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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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於《信睿》2012年第12期，劉慶棠口述，陳徒手采訪，原題《我們這些人的那些事》。
20世紀90年代初，因為原在中芭工作、鄰居張京海老師夫婦的介紹，有幸認識劉慶棠老師，開始長達20多年的交往。他是我少年時代的偶像，他所塑造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黨代表洪長青的形像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萬分癡迷。
他是個愛聊天的人，閑談中說了很多舊事。我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時曾詳細筆錄他的口述，現根據此記錄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劉慶棠老師已於2010年夏天病逝，帶走了一生的沉重歎息。現在整理的口述稿隻是從他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經曆所知道的一些事情，一定帶有以往曆史的苦澀痕跡和片麵性。
劉慶棠，1932年生，遼寧蓋縣人。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演員。“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芭蕾舞劇團革委會中共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芭蕾舞劇團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留著山羊胡子的姚文元
我與姚文元初次見麵是在1968年，在樣板戲劇團大會上見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監獄專案進行得差不多，一撥撥人走了，人變少了，就讓我們幾個一塊兒看電視。看電視時，誰跟誰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遲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姚文元突然加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第一次他來時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禿了頭發，跟我們打招呼，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他說：“你們都在這，都在這……”、“今天我們一塊看，多幾個人看熱鬧……”
工作年代他的話很少，讓他講才講，不會主動講話，是個挺悶的人。他在台上時很少開玩笑，在公開場合顯得拘束。開會時要是周總理、江青在場，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誌說點意見……”他才會說一點。
我驚奇地問他：“怎麽留起胡子？”他說：“好啊，留了胡子顯得老成……”說著就哈哈大笑起來，變得十分爽朗。在看電視的過程中，他會主動評論。在我的印象中，他評價過女歌唱演員王靜的唱法，還有一個殷秀梅是中央廣播樂團的，這個團原來歸姚文元領導，他對這個團的演員比較了解。有一次電視裏播殷秀梅的獨唱，他評論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聲音表達得好，情緒好……”他問我們覺得如何？我說：“你說得對，她學了美聲，同民族唱法相結合，過去唱革命歌曲沒有全用美聲……”王洪文、遲群在一旁說：“你們是專家，要說起專業評論，我們是外行，懂得少，隻是看熱鬧……”
姚文元原來內向安靜，好看書。我覺得他到了秦城後性格是有一點變化。有一次看電視時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麽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後來監獄裏我認識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麵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當年我是42歲，他有47、8歲，看上去顯得老了，但他的身體素質還可以，還是顯得健壯。他老跟我說：“鍛煉鍛煉啊……”我說：“我每天都鍛煉……”他說：“我也鍛煉……”他問我：“你看我怎麽樣？老成一點？”我說：“是起了作用，老一點了。”他聽了就“咯咯”笑起來。過去他很少開玩笑，很嚴肅的，現在也說說笑笑，有時還笑得特別大聲。遲群就願意跟他開玩笑，逗了說。
想罵就罵的王洪文
我一開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趙的副部長一起看電視，他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曾當過成都軍區政委。談到自己的事情，他說：“我一點都不後悔，是毛主席讓我來公安部的。”
後來我和王洪文、遲群一塊看電視，長達兩年時間。屋裏有兩排沙發，一長一短，我們請王洪文坐前排，他願意坐後排，說坐在後麵便於議論。我們每人配屬的衛兵也坐在後排，但他們都是小年輕，知道我們不會出事，他們盡在門外玩，等電視結束了才陪著我們回去。我們一般從晚上七點開始看，一直看到節目都沒了，中間就是七嘴八舌評電視劇和文藝節目，會說哪位演員好，哪部戲好。
有一段時間突然加進來一個老廣，五十五歲左右，不說姓名。小兵們說這個人原是總參搞情報的，出了大問題，出賣了什麽重要的地下組織，所以請他回來開會就扣住，判他死刑，緩期執行。遲群和我心裏明白，知道他想打進我們圈子，刺探情況，想立功減刑。小兵說：“你們要小心，他不懷好意……”我們說：“我們哪能看不出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釘子，合計把他拔走。
問他姓名、單位，他不說，我們就火了。王洪文剛好此時來了，他跟我們熟，有說有笑。老廣問我們，我們不直接回答，防著這個人。
王洪文後來是什麽都敢說，怎麽想就怎麽說，無所顧忌。1984年國慶閱兵，我們是當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監獄方麵又來征求意見，我們都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希望我們看，好收集我們的反應，就說：“沒問題，明天還放，重播一次。”結果轉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兩個人。王洪文評說一些，諷刺鄧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領導。他這樣說時，屋裏人很多。他們這樣問我：“老劉，這麽大的閱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沒多說什麽。
記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們去看那幾塊菜地，就當著散步鍛煉。走著走著他突然間摔倒，遲群和我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衛兵不讓我們動他，對我說：“老劉，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鍾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鍾就緩過來了……”我們就坐在馬紮上看著他，果然五分鍾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刹白，眼睛睜不開。等他坐兩三分鍾後，想站起來，我們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主動問我：“慶棠，剛才我是不是患病呢？眼前一黑，什麽都不知道。看你們的神態，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說，已摔過一二十次，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幾次。
他後來悄聲地跟我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記得當年“文革”中我們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一塊到我們屋裏坐一會兒，準備灑、花生米。就在這時，許世友司令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致，他跟王洪文、我們幾個人一一掰手腕，是一個有趣的人。
後來，遲群有病先離開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讓我住院，隻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後他的情況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會太好。
王洪文是想罵就罵，其實他談論政治很少。姚文元與王的性格不一樣，做事說話有分寸，我沒有聽見他與人吵架。遲群和我從來不亂說話，要經過思索才說一些。遲群和謝靜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了解的事多，說話更謹慎穩當。
不說話的張春橋
張春橋後來很少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我在秦城無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頭發光了，顯得很胖。
後來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複興醫院，一位劉姓大夫告訴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張春橋，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自己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麽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什麽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急著說：“張春橋，部長問你，你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隻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出了房，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非常有禮貌。
依我的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確實話很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聽他的。講一個比喻，如果張春橋說奔東，原來說去西的江青也隻好改變，也奔東去。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這個事情就由我、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時，提及這件事，就說我是巴結江青、張春橋，好像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上綱上線很高。我說，你們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說：“五一節要上映，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呢。”他才答應說：“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麵提意見提得多。
政治製度有問題，製約人，這樣管製延長了很長的時間，管得那麽嚴。審查電影萬一錯了，誰敢承擔責任，誰都害怕。
我聽張春橋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1976年11、12月間，當時鄧拓、“三家村”還沒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張春秋的長篇文章，裏麵就提到張春橋給鄧拓報信的事，把鄧拓和張春橋都一塊罵了。當時我們關在西直門國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報紙，這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因為覺得突然，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事。我反複想這件事，覺得張春橋與鄧拓有私人關係，在大風浪來臨之前，他冒著風險通報隻是希望老領導鄧拓要有思想準備，能沉住氣。
江青與文藝界二三事
我見過江青與周總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我們說過：“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我們眼裏，江對總理是尊重的。我們當時就聽說，當年在延安時周總理是支持江青與毛主席結婚的。
到人民大會堂開國院會議，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糧票。而到釣魚台開會，江青要讓我們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京劇老演員裘盛戎老向幾十元工資的青年人借錢，錢數積起來變得很大。江青知道後替年輕人焦急，要裘自己去還這些錢。
當時京劇名師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讓他去當教員，有改善、保護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見我，就問：“讓我當教員，你知道嗎？”我說：“江青同誌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對此事很認真，一直惦記著。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麵壓力大，有點失憶。開會時，江青問：“李少春同誌怎麽樣？”浩亮說：“現在好一些，記憶好一點。”我把李少春跟我說的話轉述一遍，說：“他有顧慮，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聽很激動，動情地說：“你跟他關係密切，多做工作，對他的病情有好處。”我們就去找他，多方鼓勵他。
後來李少春病危，住進積水潭醫院。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江青，她說：“你什麽時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問一下在治病方麵需要什麽幫助？”我們當天下午就去了醫院，李少春愛人侯玉蘭守在那裏。李少春已處於彌留之際，我握住他的手，他睜開眼睛看到我，我小聲地告訴他江青慰問的話語。他彌留了三天，在場的醫生告我，他還是有下意識的反應，還有一種直感。
裘盛戎等名師由於曆史原因有抽大煙的習慣，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訴江青，請求幫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議由醫生控製，少量飲用，讓他上台演出，同時慢慢戒掉。她說：“這是舊社會給他帶來惡習，要勸他改正。他是國寶，應該好好保護。”
運動前江青曾對八一廠導演嚴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見，嚴寄洲沒改動。江青就批評他固執己見，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結果運動中江青的話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認為這樣處理不好。1974年我管電影，江青找我：“慶裳，給你說一事，嚴寄洲給我來過一封信，很誠懇，說好幾年沒工作，想發揮點作用，悶得慌。文革中整他厲害，有人利用我隨便說的話，折騰他不輕，弄得我現在很困難。你去一趟八一廠，不要提我，怕八一廠又有人折騰。你出麵保他，讓他出來工作，他有這個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後給我回電話，不順利的話，我再給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廠開座談會，演員王心剛、張勇手、李炎，總政陳亞丁等都來了。我問八一廠創作情況，順便抽空問到：“嚴寄洲同誌情況怎麽樣？”陳亞丁說：“群眾衝擊厲害，壓力大，靠邊站，情緒消沉。”我又問，身體如何？他們說不錯。我說：“事物是一分為二，他是有錯誤，但也是對電影工作有貢獻的人，長期不工作，對八一廠是損失。身體挺好，應該早一點讓這個同誌出來工作，你們看有否困難？”陳亞丁聽了覺得驚訝，他也明白這不單單是我的意見。王心剛事後告我，已向嚴寄洲轉達，他流了眼淚，表示要做貢獻。第二天嚴就出來工作了。
1977年嚴寄洲在報紙上刊登大文章，揭發江青怎麽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實有一段江青對他的導演工作還是過問了，力所能及地關心過。
毛主席衝江青發雷霆大火
江青愛發脾氣，脾氣確實很暴，但發錯了，就檢討。前一段我在甘家口路上偶然碰到原來釣魚台17樓江青處的服務員，我們倆閑聊，她說，江青愛發火，碰到難處理的事就焦急，發火厲害，但有時過幾天她又會說自己脾氣不好，請人原諒。
記得有一次開會，江青說：“聽別人說，某某有問題。”我就向她解釋，認為不是那麽回事，她聽了大怒，說：“你怎麽還保護他？”江青就是說他有五一六嫌疑，她氣呼呼地問我：“你打保票嗎？”我說：“我打百分之八十。”事後我將調查來的材料告她，她才消氣，說：“批評錯了，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這個人脾氣急，我不是故意的，錯怪你們了。你們要經得起批評，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罵我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電話中罵我不對。”
從“毛主席批評”話題扯起，她就在那時給我們講了這麽一段故事。1970年廬山會議後，林彪、葉群到處探風，到釣魚台請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說拍攝機器收起來，不使用了。林彪、葉群從釣魚台走了，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江青向毛主席電話報告，說幾點幾分林彪離開，毛主席五分鍾內不言語，突然間大發雷霆地說：“你混帳，你糊塗，你壞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團結林彪，分化陳伯達，你為什麽不請示，一貫無組織無紀律……”江青嚇壞了，拿著電話筒連喘氣都不敢出，小聲問：“主席，怎麽改正？”毛主席說：“今天下午你拿相機、燈，到林彪那裏承認錯誤，讓他感覺你可信，請求給他拍照……”江青迅速帶著器材趕到林彪住處，向林彪承認錯誤，林彪很高興，說：“這哪是錯誤……”這就是那張著名的林彪學毛選照片的由來。記得1973年開十大，分組會上談創作，江青閑時又談起這段經過，主席五分鍾內不說話突然大發脾氣給人印象最深，其中高層政治鬥爭的複雜性到了以後才明白過來。
江青是內行，懂戲。看了戲後她會有所準備，拿著提綱提意見，說：“昨晚一夜沒睡好，想戲的問題，主要的應肯定，但也必須做較大的修改，我提幾條請你們考慮……”或者說：“我不懂舞劇，懂一些共性，你們自己研究……”《紅色娘子軍》裏的“常青指路”一場戲，就是在江青指點下排練的，常青出場的動作，是我和演通信員的小彭一起編排的。
“曾擔任過《紅色娘子軍》女主演的白淑湘能否演戲？”在當時是個政治問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特務，參與過謀害聞一多的行動，解放後在沈陽被鎮壓。白說過對父親懷念的話，也是人之常情。軍代表揭發她反對現代戲，曾說握握拳頭算什麽藝術？運動一來就上綱，江青就讓她到幹校鍛煉，喂豬，條件艱苦。我提出讓白淑湘回來演戲，江青一開始說：“演《紅色娘子軍》記她一功，但她表現不理想。”後來過了一段又問：“她認識如何？”我說，不錯，還堅持在幹校練功，專業上刻苦。江青批評我說：“你護著這個，護著那個。”我說：“她本人有進步，劇團也需要。”我又說：“你不是說記她一功嗎？”江青說：“那就把她調回來吧。”
江青提出藝術上要出新，戲劇內容不改變，就沒有生命力。文革前她曾經做過秘密調查，看看舊京劇的演出情況，比如就調查過譚元壽上演的情況，查看觀眾到底有多少，她做過一番計算。當然，江青做樣板戲是有政治目的，為文革造輿論。
八十年代我在秦城裏麵偶遇過江青。秦城有四個大院子，彼此放風時間不同，關在裏麵的人平常是見不著的。有一次我在走廊裏碰到江青，她看著我，頗覺意外，但雙方都沒開口說話，各走各的路。她當時已顯老態，走路慢，反應也慢。我估計是監獄方麵時間掌握錯了，再加上她走得慢，就造成這樣相見。我算一下，這樣碰巧撞上起碼有兩次。
心情鬱悶的遲群
秦城分幾個監區，各自的院子很大，種了不少果樹，空氣不錯，我們可以在自己所屬的院子裏麵跑跑步。在那個時節，我們能見到黃永勝，他當時身體已不太好，拿一個凳子，走一圈就坐一會兒。以前我們認識，但此時不能說話，隻能彼此點點頭。
在秦城裏麵，我知道戚本禹好打架，經常與公安人員吵。我們說過：“那頭不安靜。”後來聽說戚要出去了，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到年頭，回家了，到上海圖書館當曆史組副組長……”
我跟遲群在一起的時間較長，倆人能聊得來。監獄負責人有一次問我們，是否希望種一點地？我說：“願意。”這隻是象征性的勞動鍛煉，我和遲群兩人都是農家出身，對種地感興趣。我們就要了三小塊地，大約有三十多平方米，一塊種西紅柿，一塊種花生，另一塊種白薯。我們挖地澆水澆糞，兩個衛兵也幫我們幹，幹得也挺多，他們在部隊裏都是連級幹部，大都是連長、指導員，二十七、八歲。收獲的東西歸我們，西紅柿隨便吃，打上水井的水洗了就吃，衛兵卻不敢吃。我們說：“吃吧，我們共同流了汗水，好吃……”他們說：“真的不讓吃，會受批評的……”結果就把多餘的西紅柿送到夥房。我們想吃花生，就讓夥房炒。自己種自己吃，也算一種消愁解悶的方式。
遲群出來後跟愛人複婚，我去他家，他愛人愛嘮叨，不斷地說跟著受罪，吃了那麽多苦頭。唉，說這種話還有什麽意義，心裏很煩，遲群和我心裏何嚐不是那麽想。我們倆聊天，我多勸他寬心，想開一點。
那一年，遲群住的公家房子可以按工齡買斷，但愛人的工齡算數，組織上卻說找不到他的檔案，無法讓他享受此待遇。如果能找到檔案，買這一套房子就能便宜幾萬元。他當時生活待遇不好，省下這筆費用對他很重要。他曾經工作過的單位互相推脫，他隻好到八三四一部隊、教育部、清華大學來回找他的檔案，不得結果。他說，戰爭年代自己跟著毛主席出生入死，做了不少事，怎麽就不能照顧一下，給開個證明？
很長時間他心情都很鬱悶，不知道怎麽辦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桌旁想給中央寫信，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請求上麵予以幫助。剛寫了“江同誌並轉中央……”幾個字，就一頭趴倒在桌上，是嚴重的腦出血。等他不省人事的時候，八三四一部隊的人說找到他的檔案了。
到八寶山送別時，儀式簡單，來的人不多，看到遲群最後的樣子，我的心情不好受。印象最深的是，有幾個清華大學的老教授特意來送他，說明清華還是有教師記住他曾經做過的事。
業務出色的於會泳
過去有人寫於會泳，貶的地方不夠實事求是，不真實，沒有說服力。
於會泳過去是部隊文工團的，到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學習，對民間東西熟悉，熟悉的種類繁雜，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來就唱。而他學的是西洋作曲，曾擔任過作曲係總支書記。江青聽說上海有這麽一位人物，洋、中均會，表現力強，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膽使用他。
文革開始後，上海京劇團亂套了，於會泳做為工宣隊進駐，犯了錯誤，又回到音樂學院。《智取威虎山》恢複排演，又把他請到劇團領導創作，唱腔設計很認真。
他寫的唱腔，有的人覺得清新，與新的人物合拍、協調。有的老藝人卻說四不像，非驢非馬，不姓“京”。於很尊重這些意見，允許人家說三道四。實際上江青、於會泳很重視這個京劇姓“京”的意見，於覺得一定要重視京劇唱腔、京劇特點，讓人一聽還是感到京劇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進戲曲東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的主要創作者、組織者，幾部戲演出都很成功。群眾對於會泳很信任，他講話頂用。
於會泳和我不怕別人說三道四。當年我們排《紅色娘子軍》前，到海南全島轉了兩個月，采訪不少人，實地去看娘子軍活動的地區，寫出舞劇台本，也有人說四不像。
後來於會泳主管北京京劇團，排演《杜鵑山》，反複修改。於會泳認為楊春霞合適，就從上海借調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劇團有一批有才幹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於會泳跟我說過，汪很有才，應該很好地發揮他的業務才幹。排練時，圍繞台詞修改，於會泳經常會向在場的汪曾祺等人商量，問這樣行不行？於一般會采納汪曾祺他們的意見。
運動中北京京劇團陷入動亂，形勢比較複雜。我曾經管過一段北京京劇團，知道一點情況。原來軍代表、《野火春風鬥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審查，倒了，隻好重新挑選軍代表。江青向軍委要人，要一位軍級幹部，周總理批準了。來了田廣文，他是副軍長，全軍有名的戰鬥英雄。他當一把手，解決內部班子矛盾，很難，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他說話有人也不聽。我當時在國院文化組，團裏請求來管管，我就出麵幫忙解決，在當時起了一點作用。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於會泳抓創作還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時，於會泳和我的關係比較好，我們倆經曆相似，參加過軍隊文工團，有實際工作經驗。他在決策時願意多聽聽我的看法，總是說：“你說真心意見。”這成了他的口頭語。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幹部，有不少阻力。我在會上說，文革這麽大運動，證明一個人沒錯難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黨的政策。經過考驗的幹部，應該恢複工作。於會泳堅決支持我的意見，排除了派別間設置的障礙。
1974年後我分管劇團、製片廠，參與過這些單位的追查，辦追查學習班，當做大事情來做。文化部追查的特點是連環追，現在看是錯誤的。
張維民曾在東北當過省革委會副主任，由於同毛遠新還有吳德的關係，調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管理整個文化部政治運動。他屬於很左的一類人，運動積極，能幹能說。
1976年10月6日以後的三四天，他靈機一動，馬上掉過頭，在部裏奪權。念完“粉碎四人幫”的中央文件後自動主持會議，把矛頭對準於會泳、浩亮和我。他還說那些老話：“你們得趕緊揭發……”又對浩亮說：“你表個態。”我們說：“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態算什麽……”說著說著就吵起來，他說我們很猖狂。於會泳在一旁不吱聲，沒有什麽表情。他心裏是很明白的。
他自殺的消息傳來後，我很不是滋味。據說是在審查時偷喝了農藥，很慘。當時審判時有一內部說法，就是一個部門隻判一個人入獄，於會泳走了，就判我徒刑。於會泳這個人對創作執著、認真，是一個對藝術絕不含糊的人。
周總理找我談話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認識周總理，他對我的成長經曆比較了解，看過我許多次演出，看過我主演的《天鵝湖》、《海盜》、《淚泉》等，懂得芭蕾戲，關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見外賓之前，周總理找我談話，說：“毛主席、中央要組建新的文化部，讓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這麽多年，讓你馬上下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過幾天政局開會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說：“一切都是黨培養的，聽從黨的安排。對舞台有感情，不演出會有留戀。現在隻有害怕心情，過去我隻做過一個劇團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種懼怕，水平低擔負不了，給黨的工作造成損失。”周總理說：“我告訴你，我幹革命時沒想到做總理，一開始我也害怕。根據我的經驗，你這種心情是可貴的，兢兢業業，就能前進。要做工作，隨時都會犯錯誤，隨時改。”很快下發文件，宣布文化組十人名單。周總理以後高興地對我說：“跟你談話前原來還想需要半小時，想不到十幾分鍾就做通你的工作。”
文革前紫光閣每半個月都有舞會，二三十人範圍，參加的人有副理、副委長、軍委副席等，由中央歌劇舞院負責藝術組織工作。周總理對幹部嚴厲，對一般群眾好，院長趙渢怕總理見麵批評他，有顧慮，就說慶棠跟總理熟，讓我帶隊。
一個大轎車裝四十多人，有十多個人的樂隊，三四個獨唱演員，二十多個女演員。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幾個小節目。我因為白天工作、排練累，體力勞動強，去紫光閣後我就坐在秘書中打撲克。周總理理解我的情況，跟我說：“你白天累，現在需要放鬆……”
江青從來不去跳舞，蔡暢大姐偶爾去過。舞會一般晚上11點結束，我們再吃點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頭，劇團工作大亂。我當時是劇團支部組織委員、演員隊隊長，我作為雙料幹部，也受到衝擊，被貼了大字報，有人也不聽我說話。而6月4日還有紫光閣舞會，我到處找人，說，中南海工作不能停，總理秘書給我打電話了，你們應該協助我，如果停了，中央會批評。我就帶了上回原班人馬去中南海。周總理問我情況，我說：“劇團已經亂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爭取來的。”總理說：“那下次看情況吧。”碰到那麽巨大的政治動亂，舞會以後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養。1993年還有補助，每個月給我們360元，水電費就要150多元，靠兒女、國外學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萬九千，我寫信給江民同誌，他批了五萬元，專款專用。寫信還有一點希望，被逼著給中央寫信。
我現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學教課，為別人籌辦民營藝術學校。最想排舞劇《嶽飛》，看了很多史料，也寫了舞台台本，找了原來《紅色娘子軍》作曲家來合作。排戲很難，我總想在晚年做一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