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 | 兒時的京城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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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陶洛誦，1947年出生，初中就讀北京女12中（原貝滿女中），高中就讀師大女附中。文革中坐過幾年牢，在河北白洋澱當過知青。現為澳洲知名華裔女作家，著有自傳體小說《留在世界的盡頭》。定居悉尼。

原題

爸  爸

作者：陶洛誦 

爸爸離家出走以後，我如願以償地和趙京興戀愛，蹲監獄，結婚，生小孩，離婚……媽媽看著我的悲催遭遇，同情，憐愛，出手相助，生氣，鄙夷。“你完全是自找的。“她說得一點也沒錯，我為能自己的青春做主，我此生無憾。

陶洛誦(右)、趙京興(左)在北京頤和園

在為我悲歎之餘，她為自己能和爸爸結婚過過一段極為榮耀的少奶奶生活很是懷念。

我出生的時候，正值教育部長任命我爺爺為安徽大學校長。本來任命的是美學大師朱光潛，他因私人問題不想回安徽。在辦我滿月喜酒時，來的客人大多是學者名流。“你要是個男孩兒就更不得了了！”媽媽炫耀的語氣裏帶著些許的遺憾。

爸爸卻因為我是女孩兒給我更多的教育與關注。媽媽很喜歡打麻將，她的數學好，心算能力尤其強，每每贏的時候居多。贏了錢就去打金戒指。有位人稱汪司娘的年青女傭負責照顧我，我餓了，她就把我送到麻將桌旁媽媽懷裏吃奶。

有次，媽媽抱著我，我不停地哭，媽媽很不耐煩地把我往床上一摜（安徽話：重重地一扔）。她要急於回去打麻將。她的這一舉止被奶奶看見，奶奶勸說她以後不可以這樣。媽媽不允許別人對我不好。到北京後，我外婆和外公跟來和我們一起住，我外婆重男輕女，我媽媽不高興，就躺在地上哭向我外婆抗議。

媽媽元氣十足，爸爸理性幽默，奶奶豁達大度。我的生命來自他們，我的靈魂同樣由他們塑造而成。

爸爸誇獎我

從我爸的自述，我對他小時候的了解有如下的零星片斷：

他的鼻子嗅覺靈敏，會走路時，撿到一塊手絹，一聞是奶媽的，就交給奶母了。五歲時，對老子的《道德經》倒背如流。七八歲的時候，在九九山裏玩，碰見老虎到喝邊喝水，老虎喝完水，轉身離去。老虎為什麽沒吃他？“老虎可能吃飽了。”爸爸猜想。

九九山是我們家族的產業，由九十九個荒山野嶺組成。爸爸十幾歲時，抗戰爆發，舉家隨爺爺大學遷往重慶。鄰居是著名女作家蘇雪林教授。我們家的小狗來喜到蘇教授門口拉屎，蘇教授找奶奶告來喜的狀。奶奶對來喜說：“來喜，你怎麽能在蘇教授門前拉屎呢？”來喜低著頭，一臉歉意。

我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學上三年級時，班主任曹受珍讓我們寫一篇憶苦思甜的作文。我回家問媽媽我們受過苦嗎？媽媽說：“有。抗日戰爭時，日本鬼子飛機轟炸，把東西都炸光了。你爸爸在重慶沒衣服穿，穿女孩兒的衣服。”

我爸沒能拿到高中畢業文憑，因為他反對國民黨的軍訓被開除了。他上的是武漢大學附中。他考上武漢大學化學係，四年後畢業時又沒能拿到大學畢業證書，因為大陸易幟，國民政府偏安台灣去了。

年輕時的爸爸是個很有雄心壯誌的人。他注意鍛煉身體，從不打麻將。一有時間就伏案讀書。我出生後，他對我十分鍾愛。我一發燒，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從一間屋子抱到另一間屋子，以為這樣可以讓我退燒。這些都是聽我媽說的。

我對爸爸的第一個印象是他誇獎我。我們剛到北京住在靠近北海公園後門的剪子巷胡同五號。三歲的我無師自通，用小石子在地上寫英文字母，我寫一個，他念一個，我搜索枯腸，傾出所有。他高興的樣子我至今記憶猶新。

當然，我也不會忘記對我媽的第一個人生印象。我四歲時，在南京大學教書的爺爺病倒了，媽媽帶著奶奶，我和大弟弟去南京陪爺爺，二弟弟在媽媽肚子裏。我沒出息的事都讓我媽趕上了。一天夜裏我在床上拉了泡屎，全家都被驚動。奶奶沒一句責備的話，起床為我換床單。媽媽也沒敢罵我，隻是瞪著兩眼，惡狠狠地看著我。那眼光讓我終生難忘。

我從小很有主意。我們住的丹鳳街三十三號不遠有個小學校，我好羨慕那些上學的小孩。就纏著媽媽送我去上學。一大堆孩子圍著個年青的女老師。“她多大了？”老師問，“四歲。”“太小了。”我覺得那些孩子眼睛中充滿了排斥，好像生怕我搶走他們的老師。

南京的生活

南京的生活色調像我們住的灰色二層小樓也是灰蒙蒙的，爺爺的氣管炎一天比一天嚴重。我對他輝煌的一生了解不多。他的父親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前清舉人。他有個哥哥，學問好，從小由哥哥教他讀書。爺爺考上官費留學時，他哥哥哭得死去活來舍不得他離開，他卻頭也不回，登上來接他的轎子，徑直去了。他參加過北伐，是二十九路軍的政治部主任。據說屬於桂係。受過蔣介石總統的接見，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向蔣先生建議經濟改革。蔣先生不感興趣，王顧左右而言他，爺爺就不再說話。

張群曾建議爺爺出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爺爺推辭了。一九四七年時局已經不穩，特意把媽媽送到南京廣慈醫院生我。我對到這個世界不很情願，過了預產期三天還不肯出來，醫生無奈，用產鉗把我給夾了出來。媽媽總說生我最痛，最受罪。我卻給她帶來的麻煩最多。

共產黨炮火隆隆，國軍節節敗退。爺爺帶著全家老少往廣州方麵逃難。全家老少包括爺爺去世哥哥的兩房太太和她們的孩子。共軍占領廣州，我們沒能跑出去。對於共產黨共產共妻的傳聞，爺爺不太相信，說：“也是一個大的政黨，不會吧。”他成為我們家第一個殉難的人。

爺爺身體本來不是很好。爸爸認為爺爺缺乏體育鍛煉。曾對一回家總躺在藤椅上的爺爺進言，動員他加強身體鍛煉。爺爺沒聽勸。他要養活一大家人。除奶奶和爸爸，還有他去世的哥哥留下的兩房太太和她們的九個孩子。眾多的親戚常常走動。他沒有時間鍛煉。盡管教授的薪俸是一個月四百塊現大洋，本該綽綽有餘，但觀音菩薩請羅漢，粥少僧多，很是吃緊。爺爺兼任兩所大學的課，有次，吃完午飯趕著去上課，吐在黃包車上。

江山易幟後，爺爺被送到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十個月。他一直拉肚子，有時屎弄到褲子上需要自己洗。惡劣的夥食，身邊沒有親人照顧，精神上的壓抑……這一切徹底摧垮了他的身體。革大畢業後，爺爺被分配到南京大學教政治經濟學，沒教幾天就病倒了。

他有過響亮的笑聲。“陶校長在逗孫女兒玩。”

上革大時，他趁假期回家給大弟弟買了一個上發條能跑的小人騎摩托車。那時候我們住在剪子巷。

他帶我去買成箱的廣柑坐三輪車回家。那時候我們住在老君堂三十四號。

第一幅圖畫是聽奶奶說的，後兩幅畫麵是我親身經曆的。

爺爺的個子中等偏高，瘦瘦的，眼睛不太不小，厚厚的嘴唇，上唇有些翹，戴付鏡片沒鑲邊的金絲眼鏡，穿著深藍色的長袍。溫和儒雅，不苟言笑。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在南京最後相處的日子裏，他真正是弱不禁風，奶奶讓我和大弟弟離爺爺遠一些，怕我們會不小心把他碰倒。他躺在床上，蓋著厚厚的被子，我悄悄地走到他腳前，我總想和他親近親近，我總想跟他說說話。“洛誦都長這麽大了。”他沒戴眼鏡，看著我欣慰地讚歎。屆時我五歲。奶奶把我輕輕地移開，小聲的說：“讓爺爺睡覺。”

第二天早上，大人告訴我，爺爺去世了，他不會醒來了。我的頭轟地一炸，刹那間我知道爺爺不會再跟我說話了。我跳著腳大哭大嚎，死亡就是你永遠都不會和你愛的人在一起了。

北京老君堂三十四號

爺爺逝世後，奶奶，媽媽帶著我和大弟弟回到北京老君堂三十四號。爸爸沒能給爺爺送殯，他接到噩耗大哭一場。爸爸的工作從編譯局變成中國科學院科學出版社當編輯。三十四號是科學院宿舍，一個典型的嶄新四合院。紅漆大門兩旁座落著兩個不高不矮的石墩。門洞很大，四四方方的，爸爸在門洞裏教我和弟弟練拿大鼎，也叫豎蜻蜓，或倒立。開始時，我兩隻胳膊不是很有力，還戳過一次脖子。爸爸讓我別怕，堅持。

我終於練出一身倒立的工夫，不管是一堵牆，還是一棵樹，我隻要輕輕地助跑兩步，兩手一撐地，身體一翻，兩腳就結結實實地搭上去。

一片壓著一片的灰瓦排成一行行，像整齊的隊伍覆蓋著房頂，堅實的灰色磚牆，紅色的柱子，綠色的門窗。我家住高台階上三間較大的北房，北房的東麵有一間單獨開門的窄窄長長的小屋子。媽媽把外公外婆從安徽接到北京跟我們一起住，外公住那間小屋

東西房先住著大劉姑姑和她媽媽，大劉姑姑嫁個外國人，搬走了。搬進來胡文昆一家。胡文昆是個瘦瘦弱弱的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不知為什麽我們經常打架。大人們相處得還好，媽媽生二弟弟時，夜裏動胎，文昆的媽媽胡奶奶幫助叫的三輪車拉媽媽去醫院。事後，她還問奶奶，爸爸會不會因為沒叫出租汽車怪罪她，奶奶說，我們都感謝她的及時叫車，不然孩子就會生在家裏了。

文昆有一個哥哥和姐姐在上大學，姐姐長得很漂亮，白皮膚，一笑露出顆小小的虎牙。他哥哥總一臉陰鬱，好像老有不祥的事情要發生。文昆的爸爸胡爺爺是基督徒，對人和氣，對小兒子文昆疼愛備至，親自給他剪手指甲。

南邊住著兩戶人家，一家姓蘇。蘇奶奶的兒子是司機，臉上有麻子。另一戶人家姓劉，劉奶奶的兒子叫劉繼凡，1957年當了右派。

院子的地是長方形灰磚鋪成，隻有南麵有塊不大的土地，爸爸種上好多棵西紅柿，我看著西紅柿一天天長大，由青變紅，忍不住摘下來送到嘴裏，我後來再沒嚐到那種新鮮與清香。有天，爸爸用小鐵鏟翻地發現一個小洞，洞口越來越大，底下是水，用石子投進去，深不可測。爸爸趕快讓我們小孩離開，他自己去報告有關部門。

專業人士很快趕來，說這是北京地下水。他們修了管道，在上麵壓了塊圓圓的白石板。大人們又講了許多關於地下水的故事，其中一個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說是北新橋也發現過類似的洞，不過大得多，有石頭台階，人走下去，發現一條石船，有人蹬上船，一去不複返，船自己又跑回來，如是幾次，再無人敢上船。

老君堂胡同裏的房屋大都很齊整，街頭幹淨，當過集市所在地，穿著白色對襟上衣，黑色紮腿褲，頭戴白羊肚手巾的農民，把自家產的農產品，像老玉米、花生、瓜子、糖……擺放一地，任人挑選。奶奶有次和湯太太約好帶我一起去公圓看孔雀，就在集市買了一些五顏六色的糖塊。

湯太太家住在老君堂附近東堂子胡同一個大大的綠門裏。關於湯家的傳說很多。首先湯太太比較胖，她到醫院裏做過去肚子油的手術。其次，她的丈夫湯教授和毛主席是小同鄉，毛先生幹革命時受過湯先生周濟。毛先生成功後，來東堂子胡同看湯先生，讓勤務兵自帶好幾層的飯盒，請湯先生吃。湯家屋頂上趴滿了掛著盒子炮的警衛。不幸的是，湯先生在一次歡慶“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後得了急性盲腸炎去世了。

奶奶和湯太太帶我去中山公園玩，我穿的是一件紫紅色上麵有孔雀羽毛般圖案的長袖連衣裙，那時候中山公園裏有幾隻孔雀，其中一隻看見我開屏了。奶奶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吉利的象征。順便說一句，我出生時，大人還給我取了個號“有慶”。

有次，隨大人們去作客，那個院子住的不是教授就是講師。大人們要去看位錢講師，在座的位太太說：“他不在家，他的房門沒鎖，我帶你們去看看。”這太太著衣隨便，不甚整潔，像個保姆。說話卻甚有氣勢。她引領我們走進錢講師家，一進門，正對麵的雪白牆上高高地懸掛著一幅不大不小的長方形玻璃鏡框，鑲著一封用黃色豎道信紙寫的龍飛鳳舞字體的毛筆信。信的落款：毛澤東。在鏡框左上角上，則貼了錢先生一張小小的標準照。

媽媽特地跟我說：“看，看，這是毛主席的親筆信。”那太太卻對錢先生表示不屑，微微撇著嘴說：“他老寫信給人家，人家就給他回了信。“

俞平伯先生

在離我們三十四號不太遠的一個大黒門裏住的是著名學者、“紅學”專家俞平伯先生。他的女兒，溫柔賢慧的俞阿姨也經常帶她那兩個中葡混血小兒女去北海公園滑冰。兒子叫貝貝，比我大兩歲，女兒叫梅梅，比我大一歲。貝貝從小練鋼琴，梅梅練柔軟體操。我還跟俞阿姨學過一陣英文。貝貝有次淘氣，把鋼琴鍵一個個掰上去，俞阿姨很生氣，拿鞋底子打他，追他滿院子跑。貝貝邊跑邊淚流滿麵。

俞平伯先生當時五十多歲，個子不高，微胖，禿頂，臉長方形有些凹，額頭很鼓，像壽星老。穿長袍，戴眼鏡。從沒見他跟哪個小孩子說過話。我想，他可能有些懼怕小孩子。他走在老君堂街上，有些頑皮的小孩子圍著他叫：“書呆子，書呆子！”有幾次，被我奶奶碰到，上去把小孩子們趕開，俞先生就衝奶奶鞠躬致謝。

俞家的四合院和我們住的三十四號四合院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房屋又高又大，結構複雜。主四合院最好的北屋住的是太婆，俞先生的母親，一位矮矮瘦瘦挺拔的老太太。雖和《紅樓夢》中描寫的賈母外形不同，但衣著氣派舉止看上去就是個貴夫人。南屋和北屋一樣寬大敞亮都要上高台階。裏麵住的是俞先生和夫人。東西廂房住的是俞阿姨和她兩個孩子。梅梅住在東邊，俞阿姨帶貝貝住在西邊。東廂房旁邊有個小跨院，裏麵不住人。冬天，俞阿姨在院裏用自來水潑成一個小冰場，讓我們在上麵玩。

主院的前後還有房舍。前院住著胡祖奇一家。胡媽媽帶著幾個孩子住在一溜兒高大整齊的北房裏，獨享一個院子。聽梅梅說，胡爸爸原是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因病已經去世了。胡祖奇長得很帥，我七八歲時，他已經上高中了。記得我很喜歡和他逗著玩兒，他問我是不是想和人結婚？弄得我極下不來台。胡祖奇後來上了大學，文革時與大家閨秀何永慧結為秦晉之好。永慧大姐的父親是高級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是公認的大美人。胡祖奇有個妹妹後來考上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後分到外交部工作。

印象中的俞家是個歡樂的大觀園。對於傳統的年節非常重視。記得一年春節，俞家買了許多煙花，特地囑咐我請我父母過去觀賞。我把這當成一件大事，生怕爸爸媽媽不去。那天晚上，大家圍成一大圈，看貝貝一個接一個的放，老鼠屎，老頭樂......有的發著藍光在地下一會兒竄到東，一會兒竄到西，有的直衝天空，再爆發成五顏六色的花雨......我得意地看著爸爸，爸爸麵露笑容，我相信他一定感到不虛此行。

有一次，太婆讓我們到她上房壓寶，推牌九玩，小孩子輸了沒關係，贏了會得獎賞。我在梅梅指導下，壓對了寶，居然還贏了七分錢。

大方家胡同幼兒園

我五歲從南京回北京後，和三歲的大弟弟一起被送到大方家胡同幼兒園。我在奶奶的教育下認識了很多字，會背唐詩宋詞。我這輩子第一件虧大發的事情就是上幼兒園。以我當時的智力，上小學綽綽有餘。可小學明文規定，必須年滿七歲才能進。我生日又小，十一月份的，九月開學，我差兩個月，又不得進。最後，弄得我七歲零十個月才跨進小學的大門。

我對幼兒園教的東西有時極不耐煩，比如，一個故事“瑪莎和熊“恨不得講幾十遍。每個小孩子都要講一遍。第一天上課是”瑪莎和熊“，第二天上課還是”瑪莎和熊”，老師真是不厭其煩。即使是這樣，我仍然喜歡去上幼兒圓。

有一天，下瓢潑大雨，大人說別去了。我不聽，帶著弟弟，打著傘，一腳深一腳淺，淌著水往前走。從老君堂胡同到大方家胡同有兩裏多路，我們還都要穿小胡同。到了幼兒園，我傻了眼。平時熱鬧非凡今日空空蕩蕩，隻見到一個姓李的小女孩和收發室的大爺。我不知道小女孩為什麽那麽懂事，她從鍋爐房打來一盆熱水，讓我和弟弟泡了泡腳。

那天，我們無功而返。

有時，上課中途，爸爸來接我和弟弟，帶我們和奶奶去看電影。電影是工作機關組織的，我們看的大部分都是蘇聯動畫片，像“青蛙王子”“一朵小紅花”“白雪公主”什麽的。

上幼兒園的時候，我幹過一次特別出格的事。可能是放假，我閑的沒事，就決心帶大弟弟去找媽媽。媽媽在崇文門女十三中任語文教師。我們家離那兒十幾裏地。我憑著去過一次的記憶，楞帶著弟弟找到學校的大門。

門房大爺看見兩個比地高不了太多的小孩子傻傻地站在那裏，問：“你們找誰呀？”“我們找媽媽。”“你們媽媽是誰呀？“”查全素。”

門房大爺衝裏麵喊兩嗓子：“誰看見查全素了？誰看見查全素了？她的孩子找她。”聽見的人都搖搖頭。大爺又努力地喊了幾嗓子，還是沒人應承。看樣子找不到媽媽了，我帶著弟弟悻悻地回家了。 

沒想到家裏正掀起軒然大波。兩個孩子不見了。媽媽因為坐公共汽車，比我們早到家。大人們看到我們施施然若無其事地進門，先是鬆了一口氣。緊接著就是教育指責。等大人們說夠散去後，媽媽覺得氣猶未消。她順手抄起桌子上一把剪子，衝我比劃比劃，我覺得她這個恐嚇動作又多餘又過份，破壞她自己的形象，對我也不起任何作用。她也許看到我膽大妄為的性格特征覺得不是好兆頭。 

幼兒園老師給我的評語甚佳，除了一條“有時愛獨占玩具”外，其餘都是優點。那時候的老師真是負責任，點點滴滴，對一個孩子觀察得甚為仔細。有一張寫滿密密麻麻評語的優質白紙我保留了很久。所有的優點歸結起來隻有兩個字：“認真”。幹什麽都當回事，幹什麽都一板一眼，不肯含糊。

我覺得自己很重要的一條是關心他人。這是我們家人對我一致的評價，根據是天涼的時候，我怕弟弟凍著，毫不猶豫地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上。我後來具備的犧牲精神也許就是由此的延伸。

考上史家胡同小學  

大方家胡同幼兒園最後給我贈送的一個大禮物，是教給我對小學的選擇。快畢業時，小朋友在一起討論哪個學校好。大家眾口一詞地說：“史家胡同小學最好。”我對有關小學的知識一無所知，看到他們流露眾麵一致的羨慕向往，我在心中暗暗拍板就是它了。我對媽媽說：“我要上史家胡同小學。”媽媽為難地說：“太遠了啊！”

但她拗不過我，隻好帶我去考。發榜那天，媽媽看見黑毛筆寫著我的名字赫然登在高高懸掛的大紅紙上。高興地彎下腰直著胳膊指著大紅榜笑著對我說：“洛誦，你考上了，你考上了！”她的笑是非常甜美可愛的，我的心快樂地像花開了一樣。可能我隻顧欣賞媽媽的笑容，以至我最終也沒找到自己的名字。  

史家胡同小學在燈市東口。爸爸媽媽給我買了月票。我每天要乘坐二路公共汽車，坐兩站，第一站東四，第二站南小街。我拐進南小街走不遠再向東拐進老君堂走小半條胡同才到家。天天如此，對一個七歲多的孩子有些費力。我不覺得辛苦，因為在另一方麵我很省力，一年級到二年級的功課我根本不用學，全都會。班主任溫貞芳老師指定我當班長幫她幹些雜活兒，例如，上下課端送粉筆合，擦黒板。我樂此不疲。  

有次，一個同班男孩打我，我回家將這事告訴爸爸，爸爸馬上在院子裏教我如何一手護著自己，一手出擊。並且告訴我，不要怕，說他上高中時幾個小流氓看他是少爺以為他好欺負，做出架勢想打他，爸爸練過打拳，一點不怕，他把衣服一脫，說：“來吧！”小流氓們反而一轟而散。

此時，正好有媽媽的同事來訪，爸爸沒顧得上過去應酬。事後，害得爸爸被媽媽埋怨：“有人來也不過來打招呼，還在院子裏教女兒打架。”爸爸這一課對我而言卻非常重要，他告訴我，無論我們處在何種地位，我們都不應該被人欺負。   

除去家人，我覺得老師是生命中很親的人，“溫老師，我媽媽又給我生了個小弟弟。”九歲那年，我上二年級，媽媽給我生了第三個弟弟。一大清早，我飛奔到老師跟前，把這個重要的喜訊告訴她。溫老師三十多歲，瘦高個兒，剪著整整齊齊過耳的短發，家裏有兩個孩子和老母親。我們經常去她家玩兒。“溫老師，我們搬家了，我要轉學。

老君堂三十四號要拆遷，爸爸買了東四北大街的房子，這回，我離學校更遠了。媽媽讓我和在東城一中心小學上一年級的大弟弟開了轉學證明，帶我們來到離新家附近的六條小學。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媽媽領著我和大弟弟走進一扇小紅門，沒有傳達室，有人讓我們在院子裏等著。我環顧四周，除了牆還是牆。等半天沒見一個人。“這個學校怎麽這麽小啊。”我悄悄地對媽媽說。沒容媽媽回答，一個的聲音突然吼道：“什麽小不小的，學校都一樣！”順聲望去，是個窄窄身材的瘦小年輕男人，他劈頭蓋臉地把我說了一頓。

我不明白，一個小孩子的一句實話幹嘛惹他發那麽大火。我從來沒見過史家胡同小學的老師這麽對待小孩，我不知所措。他收下弟弟的介紹信，把我的介紹信退還給媽媽。說：“我們不要她。” 

媽媽平靜地對爸爸敘述：“湘誦轉好了，洛誦他們不要。”“為什麽？”爸爸不解。媽媽笑了一下：“她說那個學校小。”他們倆讓我回史家胡同小學繼續上學，他們繼續給我買月票。第二天，我拿著介紹信交還給溫老師，溫老師攔住正好經過的劉副校長，說了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劉副校長說：“那就回來吧，不能讓孩子沒學上。”我高興極了。 

我在史家胡同小學度過了許多快樂的時光。

三年級時溫老師不再教我們。換了曹受珍老師。曹老師很年青，留著兩條不長不短、不粗不細的黑黑的辮子，皮膚沒有溫老師白。夏天的時候她穿一條有很多碎褶的花裙子，很漂亮。

我學會留心別人的衣著來自二年級的一堂美術課。教美術的楊老師，她教我們什麽是圖案，她說圖案一般都是對稱的。我們在底下全神貫注地聽，她叫我的名字：“陶洛誦，你上來一下。”我真不知道楊老師叫我幹什麽，懵懵懂懂站起身，走到講台上，麵對黑板，背衝大家。楊老師和藹地讓我轉過身去，麵向全班同學。她左手摟著我的左肩膀，右手指著我的上衣，說：“大家看，這就是一種圖案。”原來是這麽回事啊。  

媽媽剛剛讓裁縫給我做了一件柔軟的棉襖和兩件嶄新的棉襖罩衣，一件是深綠的圖案，一件是鮮豔的粉紅色打底，上麵是彎彎曲曲黑色的圖案。那天我穿的是粉紅色的。

從小到大，媽媽給我買過做過無數件漂亮的衣裳，有幾次給我格外深刻的印象。一次是王府井的百貨大樓新建成不久，爸爸媽媽帶我和弟弟去玩，爸爸買了兩件滑滑的亮亮的短袖上衣，一件是海藍色，一件是深綠色，穿在爸爸身上，是如此的朝氣蓬勃。給大弟弟買了一身白色帶藍道道的海軍服，還有一頂拖著兩條黑飄帶的海軍帽。大弟弟湘誦是個非常害羞的孩子，他特別不喜歡照相，爸爸抓住他照，他就做鬼臉來表達他的勉為其難。爸爸媽媽給我挑了兩件連衣裙，其中一條淺藍色一朵朵白花的，腰上係有窄窄的腰帶。  

有一次，爸爸對媽媽擅自給我買的皮鞋和風衣表示不滿。嫌太貴了。那雙皮鞋是古銅色的，最奇特的是前腳掌的地方用細細白色的皮子編織成斜格子網狀。爸爸說我長得很快，尤其是腳，一會兒鞋和衣服都穿不下了。媽媽不聽，冬天，怕我滑冰手冷，又給我買了副昂貴的毛絨絨褐色皮手套。   

小時候，大人給什麽穿什麽，稍長大點兒，開始有自己的向往。四年級時，在景山少年宮舉辦的營火晚會上，我看見扮演小白兔的女孩穿著鑲紅邊的白泡泡莎連衣裙羨慕之極，回家就跟媽媽要。媽媽二話沒說，第二天買了紅白兩色泡泡莎，找了個好裁縫立馬給我量體裁衣，沒幾天，我就如願以償。

因為太耀眼，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穿。媽媽看我老不穿，就送給她同事程老師的女兒了。以後我還是不停地要，什麽同班梁麗麗穿的皮涼鞋，別的班女孩穿的裙褲......隻要被我盯上回家就跟媽媽說，她從未拒絕過我一次，從未讓我失望。 

媽媽會織毛衣。我們全家的毛衣都是她織的。我上初中一年級時，開始流行戴毛線帽，媽媽也給我織了一頂上麵紫紅色脖頸綠色的毛線帽，戴在頭上，同學都說好看。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媽媽親自動手，為我剪裁縫製了一條綠白條相間的連衣裙，我覺得沒有一條裙子像這件這麽合身，這是她唯一親手為我做的衣裳，我視為珍寶。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覺得“文革”前的每一天幾乎都是幸福的。畢竟那還是一個正常的人類社會。

饑餓的記憶    

 “文革”前，我成長過程中最壞的事情是趕上三年饑荒。爸爸痛心疾首地說“你們一下子停止不長了！”我那三個弟弟是夠慘的。我小弟弟挨餓時才兩三歲，最後身高一米七八。我兩個大弟弟一七五左右。他們本該長得更高些。我在小學六年級時，是全班最高的。我上中學在班上排個兒第五，定格在一六四上。在現而今普遍減肥艱難的社會裏，我不由得想起大饑荒把我鍛造成為個苗條少女。

五年級暑假，我和鄰居小朋友邱婉梅一起到東安市場找她在那兒工作的媽媽。她們是上海人，在大街上有個鋪麵房。邱媽媽先自己賣上海小吃。奶奶讓我買過她家的紅豆粥，我就和婉梅認識了。婉梅對我說，她媽媽告訴她，姓邱的和姓陶的祖上都是當大官的。她還當我的麵向邱媽媽求證：“媽，是吧？”邱媽媽說：“是。”不久邱媽媽關閉了自己的小賣部到東安市場一家飯館打工。好心腸的邱媽媽看見兩個漂亮可愛的小女孩來找她，對我們說她現在很忙，一會兒可以讓照相館的朋友給我們照張相。我和婉梅手拉著手逛東安市場等著照相。

東安市場位於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大街，市場裏麵有各式各樣的店鋪，吃喝穿戴應有盡有，尤其是工藝品精雕細琢令人目不暇接。我最愛吃糖燒麻雀，每次都要爸爸媽媽給我買。可是和婉梅去的那次怎麽都找不到了。我們終於照上了相，我抱著一隻塑料長頸鹿，她抱著一個洋娃娃。

照片洗出來後，我倆喜歡極了。我比婉梅高大半頭，她清秀瘦小，論年紀齡我們一樣大。我覺得哪兒有點不對勁，女孩子都是以瘦為榮的。我到媽媽屋裏對著黑色大立櫃的穿衣鏡掀起裙子，小肚子圓溜溜的，腰也比以前粗，天，我剛五年級，難道就要開始發胖了嗎？正在我為自己的身材不知所措的時候，一場席卷全中國人民的大饑荒悄悄地來臨了。

食物的潰乏在我身上的作用是明顯的。六年級畢業相我瘦刮刮的小臉上好像隻剩下雙還算有神的大眼睛。全班與董老師在北海公園白塔下麵的合影我站在後排，因為最高，脖子顯得格外長。讓我想起語文書中形容舊社會窮孩子的一句話：“三根筋挑著一個頭”。

六年級的下半年，吃飯做為一個大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以前誰都不會拿吃飯當回事，餓了吃，渴了喝，天經地義。吃飽喝足該幹嘛幹嘛。饑荒來了就不同了。首先副食品商店櫃台上隻有五塊錢一斤的高級糖可以隨便買。什麽都要憑票憑證。買布要布票，買糧要糧票，買油要油票。芝麻醬每人每月二兩，蘋果每人每月半斤……繁瑣之極。

糧票本來也是要的，饑荒來後做了次調整。家庭婦女二十九斤，年紀大的學生三十斤。男人因工作性質評定吃多少。像爸爸這樣的高極知識分子有個特殊的本子，可以買到大馬哈魚、鬆子和高極香煙之類。爸爸不抽煙，媽媽就把煙送朋友。“主要是副食少了。”媽媽哀歎。

星期天，爸爸給我幾十塊錢，讓我到街上轉，耳提麵命：“見到吃的就可以買。像雞什麽的都行。”我從沒拿過這麽多錢，很小心地揣在兜裏，我滿大街走，希望能夠不辱使命。聽奶奶說有次她在街上有個人主動地走過來，壓低聲音神密地問：“你要白果嗎？”那人略略掀起籃子上蓋布的一角，是雞蛋。奶奶問他多少錢一個？那人用手比劃一個八。奶奶覺得八毛錢一個太貴了沒買。回家說起這事，大家覺得無限挽惜。我禱告讓自己碰到類似的人，買回吃的讓大家分享。

我從東走到西，從南走到北，滿目瀟瑟，沒人手上有蓋布的籃子，更不要說雞了。正當我沮喪萬分準備往家走時，忽然看到人們像潮水般向一個小飯館湧去，我急忙跟在後麵，不一會兒形成一條長龍般的隊伍，我前麵一個老太太和一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為誰先到吵起來。

問題是誰都不知道賣什麽東西，隻知道飯館賣的肯定是吃的。一個買到的男人興奮地用雙手捧著幾塊黑乎乎的東西，如獲至寶。原來是用醬油和澱粉熬成的凍子。我謹記爸爸的教誨，隻要是吃的就買，我虔誠地排在那裏等到的是隊伍的潰散。“賣完啦！賣完啦！”店夥計的吆喝聲像在宣佈世界末日的來臨。

我拖著疲乏的腳步，兩手空空地回家。懷著有負重托的慚愧，從兜裏掏出錢還給爸爸：“什麽都沒買著。”“沒買著就算了。”爸爸的口氣沒有失望隻有安慰。

爸爸決定帶我們生產自救。在院子裏種南瓜和扁豆，用自家的糞便當肥料。夏天，媽媽的同事一位藤阿姨來訪，坐在大圓石桌旁，嫌臭，不由用手捂著鼻子。爸爸不顧一切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我們收獲了一個個碩大的南瓜。不僅吃瓜，嫩的葉莖也舍不得丟到，弄熟吃。以至於以後我養成習慣吃南瓜莖。饑荒過去了，我還以為要吃。爸爸對我說：“有好的東西，就不用吃這個了。”

有兩次趕上天上掉餡餅。一次是老家在武清縣的舅媽送給我一個大窩頭。我從小不吃棒子麵，嫌剌嗓子痛。那次我一口氣吃下去，夜裏肚子發脹要上廁所。

還一次是爸爸在編譯局的老同事王鬆山攜太太從蘇聯來旅遊。王先生是中蘇混血兒，幾年前去了蘇聯。那天我心血來潮，跑到九爺府裏的科學出版社找爸爸，爸爸先帶我到食堂吃了碗不見一滴油的水煮茄子，說要去看王鬆山先生，並囑咐我別亂講話。

我隨爸爸來到一家旅館，見過王先生和他金黃頭發藍眼睛的太太，寒喧過後，他們拿出許多吃的招待我們。麵包、黃油、火腿、香腸……豐盛之極。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在發光，也許像賣火柴的小女孩看到天堂。我不再聽大人說什麽，全神貫注享受這突如其來的美餐。不一會兒就飽了。趁王先生和太太不在的空當兒，爸爸碰碰我讓我接著吃，我說：“飽了。”“再吃一片。”我領會他的用意，像駱駝一樣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我又往嘴裏塞了一大片香腸，結果在回家的路上吐了。

中為年輕時的陶洛誦

 外公去世

我的外公查煥然（實際上我們安徽管外公叫家爹，外婆叫家媽奶）是安徽省舒城縣中梅河鎮人。他是家中的獨子。太外公是個地主，聽媽媽說是很省吃儉用的。從私塾到大學畢業時已二十七歲，早與外婆成親。太外公怕他離家出走，就讓他吸鴉片煙。太外公去世後他自然而然繼承地主的身份和頭銜。

一九五五年，媽媽挺著大肚子，肚子裏住著我第三個弟弟，領著我去老君堂派出所，聽見媽媽與民警的談話是這樣的：“同誌，我的爸爸是地主，可不可以到北京來？”“隻要當地政府不反對就行。”那次的談話給我兩個印象，一地主是另類。二我媽有意欺騙我爸。

外公外婆共生過七個孩子，存活的隻有媽媽和老舅。因為農村醫療條件差，其他的都病死了。媽媽經常自豪地說她是自然淘汰的結果，譬如她得過黃膽性肝炎，不醫自癒。她一生為鼻竇炎所累，開過十一次刀割鼻息肉，嗅覺不靈。

我記事起，老舅一直跟我們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二歲，他十六歲時跑到山西大同學了電工手藝，在發電廠當了一名電工。爸爸後來幾次向我發泄對媽媽的不滿。說媽媽跟他說外公外婆去山西找舅舅，到北京就不走了。我想起媽媽和民警的談話，她實際是的打著讓外公外婆長住北京的。我當然不會去向爸爸印證。

 外公外婆來北京後，科學院宿舍老君堂三十四號要拆遷。給我們家的新宿舍在朝陽區大紅門，爸爸不喜歡住集體宿舍，決定買房。他和媽媽看了幾處房子，決定買下我們後來住的二八六號。媽媽說挑中這所房子的原因是八間北房夠大家住，二是院子比較大。

外公外婆帶著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毛伢住在靠院門最外麵兩間。全家相安無事，幸福地活著。

我小學五年級時，我感到自己肚子有些胖，正擔心著，不知道怎麽開始的，吃飯成了大問題，我的肚子越來越癟，四肢越來越瘦，小學畢業照，我瘦成“大眼燈”。（現在想，那時真是最佳的被迫減肥方式——餓！）

外公個子高大，頂不住，率先倒下了，不久就去世了。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級，放學回來，聽到消息，不由自主傷心地哭起來。媽媽看到我哭，好像很意外，低低地自言自語道：“洛誦哭了唉！”輪到我感到奇怪，外公是我的親人，生離死別，我為什麽不該哭呢？

後來才知道，我小的時候大概三年級吧，我回家敲打大門，外公開門晚了。我居然罵了他一聲：“老地主！”我早就忘了。

外公臨去世前，我到他的床前探望，拿了個小板凳坐在他身邊，他躺在床上拚盡全力對我說：“你的脾氣要改。”我不知就裏，隻是哭著一個勁兒地點頭。外公感到很安慰。

安息吧，爸爸

我從小嬌生慣養，非常任性，口不擇言。爸爸看在眼裏，急在心上。小時候，他給我和弟弟講故事“有人吐出來的是玫瑰花，有人吐出來的是癩蛤蟆。”

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全國幾百萬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右傾。爸爸對我性格上的擔心又憑添了一份政治上的深深憂慮。他把管住自己和家人的嘴當做第一件大事來抓。不幸的是爸爸還是失敗了！是人皆知，嘴除了吃飯就要說話。不讓人說話豈不是像不讓人大小便嗎？

文革伊始，在女十三中教語文的母親因為說了：“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被紅衛兵打得死去活來。我因為反對“文化大革命”被抓進監獄關了八百三十三天半。

2013年爸爸在澳洲悉尼去世，走完了他八十八歲的人生旅程，爸爸的故事很多，有機會還要繼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