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革命之路》話劇版的幾城巡演，又豐富了中國讀者對理查德·耶茨這部小說的觀看維度。一個無望的婚姻故事
《革命之路》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康涅狄格州城郊。一對青年男女，初見時意氣風發，婚後，二人住到郊區，在名為“革命之路”的盡頭選中一幢漂亮的小房子。
男青年弗蘭克以一份“全世界最無聊的工作”養家，而當年那個懷有演員夢的女青年艾普麗爾，成了一個標準的中產階級太太，兩個孩子的母親。隻是，她心裏仍有一點不甘平淡的火苗在作祟，直到一天晚上，這點火苗燃燒起來，催生出一個改變——搬去巴黎。
“我可以在那裏幹一份秘書工作，直到你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男青年被說服了，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二人的精神狀態，小房子裏洋溢著“幸福的癲狂”。
幸福的癲狂，被艾普麗爾再次懷孕的事實打斷。反觀弗蘭克的大鬆一口氣，“一個歡快的笑容掙紮著要爬到臉上”，艾普麗爾經過幾個星期的猶豫，最終選擇了流產，她使用了一種現代人看來荒誕的“橡膠吸液器”，並因此出血過多而喪命，癲狂的幸福感最後慘淡收場。
悲劇發生後，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又花了一個章節，專門講述各色人等在艾普麗爾死後的反應，仿佛這絕望的濃度還不夠似的。故事最後一頁，那位賣房子給男女青年的吉文斯夫人正與聽力障礙的丈夫喋喋不休，詆毀艾普麗爾：“如果有人花了那麽多心思給你送來一盆好植物，一盆能蔓延生長的、有生命的東西……”寫到此處，耶茨是這麽結尾的：“不過從這裏開始，霍華德·吉文斯什麽也聽不見了。愉悅的、雷鳴般的寂靜席卷了他。他關掉了他的助聽器。”如果說目睹艾普麗爾的死令我心頭一震，這悲劇後的平緩一章，則令那種絕望感變得密密匝匝，仿佛眼前已經是死寂。耶茨沒有救贖他書中的人物，沒有給讀者留下一點希望的出口，難怪這部小說當時無法獲得大眾意義上的成功。耶茨的這部長篇處女作出版於1961年，不是暢銷書，也未能獲得什麽獎，因此這樣一個無望的婚姻故事，要想流行起來，還得依賴好萊塢的意願。它的電影改編命運多舛。這個電影項目在多位製片人手裏兜兜轉轉，一直沒有下文，直到半個世紀後，才終於被拍出來。起到關鍵作用的是女演員凱特·溫絲萊特，她特別喜歡這個故事，於是拿著劇本，先後遊說了兩個人，一個是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二人自成名作《泰坦尼克》之後就再也沒合作過，另一個則是門德斯（Sam Mendes），當年曾憑借《美國麗人》驚豔好萊塢的那位導演，也是她（當時的）丈夫、她兩個孩子的父親。2019年，中國話劇導演薑濤將這個故事搬上戲劇舞台。話劇版《革命之路》的編劇是一對夫妻（朱珠與田曉威），男女主演恰好也是一對夫妻（胡可與沙溢），最終呈現給觀眾的，是一台“喜劇”。好的戲劇作品並不拒絕喜劇手法，但當創作者為這樣一個絕望的故事設置了過多喜劇梗時，故事中的陰暗色調不可避免地被稀釋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台上演員拋出的每一個梗都被觀眾接到了，以至於，一開始對此深感抵觸的我，後來也逐漸地放棄了那點小小的執念。婚姻關係中的那些苦澀，的確會叫觀眾會心一笑。死亡發生前，那是艾普麗爾日益絕望的過程。當我重新再看原著，又對比了電影版，我發現門德斯全盤接收了耶茨的絕望，沒有用喜劇淡化命運，而是坦誠地鋪展了悲劇命運的本質，他的選擇更有力量。或許，如果原著不是如此絕望，中國導演的這個話劇劇本將是個比現在更出色的版本。《革命之路》這個故事幾乎是半自傳的。1951年，25歲的耶茨從紐約到了巴黎。這座城市他從前來過兩次，孩提時代一次，“二戰”時作為士兵一次，而這一回，他是以作家身份來的。“二戰”前的“美好時代”，以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為首的一眾美國作家，已經為巴黎蒙上厚厚一層金光，不論是否有天賦，在寫作上有所抱負的年輕人都將巴黎視作天堂，或者，一個巨大的“文學工作坊”。這年春天，耶茨帶著全家以及軍隊發給他的補償金搬到巴黎，在這裏，他為自己製訂的計劃是謙遜的，“一個月發表一個短篇小說”。然而收效慘淡。他給《紐約客》投稿14篇，都被拒絕了，終於發表的那篇故事，是在第二年的《大西洋月刊》上。1961年，搬到巴黎10年後，耶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革命之路》，與《第22條軍規》《看電影的人》共同提名美國國家圖書獎。但評論家們講俏皮話，說《革命之路》與其說成就了耶茨，不如說是毀掉了他，因為他後來的作品都無法再獲得第一本那種程度的成功。這句話讓人想起菲茨傑拉德。耶茨與菲茨傑拉德的相似之處還在於，他們都酗酒，都英年早逝，甚至，就像菲茨傑拉德開創了爵士時代，耶茨也被冠名為“焦慮時代”的代表作家。不同的是，耶茨在世時從來沒有被太多人知曉，去世之後，以更快的速度被遺忘。為了生計，他在公司上過班，到好萊塢賺過快錢，但沒有停止過寫小說。耶茨創作的弗蘭克這個角色，多半就是將自己投射其中，甚至，可能幹脆就拿自己開涮。他混過巴黎，結過婚又離婚，失去孩子們的監護權。而弗蘭克，做著一份“全世界最無聊的工作”，卻自視高人一等，對“郊區丈夫”這一身份的無聊無趣且死氣沉沉一直有所警惕，他相信，隻要時機成熟，隻要他願意，隨時都可以擯棄當下絕望的生活，“一鍵複原”成意氣風發的自己。直到艾普麗爾按下那個reset鍵，說“我們搬去巴黎吧”，弗蘭克這才認清了自己。現實中的耶茨婚後帶著全家到了巴黎，倒是做成了弗蘭克沒做的事，但婚姻卻在他追求夢想的過程中分解。他與弗蘭克，做出的是兩種選擇，但兩個人都因此失去了很多。某種程度上說，耶茨記錄美國社會日常生活中的暗流，理當獲得讀者的共鳴，在許多細節與感受裏驚呼一聲“他監視了我的生活”。實際上，耶茨卻未能在生前成為暢銷書作家，他總是書寫家庭，並且是用一種毫不起眼的敘述手法。1999年，美國小說家斯圖爾特·奧南（Stewart O'Nan）在評析耶茨的長文中，將他與卡佛作比較，他寫道：“這是卡佛式的不幸世界，但又沒有卡佛式幽默，也沒有他常會留給讀者的那絲希望，由戈登·利什編輯過的卡佛著名的白描風格，耶茨同樣沒有。這是個有意不顯得離奇或者別致的世界，隻是平常，悲傷，無可逃避。”2008年，電影《革命之路》在當年金球獎和奧斯卡中獲得多項提名，又因為，凱特·溫斯萊特與迪卡普裏奧事隔11年再次出現在同一部電影中，社交網絡因此熱烈討論著：“如果傑克與羅絲當年在一起了，他們現在的婚姻是否就是《革命之路》裏這副樣子？”《革命之路》中，有兩個揮之不去的時代特征。一個是“逃離，逃去巴黎”，巴黎作為那個時代的避世者的天堂而存在，另一個則關於女性工作的正當性。耶茨或許稱不上女性主義者，他本人是個挺傳統的男人，認為女性就應當生孩子，並且做家庭主婦。他的傳記作者曾描述過這樣一個細節，有一次耶茨與他的第一任妻子對汽車加熱器有不同意見，事實證明他妻子才是對的，耶茨怒氣衝衝地說了一句：“好吧，那你切下我的生殖器吧。”——對男性身份的不安全感可謂驚人，他的作品因此也總將男性的這一特質作殘酷的戲劇化處理。其他時候，他也的確更關注男性。他的短篇小說集《十一種孤獨》中的主角，多半還是男性以及描寫男性被排斥在局外的生命狀態。《喬迪撞大運》中的軍士不被軍隊容忍，《與鯊魚搏鬥》中的索貝爾放棄高薪到報社實現文人夢想，卻連工作都沒能保住。《革命之路》中，弗蘭克與艾普麗爾在他筆下看上去旗鼓相當，但相較於向艾普麗爾表達同情或鼓勵，耶茨更多還是對弗蘭克的懦弱大肆諷刺。倒是電影版《革命之路》，門德斯悄悄地將敘述重心偏移到了女主角身上，從觀影角度，實際上也是溫斯萊特的表演帶動著小李，女性角色才是推動劇情發展的力量所在——這幾乎是21世紀取悅觀眾不需要動腦筋的選擇。但上世紀50到60年代的美國不一樣。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前夕，整個美國社會似乎都沉湎於舒適的家庭氛圍，城郊生活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今天仍有源源不斷的影視作品在描述這樣的場景：一所郊區大房子，在城裏幹一份自己痛恨的工作的養家男主人，家庭主婦，三兩個孩子，一條狗——《革命之路》的故事基礎，不就是這樣一個背景嗎？耶茨不是唯一受時代影響的作家，奧南稱，在記錄30年代到60年代後期美國主流生活方麵，能與耶茨匹敵的隻有約翰·契佛（John Cheever）。後者曾獲得普利策獎與美國國家圖書獎，被稱為“郊區契訶夫”，可以說，他獲得了耶茨當時未能獲得的褒獎與認可。他的作品與耶茨一樣，同樣在於揭露戰後美國舒適生活表層下的暗湧與悲傷。他的作品啟發了2007年首播的《廣告狂人》，這部獲得許多獎項的電視劇中，也有諸多這個模板衍生出來的家庭模式，以及男性一統天下的職場裏，女性微弱的生存空間。為此，其主創還曾督促演員們去閱讀《革命之路》，以便於“加深對當時社會背景的了解”。而播出了三季的《麥瑟爾夫人》中，女主角在開始講脫口秀之前，同樣過著極其舒適的主婦生活。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作者弗裏丹提出，這個時期（注：20世紀30～60年代）的女性，唯一的夢想是找到中意的丈夫，成為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生上5個孩子，住進一棟漂亮房子裏。從這種常規生活裏跳脫出來的另有理想的女性，像艾普麗爾一樣煩躁不安、急於尋找出口的女性，在這種非社會主流的企圖心作用下，會得到什麽樣的結局？《革命之路》給出的是其中最絕望的一種。盡管耶茨更針對男性，他們的懦弱，以及維持男性氣概的焦慮，但男性氣概破產後的惡果，還是雙方在承擔。耶茨描寫弗蘭克懦弱，下筆最狠的幾幕就發生在艾普麗爾宣布自己意外懷孕之後，弗蘭克不可遏製的笑容，瞬間消失的壓力，頭腦裏愉快飄揚起來的安慰詞句，以及為了說服艾普麗爾取消流產計劃，他甚至不惜動用“男色”，試圖像戀愛時期一樣，用外表上的男子氣概蠱惑妻子。女性主義發展到今天，弗裏丹提出來的議題仍然沒有過時。話劇《革命之路》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前，我在化妝間采訪了艾普麗爾的扮演者胡可。她與弗蘭克的扮演者沙溢已結婚8年，生有兩個孩子。在這部戲中，胡可作為一位職業演員、妻子以及母親，發現《革命之路》中有許多台詞都像是她的心聲：“我也每天被困在這種無望重複的家務活裏，尤其我生完老二的時候，這種情緒會很強烈，早上醒來我會想，我到底是誰，我在幹什麽，我明天會怎麽樣？”最挑戰這種多重身份的一次衝突發生在《如懿傳》拍攝期間。這部劇胡可拍了8個月，同期還錄了真人秀《媽媽是超人》，工作量異常密集，幾乎接近一個母親的極限。那天拍完戲，胡可趕到節目錄製地鼓浪嶼，已經是淩晨3點多，當天晚上，沙溢就跟她“相對激烈地討論了一下這個事情”。“他覺得我不應該花那麽長時間去工作，他首先覺得我很累很辛苦，但又認為陪孩子的時間沒有那麽長。那段時間我很崩潰，我一直不知道我要怎麽樣，難道就不去工作了？”胡可當時告訴沙溢：“這個事情本身不辛苦，但你的態度讓我很辛苦。”二人爭論的片段被節目播出，由此還引起過網友的激烈討論——對許多女性來說，到底應該重家庭還是重工作這個話題，就是她們當下正在經曆的困惑。以胡可生育兩個孩子，又兼顧演員工作的經驗來說，“平衡是件挺扯的事兒”，精力有限，顧此必會失彼。而對於將精力投入在家庭中的女性，“沒有人給予女性以獎賞，做得好，是理所應當的，不會因此給你發獎金或表彰。因此，在家庭裏付出那麽多，不如在外麵工作，更能獲得價值層麵的認可”。這也是職業女性麵對的共同困境。話劇《革命之路》中許多台詞能夠擊中觀眾，因為它洞悉了婚姻關係的本質，這也是創作者自主添加笑料仍能夠贏得共鳴的內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