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 父親從哪裏來

人們都知道我的母親茹誌鵑，而我的父親王嘯平卻極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從來對父親是不了解的。小時候，我常常為父親感到難為情，覺得他缺乏常識，且不合時宜。比如有鄰家的男孩送我兩條蝌蚪，我很珍貴地放在一個瓶子裏，父親看見卻驚恐地叫道：髒死了！髒死了！從此，鄰家的孩子看見我，就叫“髒死了”。

他的口音還很古怪，是一種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話，可一旦要他真正說福建話，他卻又不會說了，他不會說也不會聽上海話，這也使我為他並為我自己感到自卑，覺得因此我們都被排斥於正常人群之外了。父親離休以後，偶爾也寫一些回憶過去的短文，比如當他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在南洋與鬱達夫、任光等人的接觸；還有關於他童年的生活與變遷。

我漸漸地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膠廠的經理，因為與廠主意見不合辭職而家道中落，父親便從少爺變成了學徒。我還漸漸地知道，父親是在“五四”養育的一代啟蒙者影響之下覺醒的青年，後來走上了歸國的道路。

父親在這些年裏，先後還寫作有兩部自傳體長篇，前一部叫做《南洋悲歌》，後一部叫做《客自南洋來》。前一部寫的是他在南洋參加救亡運動的故事；後一部寫的則是他來到新四軍根據地參加革命的經曆。在這一部書裏，我又一次領會到我童年時所感覺到的父親的不合時宜。然而，在我已是一個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親的不合時宜，卻包含有一種沉重的悲喜劇色彩。

我仿佛看見一個純潔積極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與一個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這個巨大人群與青年格格不入，猶如銅牆鐵壁。而青年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這樣一個痛苦的融合，則是因為這人群負著苦難中國的希望，負著使中國得救於是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這人群在浴血奮戰，他們必須將戰鬥者的思想與情感作一次徹底的簡化，好輕裝上陣；這人群還來自於一個幾千年的陳舊的中國，陰影籠罩在他們的頭頂，在那個萬眾一心向著敵人的炮火的日子裏，若要前進，就隻有加入這人群，築起血肉的長城。這是那一個時代裏，一名熱血青年別無選擇的道路。

我看見父親做一名青年的時候，是如何克服著他的性情，去適應一個人事複雜且紀律嚴格的環境；他的交響曲式的革命圖畫在現實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國這一個夢寐以求的回歸之地，是如何真實地開拓他的痛苦與感動的經驗。

小時候，我聽父親的老戰友戲謔地叫他作“馬來哨”，我不明白是什麽意思。父親走到哪裏，總會留下一些笑話與別稱，我從不深究。現在，我從父親的書裏知道了“馬來哨”的來由。原來是他上崗時忘了給槍上子彈，人們便這樣叫他了。我想象年輕的父親扛了一杆沒有子彈的槍，神情莊嚴地在深夜裏站崗的情景，心裏總覺著好笑，卻又有一種感動。

由此我想起父親的許多別樣的笑話，關於這些，父親曾經任職導演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調皮的演員們，經過收集加工，載入了人藝的口頭文學大係。我還想起父親另一些不合時宜的言論，“文革”中，他有一天說：開大會時，先唱“國際歌”：“從來沒有什麽救世主”，然後唱“東方紅”：“他是人民大救星”，這是多麽矛盾的事情啊！父親的思路總是與這個社會裏大多數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來客。

我過去從沒有認真地去想，父親走到我們這條道路上來的困難。以前也聽父親說過他到達根據地所目睹的第一個場麵，便是槍斃逃兵。父親非常震驚：一旦投身於革命，除去戰鬥與逃跑，就再沒有第三條路了。我過去沒有認真地想象過這個幾乎類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為我過去也認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條道路的。而如今我也會驚異：一個人是如何會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選擇麵前，這是一種什麽樣的命運呢？

我想象著父親乘著輪船，越過茫茫太平洋，船離碼頭時，千萬條彩帶紛紛飄落的景象。這是我十六歲那年離家去插隊之前，父親告訴我的，使我增添了豪邁的激情。而我很少知道，父親離家之後經曆了什麽。由於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麽，交談也常常被鹽鹹茶淡的瑣細淹沒，於是，最近處的人有時倒會成為最隔膜的人。

父親的書，為我找到了一個了解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這是猶如尋根一樣的好奇。就是說，繼“我從哪裏來”的問題之後，我又有了“父親從哪裏來”的問題。“客自南洋來”的這個“客”字，總覺用得不妥。因我父親早已不再是個“客”了，他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起，經曆了日本投降，全國解放，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有他年輕調皮的同事開玩笑說：王導，你回來得太早啦，應當晚幾十年回來，行情就走俏了。父親對於這種問題總是認真地回答：那時候不回來不行，政府在抓我。

不過，父親雖是早回來了幾十年，如今倒還有一點點走俏，那就是當他以他那種怪異的樣子走在街上，有些青年會走上前問：“有外匯券嗎？”我父親就嚴肅地回答：“沒有。”

【摘自王安憶《空間在時間裏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