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餘秋雨《苦旅餘稿》
孔子像
我知道，說出這句話，立即會有人拿出各種數字來反駁。我今天要說的理由，比較特殊。按照我以前的說法，孔子開辦“私學”，完全靠自己個人的力量召喚陋巷間的平民弟子到杏壇聽課，把高層文化播撒到了社會底層。而且，我說過，他早早地感覺到了天地太大，杏壇太小，便帶著學生們拔腳出走，組成了一個“遊士集團”，一所流亡學校。就在這樣一所流亡學校中，他們建立了中國最早的政治學、倫理學、人格學、管理學課本，每一個課本都成了經典。然而更厲害的是，這所學校並沒有因孔子的去世而解散。恰恰相反，他一倒下，學校在哭泣聲中升華。這，也就是本文的出發點。先是學生們的三年守墓。這個被孔子帶出來的“遊士集團”停止了遊走，圍繞著孔子的墳墓，素衣散發，晨昏祭悼，回憶著孔子的教言，討論著整理的方案，而且把這一切都當作新的課程。於是，這所沒有了老師的學校，由聆聽轉向了傳道。三年守墓，一千多個日日夜夜，使這些學生的家庭也都遷移到孔子墓園附近，以便照顧。這些家庭又帶過來一些親族和相關的其他家庭，結果，百來個家庭的聚居，形成了一個不小的村邑。孔子的學生是當時最高層級的文化群體，他們因守墓，從智能大集結發展到生態大集結。這在中國和世界，都沒有先例。這種智能大集結和生態大集結，受到當時魯國君主魯哀公的首肯和幫助。魯哀公在孔子去世之時就發布了一篇文，文中有一些現在不容易排印的古字，我隻能簡單翻譯一下了：“老天爺您不太善良啊，為什麽不把這麽一位老人留下，讓他保護我在位，怎麽卻讓我一個人孤單煎熬？嗚呼哀哉，孔子前輩，我已經無法控製自己！”這幾句誠懇的話語使我們產生一個感覺：魯哀公，這位把一個“哀”字頂在頭上的國君，似乎注定就是來哀悼孔子的。他在孔子生前並沒有重用孔子，卻在孔子死後做了不少好事，讓孔子創辦的學校在權力庇護下具備了繼續占據空間和時間的可能。這所學校，我們姑且稱之為“孔子學院”吧，居然延續了兩千多年直到今天。這中間，即便是不少氣吞山河的皇帝，也會不辭辛勞地來到曲阜，通過祭孔來博取它的學曆和文憑。他們已經得到了最高權位，都想開創一個盛世留諸曆史。什麽是盛世？他們在執政過程中慢慢明白，盛世的表象是赫赫功績，盛世的內核是上下信任，而信任的基礎卻是道德文化。因此，他們先後在金鑾殿裏抬起頭來，把目光投向了曲阜。曲阜離泰山不遠，皇帝們常常把祭山和祭孔連在一起，這就等於是祭拜了兩座泰山。孔子的泰山是一所學校，每攀上幾步就積累一級學曆；孔子的學校是一座泰山，每一級學曆都泥石墊腳，直指雲天。漢高祖劉邦來得早。這位繼秦始皇之後挾著大風統一天下的皇帝起先是看不起儒生的，但在麵臨治國難題時發現儒者陸賈和叔孫通的主意最可信也最有效，因此改變了看法，成了孔子學院中第一位不太專心的帝王學生。八十年後，他的後代漢武帝劉徹就專心多了，開始以儒學建立文化統治，孔子學院也就以“太學”的名義成了國家學院。到了東漢，所謂“東漢功臣多近儒”，從光武帝劉秀開始，以後的明帝、章帝、安帝都相繼到曲阜祭孔。北魏的孝文帝著力於鮮卑族的漢化改革，把親自前來祭孔當作一個重要事件。他著漢裝、說漢話，帶給曲阜的是北域的遼闊和英挺。唐高宗李治來的時候顯得比較拘謹，而真正把大唐之風帶來的，卻是那位主持開元盛世的唐玄宗。一派流光溢彩、富貴瀟灑。宋真宗是在龐大扈從下封了泰山到曲阜來的，氣氛比較沉悶。到了清代的康熙、乾隆，來的時候就更有氣魄了。他們都喜歡行走，對儒學的鑽研確實也比較深入，因此儀容整齊，烈烈揚揚。乍一看，這是皇帝厚待孔子；實際上，卻是皇帝希望孔子厚待他們。有一些來自北方民族的皇帝，甚至隻是希望孔子承認他們，收留他們。錦旗鼓樂，馬隊禦轎。走過來的皇帝不管屬於哪個朝代，有著何種長相，來自什麽方域，建過何等功績，到這裏都恭敬有加，為的是尋找同一種文化背景，同一種精神話語。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尊孔，但這所孔子學院卻一直開著，沒有中斷。有時也會冷落很久，但不知何時又有馬蹄聲響起，祭孔的大典又要舉行。尋常的激勵是投入孔子的門下，成為他的傳人；深刻的激勵是追慕孔子的風範，建立別種門派。
孔子的學說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則是他以獨立思想者身份開啟了一個高於所有諸侯邦國的精神王國，極大地提升了文化和文人的地位。同時，他又展示了思想、精神、文化、教育自成體係的自由本性。這一點，被當時不少傑出的智者感悟了，因此很多學術流派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大家著書立說、互相駁難、快意爭鳴。
這種由孔子學院帶領起來的思辯大潮，掀起的時間比那些皇帝一個個來祭孔早得多了。那時的孔子雖然已經去世，基本形象仍然是教師和學人，還沒有被朝廷過於隆重地供奉，因此不對別的學人構成壓力。別的學人有權利大聲地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對儒家提出極尖銳的批評，批評又被反批評，由此構成諸子百家。稷下學宮大約創辦於孔子去世後一百十幾年。在齊國都城的稷門附近，鋪了寬闊的道路，建了高門大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最多時達“數百千人”。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的代表人物都來過，他們大多像孔子一樣帶著很多學生，構成一個個以“私學”為基礎的教學團隊。我記得劉蔚華、苗潤田先生所著《稷下學史》一書曾列述稷下學者帶領門徒的情況，還舉出一些著名門徒的名字，並由此得出結論，“稷下學宮是當時的一所最高學府”，我很讚同。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學”在這裏匯集了。流亡是社會考察，匯集是學術互視，對於精神文化的建設都非常重要。稷下學宮是開放的，但也不是什麽人想來就能來。世間常有的那些完全不分等級和品位的爭辯，都算不上“百家爭鳴”。因為隻要有幾個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進來攪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訥訥難言。這樣，不必多久，學宮也就變成了一個以嗓門論是非的鬧市。稷下學宮對於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始終保持著清晰的學術評估，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曆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號，而且已有“博士”和“學士”之分。這就使學宮在熙熙攘攘之中，維係住了基本的學術秩序。稷下學宮所麵臨的最大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是齊國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卻又如何擺脫政府的控製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機構，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出乎人們意料，這個難題在稷下學宮解決得很好。學宮裏的諸子不任官職，因此不必對自己的言論負行政責任。古籍中記載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等等，都說明了這個特點。稷下學者中隻有個別人偶爾被邀參與過一些外交事務，那是臨時的智能借用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參政。一般認為，參政之後的議政才有效，稷下學宮否定了這種看法。參政之後的議政很可能切中時弊，但也難免會失去思維的整體超脫性。那種在同一行政係統中的痛快議論，即便像管仲、晏嬰這樣的傑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為什麽還要挽請這樣一批批的遊士過來?因此，保持思維對於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不參政，卻問政。稷下學宮的自由思維，常常成為向朝廷進諫或被朝廷征詢的內容。朝廷對稷下學者的態度很謙虛，而稷下學者也可以隨時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學宮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書中提到他與齊宣王討論政事就有十七處之多。齊宣王開始很重視孟子的觀點，後來卻覺得不切實用，沒有采納。但這種轉變，並沒有影響孟子在學宮中的地位。齊國朝廷最感興趣的是黃老之學(道家)，幾乎成了稷下學宮內的第一學問，但這一派學者的榮譽和待遇也沒有因此比其他學者高。後來三為“祭酒”執掌學政而成為稷下學宮“老師中的老師”的荀子，並不是黃老學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則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由於統治者的取舍並不影響各派學者的社會地位和言論自由，稷下學宮裏的爭鳴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礎。彼此可以爭得很激烈，似乎已經水火難容，但最後還是達到了共生互補。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學者到底屬於什麽派，越到後來越難於說清楚了。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寫到這裏我不能不長歎一聲，就像當年在山東臨淄稷下學宮遺跡徘徊時的感歎一樣。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向往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還以為是多麽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稷門之下，係水之側，今天邵家溝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裏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跡。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撿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跡，什麽大大小小的古代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裏，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舍不得離開。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曆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製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麵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曆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裏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裏，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著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著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傳授著課程。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如果是，那也隻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古波斯的大思想家瑣羅亞斯德(也就是尼采所寫的查拉圖斯特拉)的生卒年說法不一，按其中一種比較可信的說法，他去世那年正好孔子出生。人類的曆史那麽長，怎麽會讓這麽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這麽多無法超越的經典高峰，湧現於一時?為什麽後來幾千年的文化創造，不管多麽傑出，多麽偉大，都隻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天意從來高難問”。那就不問了，我們隻能麵對“天意”的結果，反複驚歎。有人說：“世上無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麽，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沒有瑣羅亞斯德，人類的曆史將會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曆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裏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裏?於是，不知是什麽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製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台，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意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雅典學園》(又名《哲學》)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歐洲學者圍繞著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複興時期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裏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複興運動的重要內容。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豐碩，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作了同一件事，借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中國沒有經曆過文藝複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麵，中國也沒有經曆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早就遺佚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不管長處、短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人類各大古文明中隻有中國文化延續下來了。原因很多，其中最實際的一項是：中國文化始終以教學作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辦學、辦學、辦學，一代代地辦下去。由於辦學具有最樸素的培育後代的理由，因此連專製統治者也很難全然撲滅。結果，文化找到了最可靠的載體。到了科舉製度時期，辦學更是找到了強大的國家靠山，致使東南西北都成了一所合法的文化大學校。科舉製度的設立，本意是為了選拔各級政府管理人員。選拔的標準，唐代重詩賦文采，宋代重經義學識，明代以後進入八股文模式，核心是儒家文化。由於儒家文化的基本指向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此來從事管理工作，大體上“專業對口”。這個設計，保證了幅員廣闊的中國領土上一直有足夠的文化人才在各地從事著行政管理，因此已被當代很多國際學者評價為“人類曆史上最傑出的文官選拔製度”。不難想象，科舉考試作為中國古代男子企圖擺脫農耕生活的主要途徑。它的考試內容也必然成了全國書生常年背誦的課本。即使僅僅為了做官，曆代在華夏大地上有多少年輕的生命在日夜記憶著文化經典?表麵看來，這是年輕的生命在向文化經典求索；實際上，倒是文化經典在向年輕的生命求索。中國文化在一千多年間汲取了無數考生的生命能量，所以能夠如此長壽，不斷開課，無遠弗屆。因此，科舉製度本身也就這樣成了一所奇特的天下學宮。隻不過，到科舉製度廢止之時，天下學宮並沒有倒閉。一切製度都可以商榷，惟有立足本源的文教傳統，成了這片土地最有韌性的經脈。天下學宮未曾倒閉，並不是說它沒有臨近倒閉的時候。在曆史上，這樣的危機曾經頻頻發生。奇怪的是，都憑著人們的文化良知，渡過去了。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線。文化人格恰恰又由天下學宮的漫長曆史沉澱而成，而且共同的曆史沉澱成了集體人格。結果，在中國，不管遭遇多大的災難，總有人悄悄地站出來，首先把教學的線頭接上，把文化的斷裂補上。而周圍其他很多人，也都一看就懂，默默參與。我出生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而內戰方熾，因此天下學宮“暫時停課”。家鄉不僅找不到學校，而且也幾乎找不到讀過書的人。但是，就在這窮鄉僻壤間，不識字的農民絕對不會用腳去踩踏一片有字的廢紙。他們把文字看得神聖，在路上哪怕見到一角舊報紙，也會恭恭敬敬地撿起來，拿到小廟香爐上焚燒，香爐上刻著“敬惜字紙”四個字。要出海打魚，他們會到幾裏地之外一個會寫字的先生家裏，請他寫一疊紙的字，壓在船艙。因為他們確信，天下最有分量的是文字，足可抵抗怒海巨浪。等到我媽媽在鄉間義務開設“掃除文盲班”，而我也終於成了這兒第一所小學的學生，全村都像過節一樣慶祝。農民並不知道，被他們拿到小廟香爐裏焚燒的字是什麽意思。漁民並不知道，被他們用來為船艙壓重的字寫了些什麽。村人也不知道，掃除文盲和孩子上學，對生活會帶來什麽好處。他們在文化的邊緣地帶盲目地崇拜文化，實在讓身處文化中心地帶的文人們無地自容。就像《白蛇傳》裏那個白素貞，在人和非人的邊緣上既不選擇成仙，也不選擇做妖，而獨獨選擇變人，即使沒有變成，也會讓早已成為人的我們，羞愧萬分。白素貞為了變人，找了一個平庸的丈夫許仙。許仙身上有多少毛病並不重要，重要的隻有一條：他是人。人們追求文化，也像白素貞，不在乎裏邊有多少差別，隻在乎是不是文化。我在年輕時經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隻被作為政治事件解讀，實在太可惜了。其實真正有價值的是文化教育標誌，因為那才是直接觸動文明運勢的穴位所在。雖然是一場政治運動，但從一開始就全國學校停課，全國教師下崗，全國學報停刊。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非戰爭狀態下的文明古國是駭人聽聞的，比“打倒”了那些老幹部和無辜者(像我爸爸)嚴重多了。大概就這樣鬧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極左派受挫之後，政府中占主導地位的開明派領導者周恩來等人倡導重新開學、複課，把教師從農村和工地調回到學校編教材，於是就出現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那些教師，大多備受淩辱而尚未平反，風塵仆仆而尚未休息，一聽到複課就興奮莫名，立即埋頭翻書，勤勉執筆，像要把幾年停課的損失全都加倍地補回來。盡管政治風浪並未停歇，所寫文稿言不及義，或瘢跡處處，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們還是拚命般地快速編出了大批教材，編出了質量極高的《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中國曆史地圖集》，校點了《二十四史》，恢複了各個學報，在文化麵臨懸崖絕壁的邊緣時代創造出了難能可貴的文化成果。這種文化成果，雖然後來一直受到極左派打手的“反擊”和“清查”，但已足可證明，中華文化的複蘇力畢竟大於破壞力，天下學宮的複課期畢竟長於停課期。當時我有幸，背負著沉重的家庭苦難在複旦大學目睹並參與了這項步履蹣跚的文化重建事業。因此，我心中的中國文化就像倫勃朗的油畫，由於背景是黑夜，微光下的人物群像尤其讓人心頭一顫，眼睛一亮。很多年後，災難過去，我曾到香港的兩所大學授課，看到很多香港教授治學時用得最多的還是我很熟識的《漢語大詞典》、《英漢大詞典》和校點本《二十四史》，禁不住有點鼻酸。香港的教授們沒有遇到過“文革”災難的衝擊，因此無法體會這一堆堆厚重的書籍包含著什麽。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仍然保持著為天下編寫教材的勇氣和能力，這就是積澱成了行為本能的“天下學宮”。更驚人的事情是，也就是從“文化大革命”爆發五年之後的1971年開始，與複課同步，中國文化古跡的發掘和考證出現了空前的奇跡。這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所長久沉澱的整體文化實力，是一場全方位的嚴峻考驗。馬王堆、兵馬俑、河姆渡、婦好墓……這些震驚世界的地下迷宮，即便是僅僅一處，就足以牽動全國的文化神經，但那時它們像是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請，居然一個接著一個輪番麵世!而中國，居然也像編教材和辭書一樣，不知從哪裏湧現出一大批合格的發掘者、鑒別者、考證者、研究者，對每一個地下迷宮進行了安頓和闡釋。我想，他們一定是從孔子學院、稷下學宮開始就隱潛下來了，隻等待著重大文化話語的出現。一旦等到，他們又從容鎮定，完全不理會當時和今後的政治麻煩。為此，我曾一再對外國學者說，請不要繼續片麵地嘲笑災難時期的中國文化。連西方最發達的那些國家都未必能夠從容對付的古代文化難題，在災難時期的中國，卻有一支支大規模集結的文化力量在眾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地破解著，與當時荒唐而脆薄的文化表象構成了有趣的對比。這不，明明是一場文化大災難，由於撞到了悠悠文脈，刺激了浩浩文心，也就變成了文化大發現。這種相克相生的吊詭現象，顯然不符合“非白即黑”的政治劃線論，因此直到今天連很多當代史研究者也苦於麵對。他們說了那麽多話，卻一直不願清楚地告訴人們，那些最重大的曆史文化，發現於什麽年代。他們隻敢說，那個年代隻有破壞，沒有發現。文化大災難為什麽總是伴隨著文化大發現?這是《周易》、《老子》的哲理，盈縮抑揚的規律，此處不作詳論。比較簡明的事實是，這些文化大發現讓我們在災難中驚訝地確認了孔子之前的偉大文化(例如河姆渡、婦好墓等等)和孔子之後的偉大文化(例如兵馬俑、馬王堆等等)，預示著一種更偉大的文化前景即將來臨。顯然，這又是孔子學院在上課了，隻不過當時不少學生有點發暈，所以神秘老師拿出來的教材特別珍貴，足以振大地之聾，發曆史之聵。這一切，當然要比現實政壇上那些官員的上上下下、什麽時候宣布政治運動的開始和結束重要多了。文化的眼光，畢竟不同於政治的眼光。文化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政治的裝潢，而是一種精神天國的裁斷和預言，即便是再強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也未必抗拒得了。記得當時我最感好奇的是，一生無所畏懼的毛澤東主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突然對孔子的學說產生了某種憂慮，掀起了“批儒評法”運動。有人說他是借此影射某位助手，這實在太小看這位政治領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了。他是在做一次告別性的自我詢問：辛苦了一輩子，犧牲了那麽多人，中國，會不會還是孔子的中國?他的這種不安感，來自於他對孔子的了解，也來自於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看看他滿屋子的線裝古籍，就明白了。兩千多年前的諸子學說，竟然如此苦惱地盤桓於一個現代革命家臨終前的腦際，這實在是一個重大而奇特的文化現象，而且隻屬於中國。——此文縱想兩千餘年，圍繞著一個話題：文化和教育，看似斯文，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參不透的，我們隻能一次次梳理，一次次仰望，一次次疑惑，一次次追尋。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勇敢的年輕人試圖叛離這種過於強大的力量，告別這座過於悠久的學宮，出門遠行，深入草莽曠野，漂泊異國他鄉。但是，走了幾十年，看起來從生態到心態都已經徹底異化，連說中國話也不太利索了，某一天在某一個天涯海角，依稀聽到從哪個小木屋的窗口輕輕傳出講述孔子、唐詩或書法的聲音，仍然會愴然停步，呆立半晌。至此才知，自己還是那座龐大無比的千年學宮的學生，隻是逃了一陣學，未曾叛離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