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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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可我卻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與父親形同陌路。直至人生暮年，才漸漸了解我的父親。
遺憾的是，等到我真正懂他，我們父女緣分已經所剩不多……
1955年11月24日傍晚，街道民警敲開我家的門，進門後，拿出一紙公文說：“楊公柱，你被捕了。”那年我10歲。
一天，母親大清早就拉我起床，說去探望父親。
去往昆明東郊大板橋勞改農場的路上，我發現有好些人也是去探望被關押的家屬。有這麽多人同行，我心裏“父親是壞人”的卑微，多少獲得了一絲安慰。
到了看守所，父親並不在。我和母親一直等到傍晚，父親才勞動回來。他肩上還扛著一把鋤頭就跑來見我們了。
遠遠看到父親滿臉笑容，我生氣了。父親被捕後，母親沒有工作，我們都快要活不下去了，沒想到他還笑得那麽開心。
母親在一旁哭得泣不成聲，我更加生氣，嚴厲地對父親說：“楊公柱，你要好好地接受改造！你要好好地交代你的事情，交代好早點回去。”
父親一下愣在那裏，在場的人也都不敢相信，一個10歲的小孩子竟然能說出這樣的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說，當時很長一段時間，看守所的管教幹部都會拿我訓斥父親的話教育犯人。
一個失去了男主人的家庭，生活艱難可想而知。
我的兩個弟弟被送回四川老家的奶奶那裏，我和3個妹妹跟著母親留在昆明。母親為了生計，去找了一份搓麻繩的活。一公斤麻繩，需要一周才能搓好紡出，工錢7毛錢。母親的一雙手因此滿是傷痕。
由於父親的原因，鄰居們見到我們都躲得遠遠的。10歲的我深深體會到了受人冷落的滋味。
在1956年春節剛過，我的3個妹妹先後染上了肺炎，沒錢醫治，在一個月內相繼死去。
妹妹們死後，我的母親整個崩潰了。
母親的腦子開始變得混亂，明明嚷著要吃米線，我想辦法買回來，她又驚恐地說“有毒”，堅決不吃；有時又嚷嚷著要去跳大觀河、跳翠湖尋死……看著母親整天尋死覓活，我心痛得要命。我成了母親唯一的依靠。
有人偷偷問母親：“你家楊公柱怎麽樣了？”
母親會冷淡地回答：“槍斃了，死掉啦！”
我在母親跟前也常常抱怨父親，而這時候母親卻變得非常清醒，她對我說：“你別恨你父親，他是個英雄。”
我聽了無法理解。3個妹妹的死，還有我和母親的苦，不都是父親造成的嗎？
1957年，母親病重，家中生活困難，我開始變賣家當維持生活和給母親治病。
賣桌子時，抽屜裏看到了一個薄鐵皮筒內放著的父母的訂婚證和結婚證，還有父親交給我的一份“自述”。
1955年初父親被隔離反省到1955年11月正式被捕期間，他寫了厚厚一本自述材料。大約在1955年10月時，父親將他寫好的東西交給我，並叮囑我收藏好。
吃飯都難，還留著這些紙片幹啥？我一把火把幾樣東西都燒了。
我和母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過得艱難。母親說，她要給中央寫信。
這時我才知道，我的外公叫周振漢，是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領導者之一，1928年6月因叛徒出賣被敵人殺害，他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被追認的烈士之一。
母親不停地給中央寫信，希望能得到烈屬待遇，能有個工作。然而，我後來在偶然間得知，因為我父親是國民黨舊軍官的緣故，我母親變成了有關部門的監控對象，她寫的信一封也沒寄出去。
我恨父親。
父親被捕後，除了去勞改農場探望那次，父親在獄中20年，我們再也沒有去看過他，甚至連一封信都沒有寫過。
我在父親心中，曾經最受寵愛。
母親是在我外公外婆犧牲後嫁給父親的。抗戰期間，父親打仗不斷轉移戰場，母親在後麵顛簸追隨。一路上，母親曾經生過兩個孩子，因為無法帶到身邊，都送了人，此後杳無音信。
楊公柱（三排左一）
後來，父親移防昆明，日子終於逐漸安穩。1945年8月的一天中午，母親在昆明西郊一戶保長家又要臨產，父親著急出門去找接生婆。院子大門一開，一群士兵逃了進來，後麵緊追來一個當官的，端著槍就要往屋裏掃射。父親一急，上前一把抓住槍管猛地往上一抬，“啪啪啪”，一梭子的子彈射向了天空。
原來，這個當官的是個排長，前麵慌不擇路竄進來的都是他手下的逃兵。槍聲讓屋裏的母親受了驚嚇，一緊張，一使勁，“哇——”，在房東老婆的幫助下，我呱呱墜地。
一個新生命的誕生，總是個喜事，父親不但沒有怪罪那個排長，還救下了22個所謂的逃兵。
這天恰逢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晚上，昆明全城歡慶抗戰勝利。父親遇上家事國事兩大喜事，白天又救下那麽多條人命，大喜過望，覺得是我給全家人帶來了福氣。因父親老家在四川成都，又望我將來賢德淑慧，遂取一個“德”字，加一個成都的簡稱“蓉”字，為我取名“楊德蓉”。
那段時間，繈褓中的我並不知道，身為國民黨將領的父親不僅參加了日軍受降儀式，還參加了多場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每天回到家中，春風得意的他對自己的妻子、女兒是多麽寵愛。
如果不是後來的變故，或許我的一生真將如父親所希望的那樣，即便不是大富大貴，起碼也可以衣食無憂，做一顆父親的掌上明珠吧。
1947年，轉眼間我兩歲了。這些事情都是後來知道的：父親去南京開了一次會回來，不久就退役了，再沒多久，突然沒有音訊了。
3個月後，有人傳言，說父親帶著一個女人去了保山；再後來，又有人告訴母親，與父親一起去保山的那個女人自己回了重慶，這次父親真是消失了。父親離家時，母親已有身孕2個月（我的小弟弟）。
1952年春，5年過去了，我長到了7歲。那天，門前的櫻花開得正豔，隔壁的鄰居忽然跑來家裏給母親傳信說：“你家楊公柱回來了，現在在我家裏。
楊公柱
母親馬上牽著我跟過去。隻見一個精瘦的男人坐在那裏，母親推我一把，說，這是你爸爸。我猶豫著不肯上前，怯生生地叫了聲：“爸爸。”
爸爸一把把我摟進懷裏。
原來，父親當初從南京回來脫掉軍裝，是因為不願意打內戰，申請了退役。後發現被國民黨特務盯梢，他怕連累家人，匆忙選擇了逃離。之後又釋放出跟女人出走的煙幕彈，連真相都無法告訴妻女。父親退役後之所以被國民黨特務盯上，是因為父親是國軍高級將領，而我母親又是國軍中人人皆知的共產黨的後代。
這期間母親一直在打聽父親的消息，但兵荒馬亂之時，父親又要處處躲避，找人傳信哪有那麽容易？
現在我終於見到了父親，當然高興。不過已經7歲的我還是納悶：既然回來了，為什麽不直接回家，而要去鄰居家？後來才知道，父親這麽多年與妻兒失聯，以為母親已經改嫁，他也擔心讓母親尷尬。
一家人時隔5年再次團聚，父親心情好極了。他騎上摩托車帶我去西山兜風。我坐在前座上，脖子上圍著父親送我的白綢圍巾。摩托車在春天的山中飛馳，圍巾被風吹得嘩嘩直響，我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這樣的美好僅僅持續了不到4年。
1955年初，在被隔離審查之前，父親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他抽空把我兩個弟弟送回了四川老家。在平日裏，他時不時也會有意無意地和我說，“如果以後爸爸不在，你一定要照顧好媽媽。”
父親被審判的那天，我陪母親去了法院。
根據規定，年滿18歲才可以辦旁聽證。母親進去了，我在外麵候著。後來，母親是被人扶著出來的。
我聽說，當法官問到母親有什麽話要對父親說時，母親忽然暈了過去，一句話都沒說上。
12歲那年，我被迫輟學。
我找到一份砸石子的活，烈日下砸石子，口渴了隻能喝涼水。晚上，幫母親紡麻繩，白天砸石子磨出的血泡，被麻繩紮得生疼。
看著母親紡麻繩的手上傷痕累累，我更心疼。
1958年，大躍進開始，13歲的我有機會加入了築路大軍。第一個月，居然拿到了15塊錢工資！我欣喜若狂，跑回家交給母親8塊，自己留7塊，除了生活開支，大部分用來租書看。
喜歡看書是父親言傳身教留給我的一個愛好。隻是後來反複抄家，家中的書早沒了，隻能租來看。
可是，那個瘋狂的年代，父親遺留給我的，更多是一個我難以擺脫的一個政治“汙點”——國民黨舊軍官的女兒。不管我再努力，再表現，都永遠被人另眼相看。我恨我的父親。
我該怎麽辦？我又能怎麽辦？
我想到了我的革命家外公。
我想辦法將我的名字楊德蓉改成了周德蓉，我要讓我的檔案裏沒有任何不良記錄。
我要從此與反革命舊軍官一刀兩斷。
再後來，我遇到了一名解放軍，我毫不猶豫地嫁給了他，帶上母親跟著丈夫遠走河南。
昆明是我的傷心地。我要逃離父親的陰影，追尋自己的幸福生活。
從1955年到1975年，父親被關了20年。1975年，父親被特赦，有人到我河南家中，通知我去辦理接收手續。
“當初是誰關的，你們找誰去，他跟我們沒有關係。”我的態度又硬又冰：拒絕接受。
母親就在一旁，她聽到了，猶豫了一下，沒作表示。
我隨後又給四川的兩個兄弟寫信：不準接收父親。
20年了，我的心裏滿滿的全是怨恨。如果不是父親，我的人生，我和母親，怎麽會過成這樣？
我這輩子都不想再見到他。
父親到底出獄了沒有？出獄後去了哪裏？到底過得怎樣？我不知道，也不關心。
時間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過去，我和母親都沒有問父親的事，好像楊公柱這個人真的不存在了。
轉眼又是8年。1983年，我有一次到四川出差的機會，決定順便帶母親和女兒回一趟四川老家，看看弟弟。
快要到家的時候，我遠遠就看見一個老人站在路口。
正是父親。
走近了，父親和母親麵對麵站著。28年沒見了，良久，母親才說了第一句話：
“向榮（父親的字），你怎麽這麽老了……”
父親說：“這些年，苦了你，對不起了……”
一問一答，就像昨天剛剛見過麵的兩個人。
楊公柱夫婦
28年的分離，就像一個黑洞，吞噬了所有的情感與期待。
我站在一旁，忽然就心頭冒火，仿佛一個聲音在喊：“楊公柱，你就沒有發現我母親也那麽蒼老了嗎？你知不知道，這些年你把我們孤兒寡母害慘了！”
父親仿佛聽見了我心裏的這些話，轉身看著我。他彎下腰，對著我深深鞠了一躬，說出了讓我永遠心痛的一句話：
“周同誌，謝謝你。”
我定在了那裏。
母親也轉向我：“你不要恨你父親，他是個英雄。”
父親剛剛入獄時，母親就這麽說，現在又聽母親這樣說，我忽然心疼。難道這麽多年，母親一直在默默地想著父親？父親特赦後將近8年的時間在外流浪，這期間，母親並沒有跟我說過牽掛父親之類的話啊。
這次相見，是弟弟一手安排的。父親特赦後一個人在昆明，孤苦伶仃，靠黃埔同學的幫助度日。我要帶母親回老家的消息，被弟弟告訴了父親。父親聞訊立即從昆明跑到了老家。
這次見麵後，父親說他打算到北京去做點事，母親當即表示，願意和父親一起去。這時我才明白，母親原來一直掛念著父親，隻是知道我恨父親，不便在我跟前提起罷了。
在北京期間，父親借助黃埔同學的幫助，推銷四川土特產。我的父母終於得以團聚。
又是4年。1987年，我決定帶一家四口從河南遷回雲南。我和丈夫此前一直在河南某軍工單位工作，兒女到了高考的年齡，雲南的高考政策要好過河南。
還是一個繁花似錦的春天。走出火車站時，我意外地看見父親來接站。
父親說：“女兒，聽說你要回來，我來給你打前站了……”
這一次，我仔細地看了眼前的父親。81歲的父親，已經滿頭白發。
我為了兒女舉家遷移，他這樣做，又何嚐不是為了自己的女兒？
我的眼眶一熱，終於喊出了一聲久違的“爸爸……”
父親是紮紮實實來為女兒打前站的。他早早為我們一家四口安排好了旅社，他和母親則租了房子準備長住。
在我42歲這年，父親真正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隻是對我來說，無論從情感上，還是生活上，父親都還是陌生的。
在為父親辦理戶口的時候，我特意去法院查找父親當年的判決書。父親當年的罪名被定為“造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但實際他在監獄裏整整度過了20年，因為特赦才恢複自由。
父親74歲那年，按照統戰政策被安置在昆明工商聯退休，但時光不能倒流，所有的傷害早已入骨。
我發現，回到昆明後的日子，父親一直在努力彌補，他很想為這個家做些什麽，但是，由於年事已高，他已經力不從心。
2005年，周德蓉和母親陪父親楊公柱參加飛虎隊活動題字
父親是黃埔10期的學員，晚年常有黃埔同學和抗戰老兵來往。一旦聽說哪個老兵生活困難，父親就會想辦法去幫助他們。
父親年紀大了，我不放心，經常會跟著他去。一來二往，我側麵了解到了一個真實的父親。
老兵萬雲鵬曾被邀請進京參加抗戰70周年閱兵儀式，是當年日軍懸賞5根金條買他人頭的大英雄。萬雲鵬這樣對我說：
“你父親是個博學的、受人尊敬的人。當年招募10萬遠征軍，你父親是滇西工作的負責人。當時來了很多東北的青年學生，恨不能立刻就上戰場殺敵，你父親作為一名少將，竟然情不自禁地一個個擁抱他們。”
又一次，父親生病住院，來了一個不認識的老兵探望，一進門就跪到了地上，說：“長官，對不起，我這麽晚才來看您。”躺在病床上的父親讓他起身，仔細看了眼前這人，問：“你是不是在我的警衛班幹過一個星期？你姓張……”
老兵的眼淚“刷”就流了下來，激動地說：“長官，這麽多年了，您還記得我！”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叫我父親“長官”，我更驚訝父親竟然記得一個隻在他身邊幹過一個星期的士兵。
這個老兵說，他想請我父親證明他曾在我父親的部隊服役，參加過抗戰。我父親不顧身體不適，當即讓人拿來紙筆，親手寫下證明並簽字。老兵千恩萬謝地走了。
這事過去不到3個月，我就聽說了老兵去世的消息。
和老兵打交道的時間多了，我慢慢了解，大部分老兵都和我父親一樣，因為時代的原因，經曆過種種磨難，由此導致夫妻矛盾、子女怨恨。父親隻要得知哪個老兵家裏有矛盾了，定要出麵去調解。對那些孤苦無依的老兵，父親尤為關心，每年中秋都要自掏腰包為老兵買一份禮品。
2005年，抗戰勝利60周年，我父親榮獲了一枚抗戰將領紀念章（這枚紀念章的發放有很嚴格的要求和標準）。曆史終於還他清白，父親非常開心，他甚至戴著這枚紀念章去乘坐公交車。
楊公柱（前排左二）參加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章頒發儀式
在昆明電視台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晚會上，99歲的父親被邀請上台，他拒絕被人攙扶，獨自健步上台，唱響當年抗戰時的一首歌，“中國不會亡，遠征軍健兒浴血拚殺上戰場……”
楊公柱在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所寫書法
直到這時，我才明白，父親是個英雄，媽媽沒有騙我。
2006年3月，我和丈夫去了北京。父親天天和我通電話，總問，你在外麵還好嗎？我說好，他就放心了。由於心裏掛著父親，我們很快就返回了。
一進家門，父親就拉著我的手說：“女兒你回來了，我心裏就踏實了。”
4月15日晚飯後，父親讓我陪他說說話。坐下來，父親突然罕見地伸手過來拉我的手。和父親生分了那麽多年，我從未在父親跟前撒過嬌，此時父親拉著我的手，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覺得心裏好溫暖。
父親說：“女兒，你還有沒有什麽事需要爸爸來做，爸爸會盡能力來幫助你。”
我說：“我61歲了，還能有個爸爸叫著，已經很滿足、很幸福了。我沒有什麽要求，倒是您有什麽事需要我來做的，您別看我是個女兒，我一定做得到。”
父親說：“像我這樣的人，已經死了千千萬了，我能活到今天，看到今天這樣一個以人為本，依法治國的社會，我已經很安慰了。有你這個女兒，還有這麽多孫子孫女在跟前孝順，我覺得我的命比任何人都好。我滿足了。”
父親和我的聊天從晚上7點多一直持續到9點半。這是我們父女這輩子說話最多的一次，父親也滿足，我也很滿足。後來父親說他累了，想去睡了。
夜裏兩點，我和往常一樣，起來看看父母睡得可安穩。我看見父親和母親都睡得很安靜，就回房去睡了。
天亮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大聲地喊父親的名字，喊著喊著就哭了。我趕緊跑去，發現我的父親已經在睡夢中安詳離世。
父親走了，享年100歲。
殯儀館裏，我看著前來為父親送行的人們，眼淚嘩嘩地湧了出來。我說了一句：“我爸爸死了！……”之後就再也說不出話。
一位黃埔軍校同學會的負責人為我父親致悼詞：
“楊公柱，黃埔10期學員，國民黨少將，參加過魯南戰役、台兒莊戰役、長沙保衛戰、鬆山戰役。滇西抗戰期間在昆明巫家壩機場任少將大隊長，負責飛虎隊的物流以及陳納德和美國飛行員的安全。1944年，楊公柱任常務副大隊長，在昆明負責招募青年學生加入中國遠征軍，並兩次把剛入伍的學生送往印度集訓。1947年初正式辦理退役手續……”
這些情況，有許多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我忽然感到對父親的了解還是太少太少。
父親火化後，弟弟在父親的骨灰裏發現兩個金屬片。父親說過他的腰裏有彈片，原來是真的。
父親啊，你一輩子受了戰爭的傷，又受了時代的傷，更受了女兒的傷，一定很痛吧？
我淚如泉湧。
父親走後，母親的健康狀況迅速下降，3年後的同月同日同時，她也隨父親去了。
父親去世後，通過接觸父親原來的老同學老部下，我漸漸理出了父親的人生脈絡。我後悔了解父親太晚，現在終於懂了，但遺憾已經無法彌補。
我決定接過父親關愛老兵的接力棒。我覺得關愛老兵，就像在孝敬父親，就是在盡孝。
周德蓉去看望抗戰老兵萬雲鵬
由於老兵的年紀都很大了，這幾年，我們的老兵關愛團隊經常跑火化場。在火化場，我曾經一天跑過5個廳，送的都是老兵。
跑得多了，火化場有一支樂隊認識了我們。每次我們去，他們就會主動吹奏《大刀進行曲》等抗戰名曲，一直跟到大門外。樂隊負責人對老兵家屬說：“你們的錢我們不收，因為死者是抗戰老兵，是民族英雄。”
周德蓉被評為2015年昆明好人
2018年4月13日，昆明市委統戰部給我們送來一塊“盤龍區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統戰工作站”的牌子，我們的工作又多了一項內容。此前，我兼任著深圳龍越慈善基金會雲南老兵關愛計劃項目辦公室主任、飛虎隊研究會副秘書長、雲南黃埔合唱團團長、雲南滇西抗戰曆史文化研究會副秘書長等好幾個職務。
我現在與由近百名誌願者組成的雲南關愛老兵團隊一起，辛勞奔走在關愛老兵的路上，盡管累，但一想到父親，想到工作的意義，我就會打起精神。
我今年74歲了，近兩年身體也不如以前。由於常常去辦老兵的喪事，在精神上、情緒上，或多或少還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不管多累，我還是要堅持，因為這是父親沒做完的事。
今年5月12日，周德蓉與誌願者為老兵徐金堂過100歲生日
（全文完）
抗日有罪，有重罪，連累全家，是那時代的正劇，是中國曆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