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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鷗 | 能折騰的小姑娘

(2019-09-18 14:06:10) 下一個
作者檔案

劉海鷗,筆名淩之,1988年赴澳大利亞馬克立大學讀博,後因病輟學。1990年代初開始寫作,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多家主要報刊雜誌發表作品,收入國內外小說及散文選集。《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200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半壁家園》《遊必有信》(作品集之一)獲得2013及201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

原題

畫說我的一生

連載三:能折騰的小姑娘

連載四:誰跟我玩兒,打火鐮兒

文圖作者:劉海鷗

三、能折騰的小姑娘

(1951~55年,4~8歲)
 
1950年代初我家搬進了景山後街碾兒胡同的一個四合院裏。我的兒童時代最愉快的記憶全部藏在這個院子裏。 
 

四十三號院圖,這是我記憶中院子的平麵圖

       大門洞的右手有一間小房,住著秀蘭一家。

左手四間南房,住著王大娘一家。北房五間,住著房東一家。東屋劉老太和她的兒子住了兩間,還有單獨一小間住著我的堂哥玉海。西屋是小牛一家。北屋的後麵還有一個小屋子還住著墨嘉一家人。
 

院子的西邊還有一個西院,南屋住的是曹老先生和太太,西屋住著林先生一家人,北屋就是我們家了。 

話匣子

我從小就愛折騰,不過這種折騰往往是和好奇心、求知欲相伴隨的。
 

院子裏就我家有收音機,北京人叫“話匣子”,是爸爸到派出所開了證明才買來的。每天早上打開收音機聽新聞,西院的鄰居都可以聽見。我很奇怪,一個小小的匣子為什麽能說能唱?南院的大娘說話匣子裏有小人,這更讓我好奇,一天我捅開收音機後麵的遮擋,隻看見一堆落滿灰塵的零件和電線。

家裏的書特別多,多是外文書,是爸爸幾十年來收集的。書架是白茬木包裝箱搭成的。我們就在木箱的包圍中睡覺。媽媽特重視我們的文化教育,她在全國婦聯保衛兒童委員會工作,可以收到全國各地新出版的兒童書籍,每隔一兩天她就借回一批書給我們看。還給我們訂了《小朋友》《兒童時代》好幾種雜誌。

我們都愛讀書。我還愛把小人書塗上顏色

就連我們上公園玩也要帶上紙筆寫寫畫

灑墨水
 
 

爸爸的辦公桌上永遠擺放著一疊寫滿譯文的稿紙,有一次我爬上桌子拿起蘸水鋼筆,想學他的樣子寫字,一下子扳倒了墨水瓶,稿紙頓時被染得墨藍,還洇透了好幾張。我知道闖了大禍,立即逃出房屋,到院裏大娘家避難。這些被墨水洇藍的稿紙,是爸爸正在翻譯的阿紮耶夫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伊凡雷帝弑子
 
 
爸爸有兩套蘇聯出版的畫冊,十分珍愛,不許我們碰。一次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打開畫冊。翻過幾張怡人的畫片,一幅恐怖的畫麵赫然跳入我的眼簾——一個老頭兩眼驚恐絕望,抱著一個滿頭是血的人跪在地上(掉地上那張)。我嚇得尖叫一聲,竄出房間,跑到大娘家躲起來。我長大一些才知道那幅畫是列賓的名作《伊凡雷帝弑子》(也叫《1581年11月16日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兒子》)。
 
 
 
一天媽媽從單位借來幾套少數民族的兒童服裝,給我們打扮起來照相。海燕是彝族,克陽是朝鮮族,元元是蒙古族(實際上元元還小,放在托兒所沒接回來,穿蒙族衣服的是別人家的小孩)。我穿得最漂亮,但是誰也說不出是哪一族的服裝。至少我們知道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
 
徐特立
 
 
我經常不聽大人“拍花子拐小孩”的告誡,獨自到景山東街的小人書攤租本書看。一天正看得入迷,一個穿著肮髒長袍的老頭向我走來。和大人所描述的拍花子形象一模一樣。他一步一步走近我,我想完了,要跟拍花子走了。
 
老頭跟我說:“小朋友,不要怕,你知道毛主席嗎?”我點點頭。老頭說:“我是毛主席的老師。”我不相信,如果他是毛主席的老師,為什麽破衣爛衫?我匆匆還了書,落荒而逃。
 

後來學了課文《我的老師徐特立》,想,也許他真的就是毛主席的老師徐特立呢?

水伕
 
 

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民吃的用的是井水,家家進門擺著一個大水缸。我們胡同每隔一兩天有個駝背的老頭推著一輛木頭水車送水。水車停在門口,取掉水箱上的木塞讓水流進水桶裏,然後駝背老頭挑著水桶給各家的水缸灌滿。我覺得,老頭背上的大鼓包,一定是挑水壓出來的。 

糊塗糕

 
老尹推著一輛車賣冰盞。冬天,他的車上裝著一瓶瓶的紅果酪、蜜漬榅桲、海棠蜜餞,紅的粉的橘黃的,色彩誘人,一千元一碗,孩子們買不起。老尹為孩子們帶來了“糊塗糕”,那是煮紅果剩下的渣滓,二百元(二分)一勺,清涼甜酸。每次他來,我一定要買一份。
 
吹糖人
 
 

有一個吹糖人的,用空心麥秸挑起一拖糖稀,邊吹邊捏,幾下子就捏出一隻豬、老鼠、公雞,這些糖稀傑作對我們來說都是極端的奢侈品。吹糖人的也有為小孩子準備的經濟食品——用麥稈挑起一點糖稀,鼓起腮幫子一吹,吹出一個糖氣球,兩百元一個。媽媽禁止我買,說髒,但是隻要吹糖人的來,總能從我這裏賺上兩百元。

磨刀

 

胡同裏經常穿梭來往的還有各種工匠磨剪子磨刀的,鋦缸鋦碗的,焊洋鐵壺的,修理雨旱傘的……有一次磨刀人來了,我拿了一把小刀去磨,磨好後磨刀人囑咐我千萬不要碰刀刃。凡是大人叮囑的事,我總是不相信,我用手指一抹刀口,立時一個大口子,鮮血冒出來。

大娘

王大娘住在南院,早年守寡,還要獨自侍養公公婆婆和四個孩子。媽媽請她幫我家做些家務和照看我。大娘永遠帶著慈祥寬厚的微笑,她的笑容就成了我撒嬌耍賴的通行證。

星期一早上大娘給我穿衣服鞋襪,因為要上托兒所,我心氣不順,蹬著腿嚷嚷:“襪子穿反了。”大娘查查:“沒有反啊。”我說:“左右反了。”大娘笑了:“嗬,襪子還分左右呢。”便給我脫下來重新穿過。

看大娘做窩頭

雖然我任性調皮,但是已經把大娘當成了媽媽以外最親近的人,我把她的家當作我的另一個家。看她和麵做窩頭,等到窩頭下屜,滿屋是玉米香味的蒸汽。大娘必定掰給我一塊,加上幾根醬疙瘩絲或者雪裏蕻,別提多香了,可這是大娘家日複一日的飯食。 

看老奶奶剪趾甲

 

大娘的婆婆我叫老奶奶。一個晚上父母出去看電影,把我放在大娘家,我看見了老奶小腳的秘密。她揭開一層層的裹腳布,把我嚇得目瞪口呆——腳麵鼓起一個大包,沒有一個腳趾看得出形狀,沒有一個腳趾頭在應有的位置上,你擠我挨湊成一個尖狀物。老奶咧著嘴剪趾甲,她“噝”一聲,我跟著抽一口氣,問:“疼嗎?”老奶說:“造孽呀。”

劉老師家

 

東屋住著劉老太太和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太脾氣相當古怪,每次我到她家,她就揮舞著菜刀或笤帚把我趕走。我“冒死”闖入她家是為了她的兒子劉老師。劉老師大約二十來歲,麵孔白俊,和小孩子說話時認真地注視著對方,流露著慈藹和善解人意的目光。這種目光時常讓我怦然心動(才六歲左右啊,誰要以為小孩子不懂事,那就錯了)。我渴望多受他一次注目。
 
二哥的槍傷
 

        院子東南角住著我的堂哥玉海,我叫他二哥。他參加了朝鮮戰爭,1952年因為受傷從朝鮮戰場回來。二哥經常講朝鮮戰場上的事情,見人就撩起褲腿亮出槍傷。他還說親眼看見美國鬼子抓了誌願軍或朝鮮人竟然活活剝皮。

我聽了嚇得渾身打顫,那時社會上盛傳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了,而且是原子戰,擔心戰爭爆發成為幼小心靈中唯一的一片陰雲。

二哥帶我逛天橋

二哥經常帶我出去玩,逛前門大柵欄、天橋。我們在天橋一逛就是一天,看耍猴兒的,打把式的,賣狗皮膏藥的,還有變戲法的,披著長袍一打滾就捧出一碗麵條、一缸金魚甚至一隻大缸。然後逛戲園子,嗑著瓜子看《櫃中緣》。跟著二哥我首次接觸了真正的老北京文化。

小乖家

西屋林家的小女孩叫小乖,比我小一兩歲。有一次我欺負了小乖,小乖媽上門告狀來了。我迅速鑽到八仙桌底下,像狗一樣蹲著,雖無遮攔,卻以為這樣就可以逃脫罪責。小乖媽兩手謙恭地放在胸前,說話非常客氣,聲音也好聽父母道了歉,答應要好好地管教我,她很感激地離開了。

打棗

 

院子裏有兩棵棗樹,棗子熟了的季節是全員小孩的節日。通哥爬到樹上打棗,孩子們拿著杯碗口袋在樹下嚴陣以待,一陣“棗雨”落下,一陣孩子瘋搶。我也拿了一個漱口杯,東奔西跑,還沒撿兩顆,摔了一個大馬趴,棗子也都丟掉了,後來大娘給我送來一大碗。

大人的秘密

 
 
還有一件事我得說說,印象太深了。一天街坊大嬸到大娘家串門,說胡同裏有一家小兩口被煤氣熏死了。大嬸繪聲繪色地說,人死了男的……還在女的……裏麵,分都分不開。我嚇壞了,問大娘他們是壞蛋嗎?大娘含糊其辭地說是。第一次聽到的男女之事就以壞蛋的概念留在腦子裏了。
 

第一張四姐妹合照

 
 

四、誰跟我玩兒,打火鐮兒

(1951~1955,4~8歲)

       童年最愉快的時光就是和院子裏的小夥伴們無憂無慮地“瘋”玩兒。

    

        院子裏有熱熱鬧鬧的十幾個孩子,大娘家的通哥、襄姐、達子,剛從鄉下來的漂亮的小村姑秀蘭、總是被大孩子欺負又總想和大孩子一起玩的小乖、調皮搗蛋的小牛兄弟、房東家的兩個姑娘,還有把孔子和墨子帶進名字的孔嘉、墨嘉兩兄弟。

小夥伴們常聚在一起玩遊戲。我們的遊戲無窮無盡——石頭剪子布、拽包、跳間、歘羊拐、抓包(七個粽子形的小沙包,在手心手背顛來抓去)、跳皮筋、踢毽子、掄大繩、挑竹簽、官打捉賊……這些遊戲還都配有拖著奇怪內容和韻律的歌謠。

通哥是院子裏的孩子王。有一次他給院裏的小孩開了個夏日晚會。他“把幾張手工圖片上的人和動物剪下來插在長條上,兩手一拉它們就動起來。晚上通哥搭起了一個簡單的“舞台”——兩把椅子,中間拉了一塊白布,白布後麵點了蠟燭。通哥蹲在布後麵,一邊拉動著那些剪紙,一邊講自編的小紅帽的故事,不斷變換著角色,孩子們跟著大叫大笑,玩得心滿意足。

        “跳間”的規則很複雜,跨過“黃河”,越過“地獄”,躲過“油鍋”,到達“天堂”就贏了。

跳皮筋是所有女孩子童年的遊戲。我們那時跳皮筋的歌謠還很政治化:“猴皮筋,我會跳,三反運動我知道,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也反對”。

踢毽技巧性高,我胖胖墩墩的,從來沒踢過10個以上,可是口訣很好聽:“一個鍵,踢兩半,打花鼓,繞花線。裏踢外拐,八仙過海。九十九,一百。”輕而易舉就數到了一百。

           “嫁姑娘”的遊戲是我們自己發明的。兩個孩子當轎子,用四隻手編成一個座子。“新娘”耳朵上別兩朵茉莉花,坐在“轎夫”的手上,然後轎夫抬起“新娘”,滿院行走。其他孩子跟在後麵當樂隊,嘴裏唱著:“嗚哩哇——咚咚!嗚哩哇——咚咚!” “嗒嗒滴,滴滴嗒,有誰把信兒捎回家,一腳踏進牛皮花!”“新娘”坐在“轎子”上樂翻了天。

聽聞誰放了屁,就有“裁判”輪流指著每個人,邊點邊念:“叮叮當當,海螺燒香,粗米細米,放屁不是別人就是你。”最後一個字落到誰身上,誰就得擔當放屁的責任,結果總是一場笑鬧。

         要是沒人和我玩,我就拿一支槐樹葉子哄小小孩玩“春夏秋冬”的遊戲。葉子的自然狀態是“春”;從莖底部兩指捏住往上一推,葉片都被擠到頂部,如一朵花,這是“夏”;一鬆手,葉片落下,是“秋”;最後手中隻剩一枝莖,為“冬”。我覺得這真是一個聰明深刻的遊戲。

或者揀一根羽毛,把它貼著牆,一手按著它的杆,一手捋著它的毛,唱道:“雞毛雞毛你看家,我到南山采黃花,賣了錢給你花,我花一個你花仨。”鬆開手,雞毛如果貼在了牆上,我們便相信雞毛為了得到賣黃花的錢,乖乖地看家了。 

小夥伴

我特別喜歡秀蘭,她是個靦腆羞怯的女孩,不愛參加孩子們的集體遊戲,我就到她家裏和她玩。秀蘭不言不語和我翻花繩,安靜得像一隻小白兔。

要不然我們兩個就玩“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呔,正月正,老太太出門看花燈……”“誰跟我玩,打火燫,火燫花,賣甜瓜,甜瓜苦,賣豆腐,豆腐爛,攤雞蛋……”

我最好的朋友是大娘的女兒襄姐,我會的所有的遊戲都是她教的。一放學我就和她一起玩,玩得晚了,我的功課沒有做,媽媽回來就大發雷霆。我隻好點燈熬油又困又累地寫到老晚。為了對付媽媽的檢查,我索性讓襄姐替我寫作業,代價是讓她多玩一盤。

她的字秀氣工整,不知為什麽媽媽沒有發現,倒是被老師發現了,她問我:“這是你自己寫的作業嗎?”我心虛地回答:“是。”老師並不說穿,因為凡考試我總是滿分。

襄姐教我唱了很多歌曲,我最喜歡的歌是《在卡吉德洛森林裏》,不僅那些跳躍的音階“又清涼,又幹淨,又涼快,又甜美”朗朗上口,特別是歌曲在我腦子裏形成了一個美麗的畫麵:白衣飄飄的汲水姑娘,王子裝扮的獵人,在森林中的泉水邊相遇,盡管歌詞唱的不是王子與村姑。

我和襄姐有時候也會吵架,她喜歡兩手做出猴的樣子,念叨著“氣猴猴,氣猴猴”,的確很氣人。我就一捂耳朵說:“不聽不聽,王八念經。”女孩吵架也就如此了。不出五分鍾,就又和好如初。

 我最好的玩伴兒是大娘的小兒子達子。我們一塊兒玩拍洋畫兒、摔三角、彈球、剁刀子這類男孩子的遊戲。達子還教會我用三個棗子做小推磨。把一個大棗切掉一端做底,切掉另一端露出棗核的尖。拿一小段秫秸皮的兩端插上小棗。小磨就做成了,輕輕一推,它就滴溜溜地轉。

有一次我和達子把一條死了的金魚裝在洋火盒裏,放在院子裏大楸樹下的洞裏,插上木片為墓碑,擺上玩具的小碗小碟,裏麵放著樹葉花朵做成的“食物”祭品,然後點香磕頭。我們玩得非常投入,強烈地想知道生命消失後肉體會怎麽樣。幾天後我打開火柴盒,一盒密密麻麻的小蛆在蠕動,嚇得我扔掉盒子,從此失去了對這種遊戲的熱情。

有時達子帶著我和一群“野孩子”雙手拍打屁股,唱著“往,往,往低往……”的調子,在胡同裏呼嘯而來呼嘯而去。達子還教會了我最粗野的罵人話,那時我們根本不懂罵人話的內容,也不是想罵什麽人,就因為有韻律,好玩兒。我認定將來要和達子結婚。大娘聽了笑得合不攏嘴,說:“將來你就看不上我們達子了。”

如果不玩集體遊戲,孩子們就坐在大楸樹下,看書,畫畫,刺繡,編織,下棋,玩玩具。43號院是我們的樂園。
 

不僅院子裏的孩子,胡同裏的孩子甚至三眼井胡同的孩子都愛到我們家看書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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