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馮遠征 采訪|張瑩瑩
一
1986年初，德國人露特·梅爾辛第一次來到中國。那年她將近六十歲，一頭金發。在人藝，她成了我的老師。
那時我剛考入人藝不久。此前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盡管在考場上被當場選中，最終我還是給刷掉了，他們說我“形象一般”——那一屆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進去了嗎？所以，能進入人藝這個殿堂，我特別珍惜。
那幾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別多的時候。對西方藝術，中國正處於從茫然、不知所措到漸漸了解的過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學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華導演去歐洲，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認識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爾辛教授，他覺得這個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劇院提議，把梅爾辛請到人藝，給我們上課。梅爾辛教授來北京，人藝隻負責路費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還要自己掏錢吃飯。一個咱們當時以為是最看重錢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不遠萬裏來到這裏，不要任何報酬，是挺令人感動的事。
人藝師生對梅爾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對於格洛托夫斯基學派，當時人藝的老師中也有爭議。在訓練中，梅爾辛教授大量使用身體技術來激發演員的潛能，三四個小時的課程包括翻滾、跳躍等運動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學也有抵觸。我們班的吳剛（《潛伏》裏頭演陸橋山那個），就跟梅爾辛教授說自己有腳氣，逃避上課。翻譯把腳氣翻成“腳上有病”，梅爾辛教授一聽，以為他骨折了，馬上準假。
我上課一直特認真，不惜力，領悟也快，梅爾辛教授經常表揚我。
每天訓練完，梅爾辛教授會盤腿坐在排練廳角落，一個一個地把我們叫過去悄聲交流。說缺點時，別人聽不見，保護你的自尊心；鼓勵時，你會有“她是不是特別喜歡我”的竊喜；這就是當老師的藝術。
有一天，梅爾辛教授在角落裏跟我說：“如果你明年去德國，考我的班，我會第一個錄取你。”翻譯以為自己聽錯了，請她再說一遍。她又說了一遍。“你願意嗎？”她問我。我回答：“不願意。”
培訓班結束後，梅爾辛教授讓翻譯把我叫到她的住處，正式邀請我明年考她的學校。我又拒絕了她，人藝是中國最好的劇院，我不想剛進來就離開。
然後，梅爾辛教授就回了德國。我繼續在人藝。
1986年下半年，我從學員班被抽調到劇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個時候，劇院第二次把梅爾辛教授請來給我們上課。她再一次鄭重地跟我談，希望我去德國，我再一次回絕了她。還沒畢業就當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為什麽要去德國？我對德國的概念就是奔馳轎車、萊卡相機，以及柏林牆，它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開了，牆在資本主義那一麵還被畫得亂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爾辛教授第三次來到北京，這次劇院沒有邀請她，她是以個人旅遊的名義來的。她第四次邀請我去德國。那時我才知道她給我發過好幾次邀請函，寄到人藝，都被扣下來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臨走前，梅爾辛知道大概是無望了，便跟我說：“如果你實在不願意去德國上學，就去三個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學”。當時我在戀愛，她還邀請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國給你們舉辦婚禮”。
一年之後，我從人藝畢業。已經談婚論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擊，一心想離開中國。我給梅爾辛寫了封信，告訴她我打算去德國，她特別高興，立刻重新給我發了邀請函——這次寄到了我家裏。
我開始一邊拚命掙錢一邊辦手續。我花8000塊買了單程機票，可日子快到了簽證還沒下來，我隻好把票退了。簽證下來了，我再去買機票，票已經沒了。那時飛德國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賣機票的告訴我，我還可以坐火車。從北京到柏林火車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飛機到得早。那是中國的動蕩年代，夜長夢多，我隻想趕緊走。買吧，頭等軟臥一人一間，1490元，我記得特清楚。我買了兩天後出發的車票。
接下來那一天多，我瘋了一樣跟所有人匆匆告別。朋友們擠在我家裏，大家都覺得，可能這就是永別。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從老北京站出發。火車會經過二連浩特進入蒙古，穿過蘇聯，在8號淩晨到達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11月7號淩晨，列車抵達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節。置身紅場的時候，我發現它沒有我想象中那麽大。天很冷，但廣場上依然很多人擺著桶在賣鮮花，情侶們會買上一枝花慶祝節日，還有結婚的新人們在無名烈士紀念碑前合影。許多和平鴿在紅場上空飛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國，它們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車上，發現因為客滿，頭等艙變成了兩人間。跟我一間的是個雄壯的俄羅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還穿著高跟鞋，襯得我像個沒長開的小孩。發現要跟一個男人同房，女人特別不高興。同行的朋友告訴我，她是駐捷克使館的參讚夫人。
參讚夫人提出，讓我跟普通艙的中國女留學生換鋪，我想想，同意了。結果三個女留學生都在車上談起了戀愛，沒一個願意換的。這就不怪我了。
參讚夫人沉著臉坐在包廂裏。“叮咚！”夫人按響了召人鈴。列車員進來，俄語一說，一杯帶銀托的紅茶畢恭畢敬地送上來。我在上鋪百無聊賴，翻出“不老林”牛軋糖吃，一邊吃一邊把糖紙扔到下麵煙灰缸裏，卻發現參讚夫人盯著那糖紙不錯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紙拿起來，小心展平了，夾在筆記本裏。
於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說：“For you！”“For me？”她馬上喜笑顏開，連說“Thank you! Thank you!”一邊把糖收到包裏。我說：“Eat，eat！”她搖搖頭，“For my husband”，意思是留給她丈夫。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 you!” 夫人傻了——“叮咚！”，列車員進來，俄語一說，兩杯帶銀托的紅茶畢恭畢敬地送上來。
夫人指指紅茶，“For you!”。
我接著翻包。翻出準備帶到德國送人的漆雕鐲子，找出最大號的，“For 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動得快哭了——“叮咚！”小點心畢恭畢敬地送上來。
接下來，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 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語加英語跟我說了好多話，我幾乎一句也沒聽懂。火車到了東柏林，好多留學生呼嚕呼嚕下車，我正要搬行李，她一聲“Stop！”又“叮咚！”，召來列車員，一起摁住我。過了一會兒，到了西柏林，她才讓我下車。
其實西柏林才是應該下車的地方。好多留學生不知道，到東柏林就下了。當時東西德邊境尚未開放，他們要過一個嚴格檢查的關口，行李要搜查，還要搜身，還有索賄的。這些我都沒遇到。站台上，參讚夫人熱烈地擁抱我，兩個大胸把我的臉擠在中間，狐臭貼上我的臉，就像糊住了一樣，我一掙脫開就大口喘氣。
火車出了站，參讚夫人還在徐徐離去的窗口對我揮手。
西柏林時間淩晨一點，我在柏林動物園火車站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們即將轉車去往波恩、科隆或漢堡，留在柏林的隻有我一個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亂說了好多話，這些人，後來都失去了聯係。
我還記得那道在深夜穿過的牆：穿牆之前，東柏林一片黑暗，穿牆之後，西柏林是亮的，到處都是燈。我想，資本主義怎麽這麽亮啊，那些櫥窗要費多少電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跟另一個留學生去買煙，誤撞進了亮著彩色大燈泡的資本主義妓院。我以為會被黑得隻看得清牙齒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並沒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個興奮的資本主義出租車司機，他滔滔不絕地跟我說著德語。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點，我終於敲開了梅爾辛的家門。
梅爾辛來開門的時候還穿著睡袍，她一看見我就驚呆了——我從北京發給她的信還沒到，人已經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頭一次吃到了涼牛奶泡麥片和黑麵包抹果醬，它們粗糙地剌著我的嗓子，但我必須都咽下去。
我終於來到了資本主義社會。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爾辛請我在意大利餐廳吃了晚飯。吃完飯，梅爾辛帶著我驅車前行，我還不會說德語，沒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們要去哪兒的時候，我看見了柏林牆。
燈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塗鴉——好像也沒那麽可怕。
梅爾辛用手畫了個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裏，周圍都是牆。她帶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牆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寬的隔離地帶，它空蕩蕩的，隻有電網和崗哨，梅爾辛又示意我，要有人從那兒跑過，士兵就會開槍。
那是我第一次觸摸到柏林牆，那也是它形態完整的最後一天。第二天早上六點，我正在睡覺，梅爾辛砸門把我叫醒。電視屏幕上，好多人拿著鮮花淚流滿麵——東西德的邊境開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無數的人湧上街頭，到處都是揮動的旗幟。四處堵車，梅爾辛和我坐地鐵到了勃蘭登堡門，竄上那3米高、2米寬的牆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樂扔到牆的另一邊，堆成了小山，警察和軍人還是背著手站著，動也不動。牆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擠得掉到了那邊，警察們小心翼翼地把他們扶回牆上。
在勃蘭登堡門，我遇到了在德國的中國人，他們給我講述了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我特別感動，想哭。
從那之後，我不斷聽到電鑽鑽牆的聲音。東德人從此可以自由進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一筆“歡迎費”，我記得是20西德馬克。西德人當然也可以到東邊去。那會兒，所有的中國人請客都去東柏林。東柏林物價太便宜了，20西德馬克能請好幾個人吃大餐，還帶給個體麵的小費。
去東柏林不麻煩，就是偶爾要搜身，因為東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兒去的西柏林人會夾帶點“私貨”——官方勒令東西德馬克等價交換，可在東德的黑市，1個西德馬克能換10個東德馬克，差價太大，很多人偷偷帶錢進去。我一個上海朋友過關時拿著中國護照跟東柏林警察說“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們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就別搜我了”——他立刻被帶進小黑屋翻了個遍。後來他學精了，在東柏林找了棵樹，錢藏樹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們等我一會兒”，偷偷摸摸跑樹底下找錢。我也會藏點，把鈔票卷起來塞進書包帶的縫兒裏，捏軟了，過關檢查時摸不出來。那一陣，好多中國人不打工也不開餐館了，光靠倒騰東西德馬克就發了財。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
四
倒馬克的事我沒參與。到德國的前四個月，我一直在為語言發愁。
我是梅爾辛推薦的學生，按照規定，可以不經過專業考試，隻要在四個月內語言交流過關就可以入學。這條件其實挺寬鬆，但那四個月必須能講德語的要求真是讓我心焦。梅爾辛出錢給我報了語言學校，我天天去上課，天天思考世界上怎麽還有這樣的發音。我成了一個有思想的嬰兒，根本張不開嘴，要想跟梅爾辛說一句話，我得悶頭在樓上自己的房間先背上好幾遍，下樓跟她說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張口結舌。
梅爾辛憤怒了。德國人很誠懇，請你來的時候很誠懇，表達怨氣也很誠懇。梅爾辛給一個中國朋友打電話，讓他用中文問我怎麽還過不了語言關。這個朋友來德國前在中國學了四年德語，剛來的時候還是連一杯啤酒都不會要。我跟他訴說了半天，他轉頭跟梅爾辛解釋：征確實在認真學德語，學得覺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頭疼，他都想回中國了。
放下電話，梅爾辛看我的眼神變成了心疼，她立刻請我吃了一頓昂貴的大餐，之後，她再沒怨過我“你是幹嘛來了”。
轉眼，到了1989年的聖誕節。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聖誕節，一切都很新奇。梅爾辛的親人朋友聚在家裏，我們坐在聖誕樹下吃點心、拆禮物，忽然，我開始說德語，我告訴梅爾辛我在中國怎樣失戀，怎樣來德國，這一路經曆了什麽。我的單詞一個個往外蹦，梅爾辛全聽懂了。“征，你會說話了！”
是啊，我會說話了，雖然那時說得錯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學語言就該這樣，先死記硬背，張開嘴，再學語法；要先從語法學，什麽都懂了還是不會說。
五
我順利在西柏林高等藝術學院注冊入學，跟著梅爾辛上表演課，還修燈光、修舞台美術、修服裝設計、修形體……課餘時間幾乎所有中國留學生都忙著打工、找房子，隻有我和餘隆（如今他是中國愛樂樂團的藝術總監）不用打工，那個時候，每個月梅爾辛給我800馬克的生活費，她希望我不打工，專心學習。沒課的時候，餘隆給我打電話，約我聊天、喝咖啡。
偶爾留學生們聚會，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惱，打工的問題，跟德國人文化上的衝突，想家的感覺……誰唱一首悲傷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們隻聊高興的事兒，不高興的索性都不提，湊在一起就是瞎鬧，樂嗬。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在書店裏挑書，一個女孩跑過來問，你們倆是中國人嗎？我們說是啊，她說她也是，“我是從難民營裏跑出來玩兒的”。這個女孩在國內研究生畢業，本來在深圳有個很好的工作，動蕩之後，她花錢偷渡到泰國，在泰國等了三個月申請到聯合國派發的難民號，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難民營裏，一天拿幾塊錢發下來的生活費，等著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個中國人的聚會，我們就帶她一起去。她給大家講她偷渡的過程，大家都很高興。快到八點，女孩說要走，“難民營有規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點之前必須回來，否則就要被遣送。”我們去送她，我跟她說，以後可以去學校食堂的咖啡館找我們，那裏的咖啡比外麵便宜，我經常待在那兒。
她果然去食堂找過我們兩三次，她說難民營裏也有中國人，但都有點隔閡，還有那種四五十歲的男人，總想占她便宜。跟我們在一塊兒，能說中國話，她慢慢就開心起來。
有一天她又來了，晚上我們又一塊兒去中國人家裏玩，大家說著中文，熱熱鬧鬧的。快八點了，她又說，我要走了；我說走啊，送你。她說，是要從柏林走了。消息傳下來，她被分配到一個小鎮——一個我們從未聽說過的德國小鎮，鎮上沒有一個中國人，她必須在那裏待滿八年才能拿到德國身份。
這麽一個小女孩，在那麽一個難以想象的地方，怎麽過啊？送她的路上，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想把話往開心了說，但總是開心不起來。她說，她有點後悔出來了，不知道自己這八年怎麽過，也不知道八年後還能不能回中國。把她送上了公交車，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話都沒說。後來我們誰也沒再見過她。
還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計說話聲音有點大，突然一個提大密碼箱、穿西服的哥們兒三步兩步衝過來，“喲，你們北京的？快跟我說說中國話，我憋死了！”我問他是幹嘛的，他報了個地址，我一聽，難民營，“你怎麽是難民呢？”他說，別提了。帶著一副“給你們開開眼”的神氣，他把箱子打開——大半箱美金。他請我們吃飯，聊了才知道，他在國內貪了一筆錢，趕上動蕩，自己造了個假通緝令，以難民身份跑出來了。此人也是在泰國等難民號，等半年也沒見發下來，後來才知道泰國那幫人故意拖著他——他在那兒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錢。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來會被分到哪兒，他就天天提著錢在大街上走，怕在難民營被人偷。這個人，後來我也沒再見過。
現在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的譚平曾寫過一本書，裏頭提到我。寫完了他專門來跟我打個招呼：“我寫你了啊，你別介意”，我心想，能寫什麽啊，“沒事沒事”。後來一看，他說我剛去德國的時候跟祥林嫂一樣，逮誰跟誰說失戀。我問譚平，我真那樣嗎？——“差不多”。想想還真是，那時候我們聊天不想說不高興的，就互相敘述感情經曆解悶兒。記得剛到德國一個多月的時候，我在學校碰到一個中國女孩，她跟我一樣都是戲劇係。我請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張嘴我就開始說我的失戀，等我意識到自己說了很久時，三個半小時已經過去了。女孩一句話沒說。我趕緊道歉，女孩說沒關係，“你說的挺逗的。”——能不逗嗎？我爆了那麽多隱私。
這個女孩現在還在德國，她開了個餐館。每次她回國，我們都會見麵。
六
在梅爾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來了。中國留學生都說，沒見過一個中國人能在德國人家裏免費住三個月，你這也太奇怪了。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二十七八的人了，在別人家裏白吃白喝白住，每月還拿800馬克生活費，我多少有點寄人籬下的感覺。
梅爾辛不想讓我搬出去，她希望我好好住在她家，好好上課，別的什麽都不想。我們爭執了一回，她拗不過我，還是聽憑我開始找房子準備搬家。但梅爾辛給我鋪好了後路，她安排我在她一個學生開的劇團裏演戲，每月我有一千五到兩千馬克的收入。
於是我開始跟那些德國演員一起排戲、演出。排練時間從上午10點到下午3點，中間有一個小時休息。有天午休時，大家正邊吃午飯邊聊，我看見一名德國大提琴手沒飯吃——中國人心態，一堆人衝著一個人吃東西不合適——我就把我打算下午吃的那塊三明治塞給了他。
大提琴手聽說我在找房子，便邀我住進他租的一套三居室。他和另一個德國人分住兩個臥室，另外一個15平的小房間歸我，不要房租。“有這麽好的事？你幹嘛對我這麽好？”大提琴手說，他覺得我是個好人，“德國人不會像你那樣，給我一個三明治”。那我也不能白住。最終我們商量好，每個月我給他做兩次中國飯作為回報。中國菜要用的食材和調料能在越南超市買到，這事不難。
其實，在德國，我一直遇見好人。我想過永遠留在德國。這裏生活挺好，隻要認真工作就能掙到錢，沒人幹涉你。文化生活又豐富，尤其先鋒派戲劇非常發達，劇多得每天都看不過來。它不是一個容易離開的地方。
但那一年多裏的一些經曆還是在慢慢影響著我的想法。
東西德剛統一時，很多德國朋友給我打電話，囑咐我千萬不要出門，否則遇到新納粹可能挨打。有次我去朋友家玩，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家，車廂裏九個人，七個是外國人，兩個是德國人。到了一站，站台上五六個滿身紋身、紮好多耳釘的人忽然衝到車廂門口大喊“外國人滾蛋！”雖然他們隻是喊喊，沒有衝進車廂，地鐵出站後，那兩個德國人還是起身跟我們一一握手，為同胞道歉。我知道，這個國家的一部分人對我這樣的外國人依然有著敵意。
有一天演出完，在劇場的酒吧裏，我拿著一杯酒跟同劇團的德國同事聊天，正聊得高興，突然有人在我旁邊坐下來，“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那你為什麽在這裏演戲？”“我在這裏學戲劇，能演戲對我是個機會，多好啊。”他就等著這句話，“你一個中國人在德國演戲，你知道有德國演員演不上戲嗎？你是中國人，回中國演戲去啊！”
後來我才知道他也是一個演員，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演上戲了。可以說大家都是憑實力，但是當個演員還要遭受敵意，我開始懷疑自己在德國演戲的意義。
還有一次，德國大選期間，平時玩得挺好的兩個德國朋友因為支持不同的黨派而爭得麵紅耳赤，我在旁邊說了一句，某某黨挺好的，他們立刻同時住嘴，轉頭看向我，臉上的表情是“這跟你一個外國人有什麽關係？”
那段時間，一個朋友拿到了德國國籍，我們一塊吃飯，我敬他酒，為他慶祝，卻發現他垂頭喪氣的。他跟一個德國女人結了婚，婚後倆人處不來鬧離婚，他跟對方說，離婚可以，你得等我八年，好歹讓我拿了身份。那德國女人也算仗義，真等了他八年。現在身份拿了，接下來準備辦離婚，他說，以後回中國還要簽證了，但是“不拿出護照，哪個德國人會認為我是個德國人呢？”這叫什麽事啊！但已經等了八年，不拿又不甘心，他帶著無奈，說：“這輩子就在德國混吧，也就這樣了。”
這話太刺心了。在德國生活一年多之後，我開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毀滅”一樣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國比中國自由，但一年語言學校加四年高等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找我做演員。即使能演戲，演的也一定不是我想演的角色，無非是糊口——像我在那個劇團裏的角色，就叫“外國人”，不停地在台上跑來跑去，偶爾說上一句話，也就比龍套好一點。如果我繼續讀書，讀戲劇史或戲劇理論，讀到博士畢業都快四十歲了，然後呢？搞戲劇研究？一部戲出來我評論道“這戲真本土、真德國化”？——一個中國人說一部德國戲“本土”？吃飽了撐的吧？
要留在德國就幾條路，一是找德國人結婚，找不到真感情就隻能假結婚，給她幾萬馬克，她等你八年，拿到護照；二是放棄學業，利用簽證期拚命打工，開個中國餐館，變成老板之後把學生簽轉成工作簽，一輩子也就這樣了；三是最慘的：放棄學業當導遊，打個小旗到機場接團。
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思考了半年，我讓一個搞旅遊的朋友幫我訂一張回北京的機票，單程。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
七
走還是留，在德國的最後半年，我跟梅爾辛談過三次。她總是說，你不要走，你是中國唯一學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人，你要把它學完。即使我完成學業，梅爾辛也不希望我回中國，“回那個地方幹嘛啊？”她這麽說。那時中國的未來仍不清晰，許多留學生還在觀望，而梅爾辛想讓我繼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為她的傳人。
我說，在德國我永遠演不到我想演的角色；她說，那你可以教學、當老師啊。她覺得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但我還是想做演員。終於有一天，我告訴梅爾辛，我決定了，我要回國看看我還能不能做演員。她非常生氣，“好，征在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演員！行，你走吧，走吧！”
回國的前一天，我又去了梅爾辛家，告訴她，明天我就走了，如果在中國境況不好，我會回來的。她很冷淡，說，你隨便。
我知道我是真的讓她難過了。
我又找到梅爾辛的媽媽，那年奶奶已經93歲了。住在梅爾辛家的那一年，經常家裏隻有我和她兩個人，我們總是在她的小房間裏聊天。老太太對我特別好，用彩筆給我畫了很多幅小畫。我跟老太太說，我要回中國了。“回中國幹什麽呀？”我隻能胡亂編個謊話，說我要回國換護照。她問我，你還回來嗎？我說，回來。她說，“你必須回來，我活著等你。”她親了親我的臉。看著她那張布滿皺紋的臉，我知道，我再也見不到她了。
必須要走了。在門外，我擁抱了梅爾辛，哪怕她依然冷冰冰的。我說：“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在德國的兩年改變了我的生存觀、世界觀以及對藝術的認知。我看到了很多東西，用德國人的思維方式在那個社會生活，我覺得如魚得水，但最後還是無法徹底融入，即使我在那裏成為一個演員——因為我長著這樣一張中國人的臉。柏林牆已經拆了，但是在德國的每一個中國人心裏都會有一道牆，就是中國跟德國之間文化的、生活習慣的牆。
回到北京，當天我就到了劇院，迎麵碰上於是之老師，他問我：“你還回劇院嗎？”我說，回。
後來我跟牟森在電影學院辦了個培訓班，推廣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訓班的那些孩子大都來自農村，自我感覺長得像張豐毅或鞏俐，就覺得能當演員了。我跟他們說，估計今後你們這些人裏一個演員也出不來，他們特別沮喪。
我帶著學員們排《彼岸》，劇本是高行健寫的。在電影學院演了六場，好多先鋒派藝術家都來看，他們說，這才是中國的先鋒戲劇。崔健也來了，看完之後說，你們什麽都是中國的，怎麽就音樂用外國的？回去他寫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萊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區別是，格洛托夫斯基認為任何人，隻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潛質，就像每個人身上都帶著一定數量的金子，差別隻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隻露出了半公斤，老師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麽掘，全靠老師的經驗和理解。在這個流派中，老師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梅爾辛師從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係傳人，這也是為什麽她把傳人看得特別重。
在中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隻有我會。給電影學院攝影係的學生排《死無葬身之地》時，我不跟那些90後去解釋納粹和存在主義，我告訴他們：“把這個戲當成職場戲來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們擠兌死你。”——什麽生死險境，一說這個他們就懂了。我不信誰演個戲演完三個月還“從角色中出不來”——那是裝。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這樣，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麽，隻要看到結果。
回國後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視劇，後來，我又回到了戲劇舞台上。很多事情都看機遇，我趕上了。其實當初如果我再在德國呆個五年十年，回來可能也能當演員，但我就不會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說話》。
我感謝梅爾辛，沒有她，沒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會有今天。
我記得與梅爾辛告別的那天，出了她家的門我就開始流淚。回國之後我給她寫過好幾封信，她什麽也沒回，她是再也不想理會我了嗎？2008年，《超級訪問》采訪我，問我有什麽願望，我說想找到我的德國教授梅爾辛。節目組真的托人到梅爾辛家敲門，拿著我出的書，告訴她，現在馮遠征在中國是很有名的演員。看著書上我的照片，梅爾辛說：“哦，他的頭發比以前少了。”
那本書上都是我的影視劇劇照，梅爾辛說，征不作戲劇了很遺憾。後來我專門打電話給一個朋友，請她告訴梅爾辛，我還在人藝，還在堅持演戲劇。
與梅爾辛告別22年後，2013年，我去了德國拜訪她。我的車剛停下，院門就打開了。我想，也許她一直坐在門口等著我來敲門。她坐在輪椅上，腿腫著，跟我記憶中那個精幹的女性比起來，眼前的梅爾辛蒼老了許多。我有點想哭，但還是微笑著，擁抱了她。那年她已經八十多歲了。
我站在院子裏，看著我曾經住過的地方。22年之後，房子破敗了。一千多平米的草坪曾經我每星期都修剪，現在草長到半人高了也沒人管；我住過的小房間淩亂不堪，我和梅爾辛的兒子在地下室建的小劇場現在堆滿了雜物；梅爾辛的媽媽，那個說要活著等我的老太太早已去世，梅爾辛住進了她媽媽的房間，那裏也是一片髒亂。
我向梅爾辛介紹我的太太，我太太拿出送她的珍珠項鏈，她馬上要求我給她戴上。那個下午我們聊著天，她說，她本來隻能見我半個小時，但忍不住和我們聊了兩個小時。我邀請梅爾辛來中國，我想請中醫來調理她的腿，她說，她坐不了那麽久的飛機了。
然後我們再一次告別，這可能真的是最後一次告別。我抱著梅爾辛，說：“再見，媽媽，我愛你”。
——之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梅爾辛，她的電話也變成了空號。也許她住進了養老院，也許……我不願意往下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