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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理群 | 沉默的魯迅,才是真實的

(2019-09-25 09:06:35) 下一個
錢理群教授在東南大學人文大講座的演講

今天(9月25日)是魯迅誕辰。

1930年九月二十四日於上海 魯迅時年五十
 

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麵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

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大家都說魯迅的作品很難懂,但它到底難懂在什麽地方?有一種說法是魯迅的作品文字很難懂,或者說它的寫作背景搞不清楚。這個問題其實很好解決。現在研究魯迅的著作比魯迅的著作多得多。你隨便找一本來,它就會給你介紹社會背景、有關的知識。我覺得,難就難在,到底魯迅他在想什麽,他要講什麽?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

魯迅自己曾說過:“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非常麻煩。那麽,我們怎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麽呢?魯迅自己有一個解釋。他說,很多人都說我講的是真話,但我並沒有把我所想講的話完全地說出來;很多人都說我很冷酷,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如果有一天,我把我心裏所想講的話,就是那些最黑暗、最悲涼、最可怕的話說出來,還有一個人願意聽的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我真正的朋友。

魯迅在1936年去世之前,寫過一篇文章《我要騙人》。他講了這麽一樁事: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我”走出家門,碰見一個來為災民募捐的小女孩。而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之下,所以魯迅很清楚地知道,這小女孩所募的款,是不可能落在災民手裏的,她的募捐完全沒有意義。但是麵對著這個熱情、天真的孩子,能告訴她說她做這事沒意義嗎?不能。不但不能說,還必須對她說:“小孩子,你做事非常有價值,我一定支持你。”於是魯迅牽著女孩的手,走到一個商店,用大錢兌來小錢,再把小錢交給小女孩。小女孩緊緊地握住魯迅的手,說先生你太好了,我代表全體災民,對你表示感謝。魯迅看著這小女孩越走越遠,他的手上還可以感覺到這個小女孩手的溫暖,但是正是這溫暖像火一樣燒灼著魯迅的心,因為他騙了這個孩子。但是魯迅反過來想,我能不騙這孩子嗎?我能不騙人嗎?他進而想到,當今之中國,難道是披瀝真實的時候嗎?我們能夠把我們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嗎?不能。所以“我要騙人”

不知道諸位聽了這個故事怎麽想。說實在的,我每一次看到這文章,都受到一種震撼。我覺得一個人要說真話固然很難,但是,能夠像魯迅這樣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我們每一個人時時刻刻都麵臨著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但是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呢?

魯迅說他是為三種人而寫作。一種是那些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強而艱苦奮鬥的誌士仁人們。一種是那些正在做著好夢的青年。他要為這些人呐喊助威鼓勁。第三種寫作對象非常特別,魯迅說,我是為我的敵人而寫作的。既然是為敵人寫作的,就不能把內心的痛苦說得太多,不能在敵人麵前顯示痛苦。因此,他必須有所遮蔽。這就是說,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麵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而且從根本上說,一個人的思想,特別是一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旦用語言表達了,這思想就被簡單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所以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

今天人們談論得最多、讀得最多的魯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數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真正為他自己寫作的,魯迅交待得很清楚,就是《野草》。

魯迅說,《野草》裏麵有我的哲學,而且他說,《野草》是屬於我自己的。他不希望青年們看他的《野草》,那是完全屬於他個人的東西,是最具有魯迅個性、最屬於魯迅個人話語的一個作品。魯迅的《野草》就成為我們去接近魯迅靈魂的一個窗口,或者提供了一個途徑。當然,即使是《野草》,也仍然有所遮蔽,隻不過相對於其他作品來說,它遮蔽得少一點。

這裏首先要交待兩點:第一,《野草》是散文詩。詩是很難講的,詩隻能去領會;詩是含混的,要你去感悟。第二,魯迅的哲學是非常豐富和複雜的。魯迅自己說過,有兩種思想在不斷起伏,一是人道主義思想,一是個性主義思想。《野草》集中討論什麽問題呢?是討論作為個體的生命,它的深層困境這樣一個問題。所以《野草》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展現的是魯迅哲學的一個側麵,而不是全部。

直麵生命的困境

人們往往把火視為一種生命的象征。但是魯迅想象的是“死火”,他把“死亡”和“生命”並置來討論。他提出來“死火”這個意象,就同時集中了生命和死亡兩種意思。

首先我們談第一個方麵。魯迅把個體生命放在從過去到現在到將來這樣一個曆史的縱坐標中,來考察人的個體生命的生存困境。譬如對於將來,人類有種種幻想,西方世界有烏托邦,中國世界有大同,都是屬於人們對未來的想象。人們總是想象著未來是無限完美的、完善的、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一個終結點,魯迅把它概括成關於“黃金世界”的想象。

對此,魯迅提出了一個疑問:如果有一天真的到了黃金世界,還有沒有黑暗?魯迅回答說,有,不但有,還會有新的死亡。為什麽呢?魯迅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他說人總是這樣的:曾經闊氣的人想複古,正在闊氣的人想維持現狀,還沒有闊氣的人想改革;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永遠如此。到了黃金世界也是一樣,當然黃金世界裏“闊氣”的概念可能跟今天不大一樣,但是那個時候仍然有曾經闊氣、正在闊氣、還沒有闊氣的人。在一般人認為,好像黃金世界是個沒有矛盾、沒有鬥爭的世界,但是魯迅卻看見了新的矛盾、新的鬥爭,甚至看見了新的死亡。這就是《野草·墓碣文》裏所說的“於天上看見深淵”。人們看見是天堂的地方,魯迅看見的是深淵。由此,魯迅得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結論:“至善至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來,是人類給自己製造的一個神話。魯迅的任務正是粉碎這個神話,《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這個神話的。

在《野草》裏,魯迅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許多文學的意象,而這些意象都象征著人類的某些方麵的深層困境。這裏我想舉幾個例子。《死火》是具有魯迅式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類關於火有種種想象,總的說來,人們是把火視為一種生命的象征。但是魯迅想象的是“死火”,集中了生命和死亡兩種意思。我們看他是怎樣展開獨特想象的。他說,我做夢,夢見自己在山峰間奔馳,跑啊跑,突然從山峰上一下掉到冰穀裏,往下一看,一片青白色,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顏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見了很多珊瑚樣的紅的影子。在死亡的顏色中出現了生命的顏色,這就是死火。於是,我和死火之間展開了一個哲學的討論。死火對我說:先生啊,請你趕緊把我救出去,否則我將凍滅。我說好,我就把你帶出冰穀。死火又說,你把我帶出冰穀,我會燒完。我隻能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出一個選擇。

這是什麽意思呢?這是我們在研究魯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個難點。後來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啟發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七十歲。他說,我現在麵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要麽什麽事不幹,這叫“坐以待斃”;要麽像大家宣傳的那樣“發揮餘熱”,再努力奮鬥,但這不過是“垂死掙紮”。我隻能在“坐以待斃”和“垂死掙紮”這兩者之間作有限的選擇。你說怎麽辦?當時我一聽,馬上想起了魯迅的《死火》。“凍滅”就是“坐以待斃”;“燒完”就是“垂死掙紮”。盡管最後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但是“燒完”和“凍滅”有沒有區別呢?有區別。這個凍滅,他一輩子什麽事兒不幹,他的生命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光影,這是一個生命的空殼。這個燒完,雖然最後也是完,但他燃燒的那個瞬間是發出燦爛的光輝的,他的生命是充實的。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生哲學,就是生命的價值不在於結果,而在於過程。結果所有人都一樣,但是過程不一樣。你奮鬥的過程,你掙紮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實的,是有價值的。而那浪費的、無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虛的,是沒有意義的,是生命的空殼。這就好像奧林匹克精神一樣,貴在參與。這就是魯迅《野草》的哲學,這正體現了魯迅那種重視過程而不重視結果的人生哲學。這“凍滅”和“燒完”的命題實際上告訴我們,人的自我選擇、自我實現的極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選擇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凍滅和燒完之間作極其有限的選擇。但是畢竟還是有選擇的餘地的,所以王瑤先生對我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垂死掙紮,因為垂死掙紮有一種掙紮之美

《野草》裏還有一篇《影的告別》。大家知道,影子的物理特征就是當正午陽光直照的時候,或者完全黑暗的時候,這影子就沒有了,影子隻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征自己這樣一種“曆史的中間物”的曆史命運。“曆史中間物”是什麽意思呢?魯迅說,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搗亂。當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來的時候,這樣的影子要消亡。同時,曆史中間物的意義僅僅在於和黑暗搗亂,他的生命價值是和黑暗緊緊連在一起的,是實現在對黑暗的反抗當中的,因此當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曆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影子也要消亡。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曆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他隻能夠彷徨於無地。這“無地彷徨”四個字,實際上說盡了知識分子的深層困境。

第三個例子是《過客》。“過客”不斷地往前走,半路上遇見一位老人,老人問了三個問題:第一,你叫什麽名字,你是誰?第二,你從哪裏來?第三,你到哪裏去?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個人的生命是怎麽來到這個世界,又怎麽離開的?你被一種你所不能掌握的力量拋到這個地球上來,然後又被一種你無法把握的力量帶走了,這都不由你所掌握的。這說的就是人的生存本體的一種荒謬性、黑暗性和悲劇性。諸如此類,這都是人的現實的生存的一種深層困境。魯迅的目的就是要人們正視這樣一種深層的困境,引出他的現實主義哲學。魯迅反對三個東西。第一他反對“絕對”。絕對的、完美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人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社會、人性、現實都是有缺陷的。第二,他反對“完全”。完全的、毫無弊病的人生是不存在的。此岸世界的曆史、現實、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頗的。第三,他反對“永久”。永久的人生,永久的人性,都是短暫的。他強調人的生存本身、現實本身、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有缺陷性和它的短暫性。他要我們正視這樣一個此岸世界的現實。我們講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正是表現在這一點上。他強調緊緊抓住“現在”,“現在”是魯迅一個最基本的命題。

反抗絕望的哲學

反抗絕望的哲學包含兩個側麵:一個側麵是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話,清醒地麵對現實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另一個側麵,就是采取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

現在我們講魯迅怎樣橫向地考察人的自我和他者的關係。他者,可以概括為三種:敵人、愛我者和群眾。

首先講敵人。這是很寬泛的概念,就是你要辦一件事情,對你形成阻力的東西。《野草》裏有一篇《這樣的戰士》,他說這個戰士,拿起投槍,向他的敵人擲過去,明明前麵有個敵人,但當他把投槍擲過去的時候,那敵人不見了,就變成“無物之陣”。我們一般打仗是擺開陣式,敵我雙方陣營分明,這是傳統戰爭。而現代戰爭,敵人找不到但存在,這叫無物之陣。這無物之陣比有物之陣更可怕,就像我們中國傳說的“鬼打牆”,你半夜走到荒野裏,前麵分明有鬼,一拳打過去,鬼不見了。就像辦一件事情,分明阻力重重,你的事情辦不成,但找不到原因在哪裏,找不到反對你的那個阻力在哪裏。

無物之陣有什麽特點?首先,無物之陣實際上是你的敵人玩了一種花樣,或者是反對改革的人的一種手段。一般來說,當我要做一件事情,提出一個革新的倡議的時候,反對你的人就要利用他的權力把你壓下去。如果壓不下去,他一定改變麵孔。其實他是反對你的,但他對你點頭微笑。其次,無物之陣其實就是千百年來所形成的習慣勢力,是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這是最可怕的。魯迅稱它們是“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它一方麵要殺人,阻礙你;另一方麵,它沒有名稱,又不是故意的,甚至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來反對你。魯迅說,無物之陣可怕,在於它含混不清,有某種模糊性,所謂“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你就沒辦法了。

魯迅談第二個問題,是和愛我者的關係。“愛我者”也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父親、母親、老師、同學、朋友、兄弟姐妹等等,都是愛我者。那麽是不是愛我者總能給我以靈魂的安慰和安寧呢?也不見得。魯迅在《過客》裏提出一個命題,叫做“詛咒愛我者的死亡”。這是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命題。到底怎麽理解?魯迅舉了個例子來說。他說我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親,她非常愛我,時刻關心著我的一舉一動;當我想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一件危險的事情,如果沒有母親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去做這件危險的事情。但是,因為有了母親,有了母親對我的愛,我在做這個危險的事情的時候,就會想,我這樣做會不會給母親帶來痛苦,我就不能夠按照我的意願去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情。

在這裏,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就是說,當一個戰士或者一個人,要取得思想和行動的絕對自由的時候,這種愛我者的溫情,常常會妨礙他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因此,魯迅得出一個結論,說人的思想和行動的獨立自由,常常容易挫跌在愛上。愛固然可以給你以力量,但愛也會成為你的一個牽製。魯迅在考察自我和愛我者的關係的時候,他發現了一種矛盾:一方麵,渴望著愛我者對我的愛、理解和溫情;同時,又恐懼甚至於要拒絕這樣一種愛。渴望愛又拒絕愛,這就構成魯迅這樣一個具有強大的獨立的自由意誌的知識分子的生命困境。

第三方麵就是自我和群眾的關係。魯迅對中國的群眾有一個高度的概括,叫做“戲劇的看客”。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我們不妨做個試驗,譬如你跑到大街上,你在地下吐一口痰,假如你蹲下來看這口痰,不到十分鍾,你周圍會密密麻麻擠滿一堆又一堆的人,大概都在看,看別人,同時被別人看。這是中國到處可以見到的現象,這就是中國所特有的“看客”現象。這高度概括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作為被看的另一種人,就像《藥》裏的夏瑜那樣。他們懷著自己的理想而奮鬥犧牲,結果在《藥》裏麵就轉化成為茶館裏麵大家議論的材料。也就是說,這樣一些中國的誌士仁人們,他的理想和崇高,在看客現象中都轉化成為一種表演,從而失去了它的意義和價值。所以魯迅在討論自我和群眾的關係的時候,是充滿了一種危機感的。

魯迅在討論自我和他者關係的時候,他看到的是無物之陣的一種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愛我者所可能產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眾作為戲劇的看客所可能產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絕望的結論。所以我們說,魯迅內心是非常絕望的。但是當一個人絕望到頂點的時候,就會大徹大悟,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於你原來抱的希望太大了。所以一開始,你就把所有的問題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絕望了。這就叫做“於無所希望中得救”。絕望到底,就成了大徹大悟。所謂大徹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會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選擇的有限性。大徹大悟之後,人們還可能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麽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還有一種態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前麵是墳,但還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奮鬥。因此魯迅的哲學就是要“反抗絕望”。

這種反抗絕望的哲學,其實包含兩個側麵。一個側麵就是看透一切,大徹大悟,或者說就是一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話,清醒地麵對現實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這是打破一切瞞和騙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態度。另一個側麵,就是采取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樣一種反抗絕望的哲學,是把中國傳統哲學當中的道家、佛家的大徹大悟和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一個高度的結合。在我看來,這樣一種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為其特點的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是魯迅哲學的核心,同時也是20世紀的中國所留下來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遺產。
 
錢理群 1939年1月生,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當代著名學者,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與吳福輝、溫儒敏等合作)、《心靈的探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與黃子平、陳平原合作)、《大小舞台之間———曹禺戲劇新論》、《繪圖本中國文學史》(與董乃斌、吳曉東等合作)、《漫說文化》(與陳平原、黃子平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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