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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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一個月之間，大男孩兒“維奇”陳祖莫被命運反複拋落。6月23日，他失去了母親格蘭娜的消息；7月30日深夜，父親陳昌浩服藥自盡。
而早在三十幾年前，命運就已經把“維奇”的父親陳昌浩拋來擲去，不得解脫。1936年，身為紅四方麵軍的總政委、西渡黃河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的陳昌浩，兵敗祁連，西路軍兩萬人覆沒，他也從軍政的巔峰裏跌入塵泥。
他最小的兒子陳祖莫，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此一無所知。
他對父親的認知，直到四十幾年後，也仍然是碎片粘合起來的破碎瓷器，形貌模糊。
“我父親到底什麽樣的一個人？我就想尋求我真正的父親。”陳祖莫說。許多年後，他才慢慢分辨出那些重重迷霧、愛恨糾纏背後的真實。
陳昌浩的兒子陳祖莫
我媽也成了個小太太
陳祖莫還能記起自己6歲第一次見到“吉斯車”的場景。
那是1951年的一天，時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的專車駛入了莫斯科一座破舊居民樓，來拜訪他彼時“平凡”了12年的父親陳昌浩。
“我們住的那個院子特破，那車開進那院子，特大的反差。”陳祖莫回憶。出生在莫斯科、小名“維奇”的陳祖莫，是中、蘇混血。母親格蘭娜出身蘇聯普通工人家庭，父親陳昌浩那時則是蘇聯外文局的小職員。
在莫斯科，周圍人眼裏的陳昌浩隻是個普通的機關小職員，沒有人知道他曾經的曆史，甚至對妻子他也隻字不提。
“我媽媽不知道我爸爸是幹什麽的，她隻不過覺得跟我父親有感情，就結婚了。一結婚了，那我媽媽更不關心你過去幹什麽，隻要有孩子，有丈夫，她就過得非常地幸福。”陳祖莫說。
在蘇聯外文局工作期間，陳昌浩著有《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編譯出版不少馬列著作，並主編完成了工程浩大的新版《俄華辭典》，他能把著書翻譯作為自己唯一能做的革命工作，全心投入，廢寢忘食。“我記事的時候，他正好搞大字典……人家就有自己的周末，我爸爸整天就跟那工作，呆頭呆腦的在那一天到晚忙這個。”陳祖莫說。
而直到貴客登門的這一天，陳祖莫和母親才隱隱得知，他們眼中默默無聞的父親、丈夫，曾是紅軍中戰功卓著、威震八方的“軍神”——川陝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紅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彼時已在蘇聯生活了12年的陳昌浩，終於被批準回國。
陳祖莫對父親的興奮印象深刻。“我爸說要回去了，中國什麽都好。”格蘭娜則對此將信將疑，“大概是不肯相信他”。
1951年6月，45歲的陳昌浩攜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中國，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代表黨中央親自到北京站迎接。
陳昌浩與妻、子
回到北京的陳祖莫覺得自己猶如進入了“貴族世界”。轎車、警衛員、勤務員、廚師……豪華的翠明莊招待所跟他們在蘇聯寒酸的家近乎天壤。“我媽那時擔心到中國怎麽生活，結果一到這，也成了一個小太太了。”陳祖莫回憶說。
轉折點
1951年回國後，陳昌浩被安排到中央編譯局任副局長。
回國後不久，曾一起並肩作戰的老“搭檔”，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徐向前，設宴邀請陳昌浩一家和在紅四方麵軍工作過的一些老同誌到家裏做客。席間，陳昌浩低著頭，和昔日的老部下，如今共和國的將軍部長們，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多年之後陳祖莫才知道，父親的道歉，緣自他領導的一支特殊部隊，西路軍。
那正是陳昌浩命運的轉折點。自此之後，他被拋來擲去，徘徊外域十餘年，家國皆休。
1936年10月，為了打通通往蘇聯的國際交通線，陳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紅一、紅四方麵軍主力西渡黃河作戰，這支部隊因此被稱為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西路軍遭到西北軍閥馬步芳麾下“馬家軍”的圍殲，全軍覆沒，僅少數突圍回了延安。孤軍血戰四個月，西路軍7000人戰死，5600人被俘後遭虐殺，活埋，很多女兵被奸殺或淪為乞丐，在紅軍曆史上寫下了極其悲壯的一頁。
兵敗河西走廊，分散突圍之後，陳昌浩化妝成商人，曆經坎坷，輾轉回到了延安。西路軍的失敗，在當時被定性為錯誤地執行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和“分裂主義”路線的結果。
在延安的檢討中，陳昌浩承擔了戰敗的全部責任，承認這是“執行張國燾錯誤路線”的結果。此後的生涯，陳昌浩也不止一次的向組織和老部下懺悔，“兵敗祁連之事，我陳昌浩實在難辭其咎，兩萬精英，喋血大漠，共產黨十年積蓄的力量，還不曾與日寇一戰，就毀於內戰戰場上，這些年每當我想到這些血灑荒丘的英靈，猶如萬箭穿心”。
在經過近一年的審查檢討之後，陳昌浩被安排到了中宣部，任宣傳科長。1939年8月，經毛澤東批準，患有嚴重胃病的陳昌浩，被送往莫斯科治病。自此開始了他流落蘇聯13年的艱難生活。
在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安排下，陳昌浩在莫斯科住院治療。出院後，他馬上向組織提出了回國的要求，但沒有得到答複。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由於生活所迫，彼時的陳昌浩隻能自力更生。他甚至曾流落到中亞一個叫科坎多的小鎮，在采石場做了兩年苦力。
直到1943年被中共中央找到，他才被安排到蘇聯外文局工作。這個曾經的紅四方麵軍統帥，就此開始了一個普通小職員的生活。
不一樣的爸爸
1951年回國之後，陳昌浩曾在多種場合懺悔自己的“嚴重錯誤”。在對某軍報記者描述紅四方麵軍舊事的時候，幫著端茶倒水的陳祖莫，就無意中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父親。
1931年一架國民黨飛機因燃料耗盡，迫降在了鄂豫皖蘇區，被紅四方麵軍俘獲。1931年11月，27歲的紅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親自登上該機，與被俘飛行員一起飛往黃安城投擲炸彈，散發傳單，進行了解放軍曆史上的第一次空戰。紅軍空軍地突然出現，強烈地震撼了國民黨守軍，黃安城隨即告破。一年後，這架創造了解放軍多項曆史的飛機，被命名為列寧號。
“我印象特別深，說一個單螺旋槳的教練機，怕飛行員跑了，我爸爸就自己就坐上飛機了，拿著德國的駁殼槍，指著腦袋頂在那，說你要跑，咱們就一塊死。”陳祖莫忽然發覺自己的爸爸是個英雄，和以前那個編字典的爸爸不一樣。
然而除了短暫描述裏返照出的英雄光彩，陳祖莫還察覺到了另一種更深幽微妙的情緒。
他知道父親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但是提到舊事，陳祖莫聽到最多的總是“你爸是犯過錯誤的”。他也聽過別人說，“毛選”裏麵講過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說我父親就是原來跟張國燾在一塊兒”。
這也讓年輕的陳祖莫開始迷惘。“我也把自己當作一個幹部子弟，我那時候要求進步，我內心有個感覺，好像我爸爸是個犯錯誤的幹部，我跟他們不太一樣。”
而對父親的情緒，最終凝固在陳祖莫心裏的，卻是1960年之後家庭變故的恨意。
1960年，中蘇交惡。1963年春天，正在青島養病的陳昌浩，突然給在北京上高中的兒子陳祖莫打來電話，叫他到青島去一趟——陳昌浩告訴兒子，他要和格蘭娜離婚。
“一去了以後，媽媽就哭，跟我說你爸爸讓我回去，”麵對舊事，陳祖莫唏噓不已，“我媽媽她是個蘇聯人，對蘇聯有感情，多少就會表現出來，你們說得不對，蘇聯不是這樣……”，這顯然不見容於當日中國的政治環境，而陳家偏偏深處期間。
陳祖莫激烈反對，但無能為力。他既不能原諒父親僅僅因為這種理由棄母親於不顧，也不能理解陳昌浩的無奈與痛苦。他堅定地站在了母親一邊，試圖說服父親，但經過幾次組織談話後，陳昌浩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婚。不久陳祖莫和父母一起走上了法庭。
青年陳祖莫由此開始怨恨父親。他完全無法理解，究竟是什麽導致了這場不知緣由的訴訟，拆毀了自己的家庭。直到晚年，陳祖莫依然記得陳昌浩在法庭上看見自己時眼中的無奈，隻是那時的他絲毫不解其意。
“最後我爸爸還轉過臉來，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裏邊是一種無奈，好像還有點責備，”陳祖莫歎息道，“就像在說你怎麽就不懂事，你怎麽就不理解，我沒辦法才說出你媽媽對我的感情不好。”
父母離婚後，陳祖莫和母親搬進了組織上分的一套宿舍，從此離開了父親陳昌浩。因為母子都沒有工作，隻能靠每月到父親單位領取一些生活費維持生活。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因為怨恨，離婚之後的父子二人兩年多沒有見麵。再見，已是文革。而後，陳祖莫自己的人生，也開始了無盡的顛沛。
1966年文革爆發，批判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1967年春，中央編譯局的批判鬥爭如火如荼，機關裏貼滿了重點批鬥對象陳昌浩的大字報，一個中蘇混血的青年人在大字報的海洋裏默默讀著激烈的批鬥文章，他正是陳祖莫。
“大字報最後上綱上線，說他打的不僅是一方麵軍，而且是毛主席，這已經是罪大惡極了，”陳祖莫當時除了震驚和懷疑，似乎還有一點點幸災樂禍。“這是我真實的想法，就是說啊，爸爸你煩我媽，你看看，倒黴了吧。”
而接下來的一幕，讓他大吃一驚。他看見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海洋裏，站著一個熟悉又陌生的人，陳昌浩。
“我看見我爸了，他跟過去不一樣，變得又黑，好像又全身浮腫，就覺得好像他不是他似的。”陳祖莫回憶說。
陳祖莫最終沒有走過去與父親相見。他快速地溜走，心情矛盾而混亂。“如果走過去我說什麽？我說爸，我又來看你來了？或者爸，你看看，你挨鬥了吧？我很亂，很矛盾的。”
50年前那個昏暗的下午，在滿目的大字報中，在茫茫人群中，陳昌浩像是漩渦中飄搖的一片樹葉。這一幕深深的烙刻在陳祖莫一生的記憶裏，這是他此生最後一次見到父親，而更大的風暴正呼嘯而來。
文革初期，剛上大學的陳祖莫積極投身造反運動，但隨著曾經他所擁戴的黨的領袖被陸續打倒，其中包括自己的父親，陳祖莫對革命越來越困惑。他不再熱衷造反，回歸家中，想和母親在屋簷下的一小片寧靜中躲避風雨。然而風雨並沒有被家門阻擋，甚至更加酷烈。
1967年6月23日，相依為命的母親格蘭娜被從家中逮捕，去向不明。
直到後來，陳祖莫才得知母親的罪名是“蘇聯特務”。母親生死未卜，而噩耗卻接踵而至。
母親被捕之後，陳祖莫去父親單位領生活費，聽到的卻是父親的死訊。“人家特別橫，你還想領錢，你爸都死了，誰還給你錢。”陳祖莫說，“我第一個感覺就是，我還有誰啊，沒了，世上沒人了”。
文革伊始，有“黑曆史”的陳昌浩首當其衝，經曆了無休止地揪鬥，侮辱和毒打。他親眼目睹了彭德懷、徐向前、賀龍、陳毅被戴高帽遊街示眾的情景，風聞李立三“畏罪自殺”，張霖之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陳昌浩深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1967年7月30日深夜，萬念俱灰的他在紅霞公寓裏吞下了大把安眠藥自殺，秘密火化後，骨灰被拋於荒野。
“萬一我死了，我媽回來找誰？”
那時的陳祖莫幾乎被噩耗打倒。他隻能整夜在家裏放著《天鵝湖》的開篇樂章而無法入睡，“就覺得床底下來人要殺我，特別怕，就拿一把剪刀擱到枕邊，就等著底下那個人殺我的人出來”。
幾個月後，家裏被查封，陳祖莫也被驅趕。在大學裏他被監視審查，成了“反革命”父親和“蘇修特務”母親培養的“修正主義溫床上的苗子”。
支撐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祈願母親格蘭娜還活著。“我得等，萬一我死了，我媽回來找誰？”
1968年，陳祖莫大學畢業，被安排去山西洪洞縣的部隊接受勞動改造。此時在經曆了文革酷烈之後，原本對政治單純無知的陳祖莫，終於理解了父親在離婚法庭上那個無言責怪的眼神。
“我挺恨我爸的，對我媽這樣，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我不恨了。”陳祖莫說，“不是爸爸對我媽不好，不是爸爸對我不好，而是我爸爸沒辦法。”
在洪洞待了一年多之後，陳祖莫得以回京，奈何物是人非，無家可歸。最終，他被分到門頭溝青白口公社繼續勞動，一幹五年。五年之後，他終於獲得了組織分配的工作。這時“四人幫”專案組突然找到了他，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格蘭娜還活著。
不久後的一個清晨，陳祖莫被專案組帶到北京秦城監獄，在那見到了闊別六年的母親。然而他沒有料到，這又是一個噩耗的開端。
“我媽跟個木頭人似的坐在我對麵，第一句話就是你幹什麽來了？”陳祖莫回憶說。格蘭娜已經無法認出兒子，她瘋了。
六年未見，母親從肉體到精神與過去判若兩人，這給了陳祖莫當頭一棒。陳祖莫後來多次探監，母親始終對他很冷淡，直到他帶著剛出生的兒子過去，母親精神上才有些許變化。1975年格蘭娜被發配到蕪湖，陳祖莫為了照顧她，帶著家人也去了蕪湖。
父親究竟是怎樣的人？
文革動蕩結束後，1980年，在蕪湖的陳祖莫鼓起勇氣，給胡耀邦寫信，請求調回北京。
陳祖莫對當年見到胡耀邦的場景記憶猶新。“胡伯伯他馬上要開會了，坐在台階上，當時跟我說，陳昌浩的兒子啊，陳昌浩好同誌嘛”。就這樣，十三年前的“革命罪人”，如今忽又成了“好同誌”。
不久中共中央為陳昌浩平反，召開追悼會，五百餘人前往吊唁。此時陳祖莫愈發覺得父親是一個迷，采石場工人、小職員、小幹部再到罪人，這些複雜多變的身份，似乎都不是完整的父親。他的人生中究竟還埋藏著哪些秘密，他究竟是怎樣的人？
自此，陳祖莫開始了對父親過往的追尋。他在所有人的這些記憶裏尋找父親，在所有父親的舊日行跡裏尋找自己不曾聽聞觸摸的事實。隨著陳祖莫的追尋，陳昌浩猝然離去的生命中，這些消散在曆史煙塵裏的形象，又一點點的拚合起來。
2000年之後，有關西路軍的探討公開化，外界開始客觀看待這段曆史。事實上，1983年初，李先念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和陳雲的建議，寫成《關於西路軍曆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自始至終都在中革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國軍委指示，或經中革軍委同意的，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但李先念的《說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當時隻限存檔，故不為公眾知曉，直到後來《陳雲年譜》公開出版，這段對西路軍問題的重要結論才得以浮出水麵。
“我現在才真正地體會，他真正為了黨的利益可以犧牲一切，他犧牲了自己。”陳祖莫說，“講句更深的，他犧牲了兒子，犧牲了家庭。為了這個事業，他最後就選擇了默默無聞，有好多話沒說出來就離開了人世。”
在陳昌浩離世數十年之後，晚年的陳祖莫接納了身為“陳昌浩兒子”的命運，“我也挺替我爸爸自豪，我以前就沒有這種感覺。”他從心底原諒了父親，“如果今天我的話能傳到陰間去，我父親會對我有所責怪的話，我估計我就能放下了。”
2008年深冬，塞外朔風呼號。已經移居澳大利亞的陳祖莫帶著家人第一次來到甘肅張掖高台縣的西路軍烈士紀念館，替父親祭奠西路軍陣亡將士。這片土地與他父親一生榮辱，與他自己一生的顛沛，都有著無法割裂的聯係。一到這裏，陳祖莫就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夢見我爸了。”陳祖莫的表情興奮而微妙。在夢裏，他覺得父親似乎有很多話想說，但又隻是看著他並沒有說什麽，“因為我們之間確實有好多話沒說完，也沒機會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