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陽 | 紐 約 一 年

顧曉陽，作家、導演。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1987年赴日本留學，1990年移居美國。作品有《洛杉磯蜂鳥》等，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編劇，電視劇《花開也有聲》導演。

 

1.

我剛到紐約的時候，老於對我說：“你要是在紐約混出來了，那全世界哪兒都能混出來。”我聽了，既感到茫然，又有些血脈僨張。

我住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宿舍，曼哈頓西 114 街的一棟公寓樓裏。那是三個在哥大念博士的中國留學生合租的一套公寓，有四個臥室和共用的客廳、廚房，他們把空置的小臥室轉租給我，僅能放一張單人床、一個寫字台和一把躺椅，月租金 280 美元。這三個男生實際上是三個家庭，太太都來了，還剛剛誕生了一個嬰兒。

我一來就喜歡上了紐約。公寓樓西邊是哈德遜河，東邊就是哥大校園。我常常穿過百老匯大街，到哥大的東亞圖書館裏看書；或者坐在哈德遜河邊的護欄上，望著落日，想念故鄉。當時，老馬也在紐約，住中城的公園大道，我去找他玩兒，都是步行穿過中央公園。初夏時節，天朗氣清，草木繁茂，漫步在中央公園的坡道小徑之間，遊目騁懷，愜意之極。

因為初來乍到，我並不知道那裏是個罪犯橫行之地，輪奸殺人不時而有，搶劫群毆家常便飯，據傳美國總統曾說過：“我們美國能把人類送上月球再送回來，但不能保證一個人從中央公園這邊進去，準能從那邊出得來。”不得不說，我是個被上帝揀選的幸運兒，悠然逛蕩了多少回，隻顧得遊山玩水，沒碰上一個歹徒。

後來，當我向紐約人這麽自誇時，大家都笑了，說：“衝您這個樣兒，人家都怕被您搶，誰還敢搶您哪！”

2.

老於幫我找工作，把我介紹給老朱。老朱也是北京人，比我大一點，原來在劇團拉大提琴，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移民美國。他在建築公司幹過幾年，後來自己做房屋裝修生意。他在紐約是個出了名的大好人，滿口答應了老於的請托，一小時給我 7 美元。

這對我簡直就是高薪，因為我什麽都不會幹，而且那年頭，紐約的最低時薪標準還不到 3 塊錢。上班那天早晨，我走在街上，望著匆匆而行的人流，感覺自己融入了紐約的生活，心情超爽。

我的工作，其實就是打下手，給師傅遞扳子、遞槍鑽，偶爾搬灰板、扛重物。師傅都是專業技工，但有些人不能合法工作，一個小時才 2 塊 5，比我這個打雜的少多了。朱老板懶散，把活兒一安排就玩兒去了。所以，我又以老板的耳目自居，誰活兒好誰活兒孬，誰想揭發誰（非法打工），都一一向他匯報——“打小報告”這事兒，咱可是老油條了。

老朱最要好的朋友是畫家老張，過去劇團同事，也在紐約。老朱曾接過一個活兒，邀老張一起幹。老張答應了。老朱說：“我也別說付你多少錢了，咱倆算合夥，甭管掙多少利潤，半兒劈。”老朱是個幹什麽都漫不經心的人，可能在估價環節就出了錯，二人幹了幾天順利完工，拿到錢一算賬，扣除成本一共掙了 1 塊 2 毛 5。

這麽大利潤，即使是買漢堡包，也隻能買一個，還得“半兒劈”。

老朱曾帶我、老張和一位《時代周刊》編輯“小上海”（忘了名字，已早逝），去新澤西刷房子。小上海特別喜歡老張老朱，他是《TIME》的正牌大編輯，收入很高，來刷房，純粹因為不想放棄任何一個與這倆人待在一塊兒的機會。

我手腳笨，所以特別佩服能幹的人，看著老張動作麻利，刷得又勻又快，不由得讚歎一聲：“到底是畫家呀，刷得真勻！”老張聽了大怒，說：“噢！你的意思是說我畫一輩子畫兒，就是為了給這塊兒刷勻了是嗎？”

朱老板的好友兼冤家，是猶太富家子伊森，這倆綁在一起做了一輩子生意，有苦有甜，一言難盡。當初，老朱在建築公司已成了管理人員，收入頗豐。伊森卻百般瞧不上，非攛掇他自己出來幹，伊森家在曼哈頓有很多猶太富翁朋友，說光是把這些人家的活兒攬給他，就能賺個盆滿缽滿，豈不比給別人打工強？老朱被說動了，辭職當“個體戶”。但伊森的承諾似乎並未兌現，至少在我工作期間，沒有一家客戶是猶太人。

有一次，我們在曼哈頓下城幹活兒，開了工，才發現需要梯子。正好伊森就住在附近，老板說他家有，讓我去借。我找到那棟公寓、接通了對講機後，才突然意識到我不會英文，一急，冒出來一句日本話：“毛西毛西！我滴老朱滴朋友。”

我的話像一顆石子投進深海，沒有半點兒回音。漫長的數分鍾後，伊森在那頭兒也來了句日語：“到——遭（請進）！”隨後門鎖哢嗒一聲開了。他正在客廳裏和兩個大美女喝咖啡，我倆互相看著笑，他的笑容裏摻雜著疑惑。

我不知道日語“梯子”怎麽說（反正說了他也不明白），隻好手抓腳踹作出爬梯子狀，美女們嘴裏的咖啡噴了出來。伊森看了我一會兒，轉身離開客廳，再回來，果然扛了一支梯子。人類最有效的溝通方式，還是肢體語言啊。

後來，朱老板和伊森結成了永久性的生意夥伴，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做過服裝進出口，好像是跟印度。搞過法律相關工作，情況不詳。經營過藝術品。近年來，又紐約、北京來回穿梭。老張也回了北京，在郊外建起一座漂亮的工作室。

我們在老張的工作室重新聚首，一晃，已經相隔了 20 多年。老朱什麽都沒變，還是那麽好脾氣，隻有說起伊森時帶幾個髒字兒。我仍尊敬地稱他為“我的第一個美國老板”。

3.

我在美國發現了一件事：中國人家裏都沒有書。當然有例外，老於就有整整一屋子書。

老於名友澤，筆名江河，是“今天詩派”的重要詩人之一。他博學多識，口才超好，令顧城等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自來到紐約，卻隱跡江湖，不僅不再將自己寫的東西示人，連朋友也不怎麽接觸了。紐約一年，我和他來往頻密，離開後，還常通電話，不久，卻徹底失去聯係，直至今天。

老於是北京人，文革開始時是高中生，後來當過工人。他的經曆很複雜，也很坎坷。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寫詩，八十年代名噪一時，沒人曉得他急流勇退的原因是什麽。我和顧城在洛杉磯曾聊過老於，顧城說：“你別琢磨啦，誰也別想把他琢磨透。”

在北京時，我就經常到他那個僅可容膝的小屋去聊天；在紐約，接著聊。在北京，聊到後半夜沒公交車了，我從西四走回北京站；在紐約，有一次我和老朱在他家聊了一個通宵。老於癡迷於西洋文化，淵博，見解深刻，似乎有聊不完的話題。除了藝術，也談身世，有的說得很深，以至他笑著對我說：“你偷走了我的秘密！”

我們還一起去過紐約現代美術館看畫展。一起看過帕索裏尼的電影，他既不懂意大利語，也不懂英語，但看得津津有味。

另一類的“天才型”人物，是和我住同一套公寓的小吳，對他來說，天底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學數理化。他出生在福建農村，以高分考入中國科大，後來又考取李政道設立的獎學金，到哥大物理係念研究生。我在紐約期間，他拿到了物理和哲學兩個碩士學位，繼續讀博，這些對他就像小菜一碟。

他帶我去哥大遊過泳。教給我很多紐約生活的常識。周末時，領我參觀他們物理係大樓，李政道的辦公室就在這裏，門上有個玻璃方窗，伸頭看看，裏麵亂糟糟的，很狹窄，很普通。樓道高大空曠，我倆一說話，回聲嗡嗡響，走到他們實驗室門口，忽然從裏麵出來了個 30 多歲的男子，衝他靦腆一笑，匆匆而過。

小吳說，這人就是他的教授，日本裔。他為什麽會顯得不好意思呢？因為教授在周末來實驗室，目的隻有一個——用電腦玩遊戲！小吳在電腦上給我演示了一下，是類似“俄羅斯方塊”那樣的早期電子遊戲，他們實驗室所有的人，從導師到學生，都迷上了它。現在來想，在 1990 年，哥大教授的家裏還沒有 PC 呢。

順便說一下哥大的另一位教授，我隻在校園裏見過，白人男性，也是 30 多歲，長發在腦後紮起來，穿皮夾克、牛仔褲，很酷，像個玩兒搖滾的。他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但會看中國古籍，而且飛快。這是東亞係他指導的一個博士生告訴我的。

小吳從實驗室一回家，就鑽到屋裏看港台電視劇，都是從唐人街租來的錄像帶。他拉我一起看的，有台灣連續劇《郵差三次按門鈴》，情景喜劇，場景始終是一家賣馬桶的商店，低俗搞笑。他認為最大的美女是鞏俐，問我認不認識？我說我去張藝謀的《代號美洲豹》劇組玩兒時，導演給介紹了一下，一起在食堂吃的飯，隻見過，不認識。他問：“握手了嗎？”我說握了。他一下子跳起來，緊緊握住我的手，激動得臉都紅了。吳太太在一旁斜著眼，“切！切！”了好幾聲。

中國留學生，都是自己紮堆兒玩兒，跟美國同學很少有課外交集。我問過小吳為什麽？他說美國同學在一起就是長跑、騎自行車，玩兒不到一塊兒。

我離開紐約後，與小吳仍保持著聯係。他拿到博士學位後，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說：“我現在在哥大中國留學生裏成了新聞人物啦！”原來，華爾街每年都從常春藤名校招攬理工科博士，因為薪水高，英才雲集。但過去並不特別青睞華人。

這年，小吳剛畢業，德意誌銀行就找上門來。這在當時非常稀罕。小吳上任以後才知道，在華爾街僅中國科大的校友已有幾十人。看來，從那時起華爾街就做好了迎接中國經濟騰飛的準備，眼光真毒啊！

4．

朱老板在幹完一個大活兒之後，累著了，不想幹了，開車拉著我去匹茲堡玩兒了幾天。回來後，我就失業了。那時，經濟危機開始在東海岸蔓延，街上的店鋪一家接一家關門，看得人心驚肉跳。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買報紙，查招聘廣告，打電話，有的還去麵試過，都沒戲。

我常去哈德遜河邊散步。寂寞使人產生表達欲望，心裏翻滾著什麽，腦子不停地在想，手發癢。於是，我坐在河邊的石桌石凳上，鋪開紙，寫。從河上吹來陣陣涼風，左手要把稿紙按住，身體像發燒一樣燙。

我已經好幾年沒寫東西了，主要是被一個觀念所誤導，就是說：要等有了靈感再寫，寫不出來不要硬寫。魯迅就說過類似的話，但這是錯誤的。作家要像工匠一樣，手藝一天不練都不行。不過，這個道理，還要再過一兩年我才明白並付諸實行。在哈德遜河邊僅僅是開了個頭兒。

朱老板可能怕我太閑了，問我去沒去過時代廣場？我說沒去過。他說：“那得去呀！在紐約怎麽能不去時代廣場呢？世界的十字路口啊！”我一聽，馬上就去了。當我從地鐵口鑽出來後，卻隻見高樓大廈和幾條分岔的路口，哪有廣場？

所有的岔路我都走進去至少一英裏，越走越窄，更不像。後來我給朱老板打電話說去了但沒找到，他說：“咳！那就是時代廣場啊！你以為天安門哪？”原來如此！所謂廣場，是近代從西洋引進的，古代中國沒有這個東西，從世俗功能上說，過去遍布都市社區的小廟，倒近於西方廣場。自從有了天安門廣場，我們對廣場的概念就變成了“場地”，而且越大越好，以至於現在連貧困縣的縣城都非建個巨大場地，四不像。

也許紐約真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要麽就是誰怕我閑出病來，這段時間，忽然有好多朋友都來到紐約，打上門來。

金老師是著名作曲家，從北京到華盛頓 DC 出差，順便來紐約，住在我這兒。他不僅是我的長輩和忘年交，他的女兒女婿還是我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來了，當然要招待。進餐館吃飯前，我在 ATM 機上取錢，那時國內還沒有這東西，所以金老師看了可能產生了什麽誤解，後來老跟人說：“顧曉陽真夠意思，現取出錢來請我吃飯啊。”

第二天，金老師出門會客。下午，又來了兩個不速之客，也要住我這兒。他們是我在日本認識的，女的是福建人小董，男的是美國人戴維，我見證了這兩人從認識到戀愛的過程，後來在東京結婚。戴維離開美國已 20 多年，在台灣和日本教英文，此時剛回美國，開車環遊。我說已有朋友來住，不方便了。戴維學世界語，在世界各地有他們學世界語的小圈子，互相提供幫助。於是戴維給紐約的“語友”打了電話，雖然從未謀麵，對方很痛快地歡迎他們去住。

吃過晚飯，他們走了。到了 9 點多，忽然又打來電話，說戴維對動物敏感，那家養了一窩貓，視同兒女，還有好幾個孩子，戴維已經冷汗淋漓了。這樣，他們又回來了，在客廳裏喝茶壓驚。夜已過 12 點，金老師仍未歸，我發毛了。要是他今夜不回，好像我在欺騙那二位。終於，金老師推門而入，灰呢子大衣，紅圍脖，風度翩翩，帥死了！我大鬆一口氣。我都忘了那不平凡的一夜我們是怎樣分配床鋪的了。

小董個子不高，天資也不算高，她考了四次大學，第四次，她說，我下決心了，再考不上就跳崖。老天開眼，考上了，學日語，畢業後在旅行社當導遊，從旅遊商店拿回扣攢了不少錢。到日本後，一天打幾份工，剛立住，就陸續把弟弟、舅舅等親戚都辦了來，管吃管住管工作。她有無窮的精力和奮發的鬥誌，在任何絕境中都能覓到生機。我每當需要勵誌的時候，都會想到她。可惜，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咱這個材料兒，學不了人家呀！

多多也轉悠到了紐約。我們數月前在芝加哥見過，如劫後重逢，熱烈擁抱，差點老淚縱橫。他當時是受美國新聞總署邀請訪美，第一次到美利堅，感歎不已：“美國這地方風水太好了，糟踐300年也糟踐不壞！”這次，我們一起去了曼哈頓的一家大唱片店，他搜檢CD就像搶大餅，不計數量。有所謂“心理荷包”一說，即每個人在消費時都有自己的偏好，對有些領域摳兒得要命，花一分錢都嫌多，在另一些領域則揮金如土毫不在乎。

多多買古典音樂CD和書籍，就根本沒有錢的概念。我們也去了法拉盛最大的中文書店，他向我推薦了村上春樹，從此，我當了二十多年村上君的粉絲。那時，日本漢學界裏出現了認識到多多的重要性的研究者，出版了一套印有多多的油畫和鉛筆畫的明信片，其中一張，配有東京大學教授刈間文俊寫的話：多多是被中國文壇排斥在外的奇才。

他在我的臥室裏虯了幾夜，每夜都聊到天發白。他睡床，我睡在躺椅上。北島這期間好像來過兩三次，一次和北歐的陳邁平約好一起來的，一次是哥大請他來演講和朗誦詩（那可是要收銀子的啊）。有一回，大約有十來人，在唐人街會齊，找地方喝咖啡。唐人街自然是沒有這等去處的，我們兜兜轉轉，到了相鄰的小意大利區，看到一家空蕩蕩的酒吧，擁了進去。

因為是白天，都不喝酒，隻點咖啡。中國人說話本來聲兒就大，吆三喝四的，還拚桌子搬板凳，高嗓大笑，足足鬧騰了仨小時，沒一個客人進來，掌櫃的也不卑不亢。後來，一位住在附近的意大利裔哥大學生告訴我，那間酒吧是有名的意大利黑手黨聚集地，良民誰也不敢進！我驟然想起電影《教父》裏的場景，這條街，正是那個黨徒雲集、槍彈橫飛之地。

大學同學老孟，在費城讀博士，開車 3 個多小時來紐約，把我接到費城玩兒了幾天。當我們在旅遊景點漫步時，行人紛紛點頭微笑打招呼。我說：“費城人民挺好的啊，不像紐約人全是冷冰冰的。”老孟說：“咳！這些人都是美國鄉下佬，來旅遊的。大城市的人都一樣，誰理你呀！”

也是大學同學的老劉小淩夫婦，剛剛到了紐約，長駐。打電話告訴了我他們的地址。那時我在紐約的生活已近尾聲，搬到了昆斯住。有一天晚飯後我出去散步（對，自從大家說我像搶劫的，我就不怕晚上出門被搶了），抬頭一看路牌，這不是他們住的那條街嗎？找到門牌號，按了門鈴。小淩一聽門鈴響就樂了，說：“在美國，不先打電話就直接來敲門的，準是顧曉陽。”開門一看，哈哈大笑。

我們這四人不同係，都是校遊泳隊成員。優秀的人大遊泳隊雖然在首都高校遊泳比賽上拿不到名次，出洋鍍金倒不落人後。

5.

長安米貴，居之不易，我接近彈盡糧絕了。那年冬天拍的一張照片保留至今：長發支棱，麵色青白，笑得勉強。我是天生的樂觀派，這種苦瓜臉照十分珍稀。

有一天，我和端午、北島、嚴力在中餐館吃飯，端午細細端詳了我一會兒，開始給我看相，先問：“你長過長壽眉？”“長過，左邊有一根兒。”端午厲聲喝道：“誰給你剪的！剪了長眉，幾年都翻不過運來！”接著，又解說我臉上的其他器官，總之是倒黴透了。嚴力笑著說：“大師啊，這個就不麻煩您說了，我們也能看出來。”

我 20 多歲就認識端午了，他第一次給我看手相，說我將來是億萬富翁。所以，我一看到他心裏就踏實。剪了長眉倒不礙事，不過是把做富翁的時間推遲幾年而已。但遠水解不了近渴，問題在：我下個月的房租怎麽解決？

聖誕前夕，我在曼哈頓閑蕩。中央公園被白雪所覆蓋，孩子們坐在小雪橇上，從坡頂衝下，尖叫和嬉笑聲刺破了冰冷的天空。傍晚時分，洛克菲勒中心燈火輝煌，高大的聖誕樹閃爍著迷幻般的彩燈。大廈前，有一個沉降式小廣場，夏天擺咖啡座，冬天是冰場。我倚欄俯瞰，燈光下滑冰的人們回轉穿梭，如夢中美景。

快到新年了，我給朱老板打電話，他太太接的，說：“我們老念叨你，聖誕節給你打電話沒找著你，以為你想不開跳了哈德遜河了。”我說：“是想跳，但我水性太好，淹不死。正考慮其他方式。”兩口子這麽惦記我，心裏感到溫暖。

為了給我找工作，1991 年元旦那天，端午放棄了老婆孩子熱炕頭，帶我去唐人街。有這樣的傳說：端午大師打唐人街上一過，身後一片拆房子的聲音。因為大家篤信大師的指點，讓拆牆就拆牆，說改門就改門。元旦大概不宜動土，端午沒讓商家拆什麽，但商戶老板們見到大師，個個請安問好，顯出既興奮又緊張的樣子，期待大師免費說幾句什麽。我們在餐館吃飯時，老板趨來，低聲下氣地請教端午，端午說話時，老板緊張得眉毛直跳，滿臉通紅。端午把我介紹給他熟悉的商戶，說是北京的小兄弟，叮囑他們幫我找份工。真感謝端午啊！紐約的冬天是很冷的。經濟危機也進入深寒期。

我搬了一次家。當時紐約的朋友很少開車，我認識的人裏，老鬼（馬波）有一輛車，我和老鬼交往不多，情急之下，也隻好求他了。他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不僅如此，腰後還別了一束長繩，使出在內蒙趕大車時練就的技藝，噌噌幾下就把床墊捆在了車頂。此後我和他交往也不多，但這件事和他樸質誠懇的為人，給我留下極深極好的印象。他一直堅持寫作，越寫越好，近年的《母親楊沫》，是我讀過的寫自己父母寫得最好的一本書，實在讓人佩服。

搬家沒多久，我決定離開紐約，西去洛杉磯。一位交往也不多的朋友說他有車，主動幫我把需要運輸的物品送到收件站。他是天津人，使用好幾個名字，30多歲，單身，很怪，人極好。我離開紐約後不久，他“坐化”而亡。據說他是盤腿坐在沙發上，不吃不喝，靜靜離去。過了一個多禮拜，鄰居聞到味道，報警，才被發現。沒有遺書，個人生活也很平靜，找不出什麽自殺的原因。也許就是所謂的“厭世”吧。

他是家萱的朋友。家萱是我在紐約認識的，人稱“曼哈頓老鼠”，意思是不管明處暗處、犄角旮旯，沒有他不熟悉的地方。他寫書法，研究中國文化，交女朋友，特別善於經營自己的生活。聽到我要走，他說：“既然來了紐約，必須去趟林肯中心啊，我來搞票。”沒幾天，果然拿來兩張林肯中心的票，是約翰·施特勞斯的一部歌劇，我倆一起去的。我問他歌劇名，他說：“這個單詞我也不認識，好像是一種鳥兒。”多年後我在北京買了一張這部歌劇的碟，敢情是《蝙蝠》。

臨走前，家萱開了張500美元的支票送給我。他十分誠懇，非常堅決，真心實意，令我感動不已，不收不行。一到洛杉磯，我就在支票上畫了個交叉線使它作廢，然後寄還給他。但我把家萱的深情厚誼留在了心裏。

北島也送我500美元支票，我兌現了。一年後，我要還他，他說什麽也不要，強調是送的，不是借。我沒辦法，給他在伯克利的一個朋友打電話，請代收代轉。

朋友同意了。我在支票上寫了那位朋友的名字，寄了過去。

就這樣，我離開了紐約。

現在，必須把老於開頭的話做一個引申，那就是：“要是在紐約沒混出來，在別的地方也懸了。”

不過，行筆至此，我忽然發現：在紐約短短一年，我的生活過得這麽豐富，它在我的生命中隻占幾十分之一，卻孵化出大量養份，點點滴滴，滋潤著我的人生。

何況，還有故事沒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