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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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時候
永定門內大街東壇根胡同！
除去我之外，我的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那裏；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們養大成人，然後他們又相繼在那裏去世。那裏雖然不是我的家鄉，但那裏是我記憶中最溫暖的地方。可是在2003年到2004年，她徹底從北京消失了……
我出生在長白山深處、鴨綠江畔的一個小縣城，兩歲時，為了躲避朝鮮戰爭的戰火，跟著父母來到北京，住進了東壇根。對於出生地的兩年生活，我曾經搜遍了記憶，一點點印象都沒有找到。我的記憶是從東壇根這條胡同裏開始的。
北京人管城門裏麵的那條街叫“門臉兒”。永定門內大街就是“永定門臉兒”，這一帶人把它簡稱為“門臉兒”。永定門北麵正對著正陽門，也就是前門。前門裏麵是內城，建成於明朝永樂年間；前門外麵是外城，建成於明朝嘉靖年間，前後差著一百多年。兩座城門都在北京的南北中軸線上，一個是內城的主城門，一個是外城的主城門。老年間，如果有人問你住城裏還是城外，十有八九，他不是問你住北京的城裏還是城外，而是問你住以前門為標誌的內城以裏還是以外。因為，在嘉靖年沒有修外城以前，後來的永定門一帶確實是城外，是北京的郊區。重要的標誌就是天壇，這座世界最大規模的“壇”就在這裏。中國自周朝以來，凡大型祭祀活動，諸如祭天、祭地、祭日月等，都在都城的郊區舉行，即所謂郊祭。嘉靖年修了北京的外城，把天壇圈到了城牆裏麵，弄得住在前門以外，永定門以裏的人跟別人說起自己的“身份”很是尷尬，不知道是說城裏人好呢，還是說城外人好。
老北京講究的是東富西貴，南貧北賤。永定門在南城，窮人居多，因此，住在永定門一帶的人，身份自然就比不上住在內城的人。永內大街東西各有一片居民區。西邊的居民區挨著先農壇，叫西壇根；東邊居民區挨著天壇，叫東壇根。因此，住在這一帶的人也管先農壇叫西壇，管天壇叫東壇。如果到前門以裏，要是跟別人說起東壇西壇，大概聽者會不知所雲。
然而，東壇根這條胡同並不古老，我查過光緒年間刊印的《京師坊巷誌稿》，上麵沒有它的名字。這說明它的曆史隻能從民國算起。小時候模模糊糊聽人說過，這片房子的最初房產權，是吳佩孚的一位親戚兼副官的。
東壇根也好，西壇根也好，居住的窮人居多，胡同勾連，各有六七十個院落，住有幾百戶人家。然而，這一百多個院子當中，隻有在也屬於東壇根這一片兒的三益裏這條胡同裏，有一座黑漆蠻子門的像模像樣四合院，可它還不是獨門獨院。這個院兒是三家合夥開買賣的人合住的。正房和耳房住著大股東，姓侯；東西廂房住著小股東，也姓侯，和大股東是鄉親；倒座兒南房住著另一個小股東，姓李。他們的兒子和我是小學同學，一塊兒邊上學邊玩兒著長大的。其他那些院子都是不規整的大雜院，住著各色人等。
先說永定門內大街。
我小的時候，老北京還古貎猶存，雖然年久失修，可永定門城門樓還在（我無論如何也想不起甕城和箭樓的模樣了），兩側的城牆也還在。城門樓三層飛簷，淩空翹起，樓頂綠琉璃瓦剪邊，畫棟雕梁，油漆剝落。它是那樣高大，像一個莊嚴的老爺子注視著在它周圍生活著的人們，以致我後來在想起它的時候，都要抬起頭來。城門洞裏兩扇大門永遠貼著牆，好像從來也沒有關上過。夏天的時候，門洞裏總是有許多人或站或坐，享受著颼颼的涼風。
站在城門向北看去，一條筆直的馬路經過天橋、珠市口、大柵欄，通向前門。馬路中間鋪設著四根鐵軌，過一會兒就有一輛電車響著當當的腳鈴，轟轟隆隆地從這裏駛過。永定門是電車的終點站。城外，護城河上從西北向東南斜架著一座鋪著鐵軌的木橋，不遠就是電車廠。小孩子們過河，如果沒有大人跟著，往往不走對著城門的大橋，而走這座供進出廠電車通行的窄橋，因為它沒有護欄，沒有整塊的橋板，隻有支撐鐵軌的枕木，能夠看到橋下麵流淌的河水——哪怕隻有一點點危險，對孩子們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一個比我大的孩子曾在這座橋上摔倒，正好這時有電車通過，他的一條胳膊被軋斷了，成了殘疾人。
大街兩邊有住戶也有店鋪，以店鋪居多。油鹽店、香店、紙店、糧店、鮮果店、菜籽店、豬肉鋪、羊肉床子、皮子鋪、成衣鋪、修車鋪、黑白鐵鋪、鐵工廠、小銀行、小飯館、早點鋪，一應俱全。還有一家小醫院，叫劉達仁診所。永定門小學在馬路東，是這一帶最具規模的“單位”，我剛上小學的1956年，隻有兩進院子，十個教室。兩年以後，大躍進年代，又征用了鄰居的兩個小院兒，增加了四個教室。又過一年，馬路斜對麵的寺廟的正殿偏殿也被征用，成了學校的一部分。這座廟有一個大門，但看不出是寺廟山門的樣子，院裏的前一半的南邊放著許多醃鹹菜的大缸，歸副食店管；北邊是居民住房，裏麵的一半有一座正殿和兩座偏殿，殿前有一棵大槐樹。老師和學生們管佛殿的教室叫“大廟”，究竟是什麽廟，好像沒有人知道。直到2004年秋天，被拆的永定門修複，我到那裏去懷舊，看到本來正在拆除的“大廟”佛殿被保護下來了，殿前立著一塊清鹹豐十年重修觀音寺的石碑。碑文上說，因為寺廟年久失修，殿堂頹敗，信士王均瑞等人出資重修了觀音寺。我這才知道“大廟”原來叫觀音寺。觀音寺初建於何時，碑文上並沒有說明。我想，既然鹹豐年間因年久失修而重修，這說明觀音寺的曆史可以追溯到更遠，也許能到清中期或者早期，甚至到明朝。不過，沒有文獻記載，不好妄斷。鹹豐十年是1860年。就是在這一年，英法聯軍攻打北京，熊熊的兵火燒了圓明園。之後不久，英國人從離永定門不遠的南苑掠走了“美麗的動物”——麋鹿。
剛解放沒幾年的永定門一帶，陳舊，規矩，緩慢。除去有軌電車之外，很少有汽車通過。偶爾有一兩輛長鼻子的汽車，還不是燒汽油的，它的背後背著一個爐子，裏麵燒著通紅的木炭。倒是經常有馬車在大街上行走，每匹馬的屁股後麵都帶著一個糞兜子。那時，大街上還能見到拉駱駝的。駱駝們昂首闊步，氣勢非凡。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拉駱駝一般不會隻拉一兩頭，而是七頭駱駝前後穿在一起，這是“一把兒”。西壇根有幾家大車店，我有時會一個人過馬路來這裏，站在大車店門口，看那些高傲的駱駝閉著眼睛倒嚼，一看就是好長時間，就跟逛了一趟動物園一樣。
1957年春天，正是鮮花盛開的時候，永定門迎來了也許是它曆史上最盛大的一個場麵。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華，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到南苑機場迎接。由南苑機場進城，永定門是必經之路。歡迎的人們早已經擠滿了街道兩旁。我剛剛八歲，少不更事，這幾天卻把“伏羅希洛夫”這個繞口的名字說得滾瓜爛熟。我和小夥伴們在人堆前後跑來跑去，自己也不知道忙些什麽。終於，有人喊：來啦！來啦！人們開始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一隊摩托車開道，黑色的敞篷汽車出現在城門樓前，後麵緊跟著長長的車隊。汽車開得很慢，人群開始湧動，我的個子小，怕看不清，於是跑到了一堆拆下來的電車鐵軌前，爬了上去。剛站好，敞篷車就開了過來，我看到毛澤東和一個白頭發的外國人站在汽車上，微笑著向道路兩旁的人群招手。歡呼聲更加熱烈了，汽車從我麵前開過去，我趕緊跳下鐵軌堆，鑽過人群，和其他孩子一起追著汽車跑了起來。我一邊跑，一邊跳，一邊嘴裏還“噢噢”地叫著，一直追到先農壇體育場大門那裏，跑不動了，才停了下來。街坊光啟興奮地對我說：“毛主席穿的是紅皮鞋！陳毅坐在汽車裏，還戴著墨鏡哪！”這些我都沒有看到。後來，我為沒有看到毛主席穿紅皮鞋和陳毅戴墨鏡而遺憾不已。
東壇根像一條屈成九十度的胳膊，南高北低，南邊緊靠城牆，一溜兒漫坡向北，到第四根電線杆子，拐向西，通到永定門大街。拐向西的這一段胡同，人們習慣上叫它“大口兒”。這條胡同不算窄，可以順順當當地過一輛卡車。為了便於人們通行，東壇根有四條小胡同和大街相連，從北到南，分別叫頭條、二條、三條和稅局子（文革之後改叫四條）。顧名思義，稅局子這條小胡同裏，一定曾經有過一個稅務機關，隻不過年代久遠，我這一輩人裏沒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裏存在過。胡同南北兩頭兒各有一個自來水管子，除去三條當中一個住著幾十戶人家叫“鐵門兒”的大雜院，另有自己院中的水管子之外，幾乎所有人家都到這兩個水管子來挑水。公共廁所也是南北各有一個。因此，吃南邊水，上南邊廁所的人叫“南頭兒的”，吃北邊水，上北邊廁所的人叫“北頭兒的”。孩子們也以南北劃分，各成一個小集團，一般來說，玩兒不到一起去。
胡同南頭兒有好幾家的院兒裏拴著馬車，做運輸的營生，因此，他們為人行事便更豪放粗獷，或者說帶有一些野氣。北頭兒雖也有兩戶拴著馬車，但以買賣人和手藝人為主，還有幾戶是讀書人，因此，為人行事就文雅細膩一些。這種區別外人是看不出來的，隻有在這條胡同裏住時間長了，才能體會出來。
我家住在胡同中間，可是離北邊的水管子近一點兒，屬於“北頭兒的”，不過，我也有時和“南頭兒的”孩子一起玩耍。
那時的胡同裏人不多，一天到晚多數時間是靜靜的，隻有在傍晚時分，大人下班了，孩子放學了，各院兒都升起了炊煙，胡同裏的人才多起來。北頭兒的人們集中在律家門口，那兒有一個兩間房那麽大的平台，兩邊砌著可供人坐的大石塊兒；大家聊著天兒，喝著茶，有些吃飯早的人則端著一碗麵條，一邊聽著別人說話，一邊呼嚕呼嚕地吃得滿頭是汗。律家老爺子拄著拐棍，靠在牆上，身邊總是圍著一群孩子，聽他說那些誰也沒見過的事：“前清的時候，城根兒底下紮著兵營，那些吃兵糧的，一個個的那叫精神！留著這麽粗的辨子，跟胳膊似的，往城門那兒一戳，嘿，筆管條直……”南頭兒的人們則集中在城牆馬道旁的大槐樹底下，那兒有一個空場，可以擺開架勢說話；這些多是家裏拴馬車的主兒，說起話來嗓門兒高，還連說帶比劃。他們的孩子大都上了城牆，單等家裏叫，然後飛奔下來，回家吃飯。
胡同裏一年四季都有串街作買賣的，不時會傳來嘹亮悠長的叫賣聲。賣花兒的：“茉莉花兒哎，把兒蘭花兒——”把兒蘭花大約就是白蘭花。買花兒的多是沒有孩子或者孩子少的主婦，她們買幾朵花兒，回到家中，過一會兒出來，頭上或衣襟上就插上了剛買的花兒，走到哪兒都帶著一股隱約能聞到的清香。賣金魚的：“大小——小金魚兒來——”很少有人買金魚，倒是有不少年輕的母親從院兒裏出來買“蛤蟆骨朵兒”，也就是蝌蚪。買蛤蟆骨朵兒並不是為了養，好讓孩子知道它們是如何變成蛤蟆的，而給孩子喝。據說，蛤蟆骨朵兒能清涼敗火。我喝過這東西。從家裏端一碗涼水，給了錢，賣主兒用抄子給碗裏抄上十幾二十個蛤蟆骨朵兒，然後，我就一仰脖喝了下去。不能嚼，蛤蟆骨朵兒一破皮兒，有一股苦味兒。磨剪子磨刀的有”響器”，他們或者是抖動手裏前後穿成一串的鐵片，嘩啷嘩啷作響，或者吹號，隻有兩個音：嘟，嘟——，前短後長，前低後高，他們同時也吆喝：“磨剪子來——戧菜刀——”打鼓兒喝揉的，也就是收舊貨的不吆喝，背著一個包袱，一隻手拿著一個銀元大小的皮麵小鼓，擎在肩頭上，另一隻手拿著一根細竹子做的鼓鍵子，不停地敲打，小鼓發出“梆梆梆”的清脆響聲。收破爛兒的總大聲地叫嚷：“有破爛兒的我買——”胡同裏還常有算卦的，一般都是盲人，他們不吆喝。有的胳肢窩底下夾著馬杆，一手各執一塊硬木板兒，一下一下地敲打著發出響聲；有的右手拄著馬杆探路，左手橫著一根竹笛放在唇邊，反複吹著一個曲子：“咪哆—來咪哆，咪咪來咪多—”隻吹這幾個音，用一隻手摁笛眼兒就夠了。淘氣的孩子們愛給盲人起哄，把算卦的惹急了，他便翻著白眼珠原地轉圏兒掄起手中的馬杆，孩子們嚇得跑回自家的院兒裏。胡同裏的生意更多的是賣菜的，賣零食的，賣冰核兒的，賣時令鮮果的，賣針頭線腦兒的，還有剃頭的，打竹簾子的，彈棉花的……
在靜靜的胡同裏，叫賣聲一響起，就像奏起了動聽的音樂。
二：天壇是我的後花園
那時，我在永定門小學讀書。
學校小，學生多，高年級上整天課，一到四年級隻上半天課，另外的半天參加家庭學習小組。學習小組的主要內容就是寫作業。那時的學生可不像現在的學生，哪兒有那麽多作業呀，最多兩個鍾頭就可以完成，其他時間就是玩兒了。
我玩兒的地方主要是以下幾個地點：天壇，東壇（也就是天壇的外壇），天壇醫院，護城河邊，城牆上，後街，還有西壇（先農壇體育場）。
我總覺得，現在的天壇不好玩兒了。這並不是年齡問題。的的確確，現在的天壇沒有我小的時候好玩兒。
天壇是我的鄰居。
那時我們進天壇，從來也沒有買過票，孩子們進天壇各有各的招兒。歸結起來，其徑有二：一是飛簷走壁，二是土遁隱形。天壇的南牆外與城牆之間是天壇的外壇，我們叫作東壇，一片巨大的空地，野草連綿，雜樹叢生，常能見到野兔和黃鼠狼出沒其間。壇牆邊長著許多樹，我們這幫孩子便在外邊順樹攀援而上，踩著四五百年前燒製的琉璃瓦，虎步龍行，在牆內再找一棵樹，順勢而下。這是飛簷走壁。不知是何人所為，壇牆內外有一些曲曲彎彎的地道，是水泥構築的，想必不是明朝建壇時的遺跡。空中來去膩了，我們便找一個隱匿在野草中的洞口，潛入地道，時而匍匐，時而彎腰疾走，常會產生一種當“特務”的神秘快感。
祈年殿、皇穹宇、回音壁、圜丘台和齋宮，不用別人講，時間長了，我自然也就領悟到它們那種代表“天”的神秘與莊嚴；因此我也不和它們多做親近。我常去親近的是樹——不是那些四季蒼綠的古柏，它們實在是太粗太大了——而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榆樹、桑樹和杜梨樹們。春天，榆樹枝上長出了一串串的榆錢兒，鵝黃嫩綠，煞是好看。我們手腳並用，爬上樹去，在樹杈上一騎，開始擼榆錢兒吃。以現在孩子們的標準，這榆錢兒決不是什麽好吃的東西，可是，那股帶著春天氣息和野味兒的清香微甜，也是現在孩子們所享受不到的。
夏天剛來，桑葚就熟了。天壇裏幾乎沒有白桑葚，都是紫桑葚。我和我的朋友們等不到桑葚變紫成熟，隻要一紅，早已經一有空兒就“長”到樹上了。紅桑葚是酸甜的，更適合我們的口味；當變紫熟透以後，太甜，吃多了容易膩。當然，我們仍然是騎在樹上吃，吃飽以後，才會再摘一些，帶回家去，獻給母親，以避免因為上樹剮破了衣服而挨打。杜梨熟和不熟都是一樣的，不好吃，又酸又澀，但因為它有“味兒”，可以刺激那時經常寡淡的嘴，我們也會硬是吃兩個，我至今難忘那種難受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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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還有鳥，各種各樣的鳥：黃雀兒、“老西兒”、紅靛殼兒、藍靛殼兒、喜鵲、烏鴉、貓頭鷹……我和我的朋友們，人手一個彈弓，在樹林裏轉來轉去，見枝頭有鳥，便亂彈齊發。我的弓法不好，從來沒有打下過一隻鳥，因此，現在每逢愛鳥護鳥活動，心裏並不十分忐忑。
我最喜歡的是逮螞蚱。幾個孩子一起逮，那簡直就是一場比機智、比速度、比體力、比勇敢的較量。螞蚱分好幾種，有土螞蚱，有青克楞，有掛搭扁兒，有的會飛，也的隻會蹦，大小懸殊不少。螞蚱逮到手之後，它會從嘴裏吐出一種液體，有些發粘，讓人不好受。在草叢中摸爬滾打一天，迎著五彩斑斕的晚霞，手裏提著幾串用草莖穿起的戰利品，回到家裏，交給母親。油炸螞蚱的味兒，真是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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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長大一點兒，夏天，我開始跟更大些的孩子學著粘季鳥。季鳥學名叫知了，更“文”一些叫蟬。在這之前，我見到季鳥想抓隻有一個辦法：上樹用手捂。用手抓季鳥的成功率非常低。有時，還正在爬樹呢，季鳥就飛了；還有時，好容易爬到能夠著季鳥的地方了，它突然發現了你，呲啦一聲飛走了不算，還撒下一泡尿來，弄得滿頭滿臉都濕乎乎的。粘季鳥要用膠，到南慶仁堂藥鋪就能買到。在家裏的爐子上熬好膠，裝到小盒裏備用；找一個長竹竿，頂端再綁上一根細細的小竹竿或者木棍兒，再拿一個鐵紗做的小籠子裝戰利品就行了。
天壇裏樹多，季鳥就多，一到盛夏，幾乎每棵樹上都有。北京城裏的季鳥分三種：剛入夏就開始叫的，名字就叫“季鳥”，天再熱一些才開始拚命叫、體型比前者大的，名字叫“大麻季”，進入伏天出現的，根據它叫的聲音，名字叫“伏天兒”。西山一帶有一種季鳥叫起來聲音小，而且斷斷續續，城裏麵沒有見過。
粘季鳥的孩子一般都是三五成群，人手一竿。來到天壇深處，在一片蟬鳴聲中，大家開始抬頭在樹上尋找。發現目標，便打開小盒，在竹竿的頂端處抹上膠，然後小心翼翼地用一隻手舉起竿來，讓竹竿從樹的枝杈中慢慢上升，達到還在鳴叫的季鳥背後。這時，手要快，讓竹竿頭兒迅速地向前輕輕一點，季鳥就被膠粘住了。然後，雙手捯著收回竹竿，被擒的季鳥正在竿頭兒上死命掙紮。把季鳥放到小籠子裏，再在竹頭兒上抹點兒膠，便又開始尋找下一個目標了。
每次粘季鳥，別人收獲頗豐，可我總是粘不到幾個。後來才知道原因，那時我的眼睛已經近視了，做不到眼疾手快。
那時天壇管理不善，荒草堆裏到處是古磚古瓦，現在說起來，這些都是文物。我就曾經“盜竊”文物回家。在天壇南門外麵，我發現了一塊四四方方的大磚，上麵有磚文“嘉靖伍年窯戶＊＊造”的字樣。我決定把它背回家裏去，刻成一個棋盤。那時我隻有十歲，幾十斤的大磚壓在背上，像壓著一座山，可我硬是咬著牙把它背到了家中。然而，回到家中，我心裏那股想學下棋的念頭一下沒有了，棋盤便沒有刻成，也因此我至今不會下棋。
那塊磚被母親派上了用場，用它墊鐵爐子，真是再穩當不過了。現在我想，那塊大方磚不是用來砌牆，而是用來鋪地的，它或許是一塊金磚。要知道，天壇的祈年殿、皇穹宇和齋宮裏的寢殿也是金磚墁地呀。現在我保存著兩塊藍色的琉璃筒瓦，應該就是那時順手拿回家的。一塊的背後有一行陽文款識：“十五年敬造”，另一塊的款識是陰文的“亁隆辛未年製”。辛未年是亁隆十六年，亁隆十七年曾經重修天壇，提前準備好建築材料是必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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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暑假前，天壇是學生們複習功課的好去處。那時的遊人很少，森森古柏像一頂頂巨傘，遮住了如火的驕陽， 學生們或“ This is a book”，或“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或“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讀書聲如春蠶咀嚼桑葉。我和我的朋友們不是愛學習的好學生，我們到處扔土塊兒，大呼小叫，給好學生們搗亂。現在我心中有一絲絲懺悔，如果那時用功的學生而沒有成材，我是要負一些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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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宮是一處獨特的建築，它像一座小城堡，外麵被深深的壕溝圍著。那個時候壕溝裏有很深的水，夏天常常有各種蜻蜓在壕溝的外麵飛來飛去。我們或用網，或用蒿草到處追著撲打，時有所獲。那時，我們管逮蜻蜓叫“捎螞蠊”，“捎”要讀成“勺”，意思是快速地撲打捕捉。我在這種玩耍當中，得到了許多關於蜻蜓的知識。蜻蜓分好多種，黃色的叫老黃兒，紅色的叫紅辣椒，綠色的叫老仔兒，藍色的叫老鋼兒，灰色的叫逼灰，褐白相間的叫膏藥……老仔兒、老鋼兒和膏藥被抓之後，會掙紮著咬人，甚至能把孩子的小手咬破皮，沁出一點兒血來。正在交配的蜻蜓，一前一後平飛的叫“架排（讀第三聲）”，一上一下的叫“推軲轆車”。見到“推軲轆車”的蜻蜓，孩子們邊揮動著手裏的蒿草或網子，邊在嘴中唱著“推軲轆車，呀依呦”，好像這樣就可把那兩個正在“推軲轆車”的蜻蜓招來似的。
在壕溝的裏麵，圍繞著齋宮四麵都有長長的廊子，公園在廊子前麵安裝上窗戶和門，這裏成了少年之家，有閱覽室，科技室，還有娛樂室。我在閱覽室裏看過小人兒書，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娛樂室裏打康樂棋。
齋宮裏雖然有皇帝祭天時齋戒期間的寢殿，有侍衛和太監住的值班房，可它們不對我們的口味，我們常去的地方是鍾樓。鍾樓在齋宮的東北角，綠瓦紅牆，四角攢尖的頂子，樓中吊著一口巨大的銅鍾。鍾樓可以隨便出入上下，沒有人管。見周圍沒有人時，我們會拿起一塊磚頭砸向銅鍾，然後十分得意地傾聽悠長的鍾聲。不知是從什麽時候起，鍾樓下搭起了一座舞台，南麵擺放了一片灰色的長椅，這裏成了露天劇場。我在那裏看過無數場電影，印象最深的是法國片子《勇士的奇遇》。片中的幾句話給我少年無色的記憶，增添了些許色彩，男主人公方方指著女主人公半祼的胸部說，兩座小山中間有一條小河，我要到那小河中去遊泳。
照片來源：作者
看露天電影的可不隻是露天劇場一個地方。那時，春夏秋三季，每逢周末，天壇裏都有電影晚會，同時放好幾部片子。這裏的空地多，隨便找兩棵古樹，用繩子一拉，就可以掛起銀幕。晚飯後，人們踩著夕陽的餘暉，花一毛錢進門，找一部自己想看的片子，或坐或站，就可以欣賞電影了。當然，我們這些孩子是不用買票的。雖然公園加強了管理，卻擋不住我們空中地下的進來“看蹭兒”。同時放映的電影一多，多好看的片子也不能把孩子們拴在一個地方，我們這兒看一會兒，那兒看一會兒，結果哪部片子也沒看明白。
慢慢的，不知不覺中，我知道了天壇的建築為什麽都跟“九”有關，知道了回音壁為什麽可以回音，知道了七星石為什麽是八塊石頭，知道了天壇的建築都是藍琉璃瓦，而為什麽獨獨齋宮是綠琉璃瓦。
三：消失的東壇
就方位而言，相對於叫“西壇”的先農壇，天壇就是“東壇”；對永定門那一帶的人來說，真正的“東壇”是特指天壇的外壇。原因不詳，也許是由於天壇是公園，一般人要買門票才能進去，而外壇（東壇）是一片野地，任由人們自由出入的關係。東壇也有壇牆，也是由幾百年前明朝特製的磚砌成的。雖然殘破，有幾處豁口，但我們這些孩子進入東壇，總是借助從壇牆裏伸延出的一根水管子爬牆而過。
牆內地勢較高，跳下去就可以了。一進壇牆，眼前就是另外一番景色，到處是野樹荒草，一望無際。據說，早年的東壇也像天壇一樣，幾百年樹齡的古柏遮天蔽日，一片森森然。但它遭受了三次刧難。第一次是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期間，為了便於把掠奪到手的東西運走，侵略者把原本到隻到馬家堡的火車線，順著城外的護城河向東，到天壇的東南角又折向東北，修到東便門，再向西，延長到城裏的前門箭樓的東邊，東壇的那些大樹被就地取材伐倒，做了鋪設鐵軌的枕木；第二次是張勳複辟，辮子兵占了這裏，古樹成了燒柴，待那個辮帥逃到外國使館，複辟被粉碎，那些用古樹燃起的篝火也就熄滅了；第三次是日偽時期的1943年，日本侵略者為了應付經濟危機，搞“勤勞俸仕”，強迫中國勞工和學生在這裏開荒種地，把剩餘的古樹幾乎一掃而光，隻剩下幾棵老槐樹和一些榆樹，孤零零地留在空曠野地的邊邊角角。國民黨時期，東壇修了一座臨時飛機場，飛機起起落落，東壇根一帶的民房上落滿了厚厚的黃土。後來，國內戰爭形勢日緊，國民黨守軍把飛機場改到了東單體育場，幾年的工夫，這裏就徹底地荒蕪了。
東壇也有一個類似齋宮裏的鍾樓，隻不過早已經頹敗不堪，樓下到處是丟棄的琉璃瓦和斷磚，樓梯也沒有了，大鍾從樓頂掉下，歪斜在地上。後來，也許是考慮它隨時會倒塌，怕傷及人，政府組織人在幾天之間把鍾樓徹底拆除，那口大鍾也移走了。
鍾樓的對麵是天壇醫院的太平間。那時的天壇醫院，也許是北京占地最大的醫院，門診部以及各科的病房都相距很遠，掩映在一片花草樹木之中，簡直就是一座優雅的園林。它的西南方向是一所護士學校，醫院的太平間就設在護士學校的西南角。人生來對於生死充滿了興趣，而孩子們對於死更是充滿了好奇。我和小夥伴們常常奓著膽兒，順著牆邊的樹爬到太平間的房頂上，靜靜地諦聽腳下有沒有動靜，任何一點兒響聲都會使人心驚肉跳，可我們還假裝若無其事地堅持著，生怕別人說自己膽小。我從來沒有看到有死人被推到太平間裏去，卻好多次看到有死者從太平間裏被抬出來，裝進棺材，然後在親人的哭聲中離去。那時，我的心就被一種強烈的悲哀所包圍，胸中湧起莫名其妙的憂愁，人從哪裏來？死了又到哪裏去？太平間好像陰陽界，連接著人們的生和死。扭頭看著身邊的荒草野樹，我想到了自己和夥伴們……
對於少年兒童來說，憂愁畢竟是短暫的，我們有東壇這塊充滿了歡樂的樂土！
我第一次獨自一個人進入東壇，大概是在1953年或者1954年。那時，東壇裏舉辦了一個盛大的交易會，北京人好像都集中到這裏來了。我被來來往往的人群吸引，跟著他們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東壇。到處都是賣東西的攤點，到處都是買賣東西的人。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可以伸縮的玩具蛇，對它充滿了好奇。順著草間的路，我一直向東走下去，來到天壇南門前的空場。
那裏人山人海，我從人縫中鑽進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讓我目瞪口呆。空場上塵煙滾滾，有許多人騎著馬，一會兒飛奔，一會兒攪成一團，馬上的人手裏執著一根長木杆，搶著擊打一個在地上滾動的木球。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馬球比賽。我一直看完了比賽，然後才戀戀不舍地走回家去。母親早已經因為我的丟失而急得發瘋，到處喊著我的小名，充滿絕望又漫無目的地找來找去了。真是奇怪，四五歲的我在荒郊野地和人群當中漫遊了半天，竟然沒有走丟，還一個人回到了家裏！
交易會後，荒草萋萋，野樹孤零，東壇一下子又恢複了寂靜。
突然有一天，一陣陣急促的槍聲打破了東壇的寂靜，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槍聲對於我們來說是陌生的，也是神秘的，除去前兩年在西邊城牆根當臨時法場，槍斃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時聽過槍聲之外，我們還沒有如此真切地聽到過槍聲。第二天，東壇裏又傳來了槍聲，然後有人說，那是解放軍在打靶。有人就說，走啊，咱們撿子彈殼去呀！於是，一群孩子翻過壇牆，順著槍聲向東壇的深處走去。快到天壇南門（正式的名字叫昭亨門）時，我們被站崗的戰士攔住，不讓再往前走了。大概等了一個多鍾頭，槍聲停止了，一隊解放軍戰士從城牆底下的草叢中走出。沒有人再阻攔，我們一窩風地衝向剛才響槍的地方。在一排土堆前麵，散落著許多紅黃色的子彈殼，一個個有一根根手指大小。我們拚命地撿著，往自己的衣袋兒裏麵裝。一會兒的工夫，所有的衣裝兒都滿滿登登的了。
從那以後，我們幾乎天天都去撿子彈殼，有人還撿到過完整的子彈。終於，解放軍不再來這裏打靶，子彈殼也被我們撿幹淨了，孩子們的心裏充滿了惆悵。不知道是誰那麽聰明，說，東邊壇牆裏有子彈頭！於是，我們又來了精神，衝到壇牆邊，用隨手可得的瓦塊和樹枝在壇牆的黃土裏一陣亂挖，還真挖出許多子彈頭。那些子彈頭被我們拿回家，和子彈殼堆放在一起，成了東壇根的孩子們的玩具。終於有一天，這些子彈頭被一個孩子發現了新的用途，它們可以化成鉛，冷卻之後的鉛塊可以拿到廢品站去賣錢！於是，孩子們用家裏的鐵鍋開始化鉛，一把把的子彈頭被倒進鐵鍋裏，一雙雙眼睛注視著火舌舔著鍋底，注視著子彈頭在鍋裏慢慢地熔化；然後鉛水被倒進已經在地上挖好的小坑兒，待它冷卻之後，孩子們把鉛塊送到了廢品收購站。我想，那時我們這些孩子每個人都賣了有十幾斤鉛吧。幾乎就是眨眼的工夫，換回的錢就變成了各種洋畫兒和零食。
那是我們的一段好日子！
東壇裏最好玩兒的莫過於逮蛐蛐兒。東壇很大，而且一片荒涼。它的東西北三麵是壇牆，南麵是城牆，到處是荒草野樹，斷壁殘垣，爛磚破瓦。一到秋天，各種草蟲就開始鳴叫起來。我們也進入了逮蛐蛐兒的季節。一般草蟲的鳴叫聲對於我們並沒有什麽吸引力，孩子們喜歡的是蛐蛐兒的咬架。蛐蛐兒有好多種，區別好像主要是在它們的頭上。有的頭和全身一樣漆黑發亮，有的頭發黃，有的頭發紅；好的蛐蛐兒的頭應該是渾圓的，兩根須子挺拔靈活，兩隻後腿粗壯有力；有一種蛐蛐兒的頭是扁方形的，不會用牙咬架，隻用頭撞來撞去，我們管它叫“棺材板子”；還有一種蛐蛐兒，空長著一對淺白色的大牙，看樣子很凶，卻根本沒有一點兒戰鬥力，我們管它叫“癆眯”。這兩種蛐蛐兒沒有人要。母蛐蛐兒也沒人要，不會咬架，卻有一個威風凜凜的名字：三尾兒大紮槍！蛐蛐兒的好壞還要看個頭兒，所謂“七厘為王，八厘為寶”。但是太大的就不是蛐蛐兒了，那是“油葫蘆”。逮油葫蘆主要是為了聽它的叫聲。夜深人靜，油葫蘆叫起來非常好聽：嘚兒呦呦呦……
東壇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黎明時分，天還沒亮，孩子們就悄悄起床，拿上頭天晚上就準備好的工具：鐵釺子、小鏟兒、手電筒、裝滿水的玻璃瓶子，還有鐵絲編的蛐蛐兒罩子，瞞著大人向東壇出發了。逮蛐蛐兒是禁止喧嘩的，大家都屏住呼吸，高抬腿，輕落腳，趟著露水在草叢中潛行。聽到蛐蛐兒叫了，每個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更加小心翼翼地向叫聲靠近。蛐蛐兒當然也發現了我們，立刻停止了鳴叫；於是，我們便站住，保持身體不動，生怕弄出一點兒微弱的響聲。蛐蛐兒以為沒有危險了，又開始鳴叫起來，我們便循聲再次靠近。當終於確定它的位置之後，找到洞口，一場緊張的大戰就開始了。這時，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顧忌，掀開磚頭瓦塊，用小鏟和釺子在洞口挖了起來。手電筒打開，一道光柱射出，幾雙眼睛都死死地盯著地麵，蛐蛐兒一露麵，罩子就飛快地罩過去。蛐蛐兒蹦開了，幾雙小手和罩子就一起跟了過去。當蛐蛐兒被逮住之後，抓住它的人就會拿出一張從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飛快地卷成一個紙筒兒，把蛐蛐兒放進去，夾到耳朵上。有時，雖然洞口被挖開，但蛐蛐兒卻躲在洞裏不出來，我們就會往洞裏麵灌水，逼著蛐蛐兒出洞。如果帶的水不夠，幾個孩子就會扯開褲腰，一齊往洞裏撒尿，熱尿飛濺，如同瀑布一般，直到嗆得蛐蛐兒出來為止。
東壇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東壇裏遍地長著“拉拉秧”和“激靈狗子”——其實應該叫“蒺藜鉤子”，一個早晨的“狩獵”行動，褲子剮破了，衣裳撕開了口子，腿上、手上、胳膊上到處是傷，可孩子們卻興高采烈。大家都有所收獲，回到家裏，把蛐蛐兒放到早已經準備好的澄漿罐裏，放上點兒嫩豆瓣兒，然後背著書包上學去了。這一天的學肯定上不好，心裏老是惦記著家裏的蛐蛐兒呢。好容易盼到放學，回到家中，大家都把“寶貝”拿出來，開始蹲在胡同裏鬥開蛐蛐兒了。
那時，孩子們鬥蛐蛐兒不帶賭博，隻是看著好玩兒。把兩隻蛐蛐兒放到一個罐裏，好鬥的馬上就開始掐起架來，不好鬥的要用“探子”探蛐蛐兒的“尾兒”。正規些的探子是用一根細棍兒綁上馬尾兒做的，孩子們用的探子，則多是把一種草從中間小心地劈開，剔除硬的草莖，留下又細又軟的須毛做的。兩隻蛐蛐兒在罐裏跳閃騰挪，舉著兩雙大牙廝咬拚殺，不分勝負決不罷休，孩子們看得心驚肉跳。終於分出勝負了，一隻蛐蛐兒一掉身敗下陣來，或在罐裏亂跑，或幹脆跳出罐外，勝者剛站在原地不動，抬起頭，振動雙翅，高奏凱歌。敗陣蛐蛐兒的主人如果不服輸，這時就會給自己的蛐蛐兒“打瓜”——把蛐蛐兒放到左手心上，用右手外緣一下一下地切打左手腕部的內關穴位處，把蛐蛐兒不停地在手心裏顛上顛下，以此來激發起敗將的鬥誌，然後再次開始戰鬥。
蛐蛐兒咬架真是舍生忘死，一場惡戰下來，咬得缺須短尾兒者不在少數，甚至有的能被咬下“大夯”（後腿）來。傷者未必就是輸者，勝者則必振翅高唱，那叫聲清脆悅耳，充滿了驕傲。
如今，在北京城裏很難聽到蛐蛐兒叫了。
東壇胡同老照片（作者提供）
突然又有一天，東壇的幾個路口都設了崗，由解放軍戰士把守著。沒幾天，好多坦克開了進來，東壇從早到晚響起了震耳欲聾的馬達轟鳴。人們傳說，為了搞好國慶閱兵式，坦克在這裏訓練隊形。慢慢的，崗哨放鬆了，孩子們可以到東壇裏去了。就這麽些日子，坦克已經在東壇裏軋出了一條環形跑道，幾十輛坦克編著隊形在土道上飛奔，揚起了遮天蔽日的煙塵。在天壇南門的對麵還修起了一座檢閱台，我們登到台上，看著在眼前來來往往的坦克，心裏充滿了向往。後來聽說，有一天，彭德懷元帥還在這座檢閱台上檢閱過坦克訓練。
1958年夏秋之際，東壇裏麵到處搭起綠色的帳篷，最後一批誌願軍回國，其中的一部分誌願軍戰士就住在這裏。那一天，我順著水管子爬到壇牆上，剛一露頭，就被一隻大手給抓住了。我嚇了一跳，抬頭一看，一個背卡賓槍的戰士站在我麵前。我嚇壞了，不知道說什麽好。那位戰士卻一把把我抱了起來，用他的硬胡子茬兒蹭我的臉。50多年過去了，我已經記不起當時我們相互說了些什麽話，可我記著他姓溫，是山東人。我們成了好朋友，我每天都爬進東壇去找他，他總是拿一些桃啊葡萄啊給我吃。現在，這位溫叔叔應該有80歲出頭了。
拆掉的東壇胡同（作者提供）
再以後，誌願軍走了，坦克也不在這裏訓練了，東壇先是成了果品公司倉庫，後來又被當成苗圃，種上了樹苗，再以後，把剛長成的小樹刨掉，那裏蓋起了一片樓房。
東壇就此消失了……
四：城牆往事
自城門往東,一直到現在的玉蜓橋那裏，那一段城牆是我一生當中美好的記憶。再往東，為了便於火車通行，城牆扒了一個豁口，下麵是龍潭湖的葦塘，孩子們過不去了。城牆在一個孩子的眼裏非常高大，用雄偉來形容一點兒也不過分。我沒見過箭樓和甕城，它們早已經拆除，在城門的旁邊的城牆上扒開一個豁口，便地車輛通行，高聳的門樓孤傲地挺立在北京中軸線的南端。豁口旁有一條馬道，人可以毫不費力地登上城牆。可是，我很少使用馬道，總是摳著磚縫往上爬。盡管磚縫不寬，但經過不知多少代孩子們的攀爬，不但可以容下手腳，甚至還有可以讓你喘口氣的地方。爬城牆時千萬不能低頭朝下看，一看，那麽高，眼一暈，心裏一含糊，就會不由自主地掉下去。針灸大夫胡六的小兒子，就曾經在爬城牆的時候從半腰掉了下去，昏迷了好長時間。那以後他的腦子有點兒慢，大概和那一摔很有些關係。前車之鑒和父母的叮囑，並沒有引起孩子們的注意，我們還是不斷地爬城牆。
城牆上是另外一個世界。由於年久失修，城牆上坑坑窪窪，鋪設的地磚被掀得七零八落。在一片荒草野花叢中，到處長著不高的小樹，最多的是酸棗樹。我們就在這些荒草野花當中尋覓，奔跑，逮蟈蟈蛐蛐，抓蜻蜓蝴蝶。酸棗熟了的時候，城牆上成了孩子們的天堂，我們興奮得顧不上酸棗刺兒紮手，一人把著一棵樹，把那些紅的和半紅的酸棗摘下來，一邊往嘴裏送，一邊往兜裏裝。那一段時間，我的手總是流著血，衣裳褲子總是被剮得這一個口子，那一個口子，回到家裏老是被母親罵一頓，可酸棗的魔力實在是太大了，我還是沒事就到城牆上去摘酸棗！不用多長時間，城牆上的酸棗被我們摘光了，那些長在城牆半腰磚縫裏的酸棗樹，又成了膽兒大的孩子們的熱戀對象。我們從堞口爬出，順著城牆，摳著磚縫，一點兒一點兒地往下，終於來到掛滿小紅燈的酸棗樹旁，腳踩著支點，一隻手拽著樹枝，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掠奪。
城牆上還有另外一些可吃的東西。有一種寬葉子的草，不知道學名叫什麽，我們管它叫“酸巴溜丟”，它的葉子多汁，吃到嘴裏有一股帶著清香的酸味兒。我還吃過刀螂（螳螂）蛋。刀螂生活在高一些的野草或者小灌木上，它的卵就排在草梗和樹枝上。有一天，比我大一些的小夥伴光啟說，刀螂蛋能治尿炕，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那時候，我都八九歲了，可還經常尿炕，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兩三天的早上感到抬不起頭來。於是，我趁沒人注意，偷偷地從樹枝上摳下幾個刀螂蛋，塞進嘴裏，嚼了嚼，咽下肚去。那股味兒可真讓人難受，騷了巴唧，還有點兒酸，我差點兒吐了。盡管如此，為了自己能堂堂正正地做人，我還是堅持每天吃幾個刀螂蛋，一直吃了十來天。然而，尿炕的毛病並沒有治好，我還是時常處於難堪之中。可一直到現在我還認為，那並不是刀螂蛋沒有作用，而是我吃的量還不夠！
在城牆上捅馬蜂窩讓我終生難忘。本來，天壇和東壇裏都有馬蜂窩，我也都捅過，但在城牆捅馬蜂窩卻另是一番景象。馬蜂就是野黃蜂，比蜜蜂大一倍，細腰豐腹，喜在小樹上築巢。平時，人蜂兩不相犯，但我們這些孩子一見到馬蜂窩，就非要把它捅下來不可！馬蜂窩小的像拳頭，大的似人臉，倒懸在樹上。發現馬蜂窩了，我們就脫下外衣把腦袋和脖子包起來，隻露一雙眼睛，然後找一根木棍兒或者樹枝，來到樹下，向馬蜂窩一頓亂捅亂打。蜂窩掉到地上，成群的馬蜂也開始了對侵略者的攻擊。我們在城牆上抱頭鼠竄，馬蜂們在後麵窮追不舍。據說，馬蜂的眼睛是直的，不會拐彎抹角，我們便曲線奔跑，然後突然趴到地上，馬蜂就嗡的一下從頭上飛過去了。但每次捅馬蜂窩總有人被蜇，或者腦門兒，或者手背，或者脖子，我就不知道被蜇過多少次。傷處又疼又癢，迅速紅腫，沒有十天八天的好不了。據說，被蜇之後，敷以熱尿，能夠減輕痛楚。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些淘氣包兒都用自己的尿“洗”過手和臉！
有一次，我們發現在城牆的半腰有一個大似臉盆的馬蜂窩，用樹枝夠不著，便幾個人一起搬起一塊大城磚，站在堞口向蜂窩砸去。蜂窩被砸掉了，幾個人也都同時成了傷號。
天壇的外壇牆由北向南，到城牆為止。順著壇根兒有一條土路，到城根兒底下拐向西，通到大街。這是一條馬車走的路，進出城的馬車便在這條道上來來往往。我們玩兒累了，常常趴在城牆裏沿的矮牆上，看著馬車犯壞。那時的馬車還有不少是木製車軲轆，所謂九輞十八輻——馬車走在路麵上，軲轆吱吱吜吜、咕咕嚕嚕地響著由北麵來了，就在它剛要向西拐彎時，我們突然大聲喊道：“誰是我兒子？”趕車的把式應聲而吆喝牲口：“我！我！我——”我們樂得哈哈大笑，車把式暴跳如雷：“小兔崽子，我用鞭子抽死你們！”雖然知道他不會真的拋下馬車，爬上城牆來追我們，可我們還是四散逃走，笑聲把城牆震得渾身亂顫。
城牆上空曠，地勢高，風大，是放風箏的好地方。可孩子們很少有錢能買正經的風箏，不要說孫悟空、蜈蚣，就是哪個孩子有一隻最簡單的沙燕兒，也會讓別的孩子羨慕得要死。我們的風箏都自己動手製作的，人小，手藝不行，做不了複雜的，就都做“屁簾兒”，反正能放飛起來就行。“屁簾兒”的做法簡單至極，四棍細竹皮綁成一個四方框，再用兩根交叉作為支撐，上麵的那根竹皮窩成一定弧度，用小線拴緊固定；然後在方框上糊上白紙，下麵再粘上三根用紙做成的長紙條，“屁簾兒”就做成了。拿著自己的作品上了城牆，順著風勢一點兒一點兒地放線，慢慢地把“屁簾兒”放上了高空。“屁簾兒”在天上移來移去，三根長紙條做成的尾巴順風飄揚，顯得婀娜多姿。
在城牆上，我們也有安靜的時候。每到傍晚，依在城牆堞口，向西眺望，落日如同一顆碩大的紅色瑪瑙，正在墜向水墨似的群山；成千上萬隻雨燕圍著飛簷鬥拱的城門樓，上下翻飛，在斑斕的天幕上畫著層出不窮的美妙圖案；城牆外的護城河水清清淺淺，鴨鳧水麵，魚翔淺底；城裏，灰色的房脊連著灰色的房脊，一直延伸到我可以想象的遠方；這時，腳下的胡同中，大小不一的門洞裏人進人出；四合院大雜院，窗明戶淨，樹綠花紅；吃完晚飯，天黑下來，我們又來到城牆上，聽著護城河邊傳來的一片嘹亮的蛙鼓，抬頭望著幽藍的夜空，星鬥滿天，銀河瀉遠，不由得讓人思索起，我從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廣闊的宇宙和渺小的人生渾然成為一體，讓我們這些不懂事的孩子變得“哲學”起來。
1957年，永定門城門樓被拆了。那些天，我站在遠處看著拆除現場，常常想起幾年前的兩件事。一次是我剛剛記事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跟幾個大一點兒的孩子玩兒，不知道怎麽就到了城門旁的豁口，看到那裏圍著一群人。湊到近前一看，見到在木製的崗亭裏有一個人在那裏上吊了。這可能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死人。另一次是有一天，有人發現從來也沒人登上過的城樓上有一個人，他站在欄杆後麵，向下麵的看熱鬧的人揮著手，蹦著高，大聲地喊叫。人們叫他下來，他連理也不理。後來，來了幾個警察，上了城門樓，把他抓了下來。原來，他是個失了心的瘋子
無獨有偶，2004年秋天，永定門修複後沒幾天，我從報紙上看到一條新聞。10月11日，有一個人爬上了城門下的城牆，在距地麵七八米，離上沿兒兩米多的地方，上不去，下不來地呆了二十多分鍾。人們想辦法營救他，有人打120急救電話，兩位婦女還拿來了床墊。最後，施工隊搬來了長梯，此人才得以獲救。據說，這個人可能有精神上的毛病！
1969年開始，城牆也被拆了，拆下的城磚被砌到了正在同時挖的防空洞裏。1970年，我從北大荒回北京探親，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城牆，它殘破不堪，隻剩下一堆堆爛磚和黃土。那天，母親聽街坊說我回來了，匆匆從防空洞的工事裏麵出來，一見我就說：“我正在防空裏用城磚發劵呢。”五十歲的母親，用四十斤的城磚發劵砌防空洞，這是一種怎樣折磨人的勞動呀！十幾天後，我離開北京，返回北大荒，就在火車開動的同時，母親在家突發腦血栓，自那以後就半身不遂了。
城牆拆了以後，在原來城牆的地方修了一條柏油路，旁邊種上了一些花草樹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我每天傍晚常在那條路上散步，總是碰到一位背著雙手，挺胸抬頭走路的老人。他花白的頭發，老是有些桀驁不馴，不是這裏翹起，就是那裏翹起。我瞧他有些麵熟，後來終於想起，他是釋放的戰犯國民黨將軍黃維。碰到的次數多了，漸漸開始點頭，後來就說起話來，無非是關於天氣好壞之類。有一次，忘記是什麽機緣，我跟著他到他家去。那是新蓋的預製板樓房，就在原來的東壇。進門一看，是個兩居室，沒有什麽像樣的家具。我跟他聊了一會兒，現在還記得他說：“國民黨所以兵敗如山倒，一是太腐敗，二是派係林立，三是讓日本人消耗了太多的兵力。”說起蔣介台，他一口一個蔣先生，顯得非常尊敬。
現在想起城牆和城門樓，我常常聯想起另外兩件事。一件是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改造利用北京城牆的設計規劃。他設想把城牆徹底加以修繕維護，種上花草，安置上長椅，使它成為北京人休閑遊玩的場所。另一件是聽說的，不知準確與否——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身邊的人說：什麽時候，站在這裏向遠處看去，眼前要是一片煙囪就好了。歲月推移，現實無情。梁思成擰不過長官意誌，他的夢想沒有實現，毛澤東的工業化理想也由於不符合時代要求而被淘汰了
五：護城河雖然依舊流淌護城河雖然依舊流淌，但它早已不是當年的護城河了。
護城河也叫城濠，在古代是防禦工事。到了現代，在飛機大炮火箭導彈麵前，它在軍事上的作用幾乎等於零。北京是一個缺水的城市，凡是有水流動或者聚集的地方，一概都是人力所為。因此，環繞著北京的護城河的作用，越是到現在越是顯示出它的美學價值。它就好像是老北京城的一圏美麗的項鏈。隻不過由於北京城區的無限製擴大和城牆的消失，護城河的位置有些尷尬和突兀。
老北京的護城河不像現在似的，又有護欄，又有水泥的石頭砌成、種上草的河床，它雖然是人工開挖的，卻呈現著一派自然的形態。它的河槽很深，陡陡的河床上長滿了各種野草和柳毛子樹叢，在草叢之間，隔不遠就有一條人踩出的小路，斜麽戧地通向河邊；河岸上挺立著高大的樹木，各種樹都有，楊樹、柳樹，槐樹，更多的是榆樹，樹的間距毫無規律可言，一定是自然生長的。河水一年四季流動，隻是在嚴冬，靠近岸邊的水才會凍上一層薄薄的冰。由於隻有生活汙水排入，除非下大雨，上遊來水，河水平時都很淺，很清，沒有一絲波浪，雖然散發著一股淡淡的難聞味道，但那卻不是工業汙染，因為水裏遊動著各種各樣的生物。
有一種長著淡褐色小身子和長長四肢的小動物，應該是昆蟲類，我們管它叫“賣油郎”，它似乎永遠浮在水麵表層，時而靜止不動，時而劃動長長的四肢快速地遊動，在河麵上刮起淺淺的波紋。
水中總能見到魚兒，這些魚不大，自由自在地在河水裏擺動著尾巴，偶爾也會跳出水麵，打一個水花兒。夏天，孩子們會拿著玻璃罐頭瓶和自製的網兜，順著河床草叢中的小路來到河邊，找一個水流聲大一些的水域，撈幾條小魚帶回家，放到魚缸中養起來。護城河的上遊通著京密引水渠，每當暴雨之後，密雲水庫泄洪放水；這時，護城河水陡漲，有人就會拿著柳條筐下河，站在齊胸沒腰的水裏捕撈順水而下的大魚。
從永定門城樓向東河向東一二百米，河岸上靠城牆有幾戶人家，房子是借城牆建的，幾百年前厚厚的城牆就是這些房子的後牆。他們每一戶都養著不少雞鴨，那些鴨子就和從遠道飛來的野鴨為伴，白天，一起在河裏遊動覓食，晚上，野鴨飛走了，家鴨們扭動著笨拙的身體返回窩裏。在緊靠城門的豁口旁有一處獨立的院子，住著一戶姓李的人家。人們管這戶人叫“海南島”，以形容他們四麵無鄰，孤懸“海外”，真是再恰當不過。
河岸上，隔不遠就有一個多半人高的圓形水泥雕堡，幽黑的槍眼茫然地注視著四周，它們告訴世人，戰爭年代離現在並不遙遠。
河邊到處是蛤蟆，癩蛤蟆多，青蛙少。天黑以後，北京城一片恬靜，唯有護城河邊蛙鼓齊鳴。我們管癩蛤蟆叫“疥拉蛤子”，常常抓到一隻，把它仰放在地上，用小樹枝敲打它的肚子。一會兒，癩蛤蟆的肚子就脹得老大，像一麵白色的小鼓。因此，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疥鼓兒。有一年，我的叔伯弟弟得了肝炎，有人出了一個藥方，用癩蛤蟆燉雞蛋，熟好以後，吃雞蛋即可。於是，父母讓我的叔伯弟弟從東北來北京，我的兩個弟弟就每天到護城河邊去抓癩蛤蟆。吃了一段時間，他的肝炎果然好了。
城裏的孩子和城外的孩子好像天生就是仇敵，隻要隔著護城河相見，就會立即開仗。先是有一方用語言挑釁，然後開始對罵，接著就開始用隨手可以撿到的石子兒、磚頭、土塊兒，相互投擲起來。這種戰鬥很激烈，但好像從來也沒有傷過人，也沒有一方越過河進行身體接觸。打累了，雙方休戰，各回各的家。
河對岸是菜地，春夏秋三季一片黢青碧綠。我們在城牆上或者河邊玩兒膩了，就會趁著水淺的時候，趟過河，爬上岸，瞧準了沒人，貓著腰溜進菜地，拔幾個還沒有成熟的蘿卜，或者摘幾個青西紅柿，再趟水回來，爬到城牆上大嚼一頓。有時被看菜地的人發現了，追得我們在河裏弄得渾身透濕。摳著磚縫爬上了城牆以後，我們一邊曬衣裳，一邊嚼著戰利品，一邊聽著菜地主人的叫罵，一邊笑得前仰後合。那時，我們最愛偷吃的是“鬼子薑”。
越過菜地，有一大片青灰色的房子，這是鐵路宿舍。院裏有一棵高大無比的白果樹，粗粗的樹徑，幾個人也摟不過來。人們說，這是一棵神樹，如果有人用刀斧傷它，樹的傷口就會流出紅色的血來。我們對這個說法篤信不疑，相信這棵白果樹神聖不可侵犯。每當來到樹下，仰視它接天近日的巨大樹冠，看著樹身上掛著的人們奉獻的紅布條，我的心裏對這棵大白果樹，對大自然充滿了敬畏。如今，大樹已經不知道在什麽時候沒有了，每當路過這一帶，我都會朝那個方向看上一眼，希望再能看到它的巨大身影，同時心裏問：當有人用斧鋸伐倒它的時候，那傷口流出紅色的血來了嗎？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護城河邊曾是臨時的炮仗市。每年一進臘月，河邊就有零星的賣炮仗的攤點了；過了小年兒，河北岸的炮仗市像一字長蛇陣，從門臉兒一直擺到東邊左安門的火車橋。各式各樣的鞕炮擺在地上，有一掛一掛的小鞕和鐵擊鞕，有一盤一盤的麻雷子和二踢腳，也有一把一把的起花，還有鑽天猴、耗子屎、摔炮……炮仗市人潮湧動，人們挑選著自己喜歡的炮仗。不時有攤主為證明自己的貨好，而點燃一頭炮仗，讓買主聽聽效果，爆炸聲此起彼伏。小孩子們都集中到這裏來了，在一個個攤位間轉來轉去，雖然沒有錢，很少買，卻在臉上洋溢著要過年了的喜悅。我曾經跟祖父逛過一次炮仗市，他給我買了兩掛紅色的小鞕。我不滿意，非要買大的。他隻好又給我買了一掛黃褐色的鐵擊鞕。我還不幹，要威力更大的二踢腳和麻雷子。祖父堅持原則，說我太小，不能放那麽大的炮仗。我心裏有氣，就偷偷拆下一隻鐵擊鞕，趁他不注意時在他的煙頭上點著了，塞進他皮襖的兜裏，把那件皮襖崩了一個洞！
可能是第二年，炮仗市搬到了河對岸。年三十那天，突然鞕炮聲大作，像開了戰一樣。有人喊：“炮仗市著火啦！”我連忙跑出胡同，跑過河，來到橋頭，向東一看，嚇！河岸邊一片火光煙霧，各種鞕炮在地上亂滾，在空中橫飛，爆炸聲震耳欲聾，人們嚇得到處亂竄。為了怕火勢繼續蔓延，造成更大危害，不少人把還沒有著的各種鞕炮順著河床往河裏扔。著火時，我們這些孩子不敢靠前，隻是遠遠地看著。待火熄滅以後，爆炸聲停止了，我們呼叫著跑到炮仗市裏，開始到處撿沒有爆炸的鞭炮。那個春節，永定門一帶的孩子放了不少不花錢得來的炮仗！
正對著永定門，護城河上架著一座不寬的橋。1957年，在拆除城門樓的同時，老橋被拆，在原址上建了一座寬大許多的橋。這樣，原來橋頭擁堵的交通變得順暢了。橋剛修好，我上小學三年級，學校組織勤工儉學，發給每個學生十條肥皂，限令半天賣完，第二天把所得的錢交給老師。我和十幾個同學站在永定門橋上，每人麵前擺著十條肥皂，不會吆喝，也不敢吆喝，等著人來買。從中午一直站到天黑，一塊肥皂也沒賣出去。大家四散，我也抱著十條肥皂回家了。不用說，最後母親買下了那十條肥皂，第二天，我把錢交給了老師。後來，同學間說起此事，原來大家把肥皂都賣給家裏了！
護城河邊還是死人“接三”時燒紙的好地方。
胡同裏總是要死人的。不定哪一天，哪個院門旁用竹竿兒斜挑出一個紙穗紮成的幡，門口兒扔著一個剪破口，把蕎麥皮燒著了的枕頭，孩子們就知道這院兒有人死了。不須召喚，我們很快就集中到這個院門口兒，踮著腳朝院兒裏看。門板上貼著兩張白紙，一張上寫著“當大事”，另一張上寫著“恕告不周”。死了人要念經，還要請文場吹鼓手奏樂吹打三天。普通老百姓家的喪事要量力而行，於是，念經吹奏都在晚上進行。解放後出家人不多了，就請一些曾經是和尚，現在已經還俗，正在蹬三輪、拉排子車、賣菜的來頂替。吹鼓手也是業餘的，白天都有自己的另一份工作。我喜歡看他們吹奏，晚上一吃完飯就站在旁邊看。一架雲鑼，笙管笛簫，嗩呐，幾個吹鼓手旁若無人，一曲接一曲，隻管吹下去。至於吹奏些什麽，事主家是不管的，我就聽他們吹奏過《社會主義好》、《誌願軍軍歌》。
“接三”最熱鬧，都是在晚上天黑透了以後舉行。一聲號令，事主家花錢紮的紙人紙馬紙房子紙車雪柳全都抬到胡同裏，這時，孩子們就紛紛上前幫忙，人手一件“燒活”。樂聲一起，哭聲一片，隊伍開拔了。吹鼓手開路，身穿孝服的孝子賢孫們互相攙扶，孩子們舉起“燒活”，再加上看熱鬧的，真是浩浩蕩蕩。隊伍出胡同，在大街上轉一圈，最後來到護城河邊的空地上。在一片奏樂和哭嚎的喧鬧中，有人點著了燒紙，孩子們興奮異常，上前把自己手中的“燒活”扔到火堆裏。烈火衝天，熊熊燃燒，照亮了孩子們的臉，照亮了靜靜流淌的護城河水。
前些年，每逢清明或父親母親的忌日，我也在護城河邊燒些紙。選擇在河邊燒紙是因為離水近，安全。
過橋往南是一塊空空蕩蕩的三角地，再往南就是進京火車必經的鐵路橋。火車對於我們來說是神秘的，在孩子們的印象當中，它通向很遠很遠的外麵世界。我常常和小夥伴來鐵路橋下看火車，我特別愛看客車，總是一邊用手指點著飛快駛過的車廂，一邊在嘴裏數著數：一，二，三，四，五……大約是四五歲時，我來到橋下看火車，突然火車汽笛一聲尖叫，我被嚇得張著大嘴，不會說話，不會哭，連眼珠都不會動了。同伴兒把我領回家，母親急得不知所措。同院的傅嬸說：“不要緊，這孩子被嚇丟了魂兒，叫叫就好了，走，咱們哪兒丟的還上哪兒找去！”母親和大義凜然的傅嬸領著我又來到鐵路橋下，傅嬸用手沾著帶來的涼水，拍著我的腦門兒，不斷地叫道：“元子，別害怕，回來吧，回來吧……”片刻之後，我覺得腦袋裏一陣清亮，哇的一下哭出聲——嘿，我的魂兒回來了！
後來，我上山下鄉去了北大荒。每當探親回京，火車過了豐台車站之後，我就會一動不動地趴在車窗前，等待著那令我激動的一刻；當火車通過這座橋時，我會盡力向北張望，想看到家所在的那條胡同。而火車速度太快，我根本看不到東壇根，可我總會在心裏麵大聲喊：到家啦！我到家啦！探親假期滿，我坐上火車又離開北京。火車從北京站出發後，我就一直守著車窗，然後在通過這座橋時，向家，向北京，向親人作一次默默的告別，心裏五味雜陳，一片茫然。
如今，我有時還會來到護城河邊，河水變得很幹淨，但卻不見有魚或者其他生物，它已經不是原來的護城河了。
作者介紹
劉進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家文摘報原社長，編審。1949年出生於吉林省鴨綠江邊的一個小縣城。兩歲到北京，十六歲上山下鄉到北大荒，務農十年後返城，做三十年編輯工作。北京和北大荒是文學創作的精神家園，接觸的生活基本上是底層的，因此可算作低端人員。寫過中篇小說《沒有風浪的護城河》、《沉重的城牆》、《白毛》、《五色融合的大地》、《愚魯之輩》、《荒涼友情》和多部短篇小說，散文集《碎片流影》以及報告文學等近二百萬字。主要影視劇作品有：話劇《全是北京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演出）、《我的西南聯大》（雲南省話劇團演出，合作）、《牌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電視劇《四合院》（20集，合作）、《香格裏拉》（30集,合作）等。希望在近兩年寫完長篇小說《一片蒼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