。

對這個微妙之處，最合理的一種解釋是，鬱達夫當時，是在多倫路的內山書店，而非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分店見到的魯迅，在內山書店中，他獲得了魯迅對《告世界書》署名的許可。但為尊者諱，為魯迅之名譽計，鬱達夫隱去了魯迅此時棲身於具有日軍進攻中國據點性質的內山書店這一事實，而代之以四川路的與戰事無關的內山分店——內山書店緊鄰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大樓，其支援戰爭並受荷槍實彈的日軍保護，在當時並非秘密，魯迅避亂於日軍保護區，同時又簽署反日宣言，確乎是一件很難向民眾解釋清楚的事情。鬱達夫在1939年將這一情節隱去，並不奇怪。 

魯迅於2月3日晚向鬱達夫表態同意簽署聲討日本侵略行徑的《告世界書》，2月4日《告世界書》正是刊登發表，2月6日全家離開內山書店搬至租界。這當中是有脈絡可循的。

另一可以說明魯迅對日軍侵華基本態度的史料，來自日本文人野口米次郎的記錄。

野口米次郎1935年10月去印度講學途徑上海，經內山完造的牽線而見到魯迅。魯迅日記1935年10月21日記載：

“午，朝日新聞支社仲居君邀飲於六三園，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內山二氏。”

六三園是虹口區的一家日本餐館。

內山似乎經常促成類似日本文人與魯迅的會見，而且這種會見往往會有日本記者在場，事後，在日本國內與中國的媒體上，也大都多有報道。如1935年5月19日魯迅和長與善郎的會見，也是如此，同席者就有日本新聞聯合社上海分社社長鬆本重治。這樣的安排，大約與日本媒體當時致力於宣傳中日親善的政治任務有關，魯迅與其師藤野先生的故事當日被日本媒體一再渲染，原因就在於此。據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在魯迅去世後，她曾被內山騙去參加過一次汪偽政權組織的文人聚會，記錄此事的三段文字，在非手稿本的《魯迅回憶錄》中，是被刪除了的。內山完造在中國開書店期間，某種程度上充當著日本“大東亞共榮”的文化說客，他介紹給魯迅認識的許多日本文人，如長與善郎、野口米次郎，都是“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積極參加者。該會的主辦機構“日本文學報國會”坦言該會的宗旨，是“（將）在大東亞戰爭之中擔負著文化建設共同任務的共榮圈各地的文學家會聚一堂，共擔責任，暢所欲言”，是日本“思想宣傳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1935年10月21日，魯迅與內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攝於上海閘北六三園 

具體到野口米次郎，是一個狂熱的“大東亞共榮”的宣傳者。1938年，他曾寫信給泰戈爾，認為日軍對中國的侵略應該得到印度人民的讚揚。野口頗感“委屈”地說道：

“這次戰爭並非是瘋狂殺人，而是為了在亞洲大陸上建立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必然要采取的手段……我們青年軍人是抱著十字軍的決心與殉道者的犧牲意識上前線的……日本單獨承擔了這樣宏偉的任務。我無法理解，我們為什麽不能得到貴國人民的讚揚。我們的英雄主義與追求，似乎反被他們(指印度——作者)嚴厲地譴責。”

在泰戈爾複信表示他堅持認為野口的觀念是一種“軍國主義們的狂人”的觀念之後，不死心的野口再次寫信給泰戈爾，認為中國人“不誠實”，對日軍在華的軍事行動進行了惡意宣傳。野口的第二次去信似乎終於用他的荒謬邏輯激怒了泰戈爾，以至於泰戈爾在回信中決絕地說道：

“如你能使中國人民確信，貴國軍隊轟炸他們的城市，使他們的婦女兒童成為無家可歸的乞丐，隻不過是使他們受到一種仁慈的待遇，最後還能‘拯救’他們的國家，那你也沒有必要再來說服我，讓我信服貴國的崇高目的了。”

野口米次郎這個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在1935年與魯迅的會談中，也曾試圖向魯迅灌輸這樣的思想：

“象英國人在印度那樣，如果雇請某個國家來當女管家似地治理中國，那一般老百姓也許會更幸福吧？”（據野口米次郎《與魯迅談話》）

野口的記載，對“某個國家”含糊其辭。內山完造的回憶要直接得多，據內山說，野口的問題其實是這樣的：

“魯迅先生，中國的政客和軍閥，總不能使中國太平，而英國替印度管理軍事政治，倒還太平，中國不是也可以請日本幫忙管理軍事政治嗎?”

魯迅的反應，據米口的記載，是這樣的：

“他立刻回答說：‘橫豎都是被榨取的話，與其讓外國人來，那情願讓本國人榨取。總之，與其讓別人拿走財產，還不如給自家的小孩用。……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感情問題。’我與魯迅的會談便在這裏打住了。”

而據內山完造回憶，魯迅的回答是這樣的：

“這麽做起來就有個感情問題。如果是財產同樣化為烏有，那麽與其讓強盜搶劫而去，莫如讓敗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裏好。”

魯迅後來在1936年2月3日給增田涉的信函中說道：

“與名人（日本的）的會麵，還是停止的好。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並沒有將我講的話全部寫進去，也許是為了發表之故吧，寫出來的部分也與原意有些兩樣，長與先生(善郎)的文章則更甚了。我想日本作者與中國作者之間的意思，暫時大概還難溝通，第一境遇與生活都不相同。”

魯迅的原話是怎樣的，如今已不得而知。所謂“並沒有將我講的話全部寫進去”，或許就包括“如果是同樣被殺，我想還是死在本國人的手裏好”這句在內——顯然，在魯迅看來，“請日本幫忙管理（中國的）軍事政治”，其實質就是讓日本人來屠殺中國人。而這樣的認識，是野口這種“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圈”的狂熱宣傳者所不願意傳播的。

綜上，“一.二八事變”中的魯迅，在避難內山書店一事上，其內心確實非常糾結。但這種糾結該如何解讀，不能脫離史料而一味誅心——由史料可以知曉的事實是，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極為憤怒，也曾冒著危險將這種憤怒訴諸報端（簽署反日宣言）。以“連續五天失記”來責備魯迅不愛國，是一種“翻案太過，反失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