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第一冤案——“奸商王康年”真相 (ZT)

上海漢口路456六號是一座三層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氣的私人藥房“大康藥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以“販賣假藥、騙取誌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執行槍決。

60年過去了，“王康年”三個字，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名詞。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進考上海大亞電台任播音員。不久辭職，開辦了“大康商行”，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小百貨，以後又在北京西路開設了“大康行西藥部”。由於其為人正派，注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的口碑，以後生意漸漸做大，抗戰勝利後，他又在漢口路456號開辦了“大康藥房”，自任經理，經營西藥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一間藥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前線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全國藥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誌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幣）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周轉，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5億多元（舊幣）的藥款至今沒付，“大康藥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王的解釋遭來一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發貨，均遭拒絕，王由此埋下殺身之禍。

1951年底，為加緊搜刮戰爭資金，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刀鋒直指資本家和工商業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4名職工來到王家，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因病在家休息的王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麵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黨組織的統一口徑訓斥：“職工自有職工責任，材料不能給你，你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人紛紛上台，“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幣），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道：

王康年為了達到竊取國家資財的目的，用了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勾引、腐蝕幹部。據其供認：曾向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行過賄。他在藥房內設立專門勾引幹部工作的機構，叫“外勤部”。他1951年年內記載在賬冊上的“交際費”就達一億九千萬元，其中90%以上是賄賂幹部的。王還“洋洋得意”對職工說：“大康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幹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報道稱，王不僅盜騙國家資財，就是對人人愛戴的中國人民誌願軍也進行盜騙勾當。他騙取誌願軍某軍定購“消發滅定粉”和“氯黴素”等六種前線急需藥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3億多元（舊幣），然後將帶菌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誌願軍傷員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細菌感染身亡。

《解放日報》稱：大康藥房解放前因投機失敗倒閉，解放後全靠黨和國家資助才興旺發達，而王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盜騙國家資財。據大康藥房職工“檢舉”材料，王騙取定貨款多達11億元……

王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種奸商繼續存在。這種連誌願軍的藥品都要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鬥爭到底！”

《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另有3個團體）。到9日午後，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開展以來已揭露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這些信件一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極刑。

長江航務局上海分局工人鄭家興、鄭宏基等在信上說：“我們工人為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曾經義賣大餅油條、義擦皮鞋、義踏三輪車來捐獻給人民誌願軍戰士，奸商王康年卻喪盡天良地把誌願軍購買藥物的錢騙來做投機，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店員陳耀文在信中說：“我們最可愛的人躺在病床上，等著這些藥品恢複健康，重上前線。這些藥品還能拖延不發嗎？連一秒鍾也不能拖延！一公分也不準缺少！隻有我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才希望我們的醫藥供應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欲熏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滿足了美帝國主義者的希望。”許多學生的信中都表示：從王康年的案件中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程度和對國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區工商界代表、西藥攤販朱誌淮的信上說：“看到奸商王康年這段事實後，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屍萬段”……

王康年成了一具喪盡天良、十惡不赦的惡魔標本。

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隻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製假”的能力。然而“愈加其罪、何患無辭”，在精心製作下，一個個被打造出來的“妖魔鬼怪”紛紛登場，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黃世仁，而王康年也成了其中一個。

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對“三反、五反”運動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人民法院才於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運動的無辜祭刀品。奇怪的是，此案除“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一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一家藥廠因“製假”遭查封，也沒有一名“受害”的誌願軍士兵出庭作證。王的所有“罪行”均來自職工揭發，本人供認以及報紙宣傳。就這樣，一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製作成一具黑心黑肺、麵目猙”的妖魔標本，一隻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

 

被關在黑牢中的王康年與世隔絕，在連續刑訊下，除了招認所有“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人自王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一麵。宣判當天下午，一輛黑色的囚車載著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監獄大門，朝著龍華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蒙蒙細雨，老天也似乎在為這顆冤屈的靈魂送行……

王康年被逮捕以後，全國資本家和工商業者開始“踴躍”響應“黨的號召”，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捐飛機”熱潮。據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高達6千多億，折合飛機404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讚賞”。

1985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福州路雲南路口“匯樂裏”的一間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裏，筆者見到了重病纏身的王康慶。他是王康年的親哥哥。王康年被槍斃以後，“大康藥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王康慶也成了“壞分子”被趕出了藥房，成了“管製分子”，從此一生潦倒。談起當年往事，老人混濁的眼珠裏閃動著淚花，身子不斷哆嗦著連聲說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體，不懂事體啊……脾氣強啊……”

老人告訴筆者，當年幹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讓他主動“捐飛機、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沒搭理。他也勸過弟弟幾次，王康年也沒聽進去，果然不久大禍便臨頭。老人哭訴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麽弄得過土匪啊……他們不止搶財產，還殺人啊！”

老人告訴記者，王康年被處決不久，其妻也服毒自盡……

除了王康年被處決，當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遭誣自殺的上海資本家和工商業主不下百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國“船王”——“民生”輪船公司老板盧作孚。

1950年6月，盧作孚率100多條船從香港到大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運動中，組織居然指使其養子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犯罪行為”。盧於1952年2月8日，拋下妻兒悲憤自殺。死前，他特意留下遺囑，囑咐家人將其“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還給當局。

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秘書匯報時，總要悠閑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