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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我與孫道臨,七條琴弦誰知音?

(2016-12-06 08:46:20) 下一個

 

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從學戲的那天起,我挑起了養家的擔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養成人。直到兩個弟弟如願考上了大學,我才覺得在舞台上演繹了那麽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後,也該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了。

  此時,黃宗江這個“大媒”出現了,他與道臨是總角之交,也是我在總政時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黃宗江住的作協招待所裏,玉蘭大姐陪著我,黃宗英陪著孫道臨,黃宗江很正式地替我們做了介紹。那天道臨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列寧裝,看起來書生氣十足。房間很小,放了四張凳子便已轉不開身,道臨讓我們先坐,自己則站在我身後靠窗的地方。很快三個“媒人”就聊得熱火朝天,我本來就內向少言,意外的是,道臨也很少插話。

  從招待所出來,道臨送我回家,沿著淮海路慢慢地走著,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過你演的《梁祝》和《西廂記》……”我隨口問:“哦,你覺得戲怎麽樣?給我們提提意見。”他倒也不客氣,滔滔不絕,讓我有些吃驚。“其實,我第一次遇見你,還要更早,是在卡爾登……”這下我愣住了,他笑著解釋說:“那時,我演下午場話劇,你們演夜場,我在後台就看見過你。”接著,他又談了對《追魚》和剛上演不久的《紅樓夢》的觀感,我越聽越覺得驚訝,沒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課,有備而來,更沒想到他對藝術對表演的見解,常常與我心中想的不謀而合。我停下了腳步,認真看著眼前這個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覺得好像重新認識了他,這種異常熟悉的感覺,莫非就是平時所唱的“眼前分明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

  道臨開始給我寫信,常常是我的回信還沒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親喜歡看道臨主演的《渡江偵察記》,心裏先默默相中了這個“未來女婿”。當時,我每天都會收到一大堆觀眾來信,都由母親先看,所有被認為有求愛嫌疑的來信,母親統統都扣了下來,但凡是落款上寫著“孫”的,母親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裏。

  兩個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會約我一起散步,他說起自己的家世,年輕時的坎坷經曆,他父親是留學比利時的工程師,從小家教極嚴,嚴格過著循規蹈矩、一絲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學念書時,他就受同窗好友朱邁先等人的影響加入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奉命轉入地下工作,擔任北平“民先”的負責人,隨後進入燕京大學哲學係就讀。由於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他也受到懷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給組織造成任何損失。出獄後他曾多次設法聯係黨組織,卻始終未果。此後,他回到燕京繼續學業,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又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再次被捕,出獄後因為不願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園念書,又不忍給病弱的父親增加負擔,獨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養羊,早上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送羊奶,夜晚一個人在燈下看書學習……我也講述了自己少年時為家庭分憂的心境、青年時在亂世中為生計奔忙……他也曾經隨上影劇團赴朝鮮戰場,說起那段經曆,他笑著說,或許某月某日在某個山洞裏,我們曾擦肩而過也說不準呢。

  白天見麵容易被人認出,我們隻能晚上在僻靜的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門口卻又不走,我說,那我送你,於是兩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門口,他說,還是我送你吧。就這樣兜兜轉轉的“十八相送”,是我們戀愛時最常見的“保留節目”。

  我們的戀愛很快就漸趨明朗穩定。1959年我在天馬廠拍攝電影《追魚》時,一天我小弟弟來探班,在攝影棚外看見一個人從縫隙向裏麵張望,覺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卻是電影明星孫道臨。等到道臨第一次上門,一直蒙在鼓裏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臨第一次上門,我家就出了個小“洋相”。那天吃雞子榨麵,我們家鄉的特產,用自製的米麵放上筍絲、雞蛋、鹹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麵不好,還是母親的廚藝發揮有失水準,我吃了兩口就忍不住皺眉,麵實在硬得難以下口,道臨卻連連說“蠻好蠻好”,一邊把麵吃了個精光。後來,我問他那天的麵到底硬不硬,他扮個鬼臉笑說:“你家的麵再硬也是好吃的。”

  沒過多久,道臨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道臨的母親,她端正的圓臉上架一副老花眼鏡,很慈祥,雖然極少出門,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房間不大,客廳還兼著書房,一張大書桌上橫七豎八堆滿了各種書和資料,茶幾上早已擺好四碟八盤的零食點心,邊上醒目地放著一個大蛋糕。那時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蛋糕糖果屬於難得一見的“奢侈品”。他母親說,道臨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買到,天氣太熱生怕蛋糕不新鮮,拿了一台小風扇一直對著吹。

 

結合既不能,分開又不忍,我們選擇了等,等待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一線希望

 

  就在我們的戀愛即將水到渠成時,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現了。雙方單位政審時,有領導找我談話:“孫道臨過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嚴重的曆史問題!”我連忙解釋:“他跟組織匯報過的,再說那不是他的錯呀,又沒有給組織造成損失……”領導顯然非常不滿意我的表態:“你是新黨員,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穩立場。”我深知,道臨為了這個所謂“曆史問題”,解放後寫了無數申訴材料,回複總是讓他等,但等了又等還是沒有結果,每次政治運動一來,便要受一次衝擊。我不敢把領導的話告訴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負擔,隻能寄希望於組織早日把問題調查清楚。

  那一年,我聲帶小結問題日益嚴重,幾乎完全不能唱高音。醫生說我的狀況很嚴重,一般的保守療法時間長、見效慢,而且前提是長期噤聲,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術,做好了會改善嗓音,但如果手術失敗,有可能從此再也不能唱戲。

  醫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我直接說:“不用,我做這個手術。”我潛意識裏有這樣一種念頭,既然感情和事業左右為難,不妨就把命運交付給上天,即使真的開壞了,也未嚐不是一種解脫,起碼做那個決定不會再如此艱難。

  手術最終十分成功。這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道臨,他在外拍片,打電話到家裏才知道我住院,立刻來看我,因為術後暫時不能說話,我隻能用紙筆跟他交流。他怪我這麽大的事怎麽也不告訴他,萬一開壞了怎麽辦?我心裏縱有苦衷,一時也難以明言。

  事業上的“烏雲”散開了,戀愛的阻力卻越來越強,領導輪番找我談話我每天心事重重,輾轉難眠,食不知味,終於狠了狠心對自己說:長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隻會加重兩個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動約道臨出來。或許是有了預感,當我把一包信還給他時,他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過信,靠在街邊的梧桐樹上,仰頭流淚……這個場麵一下子擊潰了我,滿心酸痛噎住了咽喉。一路無語送他到家,我心亂如麻,腳步也不由自主地繞到兩個人以前常走的路上,過了很久才發現,不知什麽時候道臨也跟了出來。我站定回頭看他,他輕聲說:“我在窗口看到你沒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

  此後,道臨沒有再來找我。一次在大光明電影院開會出來,門口停著上影的廠車,秦怡她們熱心地招呼我搭車,我剛上車,就聽見秦怡喊:“道臨,你怎麽不上來,快上車啊!”“不,你們坐吧。”循聲望去,隻見他的身影一閃而過。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時間我十分忙碌,表麵上一切如常,但心裏明白,自己並沒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紮在心上的一根刺。腦子一有空,就會忍不住想起那個夜晚,那個流淚的身影,心如刀絞……過去演戲時,我總是反複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覺到愛上了那個男主角,等到真正經曆過這一切才知道,當你會為了一個人心痛時,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猶豫,我決定到他家去看他。道臨的母親見了我很高興,我問道臨最近好不好,老人憂慮地說:“別的倒是沒什麽,就是跑進跑出,整天一句話也沒有。”這時道臨回來了,看見是我,頓時愣在那裏,一時有點手足無措:“你來啦?我……我去給你買蛋糕……”沒等我開口,他已飛快地轉身衝了出去。我在書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著一疊以前我寫的信,有些句子下麵,還仔細地用紅筆劃了線。“真是個書呆子……”我又好氣又好笑,眼淚卻忍不住落了下來。

  結合既不能,分開又不忍,我們選擇了等。那年,他已經40歲,我35歲,在一般人認為等不起的年紀,我們決定要繼續等待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一線希望。

  我和道臨的痛苦糾結,關心我們的好友都看在眼裏,張瑞芳大姐把來龍去脈都告訴了周總理和鄧大姐。秋天,我隨劇團到北京,鄧穎超大姐專門打電話邀我去西花廳。鄧大姐說:“道臨的問題,組織上都了解。參加學生運動時他還年輕,當時的鬥爭形勢十分複雜,他被捕是因為組織受到破壞,並沒有給黨造成任何損失,事後還想方設法找過組織。解放後他各方麵表現都很不錯。你回去後跟道臨說,不要有顧慮,繼續好好為人民工作。”我除了點頭,一下子竟反應不過來。看我呆呆地愣在那裏,鄧大姐拍拍我,笑著說:“道臨是個好同誌,我和恩來覺得你們兩個挺合適的。”我這才猛然醒悟,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從北京回來,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臨,他當時的反應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確認之後,他興奮地在房間裏來回走動,半晌才冒出一句話:“那是不是說我們可以……”我笑著點點頭。

  多年之後,我和道臨合作拍攝戲曲電視連續劇《孟麗君》,其中一段孟麗君與皇甫少華感情遭遇磨難,絕望中傾訴肺腑的唱詞,道臨在寫作時融入了我們經曆中相似的情感:“……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飛越關山也要與你完婚姻;若是遠離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飛升扶搖入天庭……孟麗君若是鳳凰不變音,若是君子不變心。”我唱到這一段時,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淚水盈睫,百感交集。

 

這個世界上總有一些珍貴的東西值得追逐,值得保護,比如夢想,比如原則

 


  

  1964年初,我懷孕了。離預產期還有近一周的時候,道臨突然接到任務要去外地。臨行前,道臨一夜未眠,在客廳走來走去,考慮了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還設想好各種預案。1018女兒出生,道臨打來電話,他一直想要個女兒,這下更是歡喜萬分。當時正逢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於是他給女兒起名“慶原”。

女兒雙滿月了,道臨才回家,進門看見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叫了起來:“咦?產婦應該躺在床上,你怎麽坐著呢?”我笑說:“你當是你們拍電影,產婦頭上包一塊布睡在床上?”女兒三個多月時,我們給她拍了許多照片,道臨挑一張最滿意的放在皮夾裏。一天他回到家,有點鬱悶地對我說:“文娟,我給別人看囡囡的照片,怎麽都沒有人誇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為你女兒有多好看啊?”他嗬嗬一笑,抱起女兒自得其樂:“不管別人,爸爸眼裏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臨對物質生活都不講究,隻要簡單隨意就好。我們常吃一種雜菜飯,各種蔬菜、肉類、豆類一起煮,或者把醃白菜、豆芽、蘿卜之類涼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寶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場合,我們平時穿著也十分簡樸隨便。記得我在香港給道臨買過一件深綠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開線也舍不得扔,把襯裏的布料剪出來,縫補好了繼續穿。那些年,我們幾乎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撲在了工作上,把光鮮和講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銀幕上。

我從小學戲,雖然解放後也努力學文化,但知識基礎的缺陷依然十分明顯。道臨動手給我列了一份詳細的書單,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讀物和淺顯的哲學類書籍。我的聲帶開過刀,很容易唱啞,道臨學過聲樂,懂得一些科學發聲法,在家時常幫我練聲。在表演上,他也經常對人物分析和身段設計提出參考意見,他是我的第一個觀眾,也是最坦率的批評者。每當道臨籌劃劇本時,我也會仔細閱讀,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5年盛夏,道臨重病住進華東醫院。我連日在家與醫院之間來回奔波,發起高燒持續不退,也隻能住院治療,我在十樓,道臨在九樓。我本來瞞著道臨,但他兩天沒有見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時他身體十分虛弱,還是抱了一隻西瓜顫顫巍巍地上樓,蹣跚著來到我的病房,堅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終究還是難免一場送別,戀愛時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後送我回家,在人生這條漫長的路上,最終,是我送別了道臨。這一路上,我見識了許多風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遠還是那一個能夠並肩同行,能夠分享悲喜的人。(來源:2012年第21期《新華文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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