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漢口市立六小的女學生。兩年後，父親去世，小華苓從此看盡世態炎涼。
1928那年，我家住在漢口舊俄租界兩儀街，正是桂係控製武漢，父親在武漢衛戍司令部的時候。馬弁聽差晚上沒事，就在門房裏抽煙，喝酒，講笑話。我有時到門房和他們混在一起，聽不懂的話，就打破沙鍋問到底。姘頭?姘頭是什麽?姘頭是一種小毛蟲，咬人的，咬得人好痛好痛。我們園子裏有嗎?他們大笑，指著廚子楊寶三說，問他，問他。結巴急得更結了：胡……鬧，不……要胡……鬧。叫條子?條子是人嗎?不是，叫條子是叫狐狸精，叫來了要纏人的，纏得人要死不活。什麽是窯子?窯子是大人玩的地方，小孩子不能去的。為什麽?那兒有妖魔鬼怪，專吃小孩子。他們都說自己是北方老粗，沒有念過書，當過軍閥吳佩孚的兵，國民革命軍打敗吳佩孚，他們又成了國民革命軍的兵。他們談打仗的事，他們會唱戲，他們會講故事。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唱戲的北方佬唱到那兒，突然顯得很難受的樣子。有人還會唱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由人一陣陣淚灑胸懷，青的山，綠是水，花花世界，薛平貴好似一孤雁歸來。他們比漢口大舞台的戲子唱得好聽，好像唱出了真人真事，唱的人真成了一孤雁，我也難受起來了。我要聽故事。有人說：好，我給你講牛郎織女吧。牛郎織女七七鵲橋相會，嫦娥奔月，呂洞賓，鐵拐李，張果老，何仙姑那一類好聽的故事，都是在我家門房裏聽來的。他們賭博， 玩牌九，擲骰子。我不懂，隻聽他們叫叫嚷嚷。幺二三呀，四五六呀!好!莊家統吃!莊家把桌上的錢全摟光了，對我說，明天請你吃法國冰淇淋。我家在已收複的俄租界，和法租界相連，那兒的安南巡捕頭戴法國小帽，笑起來，一口黃牙，我一點也不怕他。英租界的紅頭洋人，手拿短木棒，一掄一掄，逗孩子玩，不像巡捕的樣子。德租界已經收回，德國買辦還在街上走得誇嗒誇嗒響，硬著脖子，看也不看人一眼。日本租界的巡捕，一看見沒人坐的人力車，拉著車夫就用棍子打，車夫哎喲哎喲地叫，拖起車子往租界外麵跑。日本巡捕一腳踢倒車夫，扣下車子，巴格亞奴巴格亞奴地罵。車夫跪在地上哀哀求饒。我家門房的人還談什麽直係，奉係，皖係，還有很多很多係。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曹錕，段祺瑞……說他們是什麽北洋軍閥。一談一個晚上。軍閥打來打去。本來是朋友的，不知怎麽一下子變成了仇人。本來是仇人的，一下子變成了朋友，結合起來打別人。我問，那些人是流氓嗎?他們大笑，他們可比流氓厲害呀，有兵，有權，有槍，說殺就殺，拖到刑場，嘭嘭幾下，人就去見閻王爺啦。閻王爺有一本生死簿。該死的，要你死。不該死的，放你回去。民國十五年八月，國民革命軍打汀泗橋。汀泗橋有山有水，容易守，很難攻，是武漢的前哨陣地，吳佩孚布置重兵死守。唐生智的革命軍第八軍，李宗仁的第四軍猛攻，打下汀泗橋。吳大帥大怒，退後的將領，全部槍斃!立刻執行!講的人講完了，有人歎了口氣說：中國人幾時才有太平日子呀。有人接著說，北伐軍真厲害，五天打下兩橋：汀泗橋，賀勝橋。吳大帥親自帶大刀隊督戰，下令退後的官兵格殺不赦。北伐軍打下賀勝橋，吳大帥一槍打死幾個長官，砍下腦袋，掛在賀勝橋上，才坐車逃走。吳佩孚的第二師師長劉佐龍倒戈，幫革命軍做內應，占領漢陽和漢口，隻剩下武昌孤城了。吳大帥派第八師師長劉玉春當武昌守備總司令。革命軍封鎖圍困武昌城。咱們是劉玉春的軍隊，分途突圍，都給革命軍打回來了。關在城裏四十天呀，糧食完了，有人吃樹皮呀。城裏到處是難民。咱們當兵的，沒去汀泗橋、賀勝橋送命，困在武昌城裏也要餓死了，還能打仗嗎?革命軍總指揮唐生智和劉玉春談判成功，放出三萬多難民，劉玉春開城，革命軍收編吳佩孚的軍隊。一眨眼，咱們又成了革命軍!又反過來打軍閥!滑稽不滑稽?民國這筆爛賬怎麽算?你說!我家俄羅斯洋房，冷冰冰的粗大石柱子，冷冰冰的大鐵門，永遠關著，隔開了外麵的世界。我恨不得家在文華裏、輔義裏那種弄堂房子裏，人挨人，多熱鬧。那扇大鐵門，隻有父親晚上回家，汽車兩柱刺眼的燈光射來，才大打開，燈光射得滿園子透亮。兩個腳蹬馬靴身掛盒子炮的馬弁站在汽車兩旁。汽車在屋前兩根粗大的石柱子前停下，父親下車走進屋子。寬敞的樓梯，迎麵一麵大鏡子，照得樓梯格外長，長得叫人不想上樓。樓上咚、咚、咚，爺爺的拐杖敲在地板上，越響越近，突然矗立在樓梯頂上，像一座大石像。父親叫一聲爹，就鑽進母親房裏了。他們談話玩骨牌，我站在一旁。他們談哪天在揚子江飯店有宴會呀，什麽人家遭綁票呀，程豔秋要來漢口大舞台呀。我困得眼睛睜不開了，也不肯去睡覺，不為別的，隻為喜歡聽他們講那花花世界。父親很少和人說話。他整天在書房裏，在那一疊一疊小抽屜的高大紅木書桌前，用刷子一樣的毛筆刷些奇形怪狀的符號。父親說那就是篆字。要不然，他就坐在一個紅色蒲團上打坐，盤著腿，閉著眼，誰來了也不理。他也會在書房裏，像瞎子摸黑一樣，兩手晃來晃去，一摸老半天，那也算是打拳，叫太極拳。他在家裏好像總是躲著人，隻是在房裏和母親說說話。俄租界兩儀街的三岔路口，有個上海理發廳。無論什麽店，招牌上有了上海兩個字，就時髦起來了。那理發廳出出進進的女人，打扮得也格外好看，高高的領子，喇叭袖子，旗袍兩旁開一點兒小衩，衩口如意盤花，腳上是三寸空花高跟鞋，手一招，汽車開來了。理發廳對麵有一個白俄女人開的小店，玻璃櫥窗裏擺著一把彩虹小陽傘，永遠擺在那兒，逗得我心癢癢的。母親說：你有好幾把小洋傘了，不準再買了。母親不給我買俄羅斯小陽傘，我一路哭回家，哭得不肯罷休。打雜的小夥子金童說：小陽傘有什麽好?走，我帶你去看戲!下了馬車，金童把我扛在肩上，一麵唱：小白菜喲，天地皇喲，兩三歲喲，死了娘喲。金童說：我娘生下我，就死了，我爹娶了後娘，我就是小白菜。他又接著唱起來：弟弟穿的，綾羅緞喲，我穿的是，破衣裳喲。走著，走著，突然砰、砰、砰幾聲槍響。前麵場地上一個人倒下了。一陣血氣撲來。槍斃共產黨!那是1928年。1927年北伐成功，國民黨實行清黨反共。湖北屬共產黨發源地之一，當時許多共產黨員被捕槍斃。
1926年，聶華苓的母親在漢口。這個出嫁後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室的女子，沉恨細思，含屈卻瀟灑。
前一年母親生了弟弟。爺爺取名漢仲。他出生那天，家裏可真熱鬧。早上醒來，聽見樓梯上咚、咚的腳步聲。李媽說：快起來，你要得弟弟啦，接生婆來了，老太爺在堂屋裏準備謝祖呢。我跑到母親房門口，門已經關上了，隻有奶奶和接生婆在房裏。母親一陣一陣哀叫，我害怕她會死，站在門外哭，一麵捶門大叫：我要姆媽!我要姆媽!爺爺走過來，舉起拐杖：你再鬧，我就打!就在那當口，嬰兒哇的一聲，母親也安靜了。我也不敢哭了，站在她房門外等。奶奶打開房門，微笑著往堂屋走，對爺爺說：點蠟燭燒香吧，謝祖宗保佑，又得了個孫子。父親得到消息，從辦公廳回家。他沒進房去看母親和兒子，徑直走進書房，又在他那一疊一疊小抽屜的大書桌上，用他那把刷子筆刷出杯口一樣大的字。大人說：生產女人的血有邪氣，男人沾不得的。爺爺特地請武漢有名的星相家李少庵為漢仲算命。根據漢仲的生辰八字，李少庵說得爺爺拍桌叫好。漢仲是壬騎龍背的八字，安邦定國，官至一品。第二年漢仲滿周歲那天，家裏大宴賓客。堂屋八仙桌上供著祖宗牌位，一對大紅燭在古銅燭台上燃著兩道金光，古銅香爐裏的檀香，細細一線繞呀繞的，繞香了滿屋。堂屋正中間一張大桌上鋪著大紅氈毯，擺滿了抓周的東西：文房四寶，論語詩經，玩具刀槍寶劍，銀元金幣，大大小小雞血石印章，錦緞盒裏的漢玉印泥盒，絞麻花金鏈子，長命富貴金鎖片，線春小袍子，花緞小馬褂。客人圍著桌子站了幾圈談笑。嬰兒坐在桌子正中間，母親在一旁扶著他。嬰兒一坐上桌就樂了，揮動小手，要抓寶劍，抓不住。母親說：好，要當總司令。他抓住一塊銀大洋，往嘴裏喂。母親奪過銀洋，笑著說：不行，不行，發財也要命呀。嬰兒又抓雞血印石。好，掌印的人。他又抓《論語》，抓起來就要撕，母親搶過書說：爺爺的寶貝呀，撕不得。他又抓起一枝羊毫毛筆。好，有了紅樓夢，你就寫青樓夢吧，母親笑著說。有人問：青樓，有意思，有意思，紅樓夢好不好看?哎呀，寫一些亂七八糟男女的事，千萬不要看。有人回答。 
抗戰期間，聶家聽舅舅 (前右二)的建議到三鬥坪外婆家避難。這是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回到漢口，與親戚們的合影。前排左一為聶華苓的母親。後排中為聶華苓與第一任丈夫王正路，兩人當時都是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
1929年，我家從漢口舊俄租界搬到日租界。桂係瓦解，警方大捕桂係分子，有的執行槍決。日租界成了政治避難地。我家在大和街盡頭。一大片荒草隔開“鐵路外”，那就是平漢鐵路以外的貧民區。爺爺，奶奶，父親，他的兩個妻子，兩群兒女，三代兩室同堂。房子雖大，也擠得人不自在。牽牽絆絆，你躲我，我躲你。不躲的時候，暴風雨就要來了。西式洋房，鏤花鐵門。就是在夏天，也是冷清清的。灰色圍牆堵得人要跑出去，跑到哪兒去呢?不知道，無論哪個地方都比我的家好。牆角孤單單的一棵梧桐樹，夏天樹上吱——吱——一聲聲蟬叫，叫得日子更長了。一個女人在街上拚命大喊：挑——呀——牙蟲呀——!算命瞎子咿咿呀呀拉著胡琴。磨剪刀的癩子在後門口，呱嗒呱嗒打著一串小銅片，沒人理他，打著銅片走了。貨郎兒打著撥浪鼓得楞得楞響來又響遠了。天井裏一個大肚子陶瓷水缸裏，永遠有幾條喜頭魚遊來遊去，逃脫不了廚子楊寶三的大菜刀。小腳江婆坐在天井樹陰下納鞋底，用一根大針和手搓的麻線，在一層層粗布糊成的鞋底上紮出整齊的菱形圖案。齙牙張德三在天井陰涼裏，拿著一把大芭蕉扇，扇著躺在竹床上的漢仲，哄他睡午覺，唱起小小子，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要媳婦幹嗎，縫衣補襪，點燈說話兒，吹了燈打喳喳。後門口來了個討飯的女人，一塊破舊的藍布兜著背上睡著的嬰兒，伸出手裏的破碗：行行好吧，殘菜殘飯，賞一點吧，多福多壽。楊寶三在廚房裏咬牙切齒咚咚剁肉，拿了一缽子剩菜剩飯給她，一麵關門說：好啦，好啦，走吧，再……再來就……就沒有了。也許就在那當口，火車的汽笛在天邊細細叫起來了。我家對麵有一排小紅磚房子。有家人家姓黃。一夫一妻，一個兒子，兩個女兒。我多想要那樣一個簡單快樂的小家庭。大女兒大我一歲，小女兒小我一歲，缺一顆門牙，笑起來用手捂著嘴。我不理她們的哥哥。他也瞧不起小女孩。我們三個女孩子在一起跳房子，跳繩子，踢毽子。楊寶三殺雞，揀最好看的雞毛，洗幹淨，晾幹了給我。我早存了一塊塊花布，揀一塊厚厚的，包上一個銅錢，插上一根根長短合適的雞毛，太短了，毽子踢不起來，太長了，又太重。踢毽子可以耍花樣，前踢，後踢，前後踢，左踢，右踢，左右踢，毽子落在臉蛋上，落在頭頂。最好玩的是養蠶了。彩色錫光紙包著硬紙盒，鋪上綠油油的桑葉，那就是小蠶的家了。我們每天盯著蠶長大。三個女孩比賽誰的蠶大，誰的蠶肥。蠶吐繭了，那是最有趣的時候。雪白、桃紅、天青、水藍、翠綠各種色彩的繭。女孩們開始交易了。紅的交換藍的，白的交換綠的。不等蠶破繭，便細心抽出蠶絲，輕輕繞在一塊小紙板上，再從紙板上取下來，做成扣花呀，發簪呀，書簽呀。我們每人有一個連環戒指，一個圓圈圈，套著五個奇形怪狀的小圈圈，由一根細絲連著，拚成一個戒指，拆開來再拚攏，就要心細手巧。我們比賽誰拚得快，和賽跑一樣興奮。兩個女孩的哥哥呢，一天到晚看連環畫。他家巷口有個租書攤子，他看一套，換一套，七俠五義，薛丁山征西，五劍十八義，封神榜，孫悟空。他捧著一套一套連環畫回家，很有學問的樣子。我家和黃家相對，顯得陰慘慘的。父親不大說話。我沒看見他笑過。他好像總在逃，逃政治的迫害，逃家庭的壓力，逃爺爺的嘮叨，逃兩個妻子的爭鬥。兩個妻子的房，隔一條走道，他從沒越過走道，永遠在母親房裏。母親在他麵前總占點兒上風。父親另一個婚姻，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合的。她腳小身子重，太重了，那雙裹著的小腳負擔不起了，隨時要倒下的樣子。她和母親從沒說過話。看她慢騰騰走來了，我就跑。她說：跑，我又不吃你!大哥是長子，一家上下都對他特別優待，尤其是爺爺。他以大少爺自居，處處表現大少爺的威風。母親靈巧解人，對他不即不離，隻要他不過分，盡量迎合他的意思，倒也相安無事。他看到我，就狠狠罵一句：死丫頭!我家半圓形的陽台，就是我的戲園子。我天天在那兒看戲，可比大舞台咿咿哎哎唱的戲好看。我們的房子在日租界最後一個十字街口。爺爺教過我：寫字，手抬平，背挺直，筆畫有先後，寫十字，先寫一橫，再寫一豎。街口那十字，橫的一頭是舞廳，豎的一頭是妓院。太陽在鐵路外落下去了。天一黑，那十字一橫一豎的頭上就亮起了一閃一閃的彩虹燈。十字街口的燈也亮了，那兒的燈比其他街頭都亮一些，就像舞台的照明燈。我站在黑色鏤花鐵欄杆前，看著一個個穿和服的女人蹬著木屐呱嗒呱嗒走進舞廳。一輛輛汽車在舞廳門前停下，中國人，西洋人，日本人，有成雙成對的，也有單身男人。女人各式各樣的裝扮最打眼：灑彩色亮片的西式裙裝，插在耳鬢的碎鑽簪子，雪白的毛披肩，金絲絨的黑鬥篷，沿著水蛇腰溜下去的盤花高領長旗袍。舞廳裏的女人唱起來了。日本女人幽幽怨怨的歌聲，叫人想到無母的孤兒，無家的孩子，就像“小白菜”那樣的歌。她們好像也是受欺侮的人。舞廳裏燈光暗了，樂隊奏起蓬嚓嚓歡樂的曲子。十字街頭燈光下，另一出戲上演了。三三兩兩的高麗妓女，頭發挽在腦後，露出粉白的臉，唧唧哇哇邊走邊談，走到十字路口，等舊情人，等新顧客。不論是新還是舊，男人走過來，她們都會深深彎腰行禮，兩手向前搭在腿上，嘴裏不斷說著什麽，大概是謝謝光臨那一類的話吧。摟著妓女向妓院走的，有醉醺醺的日本水兵，也有穿西裝的日本平民。水兵高聲唱歌，大叫大嚷，聽起來像罵人。那時候，我高高站在陽台上，覺得很安全。日本水兵來了，有父親擋著。我看到日本水兵就害怕。十字街頭的戲還沒完呐。清早，隻要來得及，在我上學之前，就到陽台上去看看。十字街口的妓女變樣了，頭發披下來，好像沒有睡覺，渾身無力的樣子，對男人點點頭，招招手，也不彎腰行禮了。那些高麗妓女有家嗎?有父母嗎?為什麽到漢口來給日本水兵摟摟抱抱呢?母親逼著我去上學，讀漢口市立六小一年級。我每天早上賴在床上。母親把我從被子裏拖起來。坐起，下床，穿襪，穿衣，穿鞋，洗臉，漱嘴，吃早點，拿書包，走出門，上黃包車，每一個動作，我都故意刁難，胡攪蠻纏。江婆拿來白襪子，我要黑襪子。洗臉水太燙，加點冷水吧，又太涼。荷包蛋太嫩，再煎一下吧，又太老。書包呢?不曉得放在哪裏?我也不喜歡在家做功課。晚上趴在燈下做算術，隻因為在學校看見老師揚起竹鞭子，啪啪打在一個男生的手板上，他哎喲一下，搓搓手心，又是一鞭子。他的罪過是沒交算術題。我也害怕那比我高一個頭的班長。她看見我的好東西就要，描花鉛筆盒，五彩蠟筆，花木蘭的連環畫，全奉獻給她了。母親說我在家裏是沒籠頭的馬，出了門就成了吃虧的啞巴。磨到小學三年級，我就喜歡上學了，隻因為我喜歡教國文的級任老師。他剛從師範學校畢業，清瘦的個頭，一身灰布長衫，走起路來，一手提起一邊衣衩。後來讀到徐誌摩的詩“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就想到那位瀟灑的老師。他也喜歡我，課外看到我，一根指頭點點我的鼻尖，在堂上講課，望著我的神情，就像是專為我講的。他問：懂了嗎?我點點頭，他笑笑。我的作文好起來了，他常要我在班上念給同學聽。他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男人形象。
1932年，聶華苓 (右)在漢口市立六小三年級時和同學毛慧貞合影。兩人“一本正經”照張相，隻為表示友誼長存，但小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
1980年巴金在寓所會見美籍作家聶華苓和她丈夫，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
聶華苓是我最早結識的海外華人女作家。她也是最早從美國回來訪問的一位作家。那還是1978年，改革開放尚未開始，撥亂反正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返美後，她很快出版了一本寫大陸之行的初始印象的散文集《三十年後》。從她1949年離開大陸直到重踏故土，相距整整三十年。歸國期間，她重返家鄉和曾經居住過的城市，遊曆了一些名山大川，並結識了一些當時文學界的風雲人物。無論是寫景色，還是人物，她的筆下都滿溢著興奮和感慨。可以說她是以作家之筆向海外介紹與外界隔絕了三十年的故國家園的第一人。在這本書中還配置了不少照片(這在當時大陸出版物中是少見的)，圖文並茂地向外界展示了一個當時人們普遍感到神秘的世界。她第一次回國時沒有來上海。我是在她1980年第二次和安格爾回來時，在上海作家協會的大型座談會上見到她的。當時我已讀過她在台灣、香港出版的一些作品，如短篇集《台灣軼事》、長篇《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以及剛剛問世的《三十年後》。她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散文，我覺得都散發著一種滄桑感，其中蘊藏著豐富的人生閱曆和沉重的人生感悟。然而，相見之下，卻看到在高大魁梧的安格爾身旁依偎著的是一位嬌小玲瓏，笑容燦爛的美麗女子。這大出我意料之外。作品的風格與作者的外貌之間反差之大，在我所接觸到的海外作家中，聶華苓是第一人。她(他)們到底是在外麵無拘無束慣了，用不著壓抑自己、掩飾自己什麽，可以任憑本性自然流露，因而從他們的作品中大抵可以了解作者的某些性格特點，比如於梨華、陳若曦的快人快語，龍應台的尖銳潑辣，施叔青的浪漫，李昂的強悍，白先勇的溫雅蘊藉，陳映真的執著無畏，李黎的力求完美……而聶華苓則耐人尋思。整個八十年代，她幾乎每一兩年就要回來一次。她回來的主要任務是為她和安格爾共同創辦的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計劃”邀請作家。在國際上她首先提供給中國作家到美國進行較長時間交流訪問的機會。公務之餘，她當然也進行參觀遊覽。特別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兩次回來時，無論是參觀上海新麵貌，還是去雲南，走絲綢之路，她都興致勃勃。但是她更愛會友聊天。老同學、老朋友自不必說，她還願意結識新起的年輕作家。這大概是作家天性，她首先關注的是人。每次她來，我們更多的時間大概都花在聊天上，天南海北，遠事近聞，從國外到國內，從童年到目前，隨興之所至無所不談。於是，我逐漸了解了她的經曆。原來我從她作品中所得到的信息還是不錯的。她的人生道路確是大起大落崎嶇多變，她的前半生堪稱坎坷曲折。幼時她就沒享受到受寵嬌女的快樂。其原因倒不是出於物質的匱乏貧困——從她那雍容的氣度就可看出，如果沒有相應的家世背景的滋養，那是造就不出來的，而是出於精神上的壓抑。她的父親是個軍人，而且有兩房妻子，雖然他曾受過新式教育，卻似乎還是秉承了某些舊軍人作風，盡管她的母親是他所愛，但他在孩子們麵前永遠不苟言笑，徒有威嚴而少溫情。特別是在她們這一房回歸大家庭之後，上有重男輕女、滿腦子封建思想的祖父，中有父親的另一位纏足又不識字的妻子，同輩又有異母的恃寵而驕的“長子長孫”。盡管屋宇闊大，仆從眾多，生活優裕，但這樣複雜的家庭關係，使她從小就得忍受重重約束。隻有混跡於仆人群中，她的活潑天性才能得到釋放。即使如此，她的父親也沒等到她長大成人就在內戰中死去。和母親分憂的擔子就落到她身上。家道中落後所遭遇的種種人情冷暖可想而知。讀大學，戀愛結婚，據熟悉她的朋友說，她的如意郎君是位學問既佳(同校政治係的高材生)、又風度翩翩的大家子弟。原該是柳暗花明，幸福到來。不想這位公子卻是個經不起風雨的大少爺。當他們拖老帶小全家遷往台灣後，麵對陌生的環境和從未遭受過的生活壓力，他很快就頹唐沉淪精神崩潰了。他承擔不起家庭的責任，整個擔子落到聶華苓的肩上。她在承受這副沉重的擔子的同時，還得承受對於丈夫的失望的精神打擊。這還不算，她又卷入了台灣有名的《自由中國》事件，她所安身立命的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雜誌被查封了。這不僅在精神上再次給她幾乎致命的一擊，而且經濟上也幾乎將她推入絕境。……每聽她回憶那段起伏跌宕的日子裏所經曆的風霜雨雪，望著她明媚的臉上所布滿的陽光一點點黯淡下去的表情，我真覺得命運對她夠殘酷的。命運是不是有意地在勵其心誌?沒有這些曲折的經曆，她怎麽能夠對於封建舊家庭的生活有那麽深的了解?她怎麽能夠對舊家子弟出身的某些軟弱的知識分子有那麽深的認識?怎麽能對1949年的國事變動，對於從大陸去台灣的低層公務人員、老兵、平民百姓的心情有那麽深的體會?有了這些經曆，才會有《台灣軼事》、《失去的金鈴子》，才會有《桑青與桃紅》，才會有對桃紅的鼴鼠般潛伏於暗無天日的閣樓中、日夜處於膽戰心驚狀態的深刻描寫。她從小的生活就與整個社會相關聯，她的前半生始終與社會變動相關聯。這就是她這些作品的來曆。六十年代安格爾的出現是她生活的一大轉折。苦盡甘來，她和安格爾的相愛、相知、終於得以相守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種族的差異，婚姻的狀況——當時安格爾還沒有了結他的名存實亡的婚姻，而在六十年代，離婚在美國也需要經過一段艱苦的過程，都形成一道道屏障。而她，攜帶幼女跋山涉水來到他鄉，不僅是他鄉，還是異國，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但是她的生活畢竟出現了希望。她先是進了愛荷華大學教中國文學，1967年她與安格爾共同創辦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直到1971年兩人才如願以償地結了婚。盡管一波三折，憑著兩個人不渝的真情，憑著聶華苓的聰穎的資質和不懈的努力，他們終於走出了陰影。對於聶華苓來說，她是走出了婚姻和事業的雙重陰影，她找到了終身的歸宿。不但獲得了完滿的家庭的幸福，而且和安格爾創辦了共同的事業。她終於擺脫了那塊是非之地。從旁看來，這項工作有意思得多了，活動的空間也寬廣多了。八十年代初，大陸作家到國外進行較長時間的交流訪問，首先是由“國際寫作計劃”邀請的。聶華苓沉睡多年的本性得以複，被壓抑多年的才幹得以發揮。快樂、幸福、成就感使她精神和容顏同時煥發。於是我們看到了今天的笑語不斷神采飛揚的聶華苓。1991年安格爾因心髒病猝發去世。聶華苓精神上所遭受的打擊用五雷轟頂、天塌地陷來形容也不為過。不過在對於安格爾的愛的支持之下，她終於慢慢地恢複了過來。她用筆承續他們未了的情緣。於是有了《鹿園情事》。
1997年出版的《鹿園情事》，以充滿感情而又搖曳多姿的筆調回憶了她與安格爾共度的三十年的幸福時光。從這本書中人們可以形象地看到聶華苓如何從壓抑的前半生轉到截然不同的後半世。但這本書僅止於寫她和安格爾的共同生活。她的讀者對她的曲折的前半生也饒有興趣。他們希望看到一個完整的聶華苓。今春伊始，得知她的回憶錄《三生三世》開始陸續發表。我還未及窺及全豹。但我已看到這本回憶錄是從寫她眼中的祖父開始的。想來這三生三世指的並不是聶家的祖孫三代，雖然其中寫到了她的祖父和父親，而是她個人一生中的三個階段，三次“轉世”。本期《收獲》刊登的是她在武漢的一段童年生活。由此不僅可以約略地看到她童年的家庭環境，還可了解她後來成為作家的條件：對於生活充滿好奇又十分敏感，具有驚人的記憶力。生活中的快樂與不快樂都成為她後來寫作的資源。童年記憶，童年的豐富經曆對於作家來說是至為重要的。那些坎坷日子的記憶，在經曆過時間的過濾，特別是經曆過人生幸福的今天再重新處理，就都化成了豐富多彩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