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宗淮 | 懷念我的母親龔澎

龔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曆史係。曾任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重慶《新華日報》記者、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秘書、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組副組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麵新聞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

母親龔澎已經離開我們40多年了。我一輩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發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飄下幾片雪花，母親因突發腦溢血導致暈厥，被抬上北京醫院的急救車，我站在急救車旁，初春的寒冷讓我從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風暴雨剛剛過去，父親、母親剛剛被“解放”，恢複工作，全家人還沒來得及透口氣，卻不知什麽厄運又會降臨，不禁打了個寒戰。母親離開了報房胡同外交部宿舍，再也沒有回來。從此失去母愛嗬護的我，開始走上了獨立自行的人生旅途。

周恩來的賞識

2014年是我的母親龔澎誕辰百年紀念。6月下旬，我回到了母親曾工作過的地方，也是我的誕生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舊址——被稱作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敬愛的周恩來同誌在抗日戰爭期間，在這裏領導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同誌也曾長期居住和工作在這裏。1940年至1946年，母親和周恩來身邊其他的工作人員，就生活在這座簡樸的建築裏，度過了她一生中最有意義的6年。

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後，在這裏度過了1年零4個月，是當時周公館唯一的兒童。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懷著莊重的心情，緩步走進了這座曾經經曆過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三層灰色小樓，仔細觀看每一個房間和庭院裏每一個角落。

當我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聯翩，我仿佛看到母親當年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她身著八路軍軍裝，提前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走進辦公室後，簡單寒暄幾句就問母親：“看到了什麽？”母親說：“看到了三張地圖。”周恩來又說：“那你具體說說看！”母親說：“一張是歐洲地圖，另一張是中國抗日戰場上的軍事地圖，還有一張我隻看了一半，你進來把簾子拉上了。”周恩來帶著幾分滿意說：“你的觀察很敏銳。”

本文作者與母親龔澎

這是母親給周恩來的第一印象。周恩來又詢問了母親的經曆和家庭情況，了解到她的父親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將領龔鎮洲。她在燕京大學學習期間，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後來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與周恩來談話之後，母親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工作秘書，參加外事組的工作，主要任務之一是負責聯係新聞界。

我穿過走廊，認真閱讀牆壁上展板中的文字。其中一塊展板上寫道：龔澎——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共新聞發言人。龔澎英文流利，秀外慧中，機敏靈巧。她結識了許多外國朋友，他們常主動代龔澎傳遞宣傳材料，給她以多方麵支持。外國朋友稱她為“堅強而富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她擔負對外宣傳和翻譯工作。

另一塊介紹南方局外事組的展板上寫道：龔澎“在重慶作為周恩來的英文秘書和中共代表團的新聞發布員，為向世界宣傳介紹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當時在重慶的中外人士的廣泛尊重和好評，被在重慶居住過的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漢學家費正清譽為‘環球新聞界一個最出類拔萃的婦女’”。

1942年，龔澎（左2）與董必武、周恩來、林彪等在重慶

我站在展板前，凝視著母親當年的照片，心中為母親在曆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而感到自豪。

母親是個性格開朗的人，但處事沉穩。知人善任的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說：“龔澎靜若處子。”“靜若處子”出自孫武《孫子九地》：“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意思是“未出動時就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樣沉靜，一行動就像逃脫的兔子那樣敏捷”。我覺得周總理對母親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對母親來說，表象上的“靜”反映了她心中“寧靜”的境界。新中國成立時母親就擔任外交部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長達15年之久，外交部的曆史上也僅此一例。她數年如一日，就像她在1965年對新聞司幹部講話中所說的始終以“戰鬥的精神麵貌”把工作做好，像戰士一樣忠於職守。十多年多次因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揚，她榮辱不驚，一直保持平靜的心態。

毛主席的表揚

近年來，我尋回了一些曆史的碎片，使得母親的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來。幾年前，外交部西歐司李九年參讚送給我一份他保存的母親1965年在外交部新聞司談“關於調查研究工作”的記錄稿。這篇已經發黃的講話稿，把我的思緒帶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個周日，父親喬冠華和母親的朋友姚臻（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來家中做客。我從旁走過聽到姚叔叔說，最近他在毛主席那裏談工作時毛主席說，龔澎是優秀的女幹部。

龔澎在全國婦聯報告會上

姚叔叔走後，我十分驚喜又好奇地問母親：“毛主席因為什麽事情表揚你啊？”母親沒有正麵回答我，隻是淡淡地一笑，說：“主席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鼓勵我們繼續努力。”不久，母親同父親在家裏的交談中提到去參觀新中國成立以來情報工作展覽。母親說：“那項工作也出展了，而且放在很顯著的位置。”上次沒有得到母親滿意答複的我在一旁猜測，毛主席的表揚和展出的那項工作一定有關係。

又過不久，安全部門的同誌請母親作報告，母親再三婉拒難以推辭，就以如何開展調查研究為題作了報告。母親後來告訴我說，既然給其他單位講了，也要給外交部的同誌特別是青年同誌講一講她進行調查研究的經驗。這就是李九年同誌送給我那份談話記錄的來曆。當時我推想，毛主席的表揚同母親說的那項工作肯定有關係，但是究竟是什麽，我並不知道。

一年以後，“文革”開始了。母親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和其他部領導一樣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級。到了1967年初，發生所謂的“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鬥外就去打掃廁所。

1960年，龔澎陪同毛澤東會見斯諾

我記得那時外交部在東交民巷正義路辦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辦公樓外等候母親。母親才50歲出頭，患有慢性病，由於批鬥身體變得很虛弱。母親慢慢移步從辦公樓出來後，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車的後架上，我推著車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無軌電車站，等她上了車，我再騎上車趕到燈市西口車站接她，把她馱回首都劇場旁邊報房胡同的家。

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話題和母親聊一些過去的事情，舒緩白天沉悶壓抑的氣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揚她的往事。母親這才打開了那段塵封的記憶，那是朝鮮戰爭初期，美國曾考慮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器。無論美方是進行核恐嚇，還是真正準備實施核攻擊，都事關我戰略全局。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設有七個司，母親是其中之一的情報司也就是後來的新聞司的司長，主要任務之一是負責搜集、綜合信息，分析國際形勢和動向。

母親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軍總指揮部擔任秘書，是朱總司令和彭德懷副總司令的直接下屬。加之，她又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長身邊工作的經驗，使她深知調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為中央決策提供可靠的情報信息”的重要性。母親通過研究各方麵的情況意識到，取得美國在朝鮮戰場使用核武器有關的情報是當務之急。

她想到在抗戰時期由她聯係的同誌此時正在歐洲，他們曾向她報告，他們與當地美軍人員有交往，可以取得美軍的內部文件。但是他們所接觸的美軍人員既不在美軍的總部五角大樓，也不在駐歐美軍的核心部位，如何從那些人那裏取得對戰略決策有價值的情報呢？母親精心分析了情況，確定了萬無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標。

經請示周恩來總理和直接領導情報司的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批準，在母親的具體指導下，她在歐洲的戰友成功地獲取了美軍有關戰術核武器的內部文件。文件包括戰術核武器的打擊範圍和殺傷力，以及美軍在使用戰術核武器時如何自身防護等內容。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對當時美國戰術核武器可能對戰爭產生的影響有了比較準確明晰的了解。毛澤東主席十分重視這份情報，高度評價這項工作的意義，他百忙之中在母親的陪同下，接見了執行這次任務的同誌。

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後，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時，還對母親讚許有加。母親平淡地對我說，整件事情她不過是抓準了問題核心，靈活地利用了當時的有利條件，組織了非專業情報人員獲取了重要的情報。實際工作是由一線同誌克服重重困難完成的。我問母親：“獲得這份文件解決了什麽問題呢？”母親說：“我們準確地了解了美方戰術核武器實際殺傷力，它並不像外界渲染得那麽大，隻要我們防範得法，它對我方的打擊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1946年，周恩來、王炳南、龔澎與外國記者在重慶

幾十年後，我擔任駐朝鮮大使，查閱了幾篇美國學者有關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核外交的研究報告，知悉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從一開始就考慮使用核武器，之後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戰協議簽署前，還不想放棄日後使用的可能。

其中一篇報告的分析認為，1953年初，艾森豪威爾上台執政後，為了盡快結束戰爭，計劃使用核武器，而停戰談判在當年7月就達成了協議，作者認為，這在相當程度上，同中朝方懾於美國核武器有關。由此可見，雖然美國在朝鮮戰爭沒有使用核武器，但還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懾力的。這位學者哪裏知道，中方的最高決策層早已了解戰術核武器的實際效果，根本不會在核威脅麵前向美國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份戰術性的情報文件對中央戰略決策有著極其重要參考價值，其中凝聚了母親的智慧和心血。

在與母親的交談中我還得知，由於此事高度機密，而且外交部情報司隻涉及公開情報的綜合分析，它不屬於外交部的工作範圍。外交部除個別領導外，對此事幾乎無人知曉。母親也從未期望其他人知悉毛主席對她的表揚。40年過去了，我看到母親當年對新聞司這份講話記錄中，她引用了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一句話“情報工作者最大的願望就是，自己的東西能送到最高決策人手裏”，用這句話來激勵年輕同誌勤奮工作。我想，這也反映出了她內心對這句話的共鳴。

1954年，在瑞士日內瓦會議期間的龔澎

母親留給我的財富

周公館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的建築物。它承載著豐富的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親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憶。參觀周公館後，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曾家岩50號有著我太多關於母親的回憶。我出生不久，母親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顧不上年幼的我。後來，她索性就把我擱在當地人用的竹簍裏，把竹簍放在周公館傳達室的門口，請值班的同誌代為照看。周恩來發現後，號召大家都來關心龔澎的孩子，我就這樣受到了周公館集體的照料。周公館既是辦公的地方，也是周恩來會客的場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國際朋友往來。由於我總是待在傳達室門口，映入眼簾的都是人們出出進進送往迎來的景象，所以我學會的第一句話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說“再見”。直到我長大成人之後，一些曾經去過周公館的老人家，還叫我“當年站籠子的孩子”。

母親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顧不上對年幼子女的照顧，但她在忙碌中對子女的關心卻無處不在。全國總工會方繼孝同誌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劄的愛好。我們首次見麵時，他給我的見麵禮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冊子和用玻璃紙套封裝著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是母親1950年從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欄上有母親熟悉的筆跡寫著“喬宗淮同誌”，當時我隻有6歲。

本文作者與母親龔澎

明信片中寫道：“親愛的仔仔，今天下午三點到了莫斯科，現在住在莫斯科飯店，我一個人一間房，窗外可以看到克裏姆林宮的大紅星。假如你在我身邊，我一定把你抱起來看看這個照耀著全世界的和平之星，聽說斯大林就在這座宮殿裏呢……”這是母親第一次出國，雖然經曆了長途旅行，剛到莫斯科就把她興奮的心情告訴了年幼的兒子，分享她的快樂。我把這張明信片鑲在鏡框中，陳放於書桌上，以緬懷母親無盡的愛。

另一件難忘的事情發生在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在母親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館會見幾位熱愛中國、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美國士兵。會見後，毛主席和美國士兵以及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合影。正式拍照結束後，母親一把把我從旁抱過來，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張合影。母親的愛子心切，為我留下了珍貴的曆史紀念。當時我隻有1歲，現在我對當年的情景全然毫無印象，隻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喚起我美好的想象。這就是母親留給我的精神財富。

龔澎出訪東德時，與孩子們一起親切交談

在母親的遺物中，有她一直保存著的我出生後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親為我親手縫製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慶的共產黨人生活是比較簡樸的，衣服的布料是母親的摯友廖夢醒阿姨（廖仲愷、何香凝長女）穿破了的長筒襪上半部剪裁下來的。常人眼裏，這是極普通的碎布頭，母親卻很小心地保留下來。可見，母親是多麽珍視我的降生，這也是母親的溫情體現。現在每當我看到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親的關愛，猶如三春暉照在心頭上。這是母親給我留下的僅有的物質財富。

我的母親不僅是中共最早的對外新聞發言人，是新中國第一代外交家，也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她總是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的孩子，除了愛之外，還傳遞著一種信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對我一生產生了深遠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喬宗淮

40年來，我常常想起母親，尤其是每當遇到困難感到孤立無援的時候，我內心似乎就會同母親對話，我眼前就會浮現出“文革”中母親挨批挨鬥、十分憔悴但仍堅持原則、意誌毫不動搖的情景；每當我遇到新的挑戰感到力不從心的時候，我就想到母親是怎樣勤奮學習和工作，從而激勵我振作奮進。是母親為人的榜樣導引我經受住人生道路上的種種考驗，誠實做人，踏實做事。這就是今天我對母親最好的回報與紀念。

（作者為著名外交家喬冠華與龔澎之子，曾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