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57)
2010 (55)
2011 (83)
2012 (66)
2013 (88)
2014 (102)
2015 (497)
2016 (457)
2017 (603)
2018 (637)
2019 (816)
2020 (700)
2021 (539)
2022 (880)
2023 (542)
2024 (159)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鄰，廣西臨桂人，一級上將軍銜，中國國民黨內“桂係”首領，曾任中華民國首任副總統、代總統。抗日戰爭爆發。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取得台兒莊大捷，這是抗戰爆發後中國軍隊首次於正麵戰場取得的重大勝利。1948年當選副總統。蔣介石下野後，一度任代總統，欲以和談挽救國民政府未果。之後出走美國，但最終於1965年7月回到北京，受到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熱烈歡迎，於1969年1月30日在北京逝世。上圖為李宗仁在台兒莊戰役結束後的留影。
傅作義(1895-1974)，字宜生，山西榮河(今山西省臨猗)人，上將軍銜。在抗戰時期，傅作義率部取得五原大捷，收複綏遠。1949年1月，他響應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和平統一”的主張，毅然率部起義，促成北京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貴曆史建築完好地得到保存，200萬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免遭兵燹。解放後，傅作義擔任水利部(後來的水利電力部)長22年，為中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74年4月19日，傅作義在北京醫院病逝，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追悼會。上圖為1962年春節前夕，周恩來邀請張治中(左一)、傅作義(左三)。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陝西米脂人，中將軍銜。長期在國民革命軍機械化部隊任職，曆任第二百師師長、第五軍軍長，率部參加桂南會戰，取得昆侖關大捷。1949年1月9日在淮海戰役中全軍覆沒，於河南商丘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所俘。1959年12月4日，獲得特赦釋放。1981年病逝於北京。上圖為1945年芷江洽降結束後，中國高級將領與中國戰區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納一起交談，右起第三人為杜聿明。
衛立煌(1897-1960)，字俊如，安徽合肥人，上將軍銜。他被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稱為“支那虎將”。1948年在擔任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時，因沒有積極“反攻”，被撤職軟禁於南京，後赴港。1955年3月衛立煌夫婦回北京，成為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此後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等職，1960年在北京病逝。上圖為抗戰時期，衛立煌與毛澤東在延安合影。
張自忠(1891-1940)，字藎忱，山東臨清人，上將軍銜。1940年5月16日，張自忠在棗宜會戰中陣亡，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同盟國犧牲的最高將領。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頒令將鐵獅子胡同改為張自忠路。上圖為1940年4月15日，張自忠(右三)在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駐地湖北老河口與第五戰區高級將領合影。
薛嶽(1896-1998)，原名薛仰嶽，字伯陵，後因自況嶽飛改名，廣東韶關人，一級上將軍銜。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淞滬會戰，指揮了武漢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等會戰，消滅大量日軍。解放戰爭後去台，蔣介石任命其為“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1958年8月，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6年5月，任“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1998年5月3日，薛嶽在台灣去世，享年103歲。
戴安瀾(1904-1942)，又名戴炳陽，原名衍功，安徽無為人，中將軍銜。1942年，戴安瀾奉命率200師作為中國遠征軍的先頭部隊赴緬參戰，大戰同古、收複棠吉。1942年5月18日，戴將軍在戰鬥中負重傷，26日下午5時40分在緬甸北部茅邦村殉國，死訊傳回國內後，毛澤東與蔣介石分別賦詩致哀。1956年9月21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追認為革命烈士。
孫立人(1900-1990)，字撫民，安徽巢湖人，上將軍銜。他是軍級單位將領中，殲滅日軍最多的中國將領。1955年，蔣介石以“縱容”部屬郭廷亮武裝叛亂、“窩藏共匪”、“密謀犯上”等罪名，革除孫曆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並“長期拘禁”孫立人直至1988年3月。1990年，孫立人在台灣辭世，李登輝頒發“國家褒揚令”，表彰孫立人一生的功勳。上圖為解放戰爭時期的孫立人。
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山東泰安人，上將軍銜。在抗日戰爭中帶74軍打遍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戰最為出色，憑戰功從師長做起，官至方麵軍司令和山東省政府主席。1948年9月，濟南被陳粟大軍攻克後，王耀武化裝潛逃，在壽光被俘。1959年，被人民政府特赦，1964年12月特邀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68年病逝於北京。上圖為在解放戰爭中被俘的王耀武。
張靈甫(1903-1947)，原名張鍾麟，字靈甫，後改名張靈甫，字鍾麟，陝西長安人(現西安市長安區)，中將軍銜。曾任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整編第七十四師師長。1947年5月16日，於解放戰爭之孟良崮戰役中陣亡，終年44歲。上圖為抗戰勝利後的張靈甫，1945年9月攝於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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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年頭罵共產黨時髦啊。張靈甫明明是給解放軍擊斃的，非要說成是自殺成仁，這是什麽世道啊，這就是所謂的統戰。
另一方麵，這些年張因為長得帥，抗日有功，又和TG死戰到底“成仁”，被一些方麵選作了罵TG的一個象征和突破口，對其抗戰期間的表現有極大的吹捧和誇大。
這個十大國軍抗日名將的名單，張無論從資曆，職務，指揮兵力，戰績，影響力等方麵，都是絕對排不上的。
張靈甫的抗戰事跡還有田漢為之做的話劇，現在不是都否定了，說這些都是網絡水軍編造的嗎
公平地說，無論是吉鴻昌，王炳章等都比張有資格得多，進這個十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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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他是共產黨特別黨員？求教
、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給後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最近，學者王奇生接連
閱讀了三部國軍高層人士的抗戰日記。三人分別是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法執行總監何成
濬，陸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三人在抗戰時期的職務，分別代表
了國軍最高作戰指揮部、最高軍法執行機構和戰爭前線的高級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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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撤退，國軍報捷
張發奎說，“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
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
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
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說句真話，我從未
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在整個抗戰中，我們
一直采取守勢。
張發奎在回憶錄中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
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複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
動撤退。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
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
粵北大捷相似。敵軍誌不在長沙，猶如它們誌不在韶關，它們隻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
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
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的說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記中得到了更具體、更細致的印證。虛
報戰績、誇大宣傳，是各國對外作戰宣傳的慣用手段。抗戰時期，國軍各高級長官謊報
戰功更屬常態。如敵人攻占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占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
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中央雖明知內情，也往往認可。抗戰時期的
很多“大捷”大體如此。直接與聞軍事委員會的最高決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級長官之
虛報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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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長沙會戰曆時33天，第9戰區宣稱擊斃日軍4.8萬餘人，擊落飛機3架，擊沉汽艇7
艘，使日軍攻占長沙的計劃宣告破滅。
軍令部長徐永昌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則這樣寫道：“薛伯陵對外記者及武官談話，發表
湘北之役，敵遺屍四萬一千餘具雲雲，使本部戰訊發布組大為作難。又據報，長沙外藉
傳教師語外記者及武官，敵人二十七日入長沙約兩萬人，留四日退去。又該訪察團對湘
北戰頗感失望雲。”[1]
軍令部次長林蔚向徐永昌轉述從蔣介石那裏聽到的湘北真實情形後，徐永昌在10月25日
日記寫道：“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
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汩羅江以後，我軍已無有戰
鬥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枝，餘可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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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二次長沙戰役的成與敗，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斥責第9戰區“像這次長沙會
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
獲敵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
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丟盡了黨國軍人
的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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