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宣武門，有人不再歸來（ZT）

文 | 陸波

從宣武門出去的人，有些，總是不能歸來。

1898年9月28日，押解譚嗣同的囚車通過宣武門。自24日被捕，隻5天的時間，慈禧太後希望速斬“戊戌變法六君子”以儆效尤。這座城門見證了為推進中國走向現代改良的舍命義士譚嗣同最後的身影。隨後的67年，這座城門被逐步拆除：從清末至1930年，清政府、民國政府為修建環城鐵路，方便交通而拆除箭樓、閘樓及甕城，現中國政府1966年拆除城門及圍牆。全套拆除似乎與它的喪失實用性以及成為城市交通障礙相關，拆除就是將它所代表的舊時代與文化徹底鏟除，達到肉體與精神上的消滅。

▲ 下斜街胡同，圖片源自網絡

我在讀董毅的《北平日記》讀到第三卷時才算搞清他家住哪兒，他家住宣武門外西南的下斜街一帶（今依舊為“下斜街胡同”）。1940年，輔仁大學國文係大二學生董毅為了節省住宿費，每天騎車從宣武門外下斜街，穿宣武門門洞，一路直線奔北，過西單、西四至定阜街輔仁大學上課。這一路飛奔他隻消用時20幾分鍾，令人好不驚歎。今人開車走這一趟，20分鍾基本是在紅燈下消磨的。他每天日記裏一半在詛咒壞天氣再有一半讚美好天氣，那個灰蒙蒙的北平古城在好壞天氣的轉換裏閃爍存生。那時候，宣武門連同城門城牆俱在，隻是甕城被政府拆了，成為“火道口”，原來甕城聚集的缸瓦集市被挪移出來，今天“缸瓦市”這一地名即源於此。

有為青年董毅每天要從宣武門進內城，雖然一起北風便讓得他增重黃土二兩，爆土狼煙，西單繁華市井便蠻荒起來，但那時的北京城因為沿城一圈所建的九大城門，倒很像個古城，像個粗糲的緩慢而陳舊的古代社會。如果時至黃昏飲馬護城河，城牆映輝，場麵靜好，恍若迷失於薊國遼京，不知後有元明清。

總有些東西在中國社會會貫穿始終，譬如城牆、城門，子城（內城），羅城（外城），今人以現代觀點察知會嘲笑此乃畫地為牢，自我綁縛，那些隻是走個馬牛驢車嘎嘎悠悠的小農經濟怎適應馬達轟鳴機器奔跑的現代社會？原北京市長彭真曾表達過毛澤東對工業化的感性態度，他說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看去，他老人家大手一揮指著廣闊的天安門廣場說應該看到全是煙囪拔地而起，冒出濃煙！是的，在上世紀50年代的煙囪，要冒出黑煙代表現代化、工業化，象征世界強國。這位偉人向南一指及目力所及，是不是也劃拉到一座破舊滄桑的城門？這就是宣武門，距離紫禁城的距離不超過3公裏。

▲ 董毅時期40年代宣武門

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北京城完成了從古代規製城廓向現代規製大都市的改造。現代規製就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的環線建設，如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攤開的大餅形製，古代規製亦是畫圈，便是宮城、皇城、內城、外城，是以城門串起城牆連成的三個半圈，外城隻有小半圈。這是橫亙明朝、清朝及民國期間的基本格局，時長550餘年。畫圈也是本城的一貫傳統特色。

宮城——就是今天的紫禁城，基本保持明清製式，基本完好，雖然五十年代也曾差點被拆掉一批宮殿，修出一條南北貫通的大路及大公園以供人民群眾跳舞歡娛，好在有陸定一等有見識的人士堅決反對得以保全。

皇城——在紫禁城外不遠的範圍，今天的天安門就是它的南門，南皇城牆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長安街紅牆，浪漫如初，保持完好。北門是地安門，已拆，東西圍牆的位置便是今天的東皇城根大街、西黃城根大街上，不複存在。

內城——基本輪廓便是今天二環路圍繞的一圈，隻是南二環走向原外城的界限。有九座城門連同城牆圈圍，它們便是：朝陽門、崇文門、正陽門、宣武門、阜成門、德勝門、安定門、東直門、西直門，俗稱：“內九”。所謂“九門提督”，還有今天外地遊客常常聽說的“九門小吃”，便指這內城九門。

外城——為明嘉靖年間，為保護天壇和城南密集的人口、繁榮的商業，北京加築外城，開城門7座：西便門、廣寧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東便門，俗稱“外七”。外城隻是向南延伸了8000米，沿著內城南牆向南接出去一塊，就跟衣襟短了又接出去一塊般寒酸。外城蓋得捉襟見肘是因為當時朝廷財力有限，且南城人口聚集密集，修城牆拆遷民房眾多，民怨沸騰。

外城從清末即開始拆除，民國政府，日本占領期間便逐步完全拆除，前幾年恢複了外城一座城門——永定門。今天提及梁思成反對的所謂“拆除北京城”是指內城的拆除，是自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這個階段，最終以德勝門箭樓由拆改修作為終止，當然，所謂終止也是因為幾近拆光了，不剩什麽可拆了。

▲ 北京德勝門風光。東方IC供圖

建設北京的二環路，及地下的環形地鐵（今天的地鐵2號線）均始於上世紀60年代。這是一個漫長的跨越文革期間的過程，最終完全竣工拖到上世紀90年代初，而這也是京城9座內城城門（含甕城及箭樓）及城牆逐步被消滅的過程。今天留存下的所謂“一對半”城門，是指正陽門（前門）及箭樓，德勝門箭樓。正陽門因為建國後一直為北京衛戍區占用，80年代才騰退。德勝門箭樓是恰因其位置避開了開挖地鐵的占地，因不妨礙得以幸免，當然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德勝門箭樓一角也出現過破損有垮塌危險，當時的市政府已經準備把箭樓拆掉，腳手架已搭好，幸虧遭到當時文保人士的反對及呼籲，最終沒有拆成，便順勢用腳手架施工把破損的一角修理好了，才保留下這一珍貴的半個城門。

當年修建地鐵的方式都是要挖開上蓋施工，地鐵沿線的建築一律拆除，而各種房屋建築如果拆遷再重建勢必成本過大，於是規劃建設者瞄準了京城的內城牆，地鐵建於地下，地上建起了二環路。記得金日成90年代初來北京訪問，特意被邀請沿二環觀光，作為現代化建設成果展示給他看，紀錄片裏金日成始終驚得嘴巴不合。九大城門及如同鎖鏈般使之彼此相連的城牆換成了今天二環路，交通大動脈，有時也叫二環路停車場。每天無數車輛壓在原來的城牆基礎上，車主人暢想房貸車貸，現代職場勾心鬥角，遐思遊日本逛歐洲，走出去看看別人古老的城市嘖嘖稱奇，殊不知他們碾壓於腳下的也曾是千年古城的基石，而梁思成等君早已眼不見為淨了。

▲ 曾在北京首都博物館展出的大型紫檀組雕作品《九城宮闕》，再現了正陽門等北京內城九大城門的原貌。東方IC供圖

內城九座城門各有功能，如西直門以從西山往皇城拉水通行水車亦叫“水門”，阜成門是整個冬天京城取暖材料煤炭從門頭溝進京的入口，也叫“煤門”，而宣武門有一大特色就是“死門”，一是城裏死人要從這個門洞抬出城外，往陶然亭義地一帶下葬；二是死囚從這裏押赴法場，執行秋斬。門洞旁原有刑部所立石碑一通，上刻“後悔遲”三大字，警示社會，算是當時的法製教育。因為宣武門外菜市口是清朝的執行刑場，死囚出宣武門，過斷魂橋（護城河上的吊橋），就基本上接近人生終點了，據說，好多死囚出來宣武門便已經魂飛魄散，幾近死人。

當然城門共同的功能是守城、通行。內城南門有三：正中即是正陽門（前麵），東為崇文門，西為宣武門。宣武在崇文門與宣武門的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禮製，兩門一文一武對應，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宣武”兩字的典故來自東漢張衡《東京賦》，他描寫的是當時洛陽城景象。“文德既昭，武節是宣”為其中語。“武節”原本指將帥掌握軍事權力的符節，憑證，在這裏與“文德”對應，延伸為“武德”，說的是：“言文武之教，無處不臨。”（薛綜注），有宣誓國家武力，八麵威風之意。

宣武門最初的緣起是興建於元大都南城垣上的城門——“順城門”，明朝永樂十七年，朱棣要求拆掉元大都城牆和城門，把南城牆繼續向南推移，另外建的新城門並沒有起名字，而是沿用了原“順城門”之名。

正統元年，英宗當朝，重建順城門城樓，增建甕城、箭樓、閘樓，正統四年工程竣工，才另起新名——宣武門。宣武門城門麵闊五間，通寬32.6米，進深三間，深23米。城樓為兩層，連同城台通高33米。重簷歇山頂，灰筒瓦綠琉璃剪邊，飾綠琉璃脊獸。箭樓與正陽門箭樓形狀相似，但尺寸略小，通寬36米；通進深21米，連台通高30米。甕城東西寬75米，南北深83米。東牆辟券門，上建閘樓。雖然“順城門 ”已更名“宣武門”，但在民間通行的叫法還是“順城門”，北京老百姓舌頭卷起兒化音更是訛傳為“順治門”。過了300年清乾隆年間還這麽渾叫，就有官員向上稟報，說老百姓天天嘴巴犯著世祖（順治皇帝）的名諱，甚是可惡，請求聖上給此城門賜額。乾隆很奇怪官員都這麽糊塗，說讓官員們去看看城門上的門額，不是明明鐫刻著“宣武門”嗎？可見元朝“順城門”之名到了清朝依舊深入人心。

▲ 清末宣武門箭樓下飲馬

500餘年壽命的宣武門，沒為這個國家見證什麽提振士氣的輝煌大事。雖說名曰“宣武”，應宣帝國之赫赫武威，但事實上這個門和國家軍事武力沒有關係。明清兩朝都是向北方宣誓武力，即使象征性的大軍北征，皇帝禦駕親征也是走京城北邊的德勝門，德勝門也是大軍得勝還朝皇帝舉行儀式的地方，而宣武門從未獲此殊榮。當然，地理位置使然，皇帝也不能為了個城門名字搞形式主義率眾出南，跑直隸省（河北）轉一圈又不是旅遊。但諷刺的是這個宣武門倒是日本侵略者入侵北京的一個通道，見證了侵略者耀武揚威，宣揚武力。

▲ 1937年日軍從宣武門進京，他們來“宣武”

好事不曾有，迄今難解的世界自然之謎倒是在這裏發生了。天啟六年（1626年），宣武門附近發生過一次驚天大災難，這就是被稱為世界三大謎案之一的“王恭廠大爆炸”，另外兩大謎案為3600多年前發生在古印度的“死丘事件”、1908年 6月30日發生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通古斯大爆炸”，並稱為無法解釋的世界三大自然之謎。

關於本次爆炸，曆史記載五花八門，迄今曆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都不能合理解釋。王恭廠的範圍大致在今天西城區新文化街以南、象來街以北、鬧市口南街以東、民族宮南街以西的永寧胡同與光彩胡同一帶。當時為工部製造、儲存火藥的倉庫。位於宣武門西北500米處。這次爆炸範圍半徑大約750 米，麵積達到2.23平方公裏，已經涵蓋了宣武門。現場慘烈，在這麽小的一個範圍內死了2萬多人，可見當年宣武門一帶人口密集程度。

根據明朝官方的記載，認定性質為王恭廠火藥庫失火引發爆炸。《明史·五行誌》記載：“天啟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地中霹靂聲不絕，火藥自焚，煙塵蔽空，自晝晦冥，凡四五裏。”當時火藥庫建在內城是因為方便管理，怕放在外城火藥被流民偷搶造成隱患。但此次變故之後，火藥工廠便移至西直門外安民廠。

司禮太監劉若愚是這次大災變的目擊者之一，在他所著的《明宮史》一書中，詳盡地記述了這場巨大災變：

“天啟六年（公元 1626 年）五月初六辰時（注：上午 7～9 點），忽大震一聲，烈逾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盡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數丈，煙雲直上，亦如靈芝，滾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飛落鐵渣，如麩如米者，移時方止。自宣武門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死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惟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箔焚然，其餘了無焚毀。凡死者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

還有說：“石駙馬大街有大石獅子，重五千斤，數百人移之不動。從空飛去順承門外……”。（載於《明季北略》）石獅子飛出宣武門算是奇觀。

王恭廠距象房較近，大爆炸時，象房倒塌，大象逃逸，上街奔跑，踏傷百姓多人。

這次災難最大的特點是：爆炸。是巨大的爆炸，並沒有發生大火，其爆炸威力程度不符合當時王恭廠軍火庫存儲黑火藥特點，黑火藥燃燒的特點不明顯，且不會有如此大的爆炸力。有記載說“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計六奇《明季北略》）“從西北起，震撼天地。黑雲乘之顛蕩”（文秉《先撥誌始》），說明這場自然力量來自東北或西北，但奔著宣武門方向而去，恰巧這裏有軍火庫，所以王恭廠是不是隻是受害者而不是引發者，始終存疑。

王恭廠離紫禁城太近了，直線距離隻有3公裏，說是紫禁城腳手架上正在為建築施工的工匠亦震落而亡不少，熹宗皇帝朱由校正在用早膳，乾清宮大殿嚴重損壞，一派狼藉，禦座禦案都翻倒在地。侍奉皇帝進早膳的太監皆殉難。而最尊貴的亡者是不滿周歲的皇太子朱慈炅，皇權大統繼承者竟然在宮中被砸死，征兆不祥。

這次詭異的爆炸還有更加奇怪的特點：裸體奇觀。上麵提到“凡死者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皆震褫其衣帽焉。”不管死的活的，身上衣物均被刮去，事後有人報官，說有衣服飄至西山，掛於樹梢，昌平縣校場衣服成堆，器皿、首飾、銀錢俱有。官家派人查驗，果然不虛。

皇帝也隻是22歲青年，這次災變對他打擊很大，當時朝政腐敗，宦官跋扈專權，皇帝不辨忠奸。因此，朝野輿論認為此次大爆炸是“天懟”，是上天對世間景象綱常混亂的警告，熹宗皇帝在驚嚇與焦慮之間寢食難安，不得已下 “罪己詔”一道，檢討自己的德行，表示要“痛加省修”，以求“萬事消弭”。他還下旨從國庫撥出黃金一萬兩以救濟災民。他精神遭到重創，身體竟然虛弱起來，第二年他便因落水生病而服用：“仙藥”身亡，終年23歲。回首天啟大爆炸，似乎更像為明王朝敲起的喪鍾，皇太子直接斃命，皇帝受刺激而亡，皇權交替給熹宗皇帝的弟弟朱由檢，即崇禎皇帝，成為末代明皇。

後世一直將“天啟大爆炸”作為自然未解之謎進行多方研究。1986年，在天啟災變360周年之際，北京的地質學家曾發起過一次研討會，試圖用現代科學知識和手段，對這次災變進行一次廣泛深入的探討，找到合理的原因解釋，結果是科學家們各種說法莫衷一是。歸納為幾種說法：地震說，火藥爆炸說，颶風說，隕星說，大氣靜電說，地球內部熱核高能強爆動力說，隕星反物質與地球物質相逢相滅說等等，各自解釋了某一方麵的某種現象，但都無法解釋這場爆炸出現的“低溫無火”，“蕩盡衣物”等罕見特征。完全超越了人類已知知識範圍，其神秘性尚不能解釋。

不知有無天啟大爆炸的心理暗示，總之宣武門一帶自此籠罩了某種不祥的陰影，有某種血腥之氣。明朝時候京城執行死刑犯的法場在西四牌樓，畢竟是城內血腥遍地太不吉利，所以清朝後，就改拉出宣武門外斬首了。所謂“拉出午門斬首”便是一種“以訛傳訛”的象征性的說法。真在午門殺人，血濺紅牆實在太不吉利了，明朝時隻是在午門“廷杖”，殺人還是拉到柴市（西四），而清朝午門是打仗歸朝慶祝之地，不可能處決死刑犯。

1912年，三十一歲的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員。五月，他航海初抵北京，住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藤花館，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八月任命為教育部僉事。魯迅在京的第一住所離菜市口很近，也離“戊戌君子”譚嗣同曾經的居住地——瀏陽會館很近。

1912年死刑犯怎麽執行，菜市口還是不是京城法場都是疑問。但魯迅在1919年寫作小說《藥》裏麵提及的華老栓找人血饅頭之說，很有可能便是他在第一住所附近的聽聞。1914年，北京政府頒布《懲治盜匪法》，規定“死刑需用槍斃”，其後分別在1924年的《司法公報》、1928年國民政府《暫定刑律》被重申強調。

1932年發布的《六法全書》，再次確立“死刑用槍斃”，槍斃遂成為主要的死刑執行方式。所以1912年到達北京的魯迅，正趕上的是朝代更迭時期，他所居住的菜市口地區是否還發生過砍頭事件並不見詳細記錄。但人血饅頭之事定在市井流傳並非憑空想象，它是指有死刑犯的家屬賄賂儈子手，請他們在將犯人砍頭後將饅頭塞堵頸腔，以減輕血流滿地的方法，同時，民間還相信如此塞堵，可以防止死人陰魂外散，陰魂遊蕩於世不利生者。

▲ 《菜市口1898》，崔小冬、鄔大勇著

今天菜市口十字路口便是當年法場的範圍，它在原宣武門城門南1000米之處，一條大道——宣內大街抵達的第一個大十字路口。大遼時期，這裏是遼國陪都南京安東門外的郊野，金代是中都施仁門裏的丁字街，明朝時是北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場，沿街兩邊全是蔬菜攤檔，而菜市最集中的街口稱為“菜市街”，清代時改稱“菜市口”，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清朝這裏做法場以後，蔬菜生意並未蕭條反而日益紅火。官家執行死犯叫“出紅差”，“出紅差”時商家暫停營業 ，而處決完死刑犯，馬上有人淨水掃街，黃土掩埋血水，收拾停當，各家買賣重新開張。碧血丹心映菜花，觀瞧完殺人的看客也就變成買菜的，繼續人聲鼎沸，吆喝震天，熱氣騰騰的菜場生活重新回歸，仿佛刀光血影不曾發生，猶如大幕重啟，時空落入不相幹的場景之中。

奇怪，菜市口的生意還越殺人越紅火，無人以為諱。這種現象可以視為中國文化特有的靈活方便，此一時彼一時可以瞬間無縫銜接而並不會使人們陷入更深層次的哲學糾纏。所謂原罪、贖罪、罪之根本的思考，以及被視為多餘之物的慈悲關懷，這些均遠離飲食眾俗。這是個喪失了哀痛、憤懣轉而麻木世俗的社會。

在菜市口路口執行砍頭問斬的法場位置並不完全固定，要看當天監斬官的心情好壞，他有權力決定將辦公案台搭在哪裏，就在哪裏問斬。所以監斬官帶儈子手停在哪裏，那裏的商鋪店家就必須配合官家的一切要求。多數執行地選在一家叫“鶴年堂”的藥店前。即今天的菜市口十字路口東北角，東臨鐵門胡同（該胡同今天尚在）。

每每有“紅差”到來，鶴年堂都會被通知：“明日行差，準備酒食，切勿外傳，日後付款。”到了第二天，藥鋪停業，死囚被押到地點先做地獄般等待，監斬官、劊子手們先在鶴年堂吃飽喝足，在鶴年堂門口放好監斬台，午時三刻一到，監斬官朱筆一圈，頃刻間人頭落地，嘎巴利落脆，算是完活。

有一個陰森森的鬼傳說是講，半夜三更會有無頭鬼拍鶴年堂的門板討要刀傷藥。還有一句老北京俗語“鶴年堂前討刀傷藥——死到臨頭”。當然鶴年堂也有好處，監斬官的朱筆是不帶走的，丟給店家。鶴年堂會將朱筆賣出極高價格，買者踴躍，說是鎮鬼避邪的供物。儈子手使用的鬼頭刀被今天的國家博物館收藏，據說有三種規格。

今天菜市口大街是大路通衢，但它的改造代價是拆掉了眾多曆史悠久的胡同，其中最有名的一條胡同叫“丞相胡同”，1965年後叫“菜市口胡同”。據說是因為明朝嘉靖內閣首輔嚴嵩在此居住過而得名，鶴年堂建於嘉靖四年（1525年），傳說店前正匾“鶴年堂”三個大字為嚴嵩親筆，但不是嚴嵩為這個藥店提筆而寫，而是嚴嵩宅邸有一處廳堂叫“鶴年堂”，嚴嵩家被查抄後，這個匾額流落民間。

當然這塊招牌醒目，在明清兩朝，“鶴年堂”就是進入北京城的明顯標誌：過了盧溝橋就是廣安門，過了廣安門繼續北上，看見“鶴年堂”就算進了北京城城根了，因為宣武門近在咫尺。故，宣南一帶在明清兩朝是人來人往的熱鬧地界，不少文化政治名流人在此停留居住。除了嚴嵩，那個反嚴嵩的楊繼盛宅邸在達智橋胡同12號，這裏離宣武門更近，三四百米距離，今天是北京市重點文物“楊椒山祠”。

楊椒山祠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是戊戌變法時“公車上書”發起地點，以康有為、譚嗣同為首的1300多舉子，在這裏聚會，由康有為起草上皇帝書，稱“公車上書”。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過曾國藩、左宗棠、劉光第、蔡元培等；秋謹曾在胡同內的女學堂任教習，李大釗曾在胡同內創辦過《晨鍾報》。譚嗣同故居——瀏陽會館、魯迅故居——紹興會館、康有為故居都在附近。所以說宣武門外菜市口是進入京城的重要聚集地，政治人物文化名流匯聚。

譚嗣同在菜市口法場被斬，而此地距離他的居住地南半截胡同瀏陽會館也就是300米左右。法場有個規矩，三類人被斬圍觀者不可叫好起哄，一是朝廷官員，多少要念及其為朝廷服務的苦勞給他點麵子也是給朝廷的體麵；二是婦人之輩，可能是基於禮教緣故；三是唱戲的不能給叫好，叫了好萬一死鬼聽見了再爬起來返場謝恩該如何是好？

譚嗣同死的應該是悲壯的，但怎麽個悲壯法並無確切記錄。他在獄中寫下的題壁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個沒錯，但有說是他曾仰天長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這個真實性就不知道了。

據譚嗣同武術師父胡七（胡致廷）所寫《譚嗣同就義目擊記》（原載1940年版《新語林》）得知，他與大刀王五組織了十六個武士想劫法場，“指定順治門城窟窿為動手地點”（民間還稱“宣武門”為“順治門”），但無奈那天一路重兵把守他們沒有機會。康廣仁是第一個被砍的，譚嗣同是第五個，“一刀飛去，鮮血汩汩然冒出，腦袋還裝在頸脖上哩”。譚嗣同最後一刻是否用北京話對儈子手說過：趕緊趕緊，麻利兒的。儈子手有沒說過：好漢，二十年後還是條好漢，走你！這或許就是“快哉、快哉”的另一個版本吧。吃儈子手這碗飯精神壓力也大，儈子手也會向藥店買藥鎮靜解壓，也會對被斬者說上幾句他們可以聽到的人世間最後的話語，譬如“早死早托生，托生個好人家吧”。

▲ 譚嗣同故居

宣武門就是這麽個要見證驚心動魄生死兩重天的地方。它也是個低窪之地，仿佛正是為了積鬱那些無明怨恨之氣不得消散。據記載明朝某年連日暴雨這座城門竟然泡在了水裏，大門打不開了，是找來象來街（今仍有地名）象房的大象幫忙把門拉開的。城門南的上斜街胡同下斜街胡同為什麽是彎曲如河流，而不是取直的胡同？因為它們原本就是在河流的河道上。《北平日記》的作者董毅在書中寫道，最發愁下大雨送弟妹進城上學，城門泥水浸泡，泥濘難行，人力車都找不到，找到了也拒載。

▲ 50年代宣武門前15路公交車站50年代宣武門前15路公交車站

低窪泥濘，門洞狹窄，這些都不適應汽車通行。上世紀50年代，行人、自行車、馬車驢車，再加已經開通的15路公交車，城裏城外相互交錯進出，的確，隻有幾米寬的宣武門的門洞不堪擁擠。梁思成先生不忍城門被拆，包括城牆，他書生般地提出，城牆的土方經過幾百年的風雨浸淫堅硬如鐵應該保留。但他提不出來解決城裏40萬人口每天吃喝拉撒各種供應及垃圾清運的運輸辦法，1953年，宣武門城牆被扒開大豁口，內城其他地方也有5處被扒開豁口，修建馬路。1965年推掉城門時剩餘的牆體全部推倒，土方填埋了護城河，牆磚用於當時的人防設施防空洞及挖的菜窖使用了，也就是說這些磚石今天大多掩藏在北京城無數個被廢棄的防空洞及菜窖裏。

▲ 1953年扒開的城牆豁口，一眼看到南教堂

關於拆除古城的爭論已是過眼煙雲，反正一切已經拆除幹淨，討論對與不對又有何必要？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全國上下有著對工業化，改變貧窮落後農業國躋身世界工業強國的強烈熱情，當然看著舊東西不順眼。理由便是：一、古舊的城牆是封建帝王統治的象征，新的社會來臨了，必須毀掉一切舊的製度，而舊的製度的物質載體的象征——城樓、城牆，則必須被取代；二、城牆的存在阻礙了交通；三、城牆的包圍是保守的表現，城牆的封閉，導致北京城的發展不能順利向國際接軌，城牆的存在是束縛北京城發展的一大桎梏。今天回首三大理由，感覺最諷刺的是“阻礙交通”說，因為恰恰是踏在內城“遺址”上的二環路才是全天候的交通“腸梗阻”。

▲ 北京皇城圈西南老舊胡同，一位居民從被拆的房屋邊經過。CFP供圖

“忘記曆史意味著背叛”，所以要正確看待“曆史健忘症”。我們願不願意做沒有根基飄過浮生幾十載，為衣食瑣碎競折腰毫無作為的一代人？值得深思。

據說宮城北門“地安門”將複建，與“天安門”遙相呼應。這是繼外城南門“永定門”複建後古城恢複計劃中的一環，如果包括宣武門在內的內城城門逐一恢複更是好事。因為今天先進的設計建設水平完全可以變通解決所謂“阻礙交通”這等小事，會在偏移原址一些距離的地方另行複建。如果城門複建，複建的將是一個城市的曆史，一個城市的文明與驕傲。

北京城曾經擁有的城牆與城門，其外觀雖然不符合現代審美，與玻璃幕牆格格不入，但它就是那個樣子，是我們的輩輩祖先用歲月與智慧揉搓出來的東西，說它蠢笨也好，說它莊嚴也好，都無法改變它們作為一種文明印記的地位。西方人有“廣場文化”，我們有“城文化”，用不著升華到市民文化與帝王文化，民主製度與封建專製的層麵上去批判，去自我貶低。

對於曾經發生的曆史而言，這僅僅是彼此各異，無高低之別的客觀存在。北京的城門是這個城市珍貴的文明財富，是一種莊嚴而挺拔的標誌，一種精神象征。它們不應該成為中華五千年來的文明犧牲品，我們可以一指城門說，曆史就在那裏，就足夠了。

▲ 北京，正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