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 | 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錢鍾書

文 | 餘英時

錢默存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雖不感意外，卻不免為之愴神。我沒有資格寫正式的追悼文字，因為我們之間並沒有私交。但是二十年前，我以偶然的因緣，兩度接席，暢聆先生語妙天下，至今不忘。先生昔年挽陳石遺有“重因風雅惜，匪特痛吾私”之句。我寫此短文隻能表達第一句之意。

1978年10月下旬，美國科學院派了一個“漢代研究考察團”到中國大陸去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古，我也參加了。在北京時，我提議去拜訪俞平伯、錢鍾書兩位先生，同團的傅漢思教授又提出了餘冠英先生的名字。

 

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安排，我們便在一天上午到三裏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訪這三位先生。開門的是默存先生。那時他已六十八歲，但望之如四、五十許人。如果不是他自報姓名，我是無論如何猜不出的。 

 

一、初識默存  大陸學界層冰未消

交談在俞先生的客廳中進行，大致分成兩組：傅漢思主要是和餘冠英談漢魏詩的問題，我和俞、錢兩位則以《紅樓夢》為開場白。客廳不大，隔座語聲清晰可聞，因此兩組之間也偶有交流。事隔二十年，我已記不清和默存先生談話的內容了，但大致不出文學、哲學的範圍。當時大陸的思想空氣雖已略有鬆動的跡象，但層冰尚未融解，主客之間都得拿捏著說話的分寸。好像開始不久我便曾問他還記得他的本家賓四先生嗎？因為我知道關於他的一點背景主要是得自賓四師的閑談。這是間接的“敘舊”——中國人過去在初見麵時常用的一種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幽默，說他可能還是賓四師的“小長輩”——後來我在台北以此詢之賓四師，賓四師說完全不確，他和錢基博、鍾書父子通譜而不同支，無輩分可計——但默存先生並不接著“敘舊”，我也知趣地轉變了話題。接著我好像便把話題移到《談藝錄》。他連說那是“少作”、“不足觀”。 

二、漫談文學  博聞強記自有定見

▲晚年餘冠英

這時隔座的餘冠英先生忽然插話，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默存先生又謙遜了一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管錐編》的書名。他告訴我這部新書還是用文言文寫的。“這樣可以減少毒素的傳播”，他半真半假地說（原話我已記不住了，但意思確是如此）。我向他請教一個小問題：《談藝錄》提到靈源和尚與程伊川二簡，可與韓愈與大顛三書相映成趣。但書中沒有舉出二簡的出處，究竟見於何書？他又作滑稽狀，好像我在故意測驗他的記憶力似的。不過他想了一下，然後認真地說，大概可以在元代《佛祖通載》上找得到。因為話題轉上了韓愈，我順便告訴他當時在台北發生的趣事：韓愈的後代正在為白居易“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兩句詩打“誹謗”官司。我並補充說，照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考證，似乎確有其事。但是他不以為然，認為“退之”是衛中立的“字”。這是方崧卿辯證中的老說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錢大昕的支持。默存先生不取陳的考證。後來在美國他又批評陳寅恪太“Trivial”（瑣碎、見小），即指《元白詩箋證稿》中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那一節。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說，陳氏那一番考辨是為了證實朱子“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闈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的大議論，不能算“Trivial”。但那時他正在我家作客，這句話，我無論如何當眾說不出口。 

 

三、為人處事  溫文儒雅謔而不虐 

默存先生的博聞強記實在驚人。他大概事先已看到關於我的資料，所以特別提及當時耶魯大學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他確實看過這些作品，評論得頭頭是道。偶爾箭在弦上，也會流露出銳利的鋒芒，就像《談藝錄》中說Arthur Waley，“宜入群盲評古圖”那樣。但他始終出之於一種溫文儒雅的風度，謔而不虐。

 

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國。1979年春天中國社會科學院派出一個代表團到美國訪問。其時正值中共與美國建交之後，雙方都在熱絡期間。代表團的一部分人訪問耶魯，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費孝通先生等。領隊的則是趙複三先生，因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會上，趙先生特別推讓默存先生以英文致答辭，好像這本來應該是趙先生的任務。 

我和傅漢思先生等人當然到火車站去迎接代表團。其中我唯一認識的隻有默存先生。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禮時，他忽然很熱情地和我行“熊抱”禮。這大概是當時大陸行之已久的官式禮數。我一時不免有點張皇失措，答禮一定不合標準。不過我的直覺告訴我，默存先生確是很誠摯的，這次用不著“敘舊”，我們真像是“舊交” 了。 

 當天晚上，我和陳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團全體在家中晚餐。連客人帶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這個自助餐是陳淑平費了三天功夫準備出來的。我們平時極少應酬，這樣的熱鬧在我們真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現在隻說有關默存先生的事。 

 四、訪美小敘  否認任毛英文秘書

默存先生是坐我開的車回家的，所以一路上我們有機會聊天。僅僅隔了四、五個月，我覺得已能無所拘束，即興而談。大陸上學術界的冰層似乎已開始融化。外麵流傳了很久的一個說法是他擔任了毛澤東的英文秘書。我為此向他求證。他告訴我這完全是誤會。大陸曾有一個英譯毛澤東選集的編委會，他是顧問之一，其實是掛名的，難得偶爾提供一點意見，如此而已。我也問他《宋詩選注》為什麽也會受到批判，其中不是引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嗎？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大概因為時間不夠，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於提到當時的批判者。他僅僅說了兩點：第一，他引《講話》中的一段其實隻是常識；第二，其中關於各家的小傳和介紹，是他很用心寫出來的。我告訴他胡適生前也說過他的小傳和注釋寫得很精彩。 

▲錢鍾書與夏誌清在哥倫比亞大學

五、著作挨批  引毛語錄作擋箭牌

我當時隱約地意識到，他關於引用《講話》的解釋也許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態度。1957年是“反右”的一年，他不能不引幾句“語錄”作擋箭牌。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實在輕描淡寫到了最大程度。他是一個純淨的讀書人，不但半點也沒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興，而且避之唯恐不及。這一層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準了的，現在讀到他1955年《重九日雨》第二首的最後兩句，我更深信不疑了。這兩句詩是： 

筋力新來樓懶上， 漫言高處不勝寒。

這是他的“詠懷詩”。 

六、憶述滄桑  批評吳晗語驚四座

那天晚上吃自助餐，因為人多，分成了好幾處，我們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幾位，大陸來的貴賓們談興很濃，但大家都特別愛聽默存先生的“唾咳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就我記憶所及，客人們的話題很自然地集中在他們幾十年來親身經曆的滄桑，特別是知識分子之間彼此怎樣“無情、無義、無恥的傾軋和陷害”（見《林紓的翻譯》） 。默存先生也說了不少動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聞海內外的頭麵人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吳晗的事。大概是我問起曆史學家吳晗一家的悲慘遭遇，有人說了一些前因後果，但默存先生忽然看著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無情得很嗎？”（大意如此）問話的神情和口氣明明表示出費先生正是當年受害者之一。費先生則以一絲苦笑默認了他的話。刹那間，大家都不開口了，沒有人願意再繼續追問下去。 

▲《槐聚詩存》早期版本

在這次聚會中，我發現了默存先生疾惡如仇、激昂慷慨的另一麵。像陶淵明一樣，他在寫《歸園田居》、《飲酒》之外，也寫《詠荊軻》、《讀山海經》一類的詩。試讀他一九八九年的《閱世》： 

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

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

對症亦知須藥換，出新何術得陳推。

不圖勝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不敢箋釋他的詩，以免“矜詡創獲，鑿空索隱”（《槐聚詩存·序》）之譏。讀者可自得之。 

七、作《管錐篇》  航郵寄贈受寵若驚

1979年別後，我便沒有再見過他了。不過還有一點餘波，前後延續了一年多的光景。默存先生仍然嚴守著前一時代中國詩禮傳家的風範，十分講究禮數。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書寫來一封客氣的謝函。我雖經年難得一親筆硯，也隻好勉強追隨。這樣一來一往，大約不下七、八次。他的墨跡我都保存著，但因遷居之故，一時索檢不得。但最使我感動的是在《管錐編》第一、二冊出版後，他以航郵寄賜，扉頁上還有親筆題識。不久我又收到他的《舊文四篇》和季康夫人所題贈的《春泥集》。受寵若驚之餘，我恭恭敬敬地寫了一首謝詩如下： 

藝苑詞林第一緣，春泥長護管錐編。

淵通世竟尊嘉定，慧解人爭說照圓。

冷眼不饒名下士，深心曾托枕中天。

輶軒過後經秋雨，悵望齊州九點煙。 

詩固不足道，但語語出自肺腑，絕非世俗酬應之作。《管錐編》第三、第四冊麵世，他又以同樣辦法寄贈，以成完璧。我複報之以《讀〈管錐編〉三首》： 

臥隱林岩夢久寒，麻姑橋下水湍湍。

如今況是煙波盡，不許人間弄釣竿。 《全漢文》卷二十

“避席畏聞文字獄”，龔生此語古今哀。

如何光武誇柔道，也為言辭滅族來。 《全後漢文》卷十四

桀紂王何一例看，誤將禍亂非儒冠。

從來緣飾因多欲，巫蠱冤平國已殘。《全晉文》卷三七

默存先生冷眼熱腸，生前所儲何止湯卿謀三副痛淚。《管錐編》雖若出言玄遠，但感慨世變之語，觸目皆是。以上三節不過示例而已。先生寄贈《管錐編》四巨冊，都經親筆校正，尤足珍貴。寒齋插架雖遍，但善本唯此一套。噩耗傳來，重摩茲編，人琴之感，寧有極耶！

▲錢鍾書手記

默存先生已優入立言不朽之域，像我這樣的文學門外漢，是不配說任何讚美的話的，所以我隻好默而存之。我讀先生的書，從曆史和文化的角度說，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補寫。

最後，我要鄭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20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國古典文化和20世紀同時終結。但是曆史是沒有止境的。隻要下一代學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樣不斷地勤苦努力，21世紀也許可以看到中國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

 

來源 | 《餘英時文集 現代學人與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