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逝世90周年紀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ZT)

看民國時期學者對王國維先生外形的描述，大致無二：個子不高，麵孔瘦而微須，常穿藏青長袍外罩黑緞馬褂，瓜皮帽下的一根發辮，在清華園裏是他最特別的標記。

王國維

王國維進入清華園，無論在當年還是現在，都被看待為中國20世紀學術史的一件大事。立命於現代教育機構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聘了一位被視作遺民學術圈的代表人物為首席導師，且此人是由“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力薦，在當時不可謂不轟動。

從民國時期取不同立場的學者們的追憶文字來看，外形如遺老的王國維，思想學問上實是舊學的破壞者。民國學術界早就關注他，1917年蔡元培想聘他到北大做教授未成，到20年代，通過馬衡，設法請他做了一段時間北大國學門的通訊導師。王國維的同鄉學者、後來任過台灣“故宮”院長的蔣複璁認為：“要說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傳統就不能不想到靜安先生（注：王國維字靜安）的道德與學問，在‘五四’後講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條路子是他開創而有光輝的成績。”

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是在王國維身後，陳寅恪對他學術方法的概括。顧頡剛當年悼王國維先生的文字，也非常值得轉述：“他的學問，恐怕一般人要和別的老先生老古董們相提並論，以為他們都是研究舊學，保存國粹的；這是大錯誤。學問的新舊決不在材料，而在方法上、思想上。”“靜安先生在二十年前治哲學、文學、心理學、法學等，他的研究學問的方法已經上了世界學術界的公路。自從跟了羅氏到日本，始把這些東西一齊丟掉，專注於考古學及史學。他對於商代甲骨、周秦銅器、漢晉簡牘、唐人寫本、古代生活、種族曆史、社會製度，都要研究，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學的方法，不過這一點他因為和遺老的牌子有些衝突，所以諱莫如深而已。……他對於學術界最大的功績，便是經書不當做經書（聖道）看而當做史料看，聖賢不當做聖賢（超人）看而當做凡人看；他把龜甲文、鍾鼎文、經籍、實物，作打通的研究，說明古代的史跡；他已經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許多。”

1925年冬，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的合影。前排右起：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李濟；後排左起：章昭煌、趙萬裏、梁廷燦。

遷入清華園前，王國維在北京住地安門織染局十號。1924年初，蔣複璁去家中拜望，王國維相送一本白紙鉛印的《靜安文集》，裏麵收有他早年譯的康德、叔本華文章，拜倫詩以及以叔本華學說為出發寫成的《紅樓夢評論》。蔣複璁問先生以後還想用西學做點什麽工作，當時正研究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的王國維說，想用英文譯本重譯《馬可·波羅遊記》並加以考證。可這部書沒有來得及寫，他就自沉於昆明湖了。

為梅蘭芳執筆口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許姬傳，回憶古文物學家徐森玉曾同他談論王國維，說他著述的方法有三個字：“博”、“專”、“細”。徐和王私交好，有次去家中拜訪，王國維正在寫《宋元戲曲史》，桌上和架上擺的都是有關這部書的資料，四處攤開，聊天也左右不離這個話題，並將辯難得出的結論都記在筆記裏。過段時間，再去，見他已經完成了《宋元戲曲史》校樣，書桌和書架上全部換成了下一本書的資料，和人談話的題目也全變了。

王國維於學問上的成就，大貢獻都在35歲後。他是浙江海寧人，父親擅書畫但無功名，是當鋪裏的一個朝奉先生，也就是管事人。王國維在鄉裏有少而敏達的名聲，18歲中秀才，後來卻屢試不第，22歲後離家到上海求出路。他先在時務報館謀到書記員的差事，後來轉入講授新學的東文學社半工半讀，跟日本老師學了日文和英文，開始接觸對他一生影響很大的康德和叔本華學說，遇到當時還是維新名士的羅振玉，獲他識拔、資助，從此在生計和治學上一生未能和羅氏分開。

王國維和羅振玉

在羅振玉所辦的《農學報》和《教育世界》雜誌上，當時大半是王國維的翻譯和撰述。1913年，王國維29歲東渡日本，在東京的物理學校苦讀日文、英文，學習數學、物理和西方哲學，奠定了融通中外思想的基礎。從31歲到36歲，居北京5年，他以叔本華的哲學思想為出發來做中國文學批評，研調詩詞戲曲，他的《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等傳閱極廣的著述陸續在這一期間出版。作為詩人和文學史家的王國維被學界所重，中國文學史對通俗文學價值的認識也由他開始。在為《國學叢刊》起草的出版宣言中，王國維提出了於中國近代學術之形成有啟發的思想，“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

辛亥革命後，王國維跟隨羅振玉，攜家眷再渡日本4年半。從日本開始，36歲後的他進入了中西文化會通時期，專治經史，做大量甲骨文拓片的調查和考釋，將經史與實物新史料合而為一，相互證明。這是他以古史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獲得聲譽之始。在學界中人看來，他最偉大的成績要算《殷周製度論》，這是他研究甲骨文的大發明，梁啟超讚為“絕學”——“以後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矯正他的絕少。”

在清華那兩年，王國維每月400元大洋，在全國教授中應是數一數二的高薪——據清華校史資料，1931年梅貽琦任清華校長後，確定教授的薪金標準為300～400元，最高500元；講師為120～200元，助教80～140元，普通校工9～25元。1925年春遷入清華後，王國維和研究院的另一位教授朱自清都住在西院，有說是他不願住好的北院洋房，而西院裏完全是中國式的房子。王國維家租用了16號和18號兩棟。“16號是父親的書房，為研究寫作的地方。書室為三件正房的西間，三麵靠壁全是書架，書籍堆放到接近屋頂，內間小室亦放滿了書。南麵靠窗放大書桌一張，藤椅一隻，書桌兩旁各有木椅一把，備學生來訪時用。”這是王國維的女兒王東明對父親書房的回憶。在她印象中父親生活很有規律，如果沒有預先的約會，每天上午一定步行到公事房辦公，下午在家中書房研讀或撰稿。

王國維

語言學家薑亮夫曾撰文回憶當年考進國學研究院後，第一堂課就是聽王靜安先生講的。先生“上課不大抬頭看學生”，但講課“非常細膩、細致”，講的是《說文》，用的材料許多是甲骨金文，再用三體石經和隸書做比較，“這樣一來對漢字的研究方法細密了，而且還知道許多相關書籍”。校園裏每周六有師生同樂會，王國維雖然像平時一樣寡言笑，但偶爾也會即興表演節目，比如梁啟超背誦《桃花扇》的時候，他就背一篇《兩京賦》。兩人記憶力都很驚人。

他也並不總是極乏趣味。清華每周六晚還有一個學術演講會，王國維曾給學生講“新莽量衡”，不僅詳細考證出王莽篡位後改革的度量衡製度，而且帶來了他根據考證複製的量衡模具，當時是大學部學生的徐鑄成覺得，“我這樣曆史知識貧乏的青年，聽了也覺津津有味，久久不忘”。王國維很少訓斥學生，但也不虛言。他和學生在一起，很少表態。他有兩句口頭禪：學生講得對，他就說一句“那倒很有意思”，如果不對，他就搖頭，或者加上一句“怕不可靠”。有學生在“曆史學會”的茶話會上提議辦刊物，他卻馬上站起來反對，說“刊物不必辦，以你們這樣年齡，應該多讀書，少寫文章，即使寫了，也不必發表”。

王國維生於1877年，小梁啟超4歲，但因為有那根發辮，人都覺得他老古。有一流傳很廣且意味深長的細節，說有次太太為他梳辮子，問他，都到這個時候了，還留著這東西做什麽。他的回答是：“正是到這個時候了，我還剪它做什麽！”

清華大學王國維紀念碑

對王國維最後自沉昆明湖是“殉清”還是“殉文化”等說，一直有持續不斷的爭論，不再贅述。1927年9月21日，在他蹈湖3個多月後，梁啟超在他墓前對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做長篇悼詞，評其學問道德：“通方知類四字能夠表現他的學問全體。……我們看王先生的《觀堂集林》，幾乎篇篇都有新發明，隻因他能用最科學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極大。此外的著作，亦無不能找出新問題，而得好結果。其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溫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

1898年王國維在上海時務報館做一個小書記員的時候，梁啟超已是《時務報》主筆，兩人地位懸殊。而他們同在清華國學院任教後，梁啟超卻堅持尊王國維為首席，自己甘居其後，對其廣而深的學問極為欽敬。從梁啟超、胡適、顧頡剛，到魯迅、郭沫若，民國學界對王國維學問道德的讚佩，一如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中所寫：“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16期，原標題為《清華學派和“四大導師”》，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