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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 民國初期的讀書和寫作

(2019-10-27 09:39:03) 下一個

夏衍是著名文學家,電影、戲劇作家,文藝評論家,翻譯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同時在外交、統戰、秘密工作和文化領導工作諸多領域也有傑出的成就。夏衍的一生見證了新文學運動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也見證了中國20世紀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書局近期出版夏衍的回憶錄、書信和日記等自述文字。本文節選自《懶尋舊夢錄(增訂本)》中“從‘辛亥’到‘五四’”一節。
 
從“辛亥”到“五四”
文 | 夏衍
 
一九一一年(辛亥),我十一歲,不上學,一直在家裏讀“閑書”,看《天雨花》、《再生緣》之類,母親也不反對。這一年夏天,表兄李幼甫送給我幾本油光紙印的《三國演義》,一下子入了迷,連每年夏天我最歡喜幹的事:捉知了,捉紡織娘,養金鈴子之類也忘記了。可是一到秋天,忽然間連嚴家衖這麽一個偏僻的小地方也緊張起來了。這一年的農曆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新軍起義,趕走了總督瑞澂,武漢“光複”了!因為這正在中秋節之後,所以很快就傳出了“八月十五殺韃子”的反滿口號。我記得那時流傳得最廣的一本書是《推背圖》,老百姓說,那是“明朝的諸葛亮”劉伯溫寫的。我沒有看到過這本書,但是我每次走過鄔家店門前,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那裏議論《推背圖》上說的“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這兩句話。他們說九十九就是一百缺一,百字去了一,就是白,因此革命軍掛的是白旗。大概在舊曆九月初,母親接到我舅父的急信,意思是說杭州是省會,革命黨可能會“起義”,有危險,要我們到德清去避一避。這樣,母親帶著四姊和我坐“腳劃船”去德清,住在我舅父家裏。舅父徐士駿是一個曹禺的《北京人》裏的曾老太爺式的人物,表麵上治家極嚴,我的表兄嫂們見了他,真像老鼠見貓一樣;可是在這一個大家庭中,各房之間勾心鬥角,乃至偷雞摸狗之事,在我這個十來歲的孩子眼中也看得出來。隻是盡管有這種矛盾,舅父對我們一家卻非常寬厚。我們到德清之後不久,舊曆九月十四日,杭州新軍起義,逮捕了巡撫增韞,推舉了本省“耆紳”湯壽潛為都督。過了一天,江蘇也掛起了白旗,宣布獨立。這樣,地處江浙之間的德清這個小縣城裏也熱鬧起來了,紳商頭麵人物在“明倫堂”開會,膽小的有錢人則把細軟轉移到鄉下,謠言很多,青年人就跟著起哄,這時候,就發生了我的剪辮子事件。有一天,我表兄徐景韓逗我,說:“杭州開始剪辮子了,你敢不敢?”我負氣地說:“敢。”於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我的辮子。可是當我高興地拿了尺把長的辮子給母親看的時候,意想不到地引起了她的暴怒。當時杭州雖已獨立,但是連當了都督的湯壽潛也沒有剪辮,因此搶先剪掉辮子,分明是很危險的事了。她拉著我向我舅父“告狀”,舅父是“場麵上人”,家裏出了這種事,對他當然是不利的,於是,除了將景韓痛罵一頓,罰他下跪向我母親請罪之外,還命令我從今以後不準出門;後來又找出一頂瓜皮帽來,把剪下來的辮子縫在帽子裏麵,逼我戴上,裝做沒有剪掉的樣子。這一場風波一直到舊曆十月底,清朝政府批準資政院請求,發布了“準許官民自由剪發”的命令之後,才算告一段落。我記得我們一家是舊曆過年之前,也就是“宣統皇帝”下詔退位(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後,回到杭州的。臨行之前,舅父和我母親談好,過了新年,讓我到德清來讀書,這裏有一所縣立高小,舅父是校董之一,和校長曹緒康很熟,可以不必考試。
 
這一年春節我過得特別高興,因為我是嚴家衖唯一剪了辮子的人。現在回想起來,習慣勢力、舊事物、舊觀念,實在太頑固了,讀過或者看過《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在明末清初,蓄辮意味著向“異族”投降,而現在經過了三百年之後,要剪掉辮子,反而成了一場不小的思想鬥爭,老百姓是不敢——或者說是不願剪辮子的。大概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元宵節,聽說城裏在剪辮子,我就跑到慶春門去看熱鬧,果然,有四五個臂上掛著白布條的警察,有兩個手裏拿著大剪刀,堵在城門口(當時杭州還有很厚的城牆),農民出城,就被強迫剪掉辮子,那情景十分動人,路旁的一隻大竹筐裏,已放著十來條剪下的辮子。我趕到城牆邊的時候,一個老年農民正跪在地上哀求,但是一個警察按住他的脖子,另一個警察很快地剪下了他花白的辮子,老農放聲大哭,而一群小孩子則圍在警察身邊起哄。這次剪辮風潮鬧了十來天,後來農民索性不進城了,市場上買不到蔬菜,於是強迫剪辮的辦法才告停止。其實,這是庸人自擾,因為在這之前,“皇帝”已經下命令,準許“官民自由剪發”了。

 夏衍(右)

過了年,母親就送我到德清去讀書,我進了德清縣立高等小學,走讀,住在舅父家裏。這是一所比較正規的學校,有學生五六十人,校址是在孩兒橋北,明倫堂左側。明倫堂是祭孔的地方,房子相當大,凡是本縣出身的人考中了狀元、探花、榜眼,這裏都有一塊匾,寫著“狀元及第”及某某人在某某年中式之類的字樣。有清一代,德清出過幾個狀元,老師告訴我,最後一個狀元是俞樾(曲園)——就是俞平伯先生的曾祖父。我在這裏念了三年半書,到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夏季畢業。在學校裏,我謹言慎行,算是一個好學生,畢業考試名列第二。還記得考第一名的叫邱誌高,是我的對手也是好友,第三名是蔡經銘,是我嫂嫂的弟弟。德清離杭州不遠,坐航船隻要七八個小時,所以我每年寒暑假都可以回家。辛亥革命那一年,我大哥不知通過什麽關係參加了“革命黨”,在陳其美部下當了一名“庶務”。可是二次革命失敗,他就被遣散回鄉,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境就更困難了,打算賣“墳頭樹”,和母親吵架。就在這個時候,大哥經過了這次“革命”的衝洗,顯得也關心時局了,他偶爾也從城裏帶回一份《申報》,告訴我一些時事,什麽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以及奧國皇太子被刺引起了世界大戰等等,都是從他口中知道的。

我高小畢業,回到杭州,正是歐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一年。盡管那時還小,可是在鄉下,也算是一個知識分子了。因為在小學的時候,就聽老師和同學講過日本明治維新和光緒變法的故事,記得我還從表兄徐景韓那裏看到過一本叫《亡國恨》的唱本,講的是印度、朝鮮亡國的故事。其中說,當了亡國奴之後,三人不得同行,三家合用一把菜刀之類,文字通俗,頗有煽動性。加上歐戰開始之後,日本借口向德國宣戰,很快就在山東登陸,占領了青島。這樣,連我也覺得亡國之痛就在目前了。也就是在這一年,東陽縣農民為了反對耶穌教會的洋人占用民田,引起了官逼民反,“暴民”燒毀縣署的事件。我實在憋不住了,趁一個進城的機會,到後市街李家找表兄李幼甫去打聽消息。見麵談了幾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許是他消息靈通,壞消息聽多了,不以為意,也許是笑我這個毛孩子大驚小怪,他笑著說:“那麽你說,怎麽辦?”我說:“你看會亡國嗎?”他還是
一本正經:“誰也說不定,康有為不行,孫中山又不行,老百姓有什麽辦法?”我有點火,頂了幾句,他卻邀我去遊西湖,我拒絕了,他說:“不去也好,我怕你學陳天華!陳天華你知道嗎?他主張革命,可是,他後來感到失望,一氣之下,跳海死了。你不會跳西湖吧?”說罷大聲笑了。
 
這次談話毫無所得,也許可以說,反而增加了我的迷惘。這次進城假如說有收獲的話,那是從幼甫書房裏借了幾本一直想看的書,一本是《古文觀止》,另一本是《魯濱遜漂流記》,他還送給我一部《文選》,可惜我那時還讀不懂它的好處。
 
一九一四年這一年,我想用“窮愁潦倒”這四個字來形容我的處境是恰當的。窮,已經到了幾乎斷炊的程度,連母親的幾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備用的絲棉被也當掉了。可愁的事,當然更多了,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而袁世凱則一心想做皇帝,連外國客卿也向他遞了勸進表。至於我自己,小學一起畢業的同學,大部分都進了中學,而我,卻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一直蹲在家裏。晚上,我坐在床前,憑著豆油燈的微光看那本《魯濱遜漂流記》,忘了時間,忽然聽到母親在被窩裏飲泣的聲音。我趕快吹滅了燈,偷偷地睡下,可是怎麽也睡不著。這樣下去怎麽辦?想了又想,什麽主意也沒有,想翻身,想哭,怕驚醒了母親……。這是冬天,夜特別長,朦朧了一陣,天亮了,終於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歲,是可以做工的年歲了。
 
這之後,我瞞了母親,天天進城,去找工作。當時是歐戰時期,民族工業得到了一點發展的機會。浙江是絲綢之府,本世紀十年代初,絲紡染織工業已經有了初步基礎,緯成、虎林公司,都是這時期開辦的,除此之外,還有大小不一的作坊。在這種情況下,我終於在太平坊的一家叫做“泰興染坊”找了一個當學徒的機會。事情是這樣:有一天我在艮山門車站附近看到一張招收徒工的招貼,當即按地址去應招。紹興口音的管事問了我姓名、籍貫,我怕他聽不清,就拿櫃台上的筆寫了我的姓名履曆。他看我拿起筆來寫字似乎有點驚奇,就問:“你讀過書?我回答:“小學畢業,有文憑。”他笑了,“用不著,可是,當學徒是沒有工錢的,隻供飯,讓你學本事,行嗎?”我同意了,他進去和老板談了幾句,回頭來叫我在一張字據上畫了一個“十”字。
 
到染坊店去當學徒這件事,是瞞著母親做的。我也完全料到,她知道後會引起風波,可是當我詳細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她,並補充說,學手藝的時間是一年,做得好,也就是學得快,可以縮短,期滿之後,每個月可以有兩塊錢的工錢。同時,因為我識字,能記賬,那位管事說,老板正要請一位記賬的人,所以做上幾個月,也許就會給工錢。母親聽著,不作聲。很久很久,才慢慢打開箱子,給我整理了幾件換替的衣服,她的麵色是淒苦的,我想不出一句話來寬慰她。直到睡下之後,我朦朧中聽到她一個人在獨白:“……完了,有什麽辦法,世代書香,就在我這一代完了,兄弟兩個都當了徒弟……”
 
當學徒的確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點鍾起床,下門板、掃地,和我年紀相仿的一個姓王的學徒還得替老板倒便壺,端臉水。那位管事的紹興人看得起我,隻派我做些燒火、抹桌子、擺碗筷之類的雜活。這個作坊一共有十四個人,除了老板不動手之外,連管事的也要參加操作。整個業務分為兩部,一是練,二是染,前者的工作要比後者辛苦得多。當時的作坊根本沒有機器,練棉紗,就在一口大鐵鍋裏把堿水煮滾,然後把生紗搭在一根木棍子上反複煮練。練工是不戴手套的,他們的手掌長期和高溫堿水接觸,整個手掌就逐漸結成了一塊大趼,而且由於強堿的腐蝕,厚趼上就發生了蜂窩似的孔點。染色部門,勞動就比較輕了,他們的主要本領卻在於掌握染料的份量、配色比例,和染液的溫度。我在這染坊裏做了半年,並不覺得太苦。我是兄弟姊妹中的最小一個,一般叫做“老來子”,身體瘦弱,在生傷寒症那一年,就有人背後說我可能“養不大”;可是事情很奇怪,在染坊當了半年學徒,身體倒反而結實了。工人們和我也相處得很好,主要是我能給他們寫點家信之類,因此,我就安了心,打算做“滿師”,就可以拿工錢了。可是,人生的路上是有偶然性的,這一年夏天,一陣狂風(台風)吹倒了我們老屋靠西南邊的那座風火牆,西邊空著的樓房,也倒了一片,母親派人通知我,要我回去看看。回到家,牆塌屋倒的事已經過去了,而最意外的是大哥告訴我,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因為近年來辦得不錯,決定升格為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原有的甲種工業學校改為工專的附校,要擴大招生,浙江每縣可以保送一兩個公費學生,這樣,德清縣因為我“品學兼優”,把我列入保送之列,學費由德清縣政府負責。大哥用命令的口氣,要我立即離開染坊,趕快補習功課。這個消息,對我,對我母親乃至整個家庭,當然是個喜訊,甚至當我第二天到泰興染坊去向老板辭工的時候,這位平時很少講話的老板也麵有笑容,並把用紅紙包好的四角小洋送給我作為“賀禮”。在染坊當學徒的時間很短,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勞動,特別是練工們手掌上的蜂窩趼,卻一直凝記在我的心中。
 
一九一五年九月,我進了浙江公立甲種工業學校,校址在蒲場巷場官衖報國寺。這個地方原來叫銅元局,停鑄銅元之後,改為“勸工場”。由於這個曆史原因,學校裏附設有動力、金工、木工、鑄工、鍛工,以及染練設備。校長許炳堃,字緘甫,也是德清人,是清末最早派到日本去學工的留學生之一。他是一個“實業救國主義”者,對事業有抱負,處事嚴格,我記得入學那一天,這位校長就對我們講了一通辦學救國之道,反複講了“甲工”的校訓“誠樸”二字的意義。他主張“手腦並用”,強調學工的人不僅要懂得理論,而且要親手會做。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般說來,“甲工”的功課要比一般中學(如安定中學、宗文中學)多一點,深一點。學製是預科一年,本科四年,我在學當時,一共有機械、紡織、染色、化學等科。由於許校長堅持了手腦並用,“實習不合格就不能畢業”的方針,所以這個學校的畢業生分布在江浙上海等地,對江南一帶的紡織、機械工業的發展,應該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銅元局”是個好地方,三麵環河,河邊有一座小土山,土山外麵就是靠慶春門的城牆,有供學校用的辦公樓、學生宿舍、附屬工廠、實驗室、操場、圖書館,占地約二百多畝。

 夏衍晚年

我在這個學校整整呆了五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二〇),對我說來,作為一個工科學生,應該說是一個打基礎的時期。最初兩年,我對外很少接觸,後來(主要是一九一九年以後),我才知道在省城裏,“甲工”不論在學業上還是管理上,都是辦理得最嚴格的學校。許先生不止一次說過,他要培養的是“有見解有技術的工業人才”,對學生的要求是“有堅強的體質,健全的道德,正確的知識,果毅的精神,敏活的動作,嫻熟的技能”。除此之外,大概這位許校長青年時期受過佛教思想的影響,所以除了“誠樸”之外,他還給學生訂了“七戒”,這就是:戒欺、戒妄、戒虛、戒浮、戒驕、戒侈、戒惰。他對學生嚴,對聘請的教師,在當時的杭州也可以說是“一時之選”,我記得起名字的,就有:陳建功、徐守楨、謝迺績、關振然、惲震、錢昌祚等;楊杏佛也是兼課教師,可惜我沒有聽過他的課。入校第一年,順利地過去,兩次考試都“名列前茅”。可是到第二年,就緊張了,譬如數學,一般中學隻教代數、三角、幾何,“甲工”這三門的進度特快,因為三年級就要教微積分和解析幾何;英文的進度也比較快,因為這兩門都是我的弱點,就必須加倍用功。起初,一直為數學跟不上而苦惱,不久,得到一位機械科的同學盛祖鈞的幫助,也就漸漸趕了上去,可以拿八十分了。其次是英文,我每天清晨一定要硬記五至十個英文生字,也是從二年級那時開始的。在小學時期,我作文的成績比較好,進了“甲工”,又碰上了一位最好的老師謝迺績先生,他是紹興人,留學過日本,他不僅學問淵博,誨人不倦,而且思想先進。當時每周作文一篇,他幾乎對我的每篇作文都仔細評改,並作貼切的批語。民國五、六年,正是複辟、反複辟和軍閥混戰時期。當時有一種風氣,一到兩派軍閥打仗,雙方都先要發表一篇洋洋灑灑的討伐宣言,每個軍閥都有一批幕客,這類檄文駢四驪六,寫得頗有聲色,加上那時國事日非,民生艱苦,於是,我們這些中學生寫作文,就難免也要受到這種“文風”的影響。學校圖書館裏,是看不到“小說”(不論新舊)的,但在同學手裏,我也看到過四六體寫的言情小說,可是這些東西無病呻吟,和當時的生活離得太遠,即使覺得有些句子寫得很好,也不會去模仿,但是那些軍閥幕僚們寫的檄文,我卻不知不覺地受了不少影響。一九一六年冬,黃興、蔡鍔相繼去世,杭州舉行了隆重的聯合追悼大會,全市學生都去參加;事後我在作文中寫了一篇表麵上是追悼黃、蔡,實際上是反對專製政治的作文,感情激動,自己還以為寫得很痛快。後來謝老師看了,在文章上加了好幾處雙圈,但加的批語卻是“冰雪聰明,惜鋒芒太露”這九個大字。起先,我還不懂得這個批語的意思,謝老師卻來找我談話了。他沒有和我談那篇鋒芒太露的作文,卻問:“你除了學校裏教的書之外,還看些什麽書?”起初我不敢回答,因為有“七戒”,明明看了又不說,不也是“妄”嗎?於是我說在家裏看過《三國演義》,老師點點頭,沒有反應。我膽大了,說:“最近還看過一本《玉梨魂》。”他搖了搖頭,也沒有反對的表情。接著又問:“《古文觀止》裏的那幾篇‘列傳’,例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之類,都能讀下去了嗎?”我點點頭說:“有些地方還得問人或者查字典。”他高興地笑了,然後加重了語氣說:“要用功讀這一類文章。好好體會,然後運用他們的長處,敘事清楚,行文簡潔。”教師休息室裏人很多,我不便多留,站起來告辭了。他擺擺手叫我坐下,問:“你常常看報吧?”我點了點頭,他說:“我的批語,主要是說,你受了報上那些壞文章的影響。”我紅著臉承認了,又補充了一句:“此外,我還看過《東萊博議》。”謝老師聽了之後說:“這本書也不是不可以看,但現在,在你們作文打底子的時候,看了沒有好處。
 
這一席話,距今已經六十多年了,但我還一直記得很清楚,他的教誨,後來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也不止一次忘記過、違反過,寫過一些劍拔弩張的文章,但是總的來說,這位恩師的話,我還是常常想起,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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