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龔澎子女憶父母：30年婚姻恩愛如初

作者：邢 婷

原載《環球人物》2009年12月

喬鬆都這樣評價父母：母親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不論怎樣的狂風暴雨都無法摧折她的信念；父親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經曆非常複雜，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包括他的生活

喬冠華和龔澎

生長於外交官之家的喬鬆都一再強調“自己隻是一個普通人”。然而這似乎無法抵擋公眾對其身世的關注：她的父親喬冠華、母親龔澎分別是前外交部長、中共首位新聞發言人，在新中國外交史上都留有濃墨重彩的華章。

喬鬆都17歲那年，正值“文革”時期，母親含淚病逝；曆經一些家庭變故後，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親。從2000年起，喬鬆都開始尋訪父母的足跡：在父母抗戰期間工作過的重慶曾家岩50號，講解員的一聲問候“你回家了”，讓她熱淚盈眶；在檔案館、資料室發黃的卷案與膠片中，她再次目睹了父母在重大外事活動中神采奕奕的形象。　　

“我享受以這種方式和父母重逢”，相比於父親，喬鬆都更願意談母親。“母親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不論怎樣的狂風暴雨都無法摧折她的信念，她那堅定的眼神體現了一種超越美的豁達。”

“美與革命結合的化身”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廳，喬鬆都和哥哥喬宗淮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談到母親時，周總理一字一句地說：“你們的媽媽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沒有人能夠代替她。”此時，距離龔澎去世已3年，周總理這句評價背後濃縮的是與龔澎跨越30年的革命情誼。　　

龔澎1914年在日本橫濱出生，父親龔鎮洲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袁護國鬥爭。1933年，19歲的龔澎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燕京大學曆史係。　　

在燕大，龔澎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並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一二·九”運動。當時，龔澎和一批進步學生經常聚集在新聞係講師埃德加·斯諾家中。在斯諾家小小的銀幕上，龔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機勃勃，並第一個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在學生中傳閱。　　

1938年，懷揣革命激情，龔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將學生時代的名字“龔維航”改為“龔澎”。在總部秘書科工作兩年後，1940年深秋，龔澎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負責國際統一戰線和外國記者的聯絡工作。

在曾家岩50號工作的6年，被喬鬆都視為“母親一生事業的巔峰，作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她做了大量對外宣傳事業的開創性工作。”　　

在重慶，龔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國民黨特務的盯梢監視下，周旋在各國記者和外交官中間。那段時間，來自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以及《時代》《泰晤士報》等著名傳媒機構的上百名外國記者駐在重慶，龔澎帶著延安最新廣播稿的副本，和這些外國記者交朋友，宣傳共產黨的理論，很多外國友人由此成為她終身的朋友。　　

龔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國記者為之傾倒，將她視為“言論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與革命結合的化身”。當時以美國國務院文官身份來訪重慶的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這樣評價：“在1943年彌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　

“那時有些人暗戀媽媽，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這些軼聞。”但龔澎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給人尷尬，也從不津津樂道於這些事情。

抗戰勝利後，周恩來、王炳南、龔澎與國際友人在重慶

解放後，龔澎被任命為外交部情報司(後更名為新聞司)司長，作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她在新聞司一直幹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　

從重慶南方局，到新中國外交部，周總理對龔澎十分信任。1964年，龔澎隨同周恩來出訪亞非歐14國。在抵達阿爾及利亞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某國電視台記者提出采訪周恩來的請求，並希望中方付費，龔澎義正言辭地反駁：“你想錯了，記者先生！我們不需要favor(恩賜)，在眾多國家的電視屏幕上紛紛出現周恩來的形象之後，貴國的電視才姍姍來遲地出現，那時，記者先生，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是犯了一個什麽樣的錯誤了！”　

有外國記者評價：“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著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的工作作風。”“然而母親從不把這些當成個人資本炫耀，這與她的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問母親是不是和周總理很熟，她隻是淡然一笑說，那都是為了工作。”喬鬆都回憶。　　

“文革”中，龔澎因在重慶特殊的工作經曆，成為造反派攻擊目標。周總理得知後，用他的方式巧妙保護著龔澎。一次會議上，周總理看著坐在最後的龔澎大聲說：“龔澎，你坐在前麵來！”“龔澎，你怎麽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70年龔澎去世後，周總理沒有去八寶山。在他記憶中，龔澎永遠是重慶時身著戎裝英姿勃勃的樣子。他不止一次地對龔澎生前結識的外國友人們難過地說：“龔澎死了！龔澎死了……”

龔澎（左一）與周恩來在記者招待會上

父親在母親愛的延續中走上巔峰

1942年歲末，喬冠華與龔澎相識於曾家岩50號周恩來的辦公室。此前，喬冠華在香港以“喬木”為筆名撰寫大量關於二戰的國際評論，名噪一時，毛澤東稱讚“喬的文章頂得上兩個師”。香港淪陷後，喬冠華與眾多文化界名流撤離到重慶，加入外事組和《新華日報》的編輯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喬冠華與龔澎經常一起訪友，一起看稿件，他們都酷愛古典音樂，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兩人結為伉儷。

30年的婚姻中，喬冠華與龔澎始終恩愛如初。喬鬆都回憶，小時候聽到父母互稱“達令(darling親愛的)”，十分不解。母親不動聲色地解釋：“在家裏兩個人用一個名字方便”，還補充說，“這個小名隻在我和你爸爸兩人之間使用。”直到喬鬆都長大後，才明白其中的含義。　　

身為外交官的女兒，喬鬆都並未感受到成長經曆的特殊，“如果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熏陶，父母對我們身教重於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儉樸，母親的花旗袍、小胸針和高跟鞋隻有參加活動時才用。家裏除了鋼琴和唱片櫃，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標簽。　　

“多少年來，母親是父親的減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親有什麽事總是和媽媽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媽媽的確比爸爸堅定、果斷。”

1964年1月龔澎訪問亞非歐14國，與非洲婦女在一起

“文革”開始後，喬冠華也成了“走資派”。有一次，造反派輪番審喬冠華，要他交代周總理在內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喬冠華悄悄打電話問龔澎：現在壓得很緊，問得很具體，要不要說？龔澎很堅定地說：“堅決頂住！不要寫任何東西。我永遠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喬冠華和龔澎常常互相鼓勵。喬鬆都回憶，一天下班後，母親讓自己彈奏一曲《國際歌》，她和父親並排站在客廳門前，神情莊重，跟著節奏輕聲吟唱：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曲子結束了，母親深深吸了口氣說：“休息過來了，下午接著戰鬥！”　　

隨著各種政治壓力接踵而至，龔澎的身體每況愈下。1970年，龔澎因腦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裏，她嚐試著和喬冠華談及“走後”的話題，每次一張口，喬冠華便淚流滿麵，泣不成聲：“達令！我們不談這些了！你一定會好的！我們不會分開的！”　

龔澎叫來兒子，囑咐道：你爸爸很有才華，但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你一定要多多幫助他。不滿25歲的喬宗淮抑製著巨大的悲痛，將母親的囑托銘記在心。　　

“媽媽走後，受打擊最重的是爸爸。”喬鬆都回憶，那段時間，父親經常獨坐書桌前一遍遍書寫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等兒女熟睡後，父親拿出一個放大鏡，一張張翻看他和妻子的舊照，不時老淚縱橫，鄰居們常聽到他悲淒的哭聲。　　

1971年，喬冠華率團參加聯合國大會，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尤其是那個著名的“喬的笑”，被視作他外交生涯的巔峰。喬鬆都一直堅信，“父親是在母親愛的延續中走上巔峰的。”

喬冠華在聯合國　　

重新理解父親　　

對於喬鬆都而言，父親的晚年經曆，伴隨一係列突如其來的家庭變遷，成為她至今仍不願過多回憶的往事。她說：“父親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非常複雜，也非常坎坷，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包括他的生活。”　　

母親離世3年後，喬冠華猶豫再三，對女兒說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個伴兒，你們都在外麵忙，我一個人很寂寞。我還要這個家，你和哥哥不要離開我。”　　

多年後，喬鬆都和哥哥仍受到類似“反對父親再婚”的指責。“事實是，我和哥哥並沒有反對父親再婚，隻是對父親當時的選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喬冠華在聯合國

1973年夏天，在父親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喬鬆都不解的是，30多年後，一些媒體卻對此事件刻意渲染，稱喬冠華的兒子從家裏擅自拿走了幾百張唱片，並引申出“喬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實之言。

喬鬆都說，“首先，我家從來沒有數百張唱片，更不要說已經曆過‘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著封套有母親簽名的唱片。至於搬走一切的說法更屬子虛烏有。”　　

1973年8月底，喬冠華搬離報房胡同的家，並按規定將這裏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後，喬鬆都和哥哥一度被迫遠離父親，最長時間曾3年沒有見過麵，“當時我們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隔絕了。”

1974年5月，一次外事活動結束後，毛澤東與外交部長喬冠華握手　

1974年，“文革”後期，國內政局詭譎，同年6月，喬冠華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兩年後被免職。“父親在極其複雜的曆史時期，陷入了一場複雜的政治漩渦中。”喬鬆都坦言，當時聽聞一些傳說，很震驚，在她眼中，父親性格耿直，曆次運動總因為說一些過頭的話而受批評，當遇到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問題時，他卻常常感到束手無策。　　

此時，喬鬆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親身邊。喬冠華曾對身邊的人說：“在我最紅的時候，我的孩子離開了我，但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又來到我身邊，還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喬冠華生命的最後幾年，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家裏養病，準備撰寫一部外交回憶錄。1982年12月，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委托習仲勳和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了喬冠華，詢問他的近況，並且代表中央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誌，受點委屈要想得開。你有那麽多豐富的外交經驗，還要為黨的外交事業多做工作。”組織的信任顯然給了喬冠華巨大的安慰。

喬冠華陪同周恩來接見外賓

1983年9月22日，喬冠華帶著晚年以至一生的幾個遺憾：未完成的事業——本來，他是可以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更多的工作；未完成的心願——本來，他是打算在每年的9月20日，他的結發妻子去世的忌日去掃墓的；未完成的對女兒的諾言——一家人永遠也不分開！還有，晚年未完成的回憶錄，未出版的《喬冠華國際述評集》，未能重返故鄉……溘然長逝。　

“父親並非像傳言所說的死無葬身之地。”喬鬆都澄清，由於種種曆史原因，父親被葬在太湖湖畔，母親則安葬在北京八寶山。本想讓這對結發夫妻長相守，可喬鬆都實在不忍心驚動父母。

2008年4月，喬鬆都來到蘇州東山為父親掃墓，墓地負責人建議，原來的墓碑年久失修，希望在鄰近較為平坦的地方給父親修一處新墓，征求家屬意見。

2009年4月清明節之後，蘇州吳中區東山華僑公墓立起了一塊寫著這樣墓誌銘的簡樸墓碑：“喬冠華龔澎之墓——天生麗質雙飛燕，千裏姻緣革命牽。”

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