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十大文藝風雲人物 （ZT）

語錄狂歌稱教父——李劫夫

喜歡革命曆史歌曲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歌唱二小放牛郎》、《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們走在大路上》。經曆過文革的人幾乎沒有人沒唱過語錄歌。但卻不見得每個人都能把它們與李劫夫這個名字聯係在一起。對，李劫夫就是這些歌曲的作者，同時是語錄歌這一紅色崇拜形式的首創者。

"文革"開始後，擔任沈陽音樂學院院長的李劫夫受到紅衛兵的批鬥、抄家。但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條投身文革，改變命運的捷徑。為了迎合當時對毛主席的狂熱崇拜和把毛主席語錄奉為聖經的紅衛兵運動，身為作曲家的李劫夫為一些毛澤東語錄譜曲，寫出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被廣為傳唱。李劫夫也一變而為紅色作曲家，他的歌曲創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特別的時代。他一鼓作氣，又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一時間，中國大地上幾乎每天每時都能聽到李劫夫的這些歌曲，其勢頭幾乎可與《東方紅》並立。

然而，自1972年初起，卻突然聽不到這些歌曲了。這是什麽緣故?原來是與林彪有關。

李劫夫與林彪搭上關係是通過黃永勝。他早與黃永勝相識，他的夫人張洛與黃永勝夫人項輝芳更是以姐妹相稱，兩家人往來非常親密。張洛受項輝芳之托，曾為林豆豆介紹對象，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於是，葉群為此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男方扮作李的隨員供林彪葉群相看。這也是劫夫惟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見。回家後，夫婦兩人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這封信，日後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為劫夫的罪行之一。

除此以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其一，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李作鵬家裏，偶然看到了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便將它抄下帶給了劫夫。為毛澤東詩詞譜曲上了癮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為林彪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後來聽到這首歌時，都很滿意。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偷聽到的蒙古電台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蒙古時墜毀了，飛機上有許多文件，是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危了。到"十一"國慶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沒有舉行慶祝活動，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戰勝了江青集團而接了班。於是，他想提前創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後被張洛在"學習班"交待出來。

1976年12月17日，因心髒病發作，李劫夫猝逝於"學習班"中。之後，李劫夫被定性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

一幅油畫打天下——劉春華

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會記得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由於這幅畫迎合了對毛澤東的狂熱崇拜，尤其起到了否定劉少奇革命功績的作用，它迅速紅遍全國。1967年7月1日，經江青批示，這幅畫被各大報刊反複登載，大量印製發行，數量累計達9億多張（不含轉載），被認為是“世界上印數最多的一張油畫”。 隨後又用這幅畫發行紀念郵票，製作了上百種毛主席紀念像章、石膏工藝品。68年10月1日，這一巨幅油畫裝上彩車，與8個“革命樣板戲”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眾慶祝國慶遊行隊伍，從此，在中國美術界具有和樣板戲一樣的地位。

這幅畫的作者署名為集體創作，劉春華等執筆。劉春華當時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生，原名劉成華，粗心的編輯將“成功”的“成”寫成了“春天”的“春”，錯把劉成華變成了劉春華。本人也就將錯就錯了。他因這幅畫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文革的風雲人物，在政治上獲得了極大榮譽。曾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文革後劉春華先後任北京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美協理事、北京美協副主席、北京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獲“97’中國畫壇百傑”稱號。

文革後對這幅畫的評價幾起幾落。1995年10月該畫創出605萬元的拍賣高價。再次喚起了人們的關注和記憶，並由此陷入一係列訴訟：成為轟動中國美術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

大悲大喜鋼琴家——劉詩昆、殷承宗 

他們同是我國文革前最負盛名的青年鋼琴家。文革中又都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但命運和結局卻並不相同。

劉詩昆   1966年"文革"開始，作為葉劍英元帥的女婿，他與妻子葉向真一起經曆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輝煌。但到了1967年葉劍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幹將，劉詩昆就成了一場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江青等人企圖通過劉詩昆打開聲討葉劍英的突破口。1967年4月2日，江青派專人到中央音樂學院傳達說:"劉詩昆是藏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是有後台的，你們要看清劉詩昆的後台，那個伸向文藝界的黑手!"隨即，街上出現了"斬斷葉劍英伸向文藝界的黑手"的標語。劉詩昆也被學校的"革命人士"關進牛棚，接受群眾專政，手臂被打折。為了不牽連妻子和葉帥，他和葉向真辦理了離婚手續（也有人分析還有別的原因）。劉詩昆隨即被隔離。1967年底被關進秦城監獄，劉詩昆在裏麵一關就是五年九個月。

"九一三"事件後，葉帥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隨後，被關押的葉帥的子女全部都被釋放了，江青以劉詩昆已經不是葉帥的女婿為由，繼續關押著他。劉詩昆寫了一封密信機警地交到前來探望的葉向真手裏，葉帥立刻把這封信送到毛澤東的麵前，毛主席口頭指示“立刻釋放”。很快，劉詩昆被釋放出來，並安排到中央樂團工作。因為他的身體非常虛弱，被葉帥送到301醫院住院療養。在這個期間據說毛澤東講了三句話：一是你們要關心劉詩昆；二是要讓他搞些民族的鋼琴的東西。三是要讓他繼續演出。

“十年浩劫”結束，劉詩昆再回鋼琴事業。   1990年，年近半百的劉詩昆來到香港，繼續發展他的鋼琴事業，取得了極大成功。如今，他不但是世界知名的鋼琴家，還是一位成功的鋼琴教育家，鋼琴產業的企業家。

殷承宗   文革十年中，鋼琴伴唱<</span>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曾作為“準”樣板戲紅遍全國。它們的作者和演奏者名叫殷誠忠。其實人們更熟悉的是他原來的名字——殷承宗。文革開始時剛剛25歲的這位青年人，已是我國最著名的青年鋼琴家之一，中央樂團的獨奏鋼琴家。

1967年，為響應文化大革命，他把鋼琴搬到了天安門廣場，連續彈了三個下午的革命樂曲。據說此舉得到江青的肯定。在江青的支持下，他編寫了鋼琴伴唱<</span>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藝戰士”會議上,江青對殷承宗說:“殷承宗,你的名字太封建,你繼承誰的祖宗啊?”殷承宗趕忙表態:“我改,今後我叫殷誠忠,誠實的誠,忠心耿耿的忠,忠於無產階級司令部。”改名後的殷誠忠備受賞識，成為中央樂團首席鋼琴演奏家，並出任中央樂團的團長。

四人幫倒台後在王洪文住處發現一份四人幫組閣名單。殷承宗的名字赫然在列，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雖然不能由此推定這是他主動投靠江青，但仍被認為是他與四人幫關係密切的證據。文革後殷承宗受此牽連，被隔離審查至1980年結束。很多人在質疑其文革錯誤時也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他為了保護“鋼琴生命”而作的一種妥協。

1980年，他的問題終於審查清楚，1983年移居美國，鋼琴事業迎來了新的輝煌。如今他已是享譽全球、名滿中外的著名鋼琴家。

中國作家一支筆——浩然   

文革中，幾乎所有的作家都被剝奪了文學創作的權利，隻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曾寫出《豔陽天》等作品的著名作家浩然。浩然在“文革”初擔任北京市文聯文革負責人，曾在老舍自殺的前一天，將被中學紅衛兵打得遍體鱗傷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浩然自述他是想對老舍實行保護，但也有人指責他應對此承擔一定責任。真正使浩然成為文革風雲人物的是他在1972年出版了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其對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描寫迎合了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書中主人公高大泉成為高、大、全的化身。受到江青等人讚賞，成為了那個年代裏唯一的紅色作家。有一句順口溜說“八億人民八個戲，中國作家一支筆。”這個一枝筆就是指浩然。

浩然在文革期間一直受到江青的關愛和籠絡。據傳曾有意讓他擔任文化部副部長。浩然則自辯說: “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沿著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然而，很多人對他的自我表白並不認可。

文革後，很多人對於浩然在文革中的創作持否定態度，認為與當時的政治意識靠得太近，貼上了鮮明的文革標簽，是典型的“奉命文學”。但浩然對此卻采取了一種相當頑固的態度。1998年，他發表言論稱：“迄今為止，我還從未為以前的作品後悔過。相反，我為它們驕傲。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重看《金光大道》的電影，看到高大泉幫助走投無路的人們時還會落淚。後來有文章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覺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自稱他“創造了中國文壇的奇跡，亙古未出現過的奇跡"。他的這番言論引發了一場被稱為“奇跡”之爭的軒然大波。批評者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跡”，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跡。也有人為浩然辯護說他在文革中的創作是時代的裹挾，但卻幾乎沒有人讚成他對《金光大道》的固執評價。

大起大落百餘天——金敬邁    

本來隻是一名普通部隊文藝工作者的金敬邁在1864年正式出版了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該書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立刻成為轟動全國的暢銷書。發行量達到3000萬冊，金敬邁也憑此一炮而紅。文革開始後，他因緣際會，從一個普通的士兵，一步登天成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相當於文化部部長。在這個位置上，金敬邁一共幹了四個多月，123天，卻風雲突變，被以“整江青的黑材料”這一嚇人的罪名送入監獄。這是怎麽回事呢？所謂 “黑材料”，是電影家協會資料館裏麵存放的三十年代的電影資料，其中有5部江青演過電影劇照，還有些電影雜誌的月刊訂本。電影資料館被造反派占領了，不斷有紅衛兵以揪叛徒名義到裏麵去翻資料，分管電影口的同誌怕出意外，請示處理意見。金敬邁拿不定主意，向戚本禹、謝富治等人請示，他們都互相推諉。金敬邁隻好自行決定暫時收存在安全地方。江青知道後立刻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金敬邁整她的黑材料。立刻下令將金敬邁抓進監獄，這一關就是七年多，直到1974年被釋放出獄，1978年才得到徹底平反。

文革後人們對他的質疑就在於對《歐陽海之歌》的評價和他身處權力峰巔的那123天。而人們最終比較能夠原諒他的，就是因為他隨後的2684天牢獄之災。

橫空出世《李自成》——姚雪垠

文革中，除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幾乎沒有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出版。但姚雪垠的《李自成》卻在1975年創出奇跡：由毛主席親自批準，得以橫空出世。

1957年，著名作家姚雪垠被錯劃為“極右分子”，在下放勞動改造其間，開始潛心創作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並在1963年秋天出版第一卷，引起了巨大反響和爭議。姚雪垠把《李自成》給毛澤東寄去了一本。主席認真閱讀後對小說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爆發，《李自成》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關鍵時候，毛澤東的一句話救了姚雪垠和《李自成》。1966年7月毛主席暢遊長江後在武漢東湖賓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突然對坐在後排的中南局代理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說：“任重同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辦！你們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兩冊，上冊已看過了，寫得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委，要對姚雪垠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  這樣，姚雪垠躲過一劫。但他並不知道其中的內情。

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後來他聽說了文革初期毛澤東曾出麵保護他的事，於是抱著一線希望給中共武漢市委寫了一封信，請求貫徹毛主席的指示，繼續讓他寫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姚雪垠結束幹校勞動回到武漢家中，專心致誌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寫作。1975年國慶前夕，姚雪垠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同時開始寫作第三卷。可是當時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紛亂環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筆。姚雪垠考慮再三，他決定在給毛主席寫信，尋求主席的支持。

毛主席看到了鄧小平轉來的姚雪垠來信，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各同誌。我同意他寫李自成小說二卷、三卷至五卷。

中央有關部門為改善姚雪垠的寫作條件，於1975年底將他從武漢調到北京，開始進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學道路的衝刺階段。這部寫了16年的第二卷終於在1977年正式出版。之後， 姚雪垠繼續殫精竭慮創作《李自成》。1999年7月這部5卷本、300多萬字、包括300多個人物的鴻篇巨製，曆經42年終於全部寫完和出齊。而就在三個多月前，姚雪垠剛剛與世長辭，

牢獄之災布疑雲——劉秉義

上世紀六十年代，可能有人不知道劉秉義名字，但不可能沒聽過他唱的那首歌曲《我為祖國獻石油》。劉秉義憑這首歌深受廣大聽眾的喜愛。“文革”開始後，這首歌曾被批為“隻見石油，不見路線”，差點遭禁。曲作者秦詠誠與劉秉義不得不對這首歌的歌詞進行了一些“革命化”的修改，才使得這首歌得以幸存。在那個很多歌唱家都銷聲匿跡的年代，劉秉義卻憑著這首歌風靡全國。據說江青也對劉秉義非常賞識。

但真正使劉秉義成為風雲人物的卻是在1975年遭受的一場牢獄之災，他的罪名是涉嫌殺害了著名作家楊沫之女、老鬼之妹小胖（馬豁然）。原因是劉秉義與馬有婚外情並導致其懷孕，為保住自己名位而殺人滅口。案件雖然沒有公開，但在京城已私下流傳。

1975年春節前幾天，劉秉義作為主要嫌疑人被捕。他麵對審訊人員拒不承認。據馬親屬聲稱，其原因主要是受江青幹預。 據說，在關押期間，江青還特地托人給他送了一件軍大衣。江青雖然一句話沒有說，但象征意義重大。市公安局對此案開始百般謹慎小心，生怕證據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長。 這對於劉秉義自然是個極大鼓舞和支持。他辯解說，他們吵了架，小胖一時想不開，喝藥自殺。

一年半後，江青雖然給抓了起來，但是此案仍無法定案。1980年，北京市公安局以時間久遠，證據不足，批準出獄。他在獄中共關了5年。

劉秉義的《我為祖國獻石油》又重新響遍大江南北，但他的文革疑案疑雲也許會伴隨他的終生。

成敗皆由樣板戲——於會泳、劉慶棠、   錢浩梁

文革中的革命樣板戲使很多人成為風雲人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於會泳、劉慶棠、錢浩梁三人。

於會泳1965年在上海音樂學院任任音樂理論係副主任的於會泳被借調到上海京劇院，承擔《海港》《智取威虎山》兩個劇目的唱腔設計，後又參加了《杜鵑山》《龍江頌》等京劇的音樂創作，受到江青賞識。她在錦江小禮堂召見《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創作人員時，事先專門點名要於會泳參加。1967年春，身兼上海市文化係統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和上音革委會副主任的於會泳，成了上海"樣板戲"的實際總管。他還寫過一些迎合江青的文章，為江青首創了"三突出"理論;他還奉承江青旨意，讓"樣板戲"運用了中西混合樂隊。他的這些努力都得到了豐厚的政治回報。 1969年4月，作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同時調國務院文化小組工作。1975年1月，被任命為文化部部長。期間，他積極組織了文化領域的篡黨奪權活動。

1976年10月，於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1977年8月31日，在隔離審查期間服毒自盡。1983年4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劉慶棠  1964年，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問世。被江青評價為“世界芭蕾舞壇上的一麵戰旗”。 擔綱男主人公洪常青的 32歲的劉慶棠，也從此成為江青的寵兒之一。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慶棠領頭造反，當上了新成立的革委會主任和黨支部書記。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首都文藝界大會。江青指名讓劉慶棠上大會主席台。無奈由於群眾抵製，未能如願。會後，江青馬上派人向劉慶棠表示安慰：“不讓你上主席台，並不說明領導在政治上對你有什麽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麽壓力。”

自1967年5月起，江青先後6次點名逼芭蕾舞劇團領導班子“結合”劉慶棠。1968年3月，劉慶棠終於在江青的大力提攜下如願以償，參加了芭蕾舞劇團的領導工作。當年7月，經江青批準，劉慶棠由中央芭蕾舞劇團核心小組副組長升為黨委書記，成了芭蕾舞劇團的主要領導。

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為黨的“九大”代表、主席團成員，1970年進入國務院文化組，開始統管全國文藝創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次年便一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會同於會泳、錢浩梁等人，積極參與批鄧，充當四人幫篡黨奪權活動馬前卒。

1976年10月，劉慶棠被隔離審查，交付檢察機關予以起訴。最後法庭判處劉慶棠有期徒刑17年。

錢浩梁 “文革”前，錢浩梁在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扮演李玉和，受到江青賞識。“文革”爆發後,錢浩梁作為“黑苗子”也一度被責令靠邊站。但是江青並沒有忘記錢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帶人進駐中國京劇院,授意錢浩梁起來“革命造反”。很快，錢浩梁成了中國京劇院響當當的革命造反派和實際負責人。錢浩梁的表現讓江青非常高興。在江青為殷承宗改名字的那次會上，江青又對錢浩梁說:“小錢,咱也不要錢了,錢是資產階級的。你就叫浩亮吧!”錢浩梁非常激動:“謝謝江青同誌,這個名字又響亮又好記!”江青替錢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脛而走,錢浩梁也從此身價倍增，成為讓文藝界響當當的人物。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錢浩梁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錢浩梁開始參與國務院文化組對全國文藝的領導工作。1975年四屆人大後不久,錢浩梁又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

“四人幫”被粉碎後，錢浩梁作為“爪牙”投入監獄接受審查，最後被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於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