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在俄羅斯浴室裏訪談，所以我的很多訪談對象都是光著身子的（ZT）

馬強，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研究員。

感謝斯維塔，還有和她一樣善良的人，他們曆經磨難也未脫貧困，但是給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們，讓我感到俄羅斯是一個溫暖的國度。

溫暖的俄羅斯

大家好，我叫馬強。十多年來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俄羅斯進行田野調查，以及做一些關於當代俄羅斯社會文化的研究工作。提到俄羅斯，大家可能既熟悉又陌生。說熟悉，是因為過去的一百年或者是近代以來，我們和這個國家在發展道路和意識形態上有著太多的糾葛。說陌生，是因為我們仿佛從來沒有走近過這個國家，我們對它可能隻是一個感性的符號化的認識，比如說戰鬥民族、蘇聯老大哥、喀秋莎等等。

今天我就想通過我在田野調查過程中三個房東的故事，來為大家講述蘇聯解體後，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之後普通俄羅斯人的生活。

2007年12月，我到了莫斯科，準備在俄羅斯進行田野調查。當時我的導師高丙中教授正在推動中國人類學的海外民族誌研究，把學生派到了世界各地。

他對我們這些第一批到海外的學生有三個要求，第一是要學習和使用當地的語言，第二是要住到當地人的家裏，第三是時間要在一年以上。

當時最讓我焦慮的就是如何找到當地人的家庭，因為在莫斯科那樣大的城市，很難找到一個家庭能接納像我這樣作為研究者的外國男人。

斯維塔：Света 燭光、光明之意

2008年，機緣巧合下我認識了一個中國朋友，我叫他洪哥。我的第一個房東叫斯維塔，洪哥他在斯維塔家住了十年，與斯維塔情同母子，因為有了洪哥的關係，斯維塔欣然地接受了我，這樣我走進了第一個俄羅斯家庭。

斯維塔是個出生在烏克蘭鄉村的女性，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她中學畢業以後從烏克蘭的鄉村到了俄羅斯的大城市沃羅涅日。她做過售貨員，賣過冰糕，最後在州政府的車隊工作一直到退休。

她雖然這麽漂亮，但是當時她的生活負擔非常重，因為要照顧生病的二哥，她一輩子沒有婚嫁。1988年是斯維塔最幸運的一年，因為那一年，經過漫長的排隊和等待，她獲得了政府分配給她的一套兩居室住房，還有郊區一塊600平方米的土地。

在俄羅斯，這600平方米的土地叫做達恰，達恰這個詞在俄語裏是贈與、給予的意思。在沙皇時代達恰是賜予貴族休閑的地方，到了蘇聯的前期它成了分配給領導幹部的福利。赫魯曉夫時代，它成了普通人可以擁有的一塊土地。當時赫魯曉夫是想讓大家把這個土地用作農用地，以解決當時的糧食危機，但後來人們都在達恰上蓋了小的別墅、木屋，這裏也成為了人們的休閑地。

▲ 俄羅斯人在達恰度假

俄羅斯的勞動者有一個月的帶薪休假，他們一般把它安排在溫暖的七月到八月。這些人有的會去國外旅遊，有的是去國內的名勝地度假，但即使是沒有錢去旅遊度假的窮人，也可以去自己的達恰度假。

▲ 俄羅斯老人們在去往達恰的路上

我的訪談對象中很多都說童年中最美好的經曆，都是在達恰裏度過的。

當然對於很多老人來說，達恰是他們的養老地。這些老人很多都是從農村出來的，在達恰裏居住，有著他們自己的鄉愁，甚至很多人選擇在達恰裏終老。

斯維塔所在的別墅區曾經出現過老人在達恰裏去世，幾天以後才被發現。斯維塔對我說過，這些白發老人就像神的蒲公英，風輕輕一吹，便四處飄散了。

還有一批人，達恰對於他們而言是菜園，是他們的經濟來源。斯維塔在蘇聯解體前後的經濟危機中過得很困難，她曾經跟我說過，打開冰箱的時候甚至沒有什麽食物。她想到過挨餓，但是正是有了菜園，她可以刨點土豆，種點蔬菜，采點野果，生活還可以過得下去。

▲ 達恰是窮人的菜園

即使到了2009年，斯維塔的退休金也隻有4000盧布，當時盧布和人民幣的比價大概是3：1，也就是說隻有1000多人民幣，而刨除了水電費、物業費、煤氣費，她隻剩下2000盧布。

這2000盧布是很難生活下去的，所以達恰出產的這些蔬菜水果負擔了她很多的食物支出。當然很多人也在達恰裏種菜，因為他們認為達恰裏的蔬菜是有機的、綠色的，他們甚至要自己醃酸黃瓜，自己釀酒，自己榨果汁，自己熬果醬。

一百年來俄羅斯經曆了非常大的社會變遷，比如說十月革命，比如說蘇維埃時代的工業化，以及蘇聯解體後的私有化。這些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量的農民到了城市，他們從農民變成了工人，變成了市民。

▲ 去往達恰度假的俄羅斯人

但是正是因為有了達恰這樣的一個空間存在，仿佛有一個逆城市化的過程，很多城裏人定期或長期地從城市到鄉村，他們有一段時間可以逃離城市的生活，去郊區享受自然，與土地親近。

剛住到斯維塔家的時候她很悲傷，因為她的大哥朱拉剛剛去世，每次去菜園的時候她都跟我念叨說，去年這個時候還是朱拉幫我翻的地，今年他人就沒了。

直到有一天，是朱拉去世的第40天，從來不去教堂的斯維塔領著我去了教堂。她說，按照東正教的禮儀，人去世40天的時候是他靈魂升入天堂的時候，是最後的告別。

斯維塔跟她的二哥最為要好，她一直照顧她的二哥到去世。她的菜園裏有塊地方，從來不種別的東西，隻種鬱金香。她本身不是一個愛花之人，但是等到鮮花盛開的時候，她一定要采下這些鮮花送給她的二哥。

她二哥的墓地在這個城市西南郊的一片鬆林裏，墓地旁邊有一個小長凳。送花的那天我和她在這個長凳上坐了很久，她對我說，她死後也想埋到這裏，也想要二哥墓前這樣的長青草。她想在墓碑上刻上中國字，這樣她的中國孩子們再去看她的時候，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

 

微拉：Вера 信仰之意

我的第二任房東叫微拉，她是斯維塔的好朋友，住在達恰區山下的村莊。微拉在上世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嫁到這個村子，後來生了孩子，當時城裏的工廠倒閉了，她沒了工作，為了家庭的生計，微拉一家決定養奶牛。

她家養奶牛的條件非常好，門前就是一大片的草場，草場的草夏天都有半人多高，非常豐美，還有一條清澈的小河。當時微拉養了三頭奶牛。

養奶牛是非常重的體力活，用微拉的話講，她從早到晚腳不沾地，她可以一手拎著30公升的奶桶在草場上飛奔。俄羅斯的民俗學家曾經跟我說過，其實在俄羅斯，熊並不是俄羅斯民族的象征性動物，奶牛才是，而且是女性的象征。

我測算過，微拉家的一頭奶牛，她賣牛奶賺的錢與城裏的工薪階層賺的錢差不多。正是微拉養奶牛賺的錢，幫她渡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歲月，也幫她家裏建了房子，撫養她的孩子長大成人。

等我到微拉家的時候，她家隻剩一頭奶牛了，她在城裏找了一份工作，她說這樣她退休的時候退休金會多一些。現在鄉村裏很少有人去微拉家買牛奶，因為大家都去商店裏買，商店裏的牛奶又便宜，保質期又長。

▲ 傳統俄羅斯人儲存和製作奶製品的器皿及工具 

微拉的丈夫叫彼得洛維奇，是個很有趣的俄羅斯男人。彼得洛維奇是個退休的警察，在他的嘴裏他自己是一個特別聰明的人。他的聰明勁在於，他可以不用費什麽代價就能得到他想得到的東西。比如說他想建房子，缺木材，他就到鐵路旁邊的森林裏偷偷去采木頭，或者去扒鐵路路基上的石塊。他想給他家的奶牛找到最好的草料、食材，他就去偷國營農場的甜菜，去掰他們的玉米。

聊到這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從來不用“偷”這個字，而是用“拿”。他曾經嚴格地區分過這兩個詞的概念，他說拿個人的財物據為己有才叫偷竊，而拿國家的東西給自己就叫拿，因為整個國家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每個人都有一份，而且國家那麽大，我拿自己的一份，有什麽了不起的。

以前我以為隻是彼得洛維奇一個人這麽想，但後來我發現我錯了。一個夏日的午後，康麥因剛剛收割完國營農場上的一片麥子，麥秸還沒有經過處理，我就看見這個村的農民們從四麵八方趕著馬車，開著拖拉機蜂擁而來，不到半個小時，這片麥秸什麽都沒有了。

彼得洛維奇跟我說過，這是他們在集體農莊時代養成的可以無限攫取集體東西的一種思維慣式；還有就是在蘇聯解體後，沒有嚴格的法律約束的條件下進行了私有化，人們可以無限地攫取國家的財富。

這些漫畫就諷刺這個現象。而且有個規律，越有權力的人攫取國家的財富越多，所以現在俄羅斯的經濟模式是一種權力和資本相結合的模式。這種模式會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大量新俄羅斯人的產生，這些人的人數占俄羅斯人口比例非常少，但是他們卻占據了大量的國家財富，形成了所謂的寡頭經濟。

後來俄羅斯政府嚴厲地打擊這種寡頭經濟，但是就在2018年，根據統計，1%的俄羅斯最富的人占有的國家財富達到了57%，比世界其他國家都要高。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這種社會結構：一小撮非常有錢的人和一大堆沒有錢的貧民。

社會學家告訴我們，這樣的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是有社會風險的。但是在我看來，最大的風險還在於，大量的俄羅斯人都像彼得洛維奇一樣，是沒有公民精神的，是沒有公共道德的，所謂這個國家處於一種道德的失範。

當然俄羅斯也在積極地尋找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他們找到了一個藥方，就是信仰的回歸。微拉在俄語裏就是信仰的意思，人如其名，微拉本身是一個非常虔誠的東正教徒。

我到微拉家的第二天正是東正教非常重要的節日，叫聖三主日。這個日子在民間是潔淨、去除汙穢的意涵。那天在教堂的門口和屋子裏，都要用白樺樹葉來裝扮，地上要鋪上青草，因為這個節日是非常盛大的。我記得那天的禮拜一共持續了6個小時，從早上八點到下午兩點。

微拉的信仰是源自她的母親季娜。季娜是個非常善良的集體農莊的莊員，她住在微拉家的時候對我非常好，每天晚上都要給我端一杯熱氣騰騰的牛奶，而當彼得洛維奇每次溜溜達達地去拿東西的時候，季娜都會默默地禱告說：讓我來承受這份罪惡吧。

季娜在微拉很小的時候就偷偷地請神父給微拉的三姐妹受了洗，因為在季娜看來，沒有洗過禮的孩子很容易受到不潔力量的侵襲，這樣的孩子總會得病，他死後的靈魂也不會升入天堂，這是萬萬不能的。

後來我采訪過很多的人，很多在蘇維埃時代生活和出生的人，實際都是受過洗的。他們告訴我，即使在無神化運動最為激烈的年代，普通的俄羅斯人家庭還會有聖像角，人們遇到了難事，遇到了疾病，發生了人生大事的時候，還會向聖像祈禱。

▲ 聖像角

戈爾巴喬夫改革以後，俄羅斯人或者是當時的蘇聯人有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我所在的黑土區鄉村，用當地人的話講，教堂像雨後的蘑菇一樣紛紛長了出來。

但是教堂的重建並不等於信仰的重建，經過了無神論教育，經過了世俗化，現在很多人的宗教信仰的虔誠度已經不如革命之前的那些俄羅斯農民了。很多人告訴我，他們去教堂隻是為了獲得內心的寧靜，讓自己的心靈更輕鬆些。

那次禮拜的最後一個儀式，就是向神父告解。微拉藏在神父大大的袖袍之下，跟神父告解了很長時間，等到神父的袍袖張開的一刹那，我看到微拉淚流滿麵，也許那個時候，平時生活的種種壓力可能就消解了吧。

娜塔莎：Наташа 美好之意

我的第三個房東叫娜塔莎，她住在離城市比較遠的鄉村，娜塔莎在俄語裏是美好的意思。娜塔莎的丈夫瓦洛佳是一個木雕師，娜塔莎本人是個彩繪師，她在木雕上畫有俄羅斯風格的花紋。

▲ 娜塔莎夫婦的作品

娜塔莎的兒子阿列克子承父業也學習做木雕，她的女兒阿克桑娜和她學習彩繪，所以他們家裏有一個小作坊。

▲ 娜塔莎的兒子阿列克

娜塔莎說過去木雕訂單多的時候，他們要幾個月都在這個作坊裏勞作，所以他們從事的是關於木的藝術。俄羅斯民族起源於森林，所以木文化、森林文化是俄羅斯文化的一個典型的代表。

著名的曆史學家索洛維約夫曾經說過，存在著俄國的“木”和西歐的“石”的對立，也就是說西歐是“石的歐洲”，而東歐是“木的歐洲”。俄羅斯人住在小木屋裏，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工具一般都是木器，即使到現在，每個家庭裏也會保存著這樣的木勺、木碗，這是他們的傳家寶，更是他們對傳統的記憶。

娜塔莎一家過去是在村裏的文化宮工作，教孩子們木雕和彩繪，但在集體農莊解散以後，這個文化宮沒有了經費，慢慢關閉了。娜塔莎夫婦也失去了工作，木雕的訂單也漸漸地減少了。因為與大機器製作的木器工藝品相比，他們手工製作的工藝品性價比不高。

為了維持生計，他們開了一家蒸汽浴室，俄語叫баня。

這個баня實際也是木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因為它一般在一個小木屋子裏，用的燃料也是木材，人們會用白樺樹的枝葉沾上熱水抽打自己，以驅除疾病。

這幾條諺語是我在她家的баня裏抄錄下來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說баня是一個神奇和神聖的地方，因為在баня裏清潔的不僅是自己的身體，還有自己的心靈和靈魂，隻有心靈和靈魂是幹淨的，那麽這個人才是神聖的，這個地方才是神聖的地方。

баня的門口有樹神守衛。

баня裏頭有баня神，就是在美女旁邊的這個老爺爺，他住在баня裏。很多沒有出嫁的姑娘在新年前夜都要到баня裏聚會，她們可以通過鏡子看到自己未來丈夫的樣子。

所以說無論是樹神、баня神，還是算命占卜，它們並不是東正教的信仰，而是東正教來到俄羅斯之前的多神教的信仰。即使是這麽古老的信仰，在民間還是一直流傳到現在的。

баня也是一個社會交往的空間，娜塔莎家的баня是預約製的，它不是公共浴室，一家人或一夥朋友可以預訂兩到三個小時，在這兩到三個小時之內是不接待別人的。這個時候對於他們而言這就是一個私密的空間，他們可以在這裏洗浴、喝茶、喝酒、聊天，甚至可以燒烤、唱卡拉OK。所以其實很多人家裏都有淋浴，但是他們喜歡在баня裏洗澡，因為這樣就可以和朋友們相聚。

當娜塔莎夫婦忙不過來的時候，我也會經常去當服務員，來幫他們做一些事情。我也自己夾一些私貨，我經常在баня裏訪談，所以我的很多訪談對象都是光著身子的。

娜塔莎所在的村子過去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集體農莊，這個集體農莊消失之後，村子裏再也沒有更多的工作崗位給村子裏的人了，所以年輕人們大多都出走去城市裏打工。

娜塔莎的兩個孩子也都去了城市，阿克桑娜去了城裏的吉他廠工作，她在吉他上畫俄羅斯的花紋。這個工廠在俄羅斯很有特色，在當地是明星企業，所以我們經常能在電視上看到阿克桑娜拿畫圖的樣子，這個時候是娜塔莎夫婦最為驕傲的時候。

阿列克跟著一幫朋友去了沃羅涅日工作，由於他隻是中學畢業，也沒有什麽技術，經濟危機來臨之後對他影響很大，就是工作半個月休息半個月，所以在這半個月中間他沒有地方去，隻能回家和一幫朋友在小酒館裏喝酒，無所事事。

後來阿克桑娜也離婚了，獨自撫養著女兒，她在城裏租的是社會主義時代的集體公寓，因為她在吉他廠的收入也很微薄，很難支付她的開銷，所以說娜塔莎夫婦還要經常去接濟她。

村裏的這些年輕人從農村走向城市，但是他們很難在城市裏紮根，當他們遇到問題，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還是要回來，回到農村，但是農村已經沒有了他們的地方，他們就重整旗鼓再去城市，所以這些年輕人就像候鳥一樣，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來回遷徙。

從娜塔莎家走了以後我就回國了，後來跟她家也沒有太多的聯係，打過幾次電話，娜塔莎告訴我說她要搬走了，她在別的州找到了工作。我現在也不知道阿列克怎麽樣，成沒成家，我也不知道阿克桑娜怎麽樣，可能她的女兒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吧。

在整個俄羅斯鄉村調查的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了一個關鍵詞，就是自由。在蘇聯解體後，人們獲得了流動的自由，可以從城市到鄉村，可以從鄉村到城市，可以從故鄉到他鄉，也可以從祖國到國外。同時他們獲得了生計的自由，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經營自己的生計。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自由，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讓普通的俄羅斯人能挺下來，能活下去，還能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俄羅斯人是勤勞的、堅忍的，以及他們麵對苦難的樂觀。大家都說俄羅斯民族是戰鬥的民族，我想這些品格是戰鬥民族的內核。

我在這三個房東家的經曆還讓我感受到了另外一個關鍵詞，就是傳承。無論是生活習慣，手工技藝，對土地和自然的態度，人生禮儀以及宗教信仰，都在家庭代際中間傳承。

正是因為有了傳承，讓俄羅斯的文化有了曆史感和延續性，無論社會製度怎麽變遷，物質生活怎麽變化，俄羅斯人總有一種獨特的氣質存在和延續，也許這就是他們經常說的“俄羅斯心靈”。

當然在經濟市場化的今天，我還在俄羅斯鄉村看到了一點，是衰落。年輕人大量地從農村走向城市，村子裏就是老人的世界，家家關閉著門窗，互相不往來，就連節日裏一點節日氣息都沒有。

整個鄉村也被卷入了消費的世界，人們不再是生產的單元，而隻是消費的單元。他們獲得東西隻是從商店和市場上獲得，他們過去的那些農業生產、手工生產、木業生產的東西都慢慢地在俄羅斯鄉村消逝了。

2015年的時候，我的第一個房東斯維塔去世了，她走得匆忙，我也沒來得及送別。聽洪哥講，他請微拉按照東正教的禮儀為斯維塔舉行了葬禮，在她去世後的40天也為她舉行了安魂儀式。

2016年的時候我還去俄羅斯進行了田野調查，那年的複活節我跟洪哥相約去給斯維塔掃墓。按照俄羅斯人的禮儀，人去世一年之後要在墓上立墓上碑。這個時候我想起了當年斯維塔對我說的話，我們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中國字，上麵寫著：親愛的媽媽，我們永遠和你在一起。

站在她的墓前我非常感慨，十年前我到俄羅斯的時候，找不到一個能接納我的俄羅斯家庭，而如今我也能以一個家庭成員的身份，按照俄羅斯的禮儀送別我的房東。

感謝斯維塔，還有和她一樣善良的人，他們曆經磨難也未脫貧困，但是給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們，讓我感到俄羅斯是一個溫暖的國度。也感謝大家今天來聆聽我的三個房東的故事，也希望通過她們的故事，能讓大家對俄羅斯多一點點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