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是著名文學家，電影、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同時在外交、統戰、秘密工作和文化領導工作諸多領域也有傑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見證了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也見證了中國20世紀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書局近期出版夏衍的回憶錄、書信和日記等自述文字。本文節選自《懶尋舊夢錄（增訂本）》中“從‘辛亥’到‘五四’”一節。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十一歲，不上學，一直在家裏讀“閑書”，看《天雨花》、《再生緣》之類，母親也不反對。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給我幾本油光紙印的《三國演義》，一下子入了迷，連每年夏天我最歡喜幹的事：捉知了，捉紡織娘，養金鈴子之類也忘記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間連嚴家衖這麽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緊張起來了。這一年的農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新軍起義，趕走了總督瑞澂，武漢“光複”了！因為這正在中秋節之後，所以很快就傳出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反滿口號。我記得那時流傳得最廣的一本書是《推背圖》，老百姓說，那是“明朝的諸葛亮”劉伯溫寫的。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但是我每次走過鄔家店門前，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那裏議論《推背圖》上說的“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這兩句話。他們說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軍掛的是白旗。大概在舊曆九月初，母親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說杭州是省會，革命黨可能會“起義”，有危險，要我們到德清去避一避。這樣，母親帶著四姊和我坐“腳劃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裏。舅父徐士駿是一個曹禺的《北京人》裏的曾老太爺式的人物，表麵上治家極嚴，我的表兄嫂們見了他，真像老鼠見貓一樣；可是在這一個大家庭中，各房之間勾心鬥角，乃至偷雞摸狗之事，在我這個十來歲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來。隻是盡管有這種矛盾，舅父對我們一家卻非常寬厚。我們到德清之後不久，舊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軍起義，逮捕了巡撫增韞，推舉了本省“耆紳”湯壽潛為都督。過了一天，江蘇也掛起了白旗，宣布獨立。這樣，地處江浙之間的德清這個小縣城裏也熱鬧起來了，紳商頭麵人物在“明倫堂”開會，膽小的有錢人則把細軟轉移到鄉下，謠言很多，青年人就跟著起哄，這時候，就發生了我的剪辮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韓逗我，說：“杭州開始剪辮子了，你敢不敢？”我負氣地說：“敢。”於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辮子。可是當我高興地拿了尺把長的辮子給母親看的時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當時杭州雖已獨立，但是連當了都督的湯壽潛也沒有剪辮，因此搶先剪掉辮子，分明是很危險的事了。她拉著我向我舅父“告狀”，舅父是“場麵上人”，家裏出了這種事，對他當然是不利的，於是，除了將景韓痛罵一頓，罰他下跪向我母親請罪之外，還命令我從今以後不準出門；後來又找出一頂瓜皮帽來，把剪下來的辮子縫在帽子裏麵，逼我戴上，裝做沒有剪掉的樣子。這一場風波一直到舊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準資政院請求，發布了“準許官民自由剪發”的命令之後，才算告一段落。我記得我們一家是舊曆過年之前，也就是“宣統皇帝”下詔退位（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後，回到杭州的。臨行之前，舅父和我母親談好，過了新年，讓我到德清來讀書，這裏有一所縣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長曹緒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試。這一年春節我過得特別高興，因為我是嚴家衖唯一剪了辮子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習慣勢力、舊事物、舊觀念，實在太頑固了，讀過或者看過《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辮意味著向“異族”投降，而現在經過了三百年之後，要剪掉辮子，反而成了一場不小的思想鬥爭，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說是不願剪辮子的。大概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元宵節，聽說城裏在剪辮子，我就跑到慶春門去看熱鬧，果然，有四五個臂上掛著白布條的警察，有兩個手裏拿著大剪刀，堵在城門口（當時杭州還有很厚的城牆），農民出城，就被強迫剪掉辮子，那情景十分動人，路旁的一隻大竹筐裏，已放著十來條剪下的辮子。我趕到城牆邊的時候，一個老年農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個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個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辮子，老農放聲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則圍在警察身邊起哄。這次剪辮風潮鬧了十來天，後來農民索性不進城了，市場上買不到蔬菜，於是強迫剪辮的辦法才告停止。其實，這是庸人自擾，因為在這之前，“皇帝”已經下命令，準許“官民自由剪發”了。過了年，母親就送我到德清去讀書，我進了德清縣立高等小學，走讀，住在舅父家裏。這是一所比較正規的學校，有學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兒橋北，明倫堂左側。明倫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當大，凡是本縣出身的人考中了狀元、探花、榜眼，這裏都有一塊匾，寫著“狀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類的字樣。有清一代，德清出過幾個狀元，老師告訴我，最後一個狀元是俞樾（曲園）——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這裏念了三年半書，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夏季畢業。在學校裏，我謹言慎行，算是一個好學生，畢業考試名列第二。還記得考第一名的叫邱誌高，是我的對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經銘，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離杭州不遠，坐航船隻要七八個小時，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過什麽關係參加了“革命黨”，在陳其美部下當了一名“庶務”。可是二次革命失敗，他就被遣散回鄉，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難了，打算賣“墳頭樹”，和母親吵架。就在這個時候，大哥經過了這次“革命”的衝洗，顯得也關心時局了，他偶爾也從城裏帶回一份《申報》，告訴我一些時事，什麽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以及奧國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戰等等，都是從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畢業，回到杭州，正是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年。盡管那時還小，可是在鄉下，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因為在小學的時候，就聽老師和同學講過日本明治維新和光緒變法的故事，記得我還從表兄徐景韓那裏看到過一本叫《亡國恨》的唱本，講的是印度、朝鮮亡國的故事。其中說，當了亡國奴之後，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類，文字通俗，頗有煽動性。加上歐戰開始之後，日本借口向德國宣戰，很快就在山東登陸，占領了青島。這樣，連我也覺得亡國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這一年，東陽縣農民為了反對耶穌教會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燒毀縣署的事件。我實在憋不住了，趁一個進城的機會，到後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聽消息。見麵談了幾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許是他消息靈通，壞消息聽多了，不以為意，也許是笑我這個毛孩子大驚小怪，他笑著說：“那麽你說，怎麽辦？”我說：“你看會亡國嗎？”他還是一本正經：“誰也說不定，康有為不行，孫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麽辦法？”我有點火，頂了幾句，他卻邀我去遊西湖，我拒絕了，他說：“不去也好，我怕你學陳天華！陳天華你知道嗎？他主張革命，可是，他後來感到失望，一氣之下，跳海死了。你不會跳西湖吧？”說罷大聲笑了。這次談話毫無所得，也許可以說，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這次進城假如說有收獲的話，那是從幼甫書房裏借了幾本一直想看的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魯濱遜漂流記》，他還送給我一部《文選》，可惜我那時還讀不懂它的好處。一九一四年這一年，我想用“窮愁潦倒”這四個字來形容我的處境是恰當的。窮，已經到了幾乎斷炊的程度，連母親的幾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備用的絲棉被也當掉了。可愁的事，當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而袁世凱則一心想做皇帝，連外國客卿也向他遞了勸進表。至於我自己，小學一起畢業的同學，大部分都進了中學，而我，卻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一直蹲在家裏。晚上，我坐在床前，憑著豆油燈的微光看那本《魯濱遜漂流記》，忘了時間，忽然聽到母親在被窩裏飲泣的聲音。我趕快吹滅了燈，偷偷地睡下，可是怎麽也睡不著。這樣下去怎麽辦？想了又想，什麽主意也沒有，想翻身，想哭，怕驚醒了母親……。這是冬天，夜特別長，朦朧了一陣，天亮了，終於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歲，是可以做工的年歲了。這之後，我瞞了母親，天天進城，去找工作。當時是歐戰時期，民族工業得到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浙江是絲綢之府，本世紀十年代初，絲紡染織工業已經有了初步基礎，緯成、虎林公司，都是這時期開辦的，除此之外，還有大小不一的作坊。在這種情況下，我終於在太平坊的一家叫做“泰興染坊”找了一個當學徒的機會。事情是這樣：有一天我在艮山門車站附近看到一張招收徒工的招貼，當即按地址去應招。紹興口音的管事問了我姓名、籍貫，我怕他聽不清，就拿櫃台上的筆寫了我的姓名履曆。他看我拿起筆來寫字似乎有點驚奇，就問：“你讀過書？我回答：“小學畢業，有文憑。”他笑了，“用不著，可是，當學徒是沒有工錢的，隻供飯，讓你學本事，行嗎？”我同意了，他進去和老板談了幾句，回頭來叫我在一張字據上畫了一個“十”字。到染坊店去當學徒這件事，是瞞著母親做的。我也完全料到，她知道後會引起風波，可是當我詳細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她，並補充說，學手藝的時間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學得快，可以縮短，期滿之後，每個月可以有兩塊錢的工錢。同時，因為我識字，能記賬，那位管事說，老板正要請一位記賬的人，所以做上幾個月，也許就會給工錢。母親聽著，不作聲。很久很久，才慢慢打開箱子，給我整理了幾件換替的衣服，她的麵色是淒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話來寬慰她。直到睡下之後，我朦朧中聽到她一個人在獨白：“……完了，有什麽辦法，世代書香，就在我這一代完了，兄弟兩個都當了徒弟……”當學徒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點鍾起床，下門板、掃地，和我年紀相仿的一個姓王的學徒還得替老板倒便壺，端臉水。那位管事的紹興人看得起我，隻派我做些燒火、抹桌子、擺碗筷之類的雜活。這個作坊一共有十四個人，除了老板不動手之外，連管事的也要參加操作。整個業務分為兩部，一是練，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後者辛苦得多。當時的作坊根本沒有機器，練棉紗，就在一口大鐵鍋裏把堿水煮滾，然後把生紗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複煮練。練工是不戴手套的，他們的手掌長期和高溫堿水接觸，整個手掌就逐漸結成了一塊大趼，而且由於強堿的腐蝕，厚趼上就發生了蜂窩似的孔點。染色部門，勞動就比較輕了，他們的主要本領卻在於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溫度。我在這染坊裏做了半年，並不覺得太苦。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個，一般叫做“老來子”，身體瘦弱，在生傷寒症那一年，就有人背後說我可能“養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當了半年學徒，身體倒反而結實了。工人們和我也相處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給他們寫點家信之類，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滿師”，就可以拿工錢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是有偶然性的，這一年夏天，一陣狂風（台風）吹倒了我們老屋靠西南邊的那座風火牆，西邊空著的樓房，也倒了一片，母親派人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回到家，牆塌屋倒的事已經過去了，而最意外的是大哥告訴我，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因為近年來辦得不錯，決定升格為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原有的甲種工業學校改為工專的附校，要擴大招生，浙江每縣可以保送一兩個公費學生，這樣，德清縣因為我“品學兼優”，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學費由德清縣政府負責。大哥用命令的口氣，要我立即離開染坊，趕快補習功課。這個消息，對我，對我母親乃至整個家庭，當然是個喜訊，甚至當我第二天到泰興染坊去向老板辭工的時候，這位平時很少講話的老板也麵有笑容，並把用紅紙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給我作為“賀禮”。在染坊當學徒的時間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勞動，特別是練工們手掌上的蜂窩趼，卻一直凝記在我的心中。一九一五年九月，我進了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校址在蒲場巷場官衖報國寺。這個地方原來叫銅元局，停鑄銅元之後，改為“勸工場”。由於這個曆史原因，學校裏附設有動力、金工、木工、鑄工、鍛工，以及染練設備。校長許炳堃，字緘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學工的留學生之一。他是一個“實業救國主義”者，對事業有抱負，處事嚴格，我記得入學那一天，這位校長就對我們講了一通辦學救國之道，反複講了“甲工”的校訓“誠樸”二字的意義。他主張“手腦並用”，強調學工的人不僅要懂得理論，而且要親手會做。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般說來，“甲工”的功課要比一般中學（如安定中學、宗文中學）多一點，深一點。學製是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學當時，一共有機械、紡織、染色、化學等科。由於許校長堅持了手腦並用，“實習不合格就不能畢業”的方針，所以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對江南一帶的紡織、機械工業的發展，應該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銅元局”是個好地方，三麵環河，河邊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麵就是靠慶春門的城牆，有供學校用的辦公樓、學生宿舍、附屬工廠、實驗室、操場、圖書館，占地約二百多畝。
我在這個學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對我說來，作為一個工科學生，應該說是一個打基礎的時期。最初兩年，我對外很少接觸，後來（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後），我才知道在省城裏，“甲工”不論在學業上還是管理上，都是辦理得最嚴格的學校。許先生不止一次說過，他要培養的是“有見解有技術的工業人才”，對學生的要求是“有堅強的體質，健全的道德，正確的知識，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動作，嫻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這位許校長青年時期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所以除了“誠樸”之外，他還給學生訂了“七戒”，這就是：戒欺、戒妄、戒虛、戒浮、戒驕、戒侈、戒惰。他對學生嚴，對聘請的教師，在當時的杭州也可以說是“一時之選”，我記得起名字的，就有：陳建功、徐守楨、謝迺績、關振然、惲震、錢昌祚等；楊杏佛也是兼課教師，可惜我沒有聽過他的課。入校第一年，順利地過去，兩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緊張了，譬如數學，一般中學隻教代數、三角、幾何，“甲工”這三門的進度特快，因為三年級就要教微積分和解析幾何；英文的進度也比較快，因為這兩門都是我的弱點，就必須加倍用功。起初，一直為數學跟不上而苦惱，不久，得到一位機械科的同學盛祖鈞的幫助，也就漸漸趕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記五至十個英文生字，也是從二年級那時開始的。在小學時期，我作文的成績比較好，進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師謝迺績先生，他是紹興人，留學過日本，他不僅學問淵博，誨人不倦，而且思想先進。當時每周作文一篇，他幾乎對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細評改，並作貼切的批語。民國五、六年，正是複辟、反複辟和軍閥混戰時期。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到兩派軍閥打仗，雙方都先要發表一篇洋洋灑灑的討伐宣言，每個軍閥都有一批幕客，這類檄文駢四驪六，寫得頗有聲色，加上那時國事日非，民生艱苦，於是，我們這些中學生寫作文，就難免也要受到這種“文風”的影響。學校圖書館裏，是看不到“小說”（不論新舊）的，但在同學手裏，我也看到過四六體寫的言情小說，可是這些東西無病呻吟，和當時的生活離得太遠，即使覺得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不會去模仿，但是那些軍閥幕僚們寫的檄文，我卻不知不覺地受了不少影響。一九一六年冬，黃興、蔡鍔相繼去世，杭州舉行了隆重的聯合追悼大會，全市學生都去參加；事後我在作文中寫了一篇表麵上是追悼黃、蔡，實際上是反對專製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動，自己還以為寫得很痛快。後來謝老師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幾處雙圈，但加的批語卻是“冰雪聰明，惜鋒芒太露”這九個大字。起先，我還不懂得這個批語的意思，謝老師卻來找我談話了。他沒有和我談那篇鋒芒太露的作文，卻問：“你除了學校裏教的書之外，還看些什麽書？”起初我不敢回答，因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說，不也是“妄”嗎？於是我說在家裏看過《三國演義》，老師點點頭，沒有反應。我膽大了，說：“最近還看過一本《玉梨魂》。”他搖了搖頭，也沒有反對的表情。接著又問：“《古文觀止》裏的那幾篇‘列傳’，例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之類，都能讀下去了嗎？”我點點頭說：“有些地方還得問人或者查字典。”他高興地笑了，然後加重了語氣說：“要用功讀這一類文章。好好體會，然後運用他們的長處，敘事清楚，行文簡潔。”教師休息室裏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來告辭了。他擺擺手叫我坐下，問：“你常常看報吧？”我點了點頭，他說：“我的批語，主要是說，你受了報上那些壞文章的影響。”我紅著臉承認了，又補充了一句：“此外，我還看過《東萊博議》。”謝老師聽了之後說：“這本書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現在，在你們作文打底子的時候，看了沒有好處。”這一席話，距今已經六十多年了，但我還一直記得很清楚，他的教誨，後來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記過、違反過，寫過一些劍拔弩張的文章，但是總的來說，這位恩師的話，我還是常常想起，引以為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