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鷗 | 能折騰的小姑娘

作者檔案

劉海鷗，筆名淩之，1988年赴澳大利亞馬克立大學讀博，後因病輟學。1990年代初開始寫作，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多家主要報刊雜誌發表作品，收入國內外小說及散文選集。《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200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半壁家園》《遊必有信》（作品集之一）獲得2013及201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

原題

畫說我的一生

連載三：能折騰的小姑娘

連載四：誰跟我玩兒，打火鐮兒

文圖作者：劉海鷗

三、能折騰的小姑娘

（1951~55年，4~8歲）

 

1950年代初我家搬進了景山後街碾兒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裏。我的兒童時代最愉快的記憶全部藏在這個院子裏。 

 

四十三號院圖，這是我記憶中院子的平麵圖

       大門洞的右手有一間小房，住著秀蘭一家。

左手四間南房，住著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間，住著房東一家。東屋劉老太和她的兒子住了兩間，還有單獨一小間住著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後麵還有一個小屋子還住著墨嘉一家人。

 

院子的西邊還有一個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著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們家了。 

話匣子

我從小就愛折騰，不過這種折騰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隨的。

 

院子裏就我家有收音機，北京人叫“話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開了證明才買來的。每天早上打開收音機聽新聞，西院的鄰居都可以聽見。我很奇怪，一個小小的匣子為什麽能說能唱？南院的大娘說話匣子裏有小人，這更讓我好奇，一天我捅開收音機後麵的遮擋，隻看見一堆落滿灰塵的零件和電線。

家裏的書特別多，多是外文書，是爸爸幾十年來收集的。書架是白茬木包裝箱搭成的。我們就在木箱的包圍中睡覺。媽媽特重視我們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國婦聯保衛兒童委員會工作，可以收到全國各地新出版的兒童書籍，每隔一兩天她就借回一批書給我們看。還給我們訂了《小朋友》《兒童時代》好幾種雜誌。

我們都愛讀書。我還愛把小人書塗上顏色

就連我們上公園玩也要帶上紙筆寫寫畫

灑墨水

 

 

爸爸的辦公桌上永遠擺放著一疊寫滿譯文的稿紙，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鋼筆，想學他的樣子寫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紙頓時被染得墨藍，還洇透了好幾張。我知道闖了大禍，立即逃出房屋，到院裏大娘家避難。這些被墨水洇藍的稿紙，是爸爸正在翻譯的阿紮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伊凡雷帝弑子

 

 

爸爸有兩套蘇聯出版的畫冊，十分珍愛，不許我們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開畫冊。翻過幾張怡人的畫片，一幅恐怖的畫麵赫然跳入我的眼簾——一個老頭兩眼驚恐絕望，抱著一個滿頭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張）。我嚇得尖叫一聲，竄出房間，跑到大娘家躲起來。我長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畫是列賓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

 

 

 

一天媽媽從單位借來幾套少數民族的兒童服裝，給我們打扮起來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陽是朝鮮族，元元是蒙古族（實際上元元還小，放在托兒所沒接回來，穿蒙族衣服的是別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誰也說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裝。至少我們知道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

 

徐特立

 

 

我經常不聽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誡，獨自到景山東街的小人書攤租本書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個穿著肮髒長袍的老頭向我走來。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樣。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

 

老頭跟我說：“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嗎？”我點點頭。老頭說：“我是毛主席的老師。”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師，為什麽破衣爛衫？我匆匆還了書，落荒而逃。

 

後來學了課文《我的老師徐特立》，想，也許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呢？

水伕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進門擺著一個大水缸。我們胡同每隔一兩天有個駝背的老頭推著一輛木頭水車送水。水車停在門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讓水流進水桶裏，然後駝背老頭挑著水桶給各家的水缸灌滿。我覺得，老頭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壓出來的。 

糊塗糕

 

老尹推著一輛車賣冰盞。冬天，他的車上裝著一瓶瓶的紅果酪、蜜漬榅桲、海棠蜜餞，紅的粉的橘黃的，色彩誘人，一千元一碗，孩子們買不起。老尹為孩子們帶來了“糊塗糕”，那是煮紅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涼甜酸。每次他來，我一定要買一份。

 

吹糖人

 

 

有一個吹糖人的，用空心麥秸挑起一拖糖稀，邊吹邊捏，幾下子就捏出一隻豬、老鼠、公雞，這些糖稀傑作對我們來說都是極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為小孩子準備的經濟食品——用麥稈挑起一點糖稀，鼓起腮幫子一吹，吹出一個糖氣球，兩百元一個。媽媽禁止我買，說髒，但是隻要吹糖人的來，總能從我這裏賺上兩百元。

磨刀

 

胡同裏經常穿梭來往的還有各種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鋦缸鋦碗的，焊洋鐵壺的，修理雨旱傘的……有一次磨刀人來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後磨刀人囑咐我千萬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囑的事，我總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時一個大口子，鮮血冒出來。

大娘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還要獨自侍養公公婆婆和四個孩子。媽媽請她幫我家做些家務和照看我。大娘永遠帶著慈祥寬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嬌耍賴的通行證。

星期一早上大娘給我穿衣服鞋襪，因為要上托兒所，我心氣不順，蹬著腿嚷嚷：“襪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沒有反啊。”我說：“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襪子還分左右呢。”便給我脫下來重新穿過。

看大娘做窩頭

雖然我任性調皮，但是已經把大娘當成了媽媽以外最親近的人，我把她的家當作我的另一個家。看她和麵做窩頭，等到窩頭下屜，滿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給我一塊，加上幾根醬疙瘩絲或者雪裏蕻，別提多香了，可這是大娘家日複一日的飯食。 

看老奶奶剪趾甲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個晚上父母出去看電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見了老奶小腳的秘密。她揭開一層層的裹腳布，把我嚇得目瞪口呆——腳麵鼓起一個大包，沒有一個腳趾看得出形狀，沒有一個腳趾頭在應有的位置上，你擠我挨湊成一個尖狀物。老奶咧著嘴剪趾甲，她“噝”一聲，我跟著抽一口氣，問：“疼嗎？”老奶說：“造孽呀。”

劉老師家

 

東屋住著劉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太脾氣相當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揮舞著菜刀或笤帚把我趕走。我“冒死”闖入她家是為了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師大約二十來歲，麵孔白俊，和小孩子說話時認真地注視著對方，流露著慈藹和善解人意的目光。這種目光時常讓我怦然心動（才六歲左右啊，誰要以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錯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二哥的槍傷

 

        院子東南角住著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參加了朝鮮戰爭，1952年因為受傷從朝鮮戰場回來。二哥經常講朝鮮戰場上的事情，見人就撩起褲腿亮出槍傷。他還說親眼看見美國鬼子抓了誌願軍或朝鮮人竟然活活剝皮。

我聽了嚇得渾身打顫，那時社會上盛傳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而且是原子戰，擔心戰爭爆發成為幼小心靈中唯一的一片陰雲。

二哥帶我逛天橋

二哥經常帶我出去玩，逛前門大柵欄、天橋。我們在天橋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兒的，打把式的，賣狗皮膏藥的，還有變戲法的，披著長袍一打滾就捧出一碗麵條、一缸金魚甚至一隻大缸。然後逛戲園子，嗑著瓜子看《櫃中緣》。跟著二哥我首次接觸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小乖家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兩歲。有一次我欺負了小乖，小乖媽上門告狀來了。我迅速鑽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樣蹲著，雖無遮攔，卻以為這樣就可以逃脫罪責。小乖媽兩手謙恭地放在胸前，說話非常客氣，聲音也好聽父母道了歉，答應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離開了。

打棗

 

院子裏有兩棵棗樹，棗子熟了的季節是全員小孩的節日。通哥爬到樹上打棗，孩子們拿著杯碗口袋在樹下嚴陣以待，一陣“棗雨”落下，一陣孩子瘋搶。我也拿了一個漱口杯，東奔西跑，還沒撿兩顆，摔了一個大馬趴，棗子也都丟掉了，後來大娘給我送來一大碗。

大人的秘密

 

 

還有一件事我得說說，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嬸到大娘家串門，說胡同裏有一家小兩口被煤氣熏死了。大嬸繪聲繪色地說，人死了男的……還在女的……裏麵，分都分不開。我嚇壞了，問大娘他們是壞蛋嗎？大娘含糊其辭地說是。第一次聽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壞蛋的概念留在腦子裏了。

 

第一張四姐妹合照

 

 

四、誰跟我玩兒，打火鐮兒

（1951~1955，4~8歲）

       童年最愉快的時光就是和院子裏的小夥伴們無憂無慮地“瘋”玩兒。

    

        院子裏有熱熱鬧鬧的十幾個孩子，大娘家的通哥、襄姐、達子，剛從鄉下來的漂亮的小村姑秀蘭、總是被大孩子欺負又總想和大孩子一起玩的小乖、調皮搗蛋的小牛兄弟、房東家的兩個姑娘，還有把孔子和墨子帶進名字的孔嘉、墨嘉兩兄弟。

小夥伴們常聚在一起玩遊戲。我們的遊戲無窮無盡——石頭剪子布、拽包、跳間、歘羊拐、抓包（七個粽子形的小沙包，在手心手背顛來抓去）、跳皮筋、踢毽子、掄大繩、挑竹簽、官打捉賊……這些遊戲還都配有拖著奇怪內容和韻律的歌謠。

通哥是院子裏的孩子王。有一次他給院裏的小孩開了個夏日晚會。他“把幾張手工圖片上的人和動物剪下來插在長條上，兩手一拉它們就動起來。晚上通哥搭起了一個簡單的“舞台”——兩把椅子，中間拉了一塊白布，白布後麵點了蠟燭。通哥蹲在布後麵，一邊拉動著那些剪紙，一邊講自編的小紅帽的故事，不斷變換著角色，孩子們跟著大叫大笑，玩得心滿意足。

        “跳間”的規則很複雜，跨過“黃河”，越過“地獄”，躲過“油鍋”，到達“天堂”就贏了。

跳皮筋是所有女孩子童年的遊戲。我們那時跳皮筋的歌謠還很政治化：“猴皮筋，我會跳，三反運動我知道，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也反對”。

踢毽技巧性高，我胖胖墩墩的，從來沒踢過10個以上，可是口訣很好聽：“一個鍵，踢兩半，打花鼓，繞花線。裏踢外拐，八仙過海。九十九，一百。”輕而易舉就數到了一百。

           “嫁姑娘”的遊戲是我們自己發明的。兩個孩子當轎子，用四隻手編成一個座子。“新娘”耳朵上別兩朵茉莉花，坐在“轎夫”的手上，然後轎夫抬起“新娘”，滿院行走。其他孩子跟在後麵當樂隊，嘴裏唱著：“嗚哩哇——咚咚！嗚哩哇——咚咚！” “嗒嗒滴，滴滴嗒，有誰把信兒捎回家，一腳踏進牛皮花！”“新娘”坐在“轎子”上樂翻了天。

聽聞誰放了屁，就有“裁判”輪流指著每個人，邊點邊念：“叮叮當當，海螺燒香，粗米細米，放屁不是別人就是你。”最後一個字落到誰身上，誰就得擔當放屁的責任，結果總是一場笑鬧。

         要是沒人和我玩，我就拿一支槐樹葉子哄小小孩玩“春夏秋冬”的遊戲。葉子的自然狀態是“春”；從莖底部兩指捏住往上一推，葉片都被擠到頂部，如一朵花，這是“夏”；一鬆手，葉片落下，是“秋”；最後手中隻剩一枝莖，為“冬”。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聰明深刻的遊戲。

或者揀一根羽毛，把它貼著牆，一手按著它的杆，一手捋著它的毛，唱道：“雞毛雞毛你看家，我到南山采黃花，賣了錢給你花，我花一個你花仨。”鬆開手，雞毛如果貼在了牆上，我們便相信雞毛為了得到賣黃花的錢，乖乖地看家了。 

小夥伴

我特別喜歡秀蘭，她是個靦腆羞怯的女孩，不愛參加孩子們的集體遊戲，我就到她家裏和她玩。秀蘭不言不語和我翻花繩，安靜得像一隻小白兔。

要不然我們兩個就玩“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呔，正月正，老太太出門看花燈……”“誰跟我玩，打火燫，火燫花，賣甜瓜，甜瓜苦，賣豆腐，豆腐爛，攤雞蛋……”

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娘的女兒襄姐，我會的所有的遊戲都是她教的。一放學我就和她一起玩，玩得晚了，我的功課沒有做，媽媽回來就大發雷霆。我隻好點燈熬油又困又累地寫到老晚。為了對付媽媽的檢查，我索性讓襄姐替我寫作業，代價是讓她多玩一盤。

她的字秀氣工整，不知為什麽媽媽沒有發現，倒是被老師發現了，她問我：“這是你自己寫的作業嗎？”我心虛地回答：“是。”老師並不說穿，因為凡考試我總是滿分。

襄姐教我唱了很多歌曲，我最喜歡的歌是《在卡吉德洛森林裏》，不僅那些跳躍的音階“又清涼，又幹淨，又涼快，又甜美”朗朗上口，特別是歌曲在我腦子裏形成了一個美麗的畫麵：白衣飄飄的汲水姑娘，王子裝扮的獵人，在森林中的泉水邊相遇，盡管歌詞唱的不是王子與村姑。

我和襄姐有時候也會吵架，她喜歡兩手做出猴的樣子，念叨著“氣猴猴，氣猴猴”，的確很氣人。我就一捂耳朵說：“不聽不聽，王八念經。”女孩吵架也就如此了。不出五分鍾，就又和好如初。

 我最好的玩伴兒是大娘的小兒子達子。我們一塊兒玩拍洋畫兒、摔三角、彈球、剁刀子這類男孩子的遊戲。達子還教會我用三個棗子做小推磨。把一個大棗切掉一端做底，切掉另一端露出棗核的尖。拿一小段秫秸皮的兩端插上小棗。小磨就做成了，輕輕一推，它就滴溜溜地轉。

有一次我和達子把一條死了的金魚裝在洋火盒裏，放在院子裏大楸樹下的洞裏，插上木片為墓碑，擺上玩具的小碗小碟，裏麵放著樹葉花朵做成的“食物”祭品，然後點香磕頭。我們玩得非常投入，強烈地想知道生命消失後肉體會怎麽樣。幾天後我打開火柴盒，一盒密密麻麻的小蛆在蠕動，嚇得我扔掉盒子，從此失去了對這種遊戲的熱情。

有時達子帶著我和一群“野孩子”雙手拍打屁股，唱著“往，往，往低往……”的調子，在胡同裏呼嘯而來呼嘯而去。達子還教會了我最粗野的罵人話，那時我們根本不懂罵人話的內容，也不是想罵什麽人，就因為有韻律，好玩兒。我認定將來要和達子結婚。大娘聽了笑得合不攏嘴，說：“將來你就看不上我們達子了。”

如果不玩集體遊戲，孩子們就坐在大楸樹下，看書，畫畫，刺繡，編織，下棋，玩玩具。43號院是我們的樂園。

 

不僅院子裏的孩子，胡同裏的孩子甚至三眼井胡同的孩子都愛到我們家看書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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