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帥：電影越娛樂，現實越殘忍

 

第69屆柏林電影節閉幕，王景春、詠梅憑借《地久天長》斬獲影帝影後兩座銀熊。這部電影由中國導演王小帥執導，是“家園三部曲”的首部作品。影片用三個小時鋪設了一幅跨度三十年的中國社會畫卷。從知青返城到計劃生育、下崗大潮……被時代裹挾的個人命運與家庭變遷牽動著兩代人的記憶。

 

在導演王小帥眼中，“這已經不是電影，這就是生活。”這與他在2012年接受本刊采訪時的態度是一致的。麵對“現實世界已經夠殘酷了，為什麽電影不像春晚一樣娛樂著嬉笑怒罵”的意見，王小帥的回答是，“藝術越這樣，現實越殘忍。”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2期）

 

三線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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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來順受”是王小帥形容自己童年性格的詞。與強調個體矛盾的當代親子關係不同，那是一個共性強烈的時代，而想要脫穎是所有人想象之外的事情。王小帥的父親曾在上海戲劇學院任教，1966年上海光學儀器廠要組織800人去貴陽組建新工廠，王小帥的母親從哈工大畢業後分配在廠工作，自然是要去的，而父親則放棄了教職，選擇陪同妻子孩子全家一起去貴陽建廠。王小帥1966年1月出生，5個月大就跟著父母來到了貴陽。

 

父親在兒時還談不上對他有多麽大的方向性的指引，那個年代的家長尚無特別清醒特別有目的性，對孩子大部分采取放養的方式。孩子偶爾能感受到，即使在大人身上也充滿了不可抗的逆來順受。從1964到1978年，以戰備為主導思想，在廣大三線地區建設工業，把大城市人口向外移動，是整個國家的生產和經濟形態。學校和家長都在封閉的山區軍工廠小環境裏，“別說孩子，大人的自我意識都完成得很晚”。家長忙於工作，而學校又是放鬆的，隻要做完作業就可以玩耍，未來的目標並不明確。傳統的教育方式，該打則打，該罵即罵，做完作業就去玩。這不是獨苗時代的孩子。他父親的引導也很直觀，“你要是學會畫畫，至少不會撿垃圾”——他們家門口就有撿垃圾的。

 

於是王小帥和父親學起畫畫。“孩子都是喜歡玩的，畫畫更像遊戲，你在幼兒園說一句畫畫了，孩子們就會撲過來，塗鴉更像一種好玩的天性的東西。”但是王小帥還是更想和小朋友出去玩。“孩子都這樣，隻要有的玩，就不想畫。”對於畫畫反而是一些對於外部記憶的細節，“哪些有安全感，就會記得特別清楚。”比如坐在父親腿上夜裏偷偷用蠟燭看莫奈的《日出》，“那麽簡潔的線條，寥寥幾筆，就把朦朧的感覺畫出來了”。同樣是學習美術，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父子之間的交流上。“我父親對我說，學會畫畫就可以自己給自己上班了。”

 

導演王小帥

父親的浪漫想象是脫離集體，給孩子的未來更多自由。問題是誰也沒有想象力能夠預知未來。和他們一起去的上海人家，有一家讓孩子拉小提琴，“把琴蒙著不出聲音地拉”。但孩子終究是孩子，王小帥羨慕可以盡情玩的夥伴們。“會有一種壓抑感，不快樂了，被壓抑了天性。”老生常談的是父母“壓一壓逼一逼，長大就知道是為你好。現在這個社會更強調競爭”。“父親讓我學的，是那個時代被忽略的，個人的小手藝。大家都上技校、考高中、接父母的班這樣的常規思維。”

常規思維裏生活著那個環境裏的大多數。那個時代的人對於培養教育的理解也和現在不同，和他一起的上海家庭的孩子們，命運迥異。像他15歲就考學離開的是少數，有花了10年時間才徹底回到上海，並把戶口都落在上海的，也有父母回到上海，兒女留在貴陽當地廠裏工作的，他們甚至保留說上海話的習慣，隻是也說的不是上海人現在的語言了。“我從小受影響，等到中國社會開放，經濟發展形成地區差異，我們才明白，自己本應該屬於生活好的範疇。孩子一有這個意識，就和大人一樣有疑問了。”

電影《地久天長》海報

自我意識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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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美術老師就是父親，但父親隻是喜歡，知道找教材找方法教，自己並不擅長。“孩子對抗是很弱的。這麽小，你難受一下，嘟個嘴抗拒不了。我每次繪畫過程都是逃避、反感，想要草草完成任務，父親不在就偷偷懶。”這個遊戲樣式的教學直到12歲才有了明確的目標。“大人成熟得很晚，他們那時看到1978年中央美術學院附中招生的通知。”同時王小帥自己也有了目的性：“到了12歲以後，孩子的天分開始顯現。有的人數學好，有的人文學才能和感知能力更強，我也知道了自己這方麵更好一點。”

雖然有著逃離大眾生活的希望，但父親設定的方向並不是興趣愛好。王小帥說，父親這樣的培養是希望他能擁有自由和獨立。“他自己在眾多職業裏選擇過，他是個有藝術情懷的人。藝術門類很敏感，數理化很弱勢。他給自己找了個逃避數理化的方式，當演員。但進入演員行業，你又進入另一種束縛，是意識形態的。”讓孩子學習美術是父親的“靈光一現”，甚至不用溝通，比演員擁有更大的自我空間。

“小時候說畫，都撲上來。但不是真正審美角度的，喜歡達·芬奇那種感覺。”王小帥承認，“數理化確實是我們家族的傳統弱項。”而且畫畫也確實比做功課、背單詞有意思。“我從一個很基礎的玩的心態裏走了出來，也覺得自己對審美方麵確實有一些特長。”“那時代相對單純，在這種封閉區域裏，孩子的自由玩耍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開放。”王小帥說，“我的童年雖然學畫，但還是很快樂。我最大的痛苦是我養的狗被我父親殺了吃了，這是我從少年到現在也無法用電影表現的痛苦。”

 

電影《冬春的日子》劇照

1978年中央美院附中恢複招生，王小帥才12歲。他郵寄了自己的創作和材料過去，但是被招生者拒絕。“到那時候就現實了，人家要求15歲，我從12歲就想去，年齡太小，但是這樣的消息一來一回，你發現對方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你的材料，畫的東西退回來，說年紀很小，值得鼓勵，再接再厲。”孩子自己也有了功利化的轉變。“那個時候沒有出路可言，不能想象除了目前的現狀，你還能爭取到什麽東西。”

 

“我在15歲考上中央美院附中，去北京了，這個消息傳回貴陽，才引起了整個區域的震動。”從貴州最早考上央美附中，此後畢業又考上北京電影學院，王小帥成為很多遷移到三線小城的上海人的話題人物。“從貴陽到武漢都知道我。”他和父親學畫畫來抵禦大環境的另類行為得到了人群和社會的普遍認可，大家知道了，“原來還有別的路可走”。王小帥和父親沒有目標的摸索，也成了後來的榜樣。“後來我們的三線地區才有學畫學音樂的孩子。”王小帥說。

 

成長中的領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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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東西是後來離開貴陽山區之後才想明白。“隻有到了一定程度，考上了附中，你在一個特殊環境了，離開了那個大眾教育的環境。”來到北京的王小帥迅速發現，那種成百上千的大眾教育環境不複存在，也不用再參加各種考試。“你的獨特專業隻有幾十個人，你隻要一畫就顯得很會畫。”他開始真正感激父親想著法讓自己臨摹、寫生並剝奪了很多玩樂時間。“當你發現你很有競爭力，這個方式還是挺好的。所以剝奪了快樂也是有益處。”

 

“你往後走的每一步，都在受童年的影響。”王小帥琢磨更多的是自己為什麽會不斷想回溯青春和童年。“每個時代、環境的人去回顧自己的童年，都會有不一樣的經曆。有的人是爺爺、奶奶帶大的，因為年輕人忙於安身立命，又隻有一個孩子。農村還有留守兒童。其實背後都是時代背景。”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對於大集體還是有領地感的。”王小帥說，“來北京也知道，這裏有軍隊大院的孩子，大院就是一種領地，還有南城的，雖然是集體生活。每個人都會給自己劃歸一片兒，孩子心目中對這個環境有依賴，對那種生活形態有親近感，也是對自己領地的依賴。”有些人成年後將這種領地內的童年視為陰影，甚至逃避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後來的境遇有很大關係，比如你總能看到藝術家說自己年輕時扛過大包，種過地，等他變成成功人士，這種看起來很慘的經曆很容易轉化為財富，但是長大後還是農民，感受就完全不同。”

 

王小帥自己對於過去和童年選擇正視。“當我離開這裏，進入一個陌生環境，我立刻就被邊緣化了。比如我剛來北京的時候。”成長中到達別處，才發現自己是弱勢群體，而此前毫無知覺。在潛意識裏這種被邊緣化的感覺一直影響著他。“孩子總是沒心沒肺的，現在也一樣，捧著iPad就很開心，獨生子女隻要有遊戲玩，也沒有壓抑。”作為從小說著上海話長大的貴陽軍工廠孩子，王小帥也是離開之後才不斷產生疑問：“我到底是哪裏人？父母還保留上海戶口。”他兒時的玩伴還在貴陽當地工作，雖然在家裏和父母講上海話，但在外麵講話又成了貴陽話。“我一直在尋找歸屬感。”

 

回到童年城市總讓他特別有感觸。有一次開車過遵義，看到已經廢棄的三線廠的樓房沒了窗戶玻璃，一個個黑洞像眼睛一樣，王小帥就不敢看。他生活在一條小溪邊，夠玩耍又淹不死人，但電影裏已經變成一條能淹死人的江。“隻有回到童年三線的城市，那裏才是我們的領地。”

 

“其實那種生活是充滿安全感的。”不管孩子還是大人，因為對未來沒有預設也難以把握，反而隻滿足於簡單的快樂。王小帥說自己從來沒有好勝心，隻想做個傳播者。他對電影的不主流的理解和拍攝總是引來反對之聲。一種意見是，現實世界已經夠殘酷了，為什麽不能把電影搞得像春晚一樣娛樂著嬉笑怒罵呢？“可是藝術越這樣，現實越殘忍。”王小帥認真地一字一頓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