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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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洗照片時，他讓照相館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於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為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於我出生前。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為我從未見他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於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於母乳不夠，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遊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裏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五顏六色的火花轉瞬即逝。
長安街很寬，斜對麵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常帶我去那兒曬太陽。有軌電車叮叮當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當當車”。
夏天，中山公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附近住戶帶著馬紮板凳先去占地方，遊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階上，等著天完全黑下來。由於換盤或斷片，銀幕一片空白，隻剩下單調的機械轉動聲。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隻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為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異常淒厲，一直深入我夢中。
最讓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電影，銀幕後的宮牆綠瓦就消失了。我追問父親，但由於表達不清，所答非所問。後來才明白竟有兩個世界——銀幕上的世界暫時遮蔽了現實世界。
某個周日晚上，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麽也不肯午睡，父親一怒之下，把我關到門外，我光著腳哭喊，用力拍門，冰冷的石階更讓我憤怒。不知道我是怎麽睡著的。醒來，天花板上一圈燈影，腳上的襪子讓我平靜。母親探過頭來，關切地看我。我問起《一朵小紅花》，她說天黑了，我們錯過了電影。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麽勸說也沒用，他隻有一句話：‘我就不去托兒所！’我們急著上班，隻好騙他說去動物園，他信了。快到時他臉色緊張起來，看出是去托兒所，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隻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淚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隻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把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麵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淚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複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麽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強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誌——隻許成功不許失敗。
“有一次，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隻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問他為什麽不睡，他說要等爸爸媽媽。”（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振開和振先從小性格不同，比如說，給他們一人一個月餅，兩個人的吃法就不一樣，振開先把月餅餡吃光，再吃月餅外殼。振先則相反，先吃月餅外殼，然後把餡兒用紙包起啦，放在兜裏慢慢吃，一個月餅可以吃好幾天。”（摘自父親的筆記）
小時候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去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隻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遊戲，比如按各自顏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父親確有不同的顏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廚房廁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淒淒慘慘戚戚。
那場風暴緊跟著也鑽進我們家門縫兒——父母開始經常吵架，似乎隻有如此，才能釋放某種超負荷的能力。轉眼間，父親似乎獲得風暴的性格，滿臉猙獰，喪心病狂，整個變了個人。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因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要說也並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他正學俄文，買字典本無可厚非。我至今還記得那詞典定價12塊9，是我當時見過最貴的書，對五口之家的主婦來說還是有點兒難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大叫大喊，母親氣急了，抄起五鬥櫃上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場，作為惟一的目擊者，嚇得渾身發抖，但我還是衝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卻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裏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並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盡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雞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繃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災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裏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煙在屋裏踱步。我假裝看書，注意著他的一舉一動。他衝出去，用力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聽不清對話，但父親的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聽見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親半夜才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
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拚湊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讚。學校開家長會，談到振開的缺點時，總是‘不注意聽課’，‘愛做小動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冊，數學是4.5分。我覺得奇怪，怎麽這樣打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麽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為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是歲月最終讓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總有說不完的話，讓人想到“老伴”這詞的含義。父親過世三年後，母親對采訪者說：“我們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諧與溫馨的，雖然這中間有過暴風驟雨……”（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社會主義學院位於紫竹院北側，乘11路無軌電車在終點站下車，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蟲鳴。那是白色的六層樓建築群，前麵噴水池總是幹著的。大門有軍人站崗，進門登記，後來跟傳達室的人熟了，免了這道手續。
父親在他宿舍旁臨時借了個房間。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裏夥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兵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兵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卻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正襟危坐，鏡片閃閃，象機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並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纏著問他用過什麽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麽，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閑得無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齊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況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那時正是困難時期，他們來學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點。我們看孩子們可憐，有時也給他們買幾塊高級糖。看孩子們吃得高興，讓我們感到安慰。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獲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裏，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為勞動的收獲驕傲，更為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台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複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潛入記憶深處。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不少我們祖上的記載。
家譜僅上溯到康熙年間，原籍安徽徽州休寧縣，第27代趙承恒遷至浙江歸安縣（現湖州一部分）。祖宅清瀾堂座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巨款買官封為知府，並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並用青銅包住西城門（湖州至今沿稱青銅門和青銅橋）。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衛戰。清政府為保存將才，另有委任，令他“輕裝就任”，但他決心死守，與城同在，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為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罵，為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鹹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並關照國史館立傳。
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歎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於國亂並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在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孫海霞。
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脈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
輪到我父親，恐怕連輝煌的影兒都沒見過。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綴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複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中國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慌張中撐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卻奇跡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於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我倆結識於抗戰勝利的1946年，當時因為抗戰，父母分開七八年了，我陪母親乘飛機到重慶看望父親。在珊瑚壩機場下飛機後，想打一個電話，但不知如何撥通，無意中發現一個年輕英俊的小夥子正在打電話，我媽媽讓我上前請教，此人正是趙濟年。”（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黨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於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裏徹夜未眠，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父親愛讀書，但最多算得上半個文化人。他的文學口味博雜，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誌鵑的“粉絲”。他訂閱各種各樣的雜誌，從《紅旗》、《收獲》、《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線電》，很難判斷其愛好與價值取向。
他骨子裏卻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的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煥發了他新的熱情，從路線鬥爭轉向線路連接——半導體收音機。
從1967年冬開始，他奔走於各種器材店之間，買回一堆電子零件。家裏成了作坊，從寫字台擴張到餐桌，快沒地方吃飯了。他借助各種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線焊在接線板上。焊接前把電烙鐵戳進鬆香，吱吱冒出濃煙。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雲霧繚繞，牆上是他歪斜的影子。經過反複實驗，噪音終於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鬆了口氣。
終於進入最後的程序：父親用三合板粘合成木匣，裝上小喇叭，把鼠肚雞腸的線路塞好，合上蓋，鄭重地交給我，好像一件傳家寶。去學校路上，我書包裏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於接觸不良或天線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還沒來得及顯擺就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九吋紅燈牌黑白電視機，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誌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湧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幹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線，待畫麵恢複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為照顧後排觀眾，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麵變形，有損正麵人物形象。
改革開放非常及時，為父親對技術的熱情指明方向。從老式轉盤錄音機到單聲道答錄機，再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處於半聾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勻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卻及時更新換代，一直走在忠實消費者的最前列。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所遺憾，他對我說，如果再年輕二十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五十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麵虎。不過得承認，他兵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凶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
暑假我們常去機關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約我們幾個男孩比賽。他直握球拍，時而低沉的下旋球，時而飄忽的弧圈球，變化多端，以守為攻。我們紛紛敗下陣來，垂頭喪氣。
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關上門，說是隨便聊聊，沒幾句話就進入正題，原來想了解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卻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愣。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麽的。徐世信鼓勵我說下去，我頓時語塞，不知再說什麽好。徐世信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難免帶著舊思想舊習氣，為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少先隊員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麵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訴父母。今後有事跟他保持聯係。這是黨對你們的信任，他最後說。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他沉吟片刻，問我是否有支鋼筆手槍，我懵了。他說派出所來人，調查這鋼筆手槍的下落。大約兩三個月前，為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牆上留下彈洞（我事先偽造的）。當時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這本來純屬惡作劇，竟弄假成真。至於派出所出麵什麽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他確實掌握多種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
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隻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遊。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於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為副部長，定期向她匯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卻另有使命，那就是把與謝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交給組織。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根據記憶整理，寫成報告。
據父親回憶說，大多數知識分子是主動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兩種，一是小組學習，一是私下談心。像謝冰心這樣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點對象之一，把私下談心的內容向組織匯報，在當時幾乎是天經地義的。
讓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麽真心實話嗎？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麽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為營，滴水不漏。隻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心知肚明，試圖通過父親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涼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曆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曆史時期，涉及知識分子與革命錯綜複雜的關係。他點點頭，說再好好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
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謝冰心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也在，打個招呼就出門了。她篦過的灰發打成髻，滿臉褶皺，眼睛卻異常明亮；身穿藍布對襟襖，黑布鞋，幹淨利索。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為我們還年輕》和《火之歌》等。她評價是正麵的，對個別詞句提出修改建議。興之所至，她把我從客廳帶進書房，在寫字台前坐下，從背後的書櫃取出漢語大字典，用放大鏡鎖定某個詞的確切含義。
此後我們有過短暫來往。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於詩歌與青春，她對我毫無戒心。也正由於此，與父親的角色相反，多年後我把她卷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把你想說的話說出來。那天夜裏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地區的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振開被分配到六建當工人。他第一次離開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時，我們怕他凍著，讓他把家裏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帶上。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裏，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隻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的電報“珊珊病速歸”，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雞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為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時光。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遊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為我點了焦溜丸子，為珊珊點了紅燒魚。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加上倒休，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我先去河南湖北探親，再順道遊山玩水。頭一年，從河南母親的幹校出發，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親。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那時我正好在高橋鎮的“五星三隊”插隊。有一天，我正在地裏幹活，有人告訴我，說振開來了。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單衣服全都洗了，還把我的人豬同住的房間也打掃幹淨。當天晚上，我的房東叫他兒子去買了幾塊豆腐，把振開當貴客相待。當地農民每天三餐隻有醃韭菜，豆腐無疑是珍品。振開帶來三個肉罐頭。第二天，我和振開一起步行到高橋鎮，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麽，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呆了幾日。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他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於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隻好照辦。我下了決心，此後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50整，年富力強，每天都幹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為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十九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跟他眼神一樣處於半瘋癲狀態。那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
家裏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於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於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牆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掛著我叔叔趙延年為父親作的墨線肖像畫，禮尚往來，我順手夠到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麵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台山。十天後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為家庭糾紛煩惱，我盡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廚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牆，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為珊珊送行，由於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隻剩十分鍾了。我們衝向站台，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廂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遊泳救人失蹤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裏，母親已處於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決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麵，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淚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並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那兩年家中一片愁雲慘霧。我把工地哥兒們陳泉請來，為父母說快板書，博得一笑。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
“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麽堅強、需要多大毅力啊，是濟年與我手挽手，才使我在生與死的考驗麵前挺住了。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為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人生本無常，而生命彌足珍貴，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強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
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八十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上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別扭，但很少爭吵，相當於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麵，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為親友的趣談。在丹麥，田田的一對小鸚鵡死了一隻，父親帶她去寵物店再補一隻。他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對老板說：“一隻鳥死了”（One bird dead），沒下文，老板摸不清頭腦，就賣給他一對。我下課回家，發現籠裏有三隻鸚鵡。
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為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舍，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紮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
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隻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八十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為朋友，說說心裏話什麽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小暴君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曆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不僅老婆孩子，甚至連男主人都在其股掌中。
直到我成為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跡，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跡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麽活了這麽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記得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略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腳步，環顧遊人，突然對我說；“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愣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為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於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父親患的是腎癌和乙肝，外加左邊偏癱。他行動不便，神誌清醒。他用助走器上廁所，我鼓勵他，讓他相信隻要堅持鍛煉就能康複。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麵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準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於強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但最後半年他全麵崩潰了，隻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像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並咿咿呀呀發出怪聲。
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元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須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一麵，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