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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男女同學們自己帶抹布一起大掃除
風靡80年代的梅花運動裝
準備打球的男同學們,運動背心上印著學校名字
1980年的中學遊泳課
碎花襯衫搭配格紋裙,那時候的中學女生們很時髦
一個女同學,一個男同學
白裙飄飄的班花
北京地壇體育場,白襪子、白球鞋,還有齊刷刷的大長腿
放學後,留堂做數學題,桌上還有熟悉的鐵皮鉛筆盒
同學們來對作業啦
80年代的男女同學們,穿著泳衣,一起在水裏打球
出生在北京胡同裏的任曙林, 曾在80年代,拍下1萬張北京中學生的照片。那時候的中學生,真好看啊!照片裏當年的主角們,現在很多人的孩子都已經上中學了,“沒想到,原來我們的青春,還活在這些照片裏。”
自述 任曙林 編輯 陳星
我1954年出生在北京板廠胡同15號。中學畢業後,做過工人,在煤炭部幹過15年,也去深圳從過商。但拍照這件事,是一直在繼續的。
我在25歲的時候,拍了一個係列,叫《八十年代中學生》。
2011年4月份,是《八十年代中學生》的第一次展覽,很轟動吧可以說。我到展廳去看,展覽的觀眾從中學生到50歲以上的人都有。
這張照片勾起了一個觀眾的往事
有一個觀眾叫王琳,她看到一張照片之後,激動得哭了。她和照片中的那個少年秘密早戀,後來一起留學,結婚,最後分開。她對我說,“本來以為青春已經不在了,沒想到原來青春還活在這些照片裏”。
1979年我第一次拍“高考”
父親有個相機,我6、7年級,照相機就落到我手裏頭,我第一個膠卷是1967年拍的。
少年任曙林和父親
1977年國家恢複了高考,1979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第一次拍了高考。從此目光就開始關注學校。記得我1980年在本上,還寫了一句話,“我倒要看看當代這批青少年,是怎麽成長起來的”,決心就像一個釘子似的。
要進學校拍,我就得去高教部,還要找校長。找到校長後,我說我要拍攝,反映學生們現在努力學習。北京市那會兒拿照相機的人就沒有多少,記者也不拍高考,所以他們就很好奇。我還給他們代攝影普及課,他們覺得好,支持我,就給我發了一個監考證。
監考證
拿一個別針,把監考證別在胸口,憑這個我就可以橫衝直撞任何考場。 三天時間我跑了大概七所學校。北京5中、54中、74中、75中、143中等幾個學校。這樣,這個係列就算開始了。之後的10年,我都在拍中學生。
中學生的身體,每塊肌肉都會說話
拍的學校主要是北京171中學,離我家很近,家、上班的地方、一七一中學,三角地帶,構成了我的整個80年代。進校園拍攝,校長說,不要影響教學。所以我照片裏沒有上課的。拍攝我就憑眼睛捕捉,不跟學生交流。
開始的時候學生其實是會反感的,是因為報社記者去學校拍,他們有一個概念,學生要擺好了姿勢,得到學生們的認可是很難的。 他們腦子後麵都是長著眼睛的,你一端相機,他身體馬上就不一樣了。 頭一個學期我幾乎沒拍出幾個膠卷,但是我還是在校園裏轉溜。過了一個學期後,我就變成透明的影子了。
那會一打鈴,“嘩——”潮水一樣瀉滿整個操場和樓道,幾十上百個人,就我一個人拍,我太幸福了,感覺我在一個花的海洋中,蜂蜜任我采。學校裏麵有很多可以拍的,上學進校門、早操早習、課間10分鍾、體育課和美術課,中午吃飯,值日勞動,都可以拍。
他們上遊泳課,在總政遊泳館,我也得跟著進去拍去,有很多就站在水裏拍的。
我拍了很多擦玻璃的場景,學校的衛生都是學生自己做,一般都是禮拜六的下午,自己帶著抹布做值日。
我無意中發現學生的腳特別豐富,膝蓋如此,後背更是如此。人的表情往往一半以上是假,但是腳、後背、手,不會掩飾,甚至比表情的表現力還豐富。
總結一下就是拍局部。這些局部在以前是有禁忌的,但是我比較膽大。我就支個三腳架,坐在操場中間,我一看,自己也疑惑:拍身體的局部,就跟掐頭去尾留中段,跟吃蝦似的,這東西能成立嗎?
可能是拍的時間長了吧,觀察越來越細,感覺中學生全身的每一塊肌肉都會說話。 十五六歲正是活躍的時候,身體總是特別好動,特別豐富。
特別是有些女生的局部,你感覺不出任何一點色情,那種健康的力量能夠把人包含進去,震撼。
這張一個女生標準的中段,兩隻手在那,再往上就簡直就多餘了。
很多人對這張印象很深刻,但它其實是一張色溫失誤的照片。顏色是會說話的,白和藍之間有一種清冷的感覺,安靜中有點神秘。
其實這張合影我是最滿意,拍之前大家在那說說笑笑,每個人樸實鮮活的本性都出來了。
10年,1萬張照片
一群男女生,場景的把握,景別的把握,空間的控製,瞬間的抓取,這都得在那一瞬間。趁人不備的時候,照出來的才是好照片。我很早就有拍攝專題的意識了。拍中學生這10年中,它幾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業餘時間和工餘時間。
我一共大概拍了300卷膠片,一萬多張照片。 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摁快門是有快感的,有儀式感的。我們那會兒拍照很貴,一張2塊5,3塊7,加上衝洗費就是這樣,一個月工資才多少錢?裏頭我什麽角度都用了,超廣角,500折反射,負片,反轉片,富士的,柯達的,都用過。
80年代的青春啊
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放學坐公車回家,經過一個女校,一到站那些女孩子就湧上車來,瞬間打破車裏的平靜。她們下車後,車裏的氣氛好像就直接死了一樣。 那一群鮮活的中學女生給整個車廂帶來的活力,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1985、87年以後,北京市最早提出“五講五美”,過了幾天就變成了五講四美,把最後的“儀表美”給去掉了。 我說為什麽?學生穿得漂亮怎麽不好?後來我們的校服是怎麽難看怎麽做,就不願意把青春的一些東西,特別是女孩子好多東西表現出來,覺得是魔鬼,覺得學生就學壞了。
此校園非彼校園了。到1989年,我就沒有拍了。
拍完中學生之後,這事我就忘了。我沒有想到它們將來會有出頭之日,可以展示給別人看。我自己看《八十年代中學生》,也說不出來哪張好,看到最後,青春兩個字就不存在了,變成一種味道,可聞可嗅可感。
當初拍照時,很多學生家裏都是知識分子,就說什麽照相沒文化。我當時就說:我要告訴你,咱們多少年以後見! 果然30年後,他們找我,請我吃飯,“哎呀任老師,沒有你回學校拍了這些東西,我們不知道,青春是這樣的。”
我覺得還是觸動了他們內心一些很深、很柔軟的東西吧。
照片、影像資料由任曙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