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老朋友”紀登奎的浮沉之路 （ZT）

紀登奎（左2）為毛主席紀念堂奠基 

作者：彭勁秀

原載《同舟共進》

　　在中共黨內，被毛澤東從基層破格提拔到中央重要職位上且顯赫多年的人物並不多，紀登奎就是其中一個——他與毛澤東風雲際會，在政壇上紅了20多年，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十一屆五中全會批準他的辭職請求之後，才從政治舞台黯然退出。

【專列上的“六問六答”】

　　1951年春天，毛澤東乘專列沿京廣鐵路南下視察，途經許昌時停車聽取許昌地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這是時任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的紀登奎第一次見毛澤東。在專列上，紀登奎扼要地介紹了許昌地區的曆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概況，匯報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宣傳等方麵的工作。

　　匯報結束時，毛澤東突然問他：“你挨過整嗎？”紀回答：“挨過，挨過兩次。”

　　毛澤東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並說“挨點整，有好處。”接著提出二問：“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紀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並簡略敘述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三問：“那麽，你整過人麽？”紀坦誠地回答：“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毛澤東四問：“整錯過沒有？”紀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又嚴肅地第五次發問：“你殺過人嗎？”紀登奎一怔，隨即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第六次發問：“殺錯過人嗎？”紀答道：“也有殺錯的。”並解釋說“那是在情況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隨即檢討：“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毛澤東連續發出的六問，看似閑談，實則是對紀登奎的經曆、水平、膽識、人品等諸多方麵進行的一次多方位、深層次的考察和麵試。麵對毛澤東的六問，紀登奎沒有張口結舌，沒有刻意回避，沒有顧左右而言他，更沒有假言蒙騙，而是在總體上做了實事求是的回答，毛澤東甚為滿意。

　　毛澤東離開許昌到了武漢，他要中南局負責人王任重派人調查、總結許昌地區宣傳工作的經驗。王任重找來中南局宣傳部宣傳處長郭小川，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他去完成這個任務。郭小川馬上到許昌調查，很快寫出《中共許昌地委宣傳工作》一文，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日的《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學習許昌地區經驗，做好黨的宣傳工作》的社論。

        這樣一來，許昌地區的宣傳工作引起全國的關注。5月，紀登奎應邀參加了全國第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並向與會代表介紹了許昌地區宣傳工作的經驗。毛澤東稱讚道：“我黨的宣傳工作有了新的發展。”

　　會議結束不久，年僅28歲的紀登奎被任命為中共許昌地委書記。

　　此後一直到“文革”前，毛澤東到河南十多次。每次去，毛都要把紀登奎找來，聽他匯報。由於毛的賞識和信任，也由於紀登奎的工作出色，到“文革”開始時，紀登奎的職務已是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了。不久他又被提拔到中央，一再委以重任——這一切，都起源於專列上的成功“麵試”。

正當盛年的紀登奎

【“老朋友”的來曆】

　　毛澤東生於1893年，比生於1923年的紀登奎整整大30歲，應該說屬於兩輩人。然而，毛澤東卻公開稱紀登奎為“老朋友”，從此，“老朋友”就成了紀登奎的外號。這在中共黨內極為少見。

　　這個外號源於1967年，地點不是許昌，而是鄭州。在“文革”的高潮中，1967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鄭州時稍作停留，河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劉建勳、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毛澤東見到紀登奎，高興地握著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這就是毛澤東第一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

　　毛澤東第二次稱紀登奎為“老朋友”，是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

　　1969年4月，紀登奎出席了中共九大。4月14日，毛澤東主持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首先通過了政治報告和新黨章，然後是大會發言,先後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 9人發言。輪到紀登奎發言時，毛澤東扭頭往身後的主席團成員席上掃視，沒有看到紀登奎，於是問身旁的周恩來：紀登奎同誌在哪裏呢？周恩來指著前麵的代表席，說：紀登奎同誌在下麵。這時，紀登奎從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發言席，當他走到毛澤東麵前時，毛微笑道：請你講話。然後，毛澤東向大會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工作。

　　聽到毛澤東的公開介紹，容納1512名代表的會場頓時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在這次大會上，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紀登奎又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顯然，“老朋友”的稱呼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紀登奎與陳永貴在山西昔陽縣大寨

【緣何獲得賞識？】

　　回到列車上的召見。據紀登奎晚年回憶，這樣的召見有13次之多。不少人據此認為紀之所以獲得毛的賞識，主要是由於紀幸運地到了專列。但是，光有機遇顯然不夠。毛澤東在河南曾同時召見紀登奎和路憲文，但兩人的表現和結果迥然不同——

　　“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南下的專列從鄭州開向信陽，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也曾應召登車匯報工作，但他總是說不到點子上。毛澤東興味索然，很快就讓他下車。而這時本該下車的許昌地委書記紀登奎，毛卻不讓下車。路憲文事後埋怨辦公室的秘書們“不會弄材料，還是人家老紀會說，毛主席聽得不讓走”。

　　原來，毛澤東問路憲文：你所管轄的地方既然有一個上蔡縣，理當還有一個下蔡嘍？路憲文緊張地說：報告毛主席，我學習得不好，不知道有沒有下蔡。毛澤東又問：你那個信陽州裏，宋士傑告狀的文廟還在不在？路憲文又趕緊答道：報告毛主席，我學習得不好，不知道。毛澤東說，好了，你談談工作吧！路憲文就趕緊匯報說怎麽發動群眾，怎麽發明創造，過去蒸著吃的紅薯，現在可以蒸饃饃、包餃子、做點心……毛澤東終於不耐煩地說：你說了半天，不就是一塊紅薯麽？！

　　後來，地委秘書們告訴路憲文：新蔡建縣時間晚於上蔡，地勢較低，應該就是“下蔡”了；地委辦公室後麵的老古董房子，就是過去的文廟。路憲文惱羞成怒地說：你們給我準備的材料上有這些嗎？就是這個路憲文，在擔任信陽地委書記期間，急功近利，虛報浮誇，在1959年鬧出了震驚中外、餓死百萬民眾的“信陽事件”，被撤職查辦，落了個身敗名裂。

　　紀登奎就完全不同了。他工作比較深入、務實，掌握實際情況，善於搞群眾運動。早在1943年4月，冀魯豫邊區黨委書記黃敬主持召開大會，總結幾個月來的群眾運動。會議期間，二地委向黃敬匯報了紀登奎在鄄北搞群眾運動的做法，引起了黃敬的重視。他當即派人通知紀登奎參加會議，並要他在大會上介紹經驗。

        紀登奎從訪貧問苦、同吃同住、紮根串連、申冤訴苦，講到建立農會、成立支部、民選村長、整頓民兵、分半減息、二五減租，等等，講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與會聽眾稱譽他為冀魯豫邊區的“群運專家”。會後，邊區各地縣紛紛派人到鄄北參觀學習。黃敬對紀登奎倍加重視，經常通知這位年僅20歲的小夥子參加區黨委的有關重要會議。

　　在“大躍進”運動中，各地爭先恐後地“放衛星”，虛報浮誇盛行，造成嚴重後果。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開展反右傾運動，使“大躍進”中的錯誤更加嚴重。紀登奎害怕把農村搞亂，但又頂不住上麵的壓力，在不得不貫徹上級指示、集中各級幹部開動員大會時，他采取遲遲不散會的辦法，以延緩反右傾會議的精神傳達到基層。

　　“大躍進”期間，僅信陽一地非正常死亡就逾百萬，而洛陽地區基本上沒有餓死人的現象。1960年冬天，在河南考察的陳雲聽說這個情況，問紀登奎這是怎麽一回事。紀登奎說，我這個辦法叫兩本賬，上邊布置那個往下壓的高指標、高征購啊，我沒有辦法，我也接收，但是我得弄清楚實際情況，這是另一本賬。我得安排群眾生活啊。

　　除了工作實力，更重要的是紀登奎往往能準確地按毛的心理和思想回答提問。如1967年9月22日的專列召見。當時正是“文革”高潮，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都受到衝擊，紀登奎也不例外。劉建勳對毛澤東說：登奎同誌在河南可受鍛煉了，他在運動中被關了四個多月，挨批鬥，坐“噴氣式飛機”……

　　毛澤東看著紀登奎說：啊，真是多災多難。你說，這一點好處都沒有嗎？此時，精明過人的紀登奎沒有大訴其苦，發泄不滿，而是頗為輕鬆地說：大有好處，能夠鍛煉人。

　　毛澤東問：你挨了多少次鬥？坐“噴氣式飛機”是什麽樣子？ 紀登奎回答說：挨鬥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飛機”就跟割麥子差不多，還可以鍛煉身體呢！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他從椅子上站起身，學著坐“噴氣式飛機”的樣子，彎腰，低頭，把兩隻胳膊朝身後高高抬起，大家見狀都笑了起來。

　　這樣的氣氛，在毛和下屬的談話經驗裏，應當是不多見的，也是受歡迎的吧。

1975年9月7日紀登奎陪同周恩來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副總理維爾德茨，這是周恩來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與張愛萍當麵衝突】

　　紀登奎雖然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挨批鬥，但很快就被結合進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任副主任。被提拔到中央擔任重要職務後，他就一直是“文革”中的“紅人”。 位高權重的紀登奎跟著“文革”犯錯誤、說錯話、做錯事、傷害人，可以說是必然的。

　　據張愛萍將軍的兒子張勝寫的《從戰爭中走來》（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披露，1975年3月，經過葉帥的反複動員，張愛萍重新回到國防科委係統，重點整頓230廠。他興奮地對孩子們說：“鄧小平出來了，說明毛主席回心轉意了。”這是他出山的前提。

　　其實，張愛萍判斷錯了。毛並沒有回心轉意，他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樣，重新工作後狠抓整頓的張愛萍必然在劫難逃。

　　1975年11月2日，被張愛萍趕出七機部的造反派頭頭舒龍山揭發張愛萍的告狀信遞到了毛澤東案頭。毛批示：“印發政治局各位同誌，請總政酌處。此人是左派。”

　　對張愛萍的問題，總政當然“酌處”不了。於是，由華國鋒出麵主持，李先念、紀登奎、陳錫聯等大員召見張愛萍。規格如此之高，連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也隻能“奉陪末座”。

　　從張勝抄錄的會議記錄看，張愛萍的態度仍很強硬，不僅沒有認錯的意思，而且與紀登奎當麵發生了衝突。

　　紀登奎：我問你，“今不如昔”這句話是什麽人說的？張愛萍：是右派說的。

　　紀登奎：你這話是什麽意思？張愛萍：還用解釋嗎？告狀的人不是左派嗎？

　　紀登奎：那你到底說了沒有？張愛萍：還用我說嗎？七機部的問題你不清楚？

　　紀登奎：你看看你，講的話就有這麽厚厚一大摞！張愛萍：你都看過了？沒有看到你自己講過的話嗎？

　　紀登奎：你什麽意思？張愛萍：“九年無寧日”，就是你說的。忘記了？

　　紀登奎：你血口噴人！態度很不老實！

　　陳錫聯用腿碰碰張愛萍，悄聲說：“你承認了算了。”張愛萍大聲問：“你們要我承認什麽？”陳錫聯：“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啊。我不也承認過嘛，也沒有把我怎麽樣嘛！”張愛萍大吼：“那是你！”

　　主持人華國鋒覺得會議開不下去了，宣布：“這件事很突然，對毛主席的指示需要一個理解和認識的過程。是不是請愛萍同誌回去再想一想。就散了吧！”

　　張愛萍事後說：“華國鋒替我解了圍。”

　　張勝在書中寫道：“張愛萍解釋他當時的激憤心態：‘隻是有些人品格太差，還坐在這樣高的位置。’”

　　紀登奎的兒子曾寫文章為父親叫屈。其實，“文革”結束了，紀登奎不下來，還能站得住嗎？

　　張愛萍比紀登奎大13歲，為革命出生入死，戎馬一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紀登奎對這樣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現代國防科技建設領導人上綱上線，後來又要張愛萍在批判大會上檢討，顯然是錯誤的、不明智的。

紀登奎與鄧穎超、王洪文、姚文元等觀看文藝演出

【老幹部的嚴厲批評】

　　粉碎“四人幫”後，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幹部對紀登奎不滿，是非常正常的。在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不少曆經滄桑、劫後餘生的老幹部都對紀登奎展開了公開的批評——

　　萬裏說：活著的個別領導人幹了錯事壞事，必須自我批評，不要欠賬。

　　呂正操說：你指的是紀登奎，說明白點。

　　萬裏說：對，就是指他。

　　江一真說：紀登奎在1970年農林部成立時指出，要把農林部辦成農林政治部，又對農科院軍宣隊指示：“科研是依靠7500人還是依靠7.5億人?”紀還說“大學4年沒有招生，衛星照樣上天，農業還是豐收”。今年4月他還指示農林部給中央報告，認為當前主要傾向是對資產階級法權批得不夠。這次會議前，他又派人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和學大寨動搖的問題。

        段君毅說：群眾反映河南問題在上邊，上邊就是指紀登奎。“四人幫”倒台後，紀給造反派通氣，讓他們表態，河南人說“心有餘悸（紀）”。

　　許世友的發言更加尖銳：你是造反起家，進了政治局，官不小了，還搞什麽名堂，你基本是跟“四人幫”走的。

　　鄧穎超也不客氣地批評說：你的檢討很壞，避重就輕，應把10年來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風、立場上與“四人幫”是什麽關係說清楚。建議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誌說你是翻雲覆雨的政客，你今後還是政治局委員，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權位報複我們。

　　廖承誌說：外交部有反總理、反陳老總的逆流，捂蓋子，有你的賬，而且是相當大的賬。

　　程子華說：十一屆一中全會，我揭發了紀登奎等人，沒出簡報。前幾天，我批紀的簡報又有好幾天沒出，我問簡報組，說是送主席、副主席傳閱去了。建議給華主席寫一個報告，這樣做叫什麽民主。

　　譚震林、陳漫遠、姚依林等也都作了發言。出席三中全會的許多人都給紀登奎提了意見，有的意見還相當尖銳。紀登奎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並做了檢討。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對紀登奎提出批評的老幹部中，萬裏、段君毅都曾在冀魯豫邊區時期擔任過地委書記，是紀登奎的老領導，對他都有過支持和幫助。在三中全會上，他們對紀登奎不僅當麵提出批評，而且措辭頗為嚴厲，說明在“文革”中，位高權重的紀登奎沒能正確對待受難中的老領導、老幹部，他們對紀登奎是很有意見的。

紀登奎與華國鋒、姚文元在十大主席台上

【與“四人幫”之間：追隨和矛盾】

　　人所共知，“文革”中“四人幫”不可一世。作為“文革”中的“紅人”，紀登奎不可能超然物外，他與“四人幫”必然存在某些聯係，乃至追隨。正因如此，許世友甚至說紀登奎是“造反起家”，“基本是跟‘四人幫’走的”。

　　據《話說紀登奎》（《貴陽文史》2008年第5期）披露，毛澤東在點名批評“四人幫”的同時，說過這樣的話：“登奎有的事不和我說，也不和總理講，卻是找江青、春橋講，政治局大多數，他都不講，不團結多數，隻找少數人，這是什麽性質呢？一個政治局委員要和政治局，要和黨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幾個人保持一致。”毛澤東的這段話說明紀登奎對“四人幫”確實有所追隨。

　　毛澤東雖然批評了紀登奎，但對他仍是信任的。紀登奎對主席的指示也仍是堅定不移地執行的。如1976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鄧”時，紀登奎說：“小平同誌是舊病複發，沒有吸取1966年的教訓，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抓好革命的方方麵麵，而是繼續和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糾纏不清，以後，小平的問題升級了，也是由此而來的。”

　　紀登奎雖然有時緊跟“四人幫”，但和他們還是保持了相當的距離，特別是華國鋒被確定為接班人後，紀登奎表示擁護。在討論毛遠新的去留和江青的具體工作安排上，他支持了華國鋒，以致江青等人恨恨地說：“真是人走茶涼，主席屍骨未寒，連紀登奎都敢和我們頂嘴了。”

　　紀登奎在思想、品德、性格、作風等方麵與“四人幫”確實有不同之處，後來“四人幫”也把紀登奎視為異己，有時不僅排斥他，甚至誣陷他。所以，有人說“紀登奎與‘四人幫’不是一路人”，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正因為如此，在某些問題上，紀登奎與“四人幫”產生了一些矛盾。

　　1974年，緊隨“四人幫”的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批林批孔”大會上講話時，除講了“批林批孔”，還強調批“走後門”問題，後來被毛澤東批評為“三箭齊發”。時任校黨委副書記劉冰不讚成這個講話，同時對遲、謝二人的一些不良作風不滿，矛盾很深。

　　紀登奎的一個女兒在清華大學上學，她關心政治，覺得遲、謝的講話與中央的8號文件有所不同，回家後就把遲、謝的講話內容向紀登奎說了，還問紀登奎：遲群、謝靜宜的講話和中央8號文件，哪個對？紀登奎立即明確表態：遲、謝的講話是錯誤的。他還告訴女兒：江青等人搞“三箭齊發”，毛主席已經批評。當時中央政治局開會要求將毛主席的批示下發，但江青、張春橋提出要保護青年幹部，文件不下發，隻在中央8號文件中“點一下這個事”。

        紀登奎的女兒回學校後，把父親說的話告訴了劉冰。劉冰與遲、謝二人鬥爭的信心更足了。後來毛澤東批了劉冰，並由此發起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紀登奎雖然僥幸沒有挨批，但“四人幫”與他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甚至對紀登奎橫加誣陷。

　　吳德1993年在回憶中說：“1975年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從那以後，毛主席就很少見江青了。為了摸毛主席的情況，江青就不惜屈尊拉攏毛主席的秘書張玉鳳，給張玉鳳送禮，把張玉鳳請到釣魚台吃飯。席間，動不動就對人興師問罪的江青，竟忘乎所以地議論起政治局的同誌，她對張玉鳳說：紀登奎是蘇聯特務，汪東興是個大特務，吳德是國民黨。”“張玉鳳回來就把江青的這些話向汪東興匯報了，她請示是否把江青的話上報毛主席。汪東興說這個事情不要匯報，有關中央負責同誌的情況，不要聽江青亂講。”“對於這件事，汪東興曾經向我談過，提醒我注意。”

　　江青公然誣陷紀登奎是“蘇聯特務”，這個“帽子”的性質和後果是不言而喻的。這反映了江青對紀登奎的怨恨。紀登奎聽到這個情況後，與江青的矛盾自然進一步加劇。

　　1976年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由於紀登奎長期擔任河南省領導職務，到中央後又兼任一段時間的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所以他與河南省委的幹部常有接觸。紀登奎曾通過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河南省委的領導幹部打招呼，讓他們注意“四人幫”，與“四人幫”劃清界限。

　　1976年10月6日晚10點多鍾，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住地開會。華國鋒、葉劍英通報了抓捕“四人幫”的情況。大家發言時，紀登奎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這個決定。

　　盡管犯了某些“文革”錯誤，傷害了一些老幹部的感情，但紀登奎有時也冒著風險為老幹部說幾句公道話，甚至向毛澤東坦誠地提出自己的建議。

紀登奎在城樓上

【在毛澤東麵前的一次“唱反調”】

　　1980年春，紀登奎已受到批評，做了檢討，並辭去了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

　　就在紀賦閑在家、門可羅雀時，已獲平反的李雪峰登門拜望。李雪峰見到紀登奎，第一句話是：“紀登奎啊，你好大的膽子喲，竟然敢在毛主席麵前唱反調！”紀登奎如何“膽大”？唱了什麽“反調”？

　　據紀登奎的兒子紀坡民《回憶李雪峰和我父親的一段往事》（《黨史博覽》2008年第5期）披露，“文革”前，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是黨的高級幹部。1966年5月，“文革”正式開始了， 6月1日，中央宣布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一度成為政治明星。“這意味著他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非常信任的幹部，用那時的話來說，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可是不久，李雪峰卷進“路線錯誤”之中。當時，毛澤東對他還是眷顧的，所以李雪峰雖離開了北京，但幾經折騰，仍被“結合”為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九屆一中全會上，紀登奎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時，李雪峰正麵臨著一場“滅頂之災”。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發生了所謂“華北組簡報”事件。當時，陳伯達在華北組發表煽動性的講話。作為華北組的召集人，李雪峰簽發了華北組記錄會議發言的“簡報”。這本來是正常的工作，但兩天半之後，“華北組簡報”一下子成了嚴重問題。而且“上綱上線”說這不僅是一個“錯誤”，而且是“反革命簡報”。於是，李雪峰又一次陷身政治鬥爭的漩渦。

　　針對林彪集團，毛澤東采取“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的“三大措施”，展開檢舉、揭發、批判、追查“華北會議”的問題，最後撤銷了李雪峰、鄭維山北京軍區政委、司令員的職務，改組了北京軍區。從此，李雪峰開始了他長達8年的牢獄之災。

　　廬山會議後紀登奎更受重用，中央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別取代李雪峰、鄭維山擔任北京軍區政委、司令員職務。“九一三”事件後，紀登奎參加了對“林彪反黨集團”的專案審查，李雪峰的問題自然歸他管。1973年黨的十大前，林彪的專案審查工作結案，紀登奎和周總理、葉帥一道去向毛主席匯報。在談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員的處理意見時，紀登奎向毛主席提議：“李雪峰、鄭維山兩位，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四位大將的問題不一樣，處理上也應當有區別，建議不要開除黨籍了。”

　　毛澤東聽後，高深莫測地說：“紀登奎呀，你這個人啊，少兩根白頭發。不像我們這些人。”紀登奎曾給兒子解釋說，毛主席這個話，聽起來好像是開玩笑，實際上是批評他閱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這番話，也就表示毛主席駁回了他的提議。就這樣，李雪峰和黃、吳、李、邱一起，被開除了黨籍。

　　也有資料說，十大前夕，毛澤東提出把李雪峰當作林彪的同夥處理，政治局討論時認為不妥，建議周恩來去向毛澤東反映，周恩來建議紀登奎去。紀登奎反映後，毛澤東表示不屑再考慮，隻說“不能原諒他”，堅持將李雪峰開除出黨。

　　紀登奎的建議未被采納，但後來聽說了此事的李雪峰仍心存感激。當一個人在蒙冤負屈的困境中，人們紛紛遠避甚至落井下石的時刻，有人敢於說一句公道話，這是非常難得的。李雪峰的登門造訪，無疑使冷落在家的紀登奎感到欣慰。對當初李雪峰獲罪的“華北組簡報”，紀登奎說：“是啊，如果大家的發言講的是對的、革命的，‘簡報’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們的發言是反革命的，那麽‘簡報’就等於向中央檢舉了他們的反革命活動嘛，怎麽會是‘反革命簡報’呢？”

　　然而，紀登奎這番實事求是的話，隻是他後來回首往事時的“自言自語”。如果當時他敢於在毛澤東麵前如此直抒己見，結局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林矛盾加劇，林的接班人地位發生動搖。毛澤東在與林彪的一次談話中明確提出：要培養接班人，我們都是60歲以上的人了，要培養60歲以下、30歲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紀登奎等人。這說明，毛澤東在考慮下一步由誰來接替林彪接班人地位時，確實曾將紀登奎納入視線—當然，毛澤東最終選定的接班人是華國鋒。

　　1988年7月13日，紀登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5歲。紀登奎的一生，折射出建國後20多年間中國政治舞台的風雲變幻，其進退沉浮的傳奇經曆，讓人至今思來仍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