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甘肅夾邊溝農場記事:中國右派勞改營的50年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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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45期封麵：“右派”勞改營50年

隨著風沙的吹蝕，當年掩埋的遇難者衣物被曝露在酒泉戈壁上。 攝影_劉浚

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的俞兆遠。

周惠南和老伴安度晚年。
　　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象的“右派”苦難史。
　　夾邊溝，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裏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裏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隻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在始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夾邊溝既是集體創傷，亦是古拉格式極端處境的中國敘述。但是，50年過去，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夾邊溝裏發生過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裏的屍骨，被消磨殆盡。
　　這是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曆史。2003年，作家楊顯惠用《夾邊溝記事》一書，翻開了這段曆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夾邊溝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記者重返夾邊溝。
　　我們重返曆史記憶裏的現場，尋訪時光隧道裏的幸存者，我們回看茫茫戈壁灘，希望悲劇不再重演，我們相信曆史總將會給他們一個交代。
　　重返夾邊溝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鄭文 甘肅酒泉、金塔、蘭州報道 攝影_劉浚
　　夾邊溝的石頭看上去圓滑，卻摸著硌手。時光倒流幾億年，這裏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力量將此地抹為無垠荒漠。
　　50年對於這裏太過短暫。長風獵獵，巴丹吉林沙漠的黃沙一遍遍撫摸著這片土地。半世紀前三千“右派”在這裏戰天鬥地，如今這一切均被歲月消磨得不見蹤跡。隻剩幾棵倔強的沙棗樹挺立風中，仿若古戰場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節，總有人來到此地燒紙磕頭。有人哭得呼天搶地，扶不起來。臨了，掬一把黃土含淚離去。他們的親人長眠於此，但誰也不知屍骨埋葬的確切位置。當死亡大規模來臨，屍體拿床單裹住，麻繩一捆，抬上馬車。一車十幾個拉到沙包，幾鍬刨出個坑，草草用沙子蓋住。沒有棺材，沒有墓碑。埋人者的習慣是，最後多挖一個坑，留給下批送來的人―有時，也可能是自己。
　　《甘肅省誌?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曆。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髒病複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饑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當年的痕跡
　　從酒泉市區出發，出北門直奔東北方向，行車半小時即到夾邊溝林場。1957年10月開始，“右派”們背上行囊，從甘肅蘭州等地乘火車到達酒泉城。那時，綠皮火車從蘭州搭載著“右派”，一路晃蕩20個小時才能到達酒泉，50年過後，這段路程縮短到9個小時。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趕在冬至前早早降臨。走在雪水滋潤過的沙地上，那種綿軟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林場如進入冬眠般靜得出奇，耳邊隻有樹葉颯颯落下，無可奈何砸向地麵。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邊成片的向日葵，它們如僵屍般毫無生氣。陽光凜冽，映照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時間仿佛時空凝滯。
　　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縣。在它的200多公裏外，是龐大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龐大的航天城相比，夾邊溝是不起眼的小村莊。
　　夾邊溝本是村名。村子的一邊是古長城，當地人叫“邊牆”；另一邊是排洪溝，因此叫成夾邊溝。1954年，甘肅省勞改總局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開辦國營勞改農場，後來改為就業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改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在此後的三年中，夾邊溝農場成為接納甘肅省“右派”的勞教農場。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大規模 “反右”鬥爭。
　　1958年春節剛過，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後來被認為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說：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甘肅省何以將大批“右派”送往貧瘠而寒冷的夾邊溝？《經曆――我的1957年》作者和鳳鳴認為：“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以對甘肅全省的極右分子予以處罰，讓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甘肅省當時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在現今的林場幹部陳蘇民看來，50年前“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動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右派”們種下了新疆楊、沙棗樹，從花園水庫修大幹渠引水道夾邊溝，如今都蔭及後人。生於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時代就跟隨部隊轉業的父親來到夾邊溝，他頗為懷念紅色年代勞動競賽的火熱幹勁：“那時人是多麽有力量，現在的人可吃不了這苦了。”
　　“右派”在夾邊溝的勞動究竟是何種強度？另一位林場幹部王柱華說，夾邊溝是嚴重鹽堿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堿溝。堿水有極強的腐蝕性，對人體傷害極大。大冬天“右派”們站在堿水裏，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當於現在大型五六十噸的車。“依現在看，勞動強度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來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畫家、詩人高爾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亞，為真理受苦受難”，開始了夾邊溝的生活。
　　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周惠南也在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夾邊溝。“不就是看我反不反黨麽？”他說自己心裏有底，“我過來之後要立功受獎，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
　　1954年9月建檔的夾邊溝農場《計劃任務書》上，記錄了農場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況：場區地形為一帶形低地，南北寬1.5公裏，東西長15公裏，場內崗丘起伏，並有零星沙堆。場內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堿。這裏的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有時一年都不降雨。晝夜溫差懸殊。多風，最大達到八級。
　　很多人都覺得，最多半年就會回家。34歲的劉光基在自家單位甘肅省建設局裏一句話沒說，卻被定為“對‘右派’言論喜形於色”送到夾邊溝。但他看“來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學畢業多得很，連長征幹部都來了，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蘭州大學的校長等等。“我覺得沒那麽簡單，起碼三年。最後算得還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為防止自殺，所有人進來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蘭州陳宗海當年隻有21歲，當農場管教幹部扒開他的衣服讓他交出刀具和財物時，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對於從各地奔赴而來的“右派”們而言，夾邊溝的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幹部眼裏，他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隻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幹部告誡他們：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後還要繼續工作。怎麽教育呢？對方答：你們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陳宗海想，那我在家裏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來這裏幹啥？
　　果然有人自殺。完不成任務要扣飯扣饃，“右派”多是知識分子，不願受辱，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麵。有人夜裏出去上廁所，吊死在樹上。
　　不值得。劉光基對自己說，你自殺，人家還說你畏罪自殺呢，反倒給家裏帶麻煩。要活著，咱們走著看；陳宗海也想，何必呢，同誌，大不了兩三年就過去了，不過“後來一看，死了那麽多人還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這麽多苦。”
　　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床。起床後路過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飯，大鍋裏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蘿卜葉子泡在裏麵，拿出來一洗，剁碎，摻和進包穀麵或其他雜糧麵攪拌。“右派”們管它叫“糊糊”。晚飯和早飯一樣。中午飯通常是包穀麵窩頭或者高粱餅，有時也有拳頭般大小的白麵饃頭，早飯時給每人發一個，讓帶到工地上吃。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後來又降為20斤，最少的時候，降到15斤。
　　陳宗海覺得難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裏人寫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檢查。有個人在信裏跟家裏抱怨麵餅大小就跟睾丸一樣，黑的就跟狗屎一樣，後來就給判刑了。嚇得陳宗海從此在家信就兩句話：父母大人你們好，我在這裏很好。
　　一下子絕望了
　　在農場的大力鼓動和一種莫名的戴罪立功集體心理暗示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陳宗海一天半夜一個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幹了一整天，這一天翻了三畝半，得了個全場第一。
　　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記載：農場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任何一組都會影響全隊發揮，各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但摘帽的誘惑讓人們鬥誌昂揚，哪怕有人在這樣瘋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農場開始餓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勞動節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節那天，“右派”們興衝衝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讓回家，留在農場就業。這個晴天霹靂，讓所有人一下絕望了。
　　這年春節，連續三天場裏幹部來跟向大家拜年，“右派”們怨聲載道：不就是不讓人睡覺嘛，聽聽說的都是什麽話――增加知識，鼓足幹勁，在新的一年再大幹一場。第一天這麽說，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是想讓我們在這裏紮根麽？
　　剛過來時，陳宗海還帶了本《水滸傳》，後來就不知扔哪裏去了。高爾泰在回憶錄中寫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背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不聊天
　　勞動教養是當時處理“右派”分子最為嚴厲的方式。
　　作為一種由政府施行的懲罰性的政治處置手段，勞教製度在“反右”前已成雛形。1957年8月3日，國務院正式公開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暨南大學“右派”問題學者黃勇認為，《決定》在勞教期限和審批程序等問題上都缺乏明確的成文規定，因此勞教在實際操作時很快就突破了法規所規定的收容範圍和對象，勞教人員往往被當成專政對象來對待。
　　多年後幸存“右派”們重逢聊起當年，皆說勞教幹部對待“右派”用的是對待勞改犯人的辦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將“右派”捆得皮開肉綻；安排高強度密度的勞動，使勁折騰不讓休息。陳宗海記得夾邊溝還組織過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誼舞會。某年“五一”節，勞教幹部把“右派”們都叫起來，不管會與不會，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灘上亂扭一氣。
　　每晚還要開小隊會學習，十人圍坐煤油燈下，輪流發言。自我反省，檢討自己，檢舉別人，誰磨洋工假裝大便到工地外蹲著，誰有不滿情緒踢倒了石灰線上的小木牌。說到熄燈哨響，各自睡去。
　　同為天涯淪落人，卻彼此設防，誰也不敢貿然結交朋友，甚至與人交談。每個人都害怕在這裏再被檢舉揭發。周惠南說，每天勞動之後回來就休息，互相之間不談自己的問題。也不願問別人問題，隻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煩。“遇到一個人都會在想：他會不會出賣我，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往上爬？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人。”
　　夾邊溝易守難逃。盡管這裏並沒有重兵把守，但多數人仍沒有能力從茫茫荒漠中逃脫。勞教之初的夥食尚能基本保持體力，但此時“右派”們多幻想認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滅時，他們又已經吃不飽，沒有足夠的體力支撐幾十公裏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兩天，又自己回來了。因為他跑不出鹽堿地戈壁灘，認著自己的腳印走回來，暈倒在場部附近，被人發現後捆起來送到場部。場長反倒開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兩天裏刮一場風沒了腳印，你就報銷了，也省了我的麻煩。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裏、北京“反映問題”：我沒有反黨，我冤枉嘛。周惠南聽說有人這樣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來了，但回來後並無進一步懲罰，周惠南解釋原因―因為“奔向黨的懷抱，你沒有拋棄黨”。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後，甘肅省西固區工商管理科科長俞兆遠，就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
　　他什麽都吃，到處偷著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裏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裏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麵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隻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髒，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麵用幹草燒著吃，也有悄悄焙幹了存著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倆，留下一點雜糧，倆人彼此推讓，誰也不舍得吃。倆人當時都已經各有了四個孩子。弟弟說，我們倆，必須要活一個出來，誰能活下來就把另一個的孩子養大，要是兩個都去掉這個家就完了。家人說，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倆抱頭一場痛哭。
　　到後期勞動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時，陳宗海覺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沒了”。“真的到了那種無欲望狀態，麻木。看見死人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裏有這個準備的。我知道了人臨死前，就是這個無欲望狀態。”他問勞教幹部：勞動教養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幹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認為改造好了你就走。陳宗海說，這不是胡扯蛋蛋麽。
　　在生死麵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和鳳鳴至今後悔在給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寫到：我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後我才省悟到自己的這段話鑄成了大錯！景超同我們離別後一直挨餓，他早就該為生存而鬥爭！倔強的他兩年來信守的就是所謂的‘自尊心’，我還以對他的愛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這是我一生中所鑄成的最大的過錯！”
　　噩夢結束
　　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要遷到高台明水農場。
　　此時夾邊溝農場發生了戲劇性一幕：農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場裏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甘肅省勞改總局處理。有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除去老弱病殘者外，夾邊溝農場能夠走動的將近2000餘人全部轉移到了高台縣的明水大河農場。此時河西走廊已經入冬，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實際口糧已降到12斤。這些人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一位幸存者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噪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為首的檢查團來夾邊溝調查情況。11月中旬，農場執行中央工作檢查團的指示，開始將明水灘山溝裏的氣息奄奄的重病號接到高台縣堿泉子高台農場辦公室和學校騰出的房屋中進行搶救，夾邊溝農場也同時開始搶救人命，並開始遣返勞教人員。
　　周惠南兄弟倆坐著火車回蘭州，他親眼看見一個“右派”在車上去世被扔下火車。回到家後，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夾邊溝噩夢終於結束了。
　　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右派”司繼才後來回憶：夾邊溝農場送去了大約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發衣裳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但是，從明水活著回來的人超不過300人。
　　夾邊溝符號
　　周惠南說，告別之時，較相熟的“右派”們曾約定日後聯係，並留下彼此地址。50年過去，“卻基本上誰也沒聯係誰。”從夾邊溝走出的“右派”際遇各有不同。幾十年後，夾邊溝“右派”們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平時少有往來。他們不願觸及痛苦歲月留下的傷疤，那一張張麵孔也任隨時間衝刷，慢慢沉沒在記憶深處。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化。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訪的“右派”們均感激鄧小平的撥亂反正。盡管對於“反右本身並沒有錯，錯在於擴大化”的說法，有些人還不能接受。
　　夾邊溝的喧鬧在1961年“右派”們撤出之後歸於死寂。上世紀70年代，農場改為林場，陸續從定西遷來40餘戶農民。從此他們成為林場的常住居民。他們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為生。辣椒成片鋪在平坦沙地上，紮眼的紅色在視野裏慢慢膨脹得快要流動起來。
　　移民們已習慣陌生的人們來此祭奠，他們知道夾邊溝曾經死過很多人，雖然並不了解詳情。“據說夾邊溝在中央都掛了號，可是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他們說。憑靠附近一個小型水庫的灌溉，這裏的莊稼可以確保旱澇保收。在年蒸發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夾邊溝，這是他們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夾邊溝依舊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車，問出租車司機去夾邊溝怎麽走？很多人都一頭霧水。這個連當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從2000年開始才逐漸為外人所知。
　　“今天我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楊顯惠在《上海文學》上連載，人們尚對“夾邊溝”一臉茫然。10年後，紀錄片導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劇情片《夾邊溝》，參展威尼斯電影節―“驚喜影片”。夾邊溝在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中逐漸成為了符號―人間地獄，或者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地理意義上的夾邊溝，築不起誰的方尖碑，因此地隻剩浩渺白沙，隨風飄移，無論建造什麽都會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穀。白楊已換了三茬，隻有“受命不遷”的沙棗樹在此紮根。人們來過這裏，留下眼淚與空空的酒瓶，迅速蒸發，餾出記憶。
　　女“右派”和鳳鳴來過此地，長歌當哭，“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
　　美學家高爾泰來過此地，“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摘帽“右派”陳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遊，“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他看到當年以生命為代價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廢棄殆盡，心中無限感傷。
　　俞兆遠前年還去過夾邊溝。原來的廠部平房已經全部變成蘋果園，遺骨原來埋下來的漕槽還在。1970年代，農場曾被部隊短暫征用。之後農場又轉交給酒泉市，變成了林場。
　　當年“右派”住過的地窩子，隻能依稀辨認出大致輪廓。當年的平房曆經半世紀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倉庫。“右派”們用生命開墾出來的土地，終被廢棄。“右派”挖的排堿溝當時效用不大，但如果沒有當時的排堿溝，也就沒有現在的林場。”王柱華說。如今夾邊溝林場有林地兩萬八千畝，總麵積十一萬畝左右，主要種植各種楊樹，另有沙棗、紅柳和一些果木。陳蘇民說，盡管已改成林場，但鹽堿地的土質，加上風沙大，“種活一棵樹比女人生個孩子還難”。
　　“右派”當年開墾的兩千多畝耕地，現在是來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種。更多的耕地隨著農場體製的變化，加上上遊鳴沙窩用水量的增加，地處下遊的近萬畝耕地水源已近於枯竭，棄耕多年。40歲的王柱華在夾邊溝林場已有20年工齡。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還能看到人骨。“習慣之後就不怕了。”他知道這是當年“右派”的遺骨，“人死如燈滅，到最後都逃不過這天。”

和鳳鳴身後的油畫，是當年的全家合影。 攝影_劉浚

劉光基預測3年後能回家，果然如他所料。

　　在距夾邊溝林場辦公區百米外的一座土山下，記者看到了三座無碑的荒墳， 據當地人介紹，這就是“右派”的墳，而至於墓主人是誰卻無人知曉。

　　當年許多“右派”為了能吃飽，便在野外采野草充饑，但據當地人講 這種草種食用過多會影響人體消化和排泄，致人肚脹。
　　和鳳鳴：拒絕遺忘
　　作為少數幾名勞教的女“右派”，和鳳鳴在三年勞教生涯中遭遇丈夫離世、家庭破碎後，曆經三十年也拒絕遺忘，秉筆直書，用一本耗費十年心神與眼淚寫就的四十萬言自敘――《經曆――我的1957年》，為沉重的時代記憶去魅。
　　鳳凰鳴矣，於彼高崗。
　　和鳳鳴生於1932年，原籍甘肅會寧。因受到丈夫牽連，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丈夫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勞教改造。
　　根據1980年中央有關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處理反右鬥爭遺留問題的工作總結報告》，經曆過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後，全國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數量為五十五萬兩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數字或無法可考，僅以夾邊溝農場為例，3000多人中隻有19名女“右派”。而和鳳鳴所在的安西十工農場，幾百名“右派”中也僅有兩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為女性的和鳳鳴，在三年勞教生涯中遭遇丈夫離世、家庭破碎後，曆經三十年也拒絕遺忘，秉筆直書，用一本耗費十年心神與眼淚寫就的四十萬言自敘―《經曆―我的1957年》，為沉重的時代記憶去魅。
　　和鳳鳴書寫女“右派”的生活，早於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夾邊溝的苦難，又早於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
　　《經曆》出版十年後，和鳳鳴由一個親曆者化作一個記錄者，儼然已成為全國夾邊溝難友、受難者親屬的聯係樞紐。這些年來，好多經曆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跡，表情竟也平靜如煙。
　　當時代悄然變遷，終將翻去這並不明亮的一頁時，幸好還有一些記憶固執地鐫刻著自己，如和鳳鳴。
　　因言獲罪
　　和鳳鳴的家庭出身並不好，父親1949年前參加過國民黨中統組織，判過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權利。但她正當青春歲月被下放到農場勞教，卻是因受丈夫牽連之故。
　　在進步書籍的影響下，中學時的和鳳鳴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認同孫中山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適逢《甘肅日報》創刊，和鳳鳴放棄了到蘭州大學外語係就讀的機會，向報社遞交了兩頁自傳並被順利錄取。這是她縱身躍入革命潮流的起點，也是命運被裹挾的開始。
　　報社工作開啟了和鳳鳴作為新聞人的職業生涯，也令她結識了未來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參與《甘肅日報》創刊的元老，報社內公認的一支健筆。熱戀時的和鳳鳴，曾收到他長達16頁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於字裏行間。然而敗也蕭何，當這支健筆迎上“大鳴大放”浪潮，寫出幾篇批判黨員“官本位”思想和濫用“行政手段”的雜文後，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結了自己的新聞生命，還令妻子和鳳鳴受到牽連。
　　革命年代的愛情，往往沒有什麽浪漫的開始，卻要麵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考驗。“反右運動”開展近一年後，1958年4月下旬，和鳳鳴與王景超分別被下放到酒泉安西縣十工農場與夾邊溝農場。
　　傳漢武帝曾賜給擊敗匈奴的驃騎將軍霍去病一壺酒，犒賞軍中將士。霍將酒倒入當地泉水中，與諸人共飲，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後更傳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與古詩幽情迥異的是，酒泉實際上土地貧瘠，多為戈壁荒漠，時有大風沙，飲水尚且困難，無論美酒，生存條件十分艱難。
　　盡管如此，和鳳鳴與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別，竟成永訣。王景超在酒泉下車，帶著和鳳鳴為他購置的新臉盆、一塊五一柄的牙刷、結實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夾邊溝，奔赴翻手雲覆手雨的政治苦難對人命運的捉弄。
　　一個在“值得全國的‘右派’分子們羨慕”的十工農場養雞飼兔，一個在令人聞之色變的夾邊溝農場挖排堿溝。當王景超們光腳泡在堿水溝裏勞動，任憑皮肉被蝕破時，和鳳鳴們還有機會吃大包子吃到撐。與丈夫迥異的遭遇，令和鳳鳴的牽掛與痛苦加倍。
　　此外，夾邊溝農場對“右派”們的態度也十分嚴苛。從夾邊溝發出的信，每人每月限製兩封。需經管教人員檢查，確認無有害言論，方能投遞。起先和鳳鳴還試圖反抗，挑釁般在信裏暗示道：“上次的來信為什麽沒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麽也沒有改變，丈夫的信依舊簡短、平淡。“小嬌嬌”與“吻你”之類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現。
　　和鳳鳴曾在信中與丈夫談及“右派”應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農場食物。此時她追悔莫及，擔心丈夫受此影響，死要麵子，但自知救援無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時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後才明白，這帽子恰如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在艱苦的環境中，能清除個體殘存的獨立思想。如錢理群所說的“精神隔離”，它剝奪人自由思考、言說的權利，束縛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絕對權威”乘虛而入。
　　自下放後，和鳳鳴的工資被降級，由102元減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給父母，以照顧兩個兒子，又寄10元給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後期，王景超所在的夾邊溝農場，已根本買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勞教“右派”的口糧定量驟減為每月15斤。夾邊溝農場將尚未餓死的人集體遷往高台縣明水分場後，大批人沒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開了西北局蘭州會議，“搶救人命”，糧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當和鳳鳴終於鼓起勇氣請假，前往夾邊溝解救丈夫時，一切都太遲了―王景超已於一個月前死在夾邊溝。出於“高度的自尊心”和為家人避禍的考慮，他甚至沒有發出一通求救電報。
　　閱後即焚
　　有甘肅民謠道：“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幹。”夾邊溝一行後，和鳳鳴成了寡婦，亡夫也屍骨無著。三年時光倏忽逝去，分別那日誰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鳳鳴的人生。她勞教時為他準備的幹辣椒，他還小心收在遺物箱內，沒舍得吃完。他三年來積攢的兩本日記，卻令和鳳鳴如獲至寶。“他再也想不到，這兩本日記對我是多麽貴重的一筆財富啊！”
　　忍著悲痛回到蘭州後，和鳳鳴總算與兩名幼子團聚，她未對王景超作任何祭奠，還帶兩個孩子去看電影。“習慣成自然，我認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卻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終究長歌當哭，在先後遭遇外祖父母、父親三位親人的離世後，守著孤獨的和鳳鳴，唯有繼續書寫日記，與心靈進行對話。
　　“文革”期間，所有這些曾寄托著思念、告慰與情感的字紙，均在擔憂、疑慮與恐懼之下，被和鳳鳴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記、小說底稿，他寫給和鳳鳴的信，和鳳鳴的養雞兔日記等，灰飛煙滅，無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鳳鳴，再度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遣送原籍監督勞動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這沿襲自“革命年代”的謹慎，仍著痕於和鳳鳴的言行中。當被請求閱讀她的日記時，和鳳鳴羞澀一笑，婉拒道：“有些內容我也不願意……”不願意分享，還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場？
　　直到改革開放後，和鳳鳴才重新開始記日記。“不寫，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夾邊溝》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映。和鳳鳴的讀者亦是難友，打來電話告知她這一喜訊。“我那個片子實際上是搞《夾邊溝》的副產品。”和鳳鳴說起自己的口述史紀錄片時，盡管自謙，也難掩自豪之色―“這片子在美國、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記裏還記錄著與王兵初次見麵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楊顯惠帶著王兵這個“很年輕”的小夥子，還有幾名將參演電影的年輕演員，到家中拜訪她。當時鳳凰衛視製作的《社會能見度》節目正在播出夾邊溝專題節目，而蘭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這個台，他們便專門到街上找了家賓館，包一個房間看節目。
　　這才催生了長達三小時的紀錄片《和鳳鳴》。王兵帶著助手與攝像機到和鳳鳴家中，連著去了三天，隻取了七八個小時的素材。攝影機背對陽台，有時聊到黃昏，室內光線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輪廓，也無人開燈。這部摒棄了所有戲劇性敘事可能的紀錄片，後來拿下了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
　　拒絕遺忘
　　自1961年探訪丈夫卻連屍骨都未見著後，和鳳鳴再也沒有去過夾邊溝。直到1991年，有難友與她通信，提起夾邊溝分場高台明水的大片墳地―丈夫王景超的遺骨正是葬在那裏。於是，8月30日，和鳳鳴在大兒子陪伴下，於三十年後重返夾邊溝。
　　這三十年來，夾邊溝的雪化了三十次。祁連山脈的雪水融化後，或匯入巴丹吉林沙漠裏的湖泊，或滲入夾邊溝鹽堿與沙粒覆蓋的地表。總也有雪花隨西北風而至，輕輕落於夾邊溝茫茫白沙堆裏的暴屍之上。
　　當年的墳頭基本已被風沙抹平，曾記錄每位死難者姓名的碑石、磚塊上的字跡，也已經無法辨識。盡管如此，和鳳鳴還是拍下了當年“右派”們挖下的水井，缺了頂的地窩子，大張著嘴的骷髏骨，甚至紅白相間小格襯衣的殘片。
　　誰料回到家後，她發覺相機裏的膠卷並未掛上，所有影像失蹤，似乎預示著三十年前在此勞教改造的“右派”們的一切生命痕跡，也終將在此荒漠中悄然湮滅，如同從未發生。
　　每念及此，和鳳鳴坐立難安，終於在整一個月後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塚。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見的曝露於空氣中的屍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後，悉心留下說明文字：“這位死難者在臨終前，還在大聲呼喊，他在呼喊什麽？他的雙眼會是閉住的嗎？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後，將他臨終前的慘狀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們思考些什麽吧。”
　　那時她已經從西北民族學院退休兩年，與小兒子分開，獨自生活，開始《經曆》一書的創作。和鳳鳴想，哪怕不能發表，這段曆史都應該留存下來。
　　起初寫得斷斷續續，眼看著近十年過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曆程》和從維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鳳鳴突然受到了激勵。戴煌曾是新華社總社記者，早在1957年便辨別出“神化毛澤東”的傾向；從維熙則是著名作家。“他們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經曆跟他們又不太一樣。”
　　和鳳鳴開始加緊寫，除了每天看一眼《新聞聯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動。從1998年秋後急趕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視的她，引發了眼底病變，視網膜甚至出現裂孔。可她邊治療邊寫作，並未放棄書稿。
　　王景超在臨死之前，曾對難友陳群說，“你是生活的強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後，一定要寫本書，把這裏的一切都統統寫出來。為了吸引讀者，你不僅要寫我們的苦難，還要穿插寫上愛情。”
　　王景超去世後，和鳳鳴建立過新的家庭。孩子們的繼父陪她度過了“反右”後的六十年代與整個“文革”時期，於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夢，他的要她堅持記日記的叮囑，並未隨“文革”中那把焚燒的火而灰飛煙滅。
　　四十年後的2001年，死者的遺願終於付諸實現。但不是借助別人的筆，而恰恰是靠妻子和鳳鳴的獨自努力，受難者的私人記憶與時代烙印緊緊融合在了一起。如錢理群所評價，“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聽見並記住犧牲者和他們的親人的‘地獄裏的哭聲’的，他們在自以為的‘天堂’裏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經覺得如果現在還要哭泣，就會破壞了他們的好心情，成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為有了這些健忘者，強迫遺忘者，和鳳鳴這樣的不肯，也不敢忘卻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種生命的重壓。”
　　長歌當哭
　　《經曆――我的1957年》首版隻印了3000冊，還是靠和鳳鳴的老領導劉愛芝及時寄給她三萬塊，才能自費出版。和鳳鳴把通信地址和電話留在了書的尾頁上。五年後書籍再版時，又把學者錢理群的評論放了進去。迄今為止，循跡而來的讀者、難友，或寫信或通電話，已有一兩百人。
　　因一本《夾邊溝記事》，凡有媒體到甘肅采訪，牽線之事必找楊顯惠。又因這本《經曆―我的1957年》，凡有難友欲尋親人故舊，也脫不開和鳳鳴的人際圈。
　　和鳳鳴有一個棕皮小本子，按區號分隔，記滿了全國各地各界難友的聯係方式，詳細到包含座機、手機、地址與郵編。楊顯惠本來也有一個通訊錄，去年裝口袋裏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於是，和鳳鳴的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諾亞方舟”。有當年在夾邊溝勞教過的幸存者，有讀了書後認出親人影子的死難者子女，也不乏鐵流、章詒和等同樣親身見證過曆史的老“右派”們。
　　盡管有些人不願意重提舊事，但，“願意說的‘右派’，還是多數”。這些年來，好多經曆過那個年代的大齡讀者相繼去世。和鳳鳴一一報出他們的姓名，間或補充幾句某人的事跡，表情竟也平靜如煙。就像她在紀錄片《和鳳鳴》中的講述，偶爾有哽咽，但大體平靜、通順，用的是略顯文學化的語言，多來自她親筆寫下的句子。
　　為了出版《經曆》第三版，和鳳鳴曾寫信托付某出版社總編。因為敦煌文藝出版社在責編被迫檢討八次後，已無力承擔出書任務。盡管還在等待新聞出版局的審批結果，但自今年4月開始，耗時半年後，和鳳鳴已將書籍修訂完畢。客廳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滿了她用紅筆修改、增刪的痕跡。
　　如今，和鳳鳴依然堅持每天收看《新聞聯播》，關心國家大事，關心選舉權、政治改革、言論出版與民主自由。高血壓與骨質增生限製了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範圍和次數，卻沒有限製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電視，還有全國各地的讀者，不定期寄來其可能感興趣的報道、書籍等。在光線最好的書房裏，堆著許多關於毛的境外書籍。若撫開上麵的塵土，或許可瞥見這位老人的思路曆程。
　　二戰後，法國紀錄片導演克勞德?郎茲曼傾注11年時間拍成《浩劫》，與曾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波蘭人對話，試圖重建那荒謬年代的曆史。而對於和鳳鳴來說，她的“經曆”如蒼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對晦暗曆史與人性的見證，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記憶的延續。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戲唱得不錯。和鳳鳴在改造時，也一度是唱眉戶劇的台柱子。然而兩人相守八年，從未有過配戲的機會。
　　“這段苦難升華了我們之間的感情。”一如幾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過近百次的那支俄羅斯民歌――
　　“草原大無邊，路途遙又遠，有個馬車夫，將死在路邊。愛情我帶走，請她莫傷懷，找個知心人，結婚永相愛。”

陳宗海，1979年平反時拍攝的照片。

陳宗海一直保存著他的平反文件。攝影_劉浚

2010年10月，陳宗海，家中。攝影_劉浚
　　非典型右派50年
　　一個酷愛籃球的高二少年，陳宗海，因為一個不高明的玩笑，從此被劃為“右派”送往夾邊溝，此後又以反革命團夥罪名送監。十年農村改造，摘帽後草草退休，荒誕一生。
　　當孫子還是賴在陳宗海懷裏使勁撒嬌的年紀，他仰起腦袋，向瘦高的老頭發問：爺爺，你年輕時幹啥呢？―我呀，我在意大利踢足球啊。爺爺你說個意大利語唄―拉密密塞腳溝，這是發界外球。
　　他是胡謅的。如今孫兒業已成年，那個俏皮的謊言仍時常被拿出來，供大家哈哈一樂。80歲的陳宗海像所有城市老人一樣享受著耄耋之年的樂趣，高興時就出來公園裏觀光，不高興就睡大覺看電視。他愛看《百家講壇》和NBA，尤其是後者。42英寸的液晶屏幕裏，大洋彼岸激蕩的驚心肉搏，老爺子看得如癡如醉。
　　與兒孫們聊天，多是家常細瑣，陳宗海努力扮演好家庭中長者的角色。他記得當年父親的治家之道：小事不嘮叨，大事平心靜氣講。那麽，自己的過往算什麽呢？算不上大事。晚輩們不問，他也懶得提。大家隻是隱約知道，老爺子年輕時當過“右派”，送到夾邊溝，吃過苦頭。
　　他很少出門。如今保持走動的還都是初中時代的朋友，人家來叫，他便配合著過去。坐在他們中間，他覺得自己永遠是一個陪聊。對於社交，他提不起一點點興趣來。
　　去年冬天，陳宗海找一個中醫大夫看胃病。大夫說，你這麽大年紀，性情還這麽暴躁，是生氣造成內消化不好。陳宗海抱怨：我是抑鬱症，過去的事情老忘不掉。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
　　他盡力避開生活裏的一切毛像，那是他荒誕一生的根源。
　　“我相信人是有命運的，”陳宗海說，“我不偷不盜，怎麽能有牢獄之災呢。怪，哎呀，我的媽，真可笑。”他搖搖頭，兩眼放空，不住自嘲。他埋怨自己年輕時手欠，信手在報紙上塗上的那幾筆，毀了一輩子。
　　眼淚
　　那些生命中最絢爛的年華，已如祁連山的雪水般悄然流走。六十年前，中學生陳宗海看著共產黨的軍隊開進了蘭州城。對於新政權，他毫無概念。
　　陳家是一個手工作坊家庭。大清朝的曾祖父傳下來的300畝黃河鹽堿地，卻在百年後土改中為老陳家戴上了“半地主式富農”的帽子。祖傳做砂鍋的手藝讓陳宗海感到厭倦，他認為太沒技術含量。他成了兄弟姐妹中唯一上學的。
　　1950年，20歲的陳宗海考上西北師大附中。他酷愛籃球，愛打最出風頭的前鋒。如今他做到的好夢，多半是自己在籃球場上奔跑的身影。
　　對於未來，他並無打算。在可供揮霍的青春裏，學而優則仕一類的夢想被遠遠拋在天邊。朝鮮半島的戰火燒到邊疆，中國決定出兵。陳宗海亦無太多觸動。他承認自己並無太多政治覺悟，他隻願無憂無慮地打球。
　　或許，以後去當個運動員吧，他想。但很快，他還是被裹挾進強大的政治機器。
　　毛岸英戰死的消息從遠方傳來，校園裏人們竊竊私語，小心猜測著中南海的反應。有天，他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他看，他為他感到難過，老年喪子的哀痛仿佛一樣籠罩著他。他拿出鋼筆，給畫中人添上了幾滴眼淚。
　　他被指為思想反動，汙蔑偉大領袖。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在檢討中他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汙辱。批判會上，積極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勞教
　　那個時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夥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他幾家砂鍋作坊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人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裏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麽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六十元。
　　進入1956年，形勢加速變幻。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裏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裏，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麽。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忿：我隻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麽胡點名呢！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卷而來。給毛主席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
　　他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裏，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學校有個反右積極分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裏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注銷，下麵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家裏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最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裏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裏，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拚盡全力，卻隻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來越渺茫，這年國慶過完，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俞兆遠看陳宗海累成這樣，便跟隊長建議，把陳調去放水組。那是個輕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時可以在菜地裏偷莊稼吃。
　　“偷著吃，不偷活不了，”陳宗海說，“可能我比別人偷得還多一些。”陳宗海偷大田裏的東西，土豆、洋芋、糜子、麥粒，一切能吃的都偷著吃。但他有個原則：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別人的東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裏，陳宗海跟俞兆遠閑聊。俞兆遠無意中說起，老家有人過來探親，說城郊農場勞改犯的生活比這裏“右派”好得多。勞改犯每天隻勞動八小時，每人每月的口糧是四十斤，這比那卻是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量，口糧卻隻有二十四斤。那邊餓死犯人的事比夾邊溝少得多。
　　陳宗海怦然心動。他尋思能不能自己也換個身份―變成犯人去城郊農場。
　　五月的一個夜晚，他打死了一頭豬，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計劃是，來一次刑事犯罪，夠判刑，一兩年就成。但此事竟無人發覺，陳宗海又喜又憂。喜的是吃到豬肉，憂的是獲罪計劃沒能成功。他又偷了一隻羊，還是沒人來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夾邊溝“右派”轉移到明水。國慶節時，農場來了個小個子年輕警察，他對陳宗海說，你們怎麽還休息呢，要好好幹啊。陳宗海隱隱覺得此人有些蹊蹺，他玩笑回應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給忘了。
　　過了幾天，警察把陳宗海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蘭州市城關區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陳宗海。
　　大組長已經把陳宗海的行李拿來，警察給陳戴上手銬。第二天陳被送上火車，押回蘭州。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後，陳宗海被宣布五年勞改。
　　這下算是了了陳宗海一樁心願，此時每天周圍都有幾十人在饑寒交迫中死去，他終於可以不在明水農場等死了。但自己怎麽就“反革命”了呢？
　　來夾邊溝前，陳宗海與夜校的兩個同事合了張影。照片背後寫了一行字：讓我們的友情如森林長青。任憑它驚濤駭浪，也阻止不了我們對真理的信念。陳宗海把照片掛在家裏，過了幾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舉報，照片後麵是他們的反革命誓言，三人裏通外國，準備發展組織逃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陳宗海大怒：哪個王八蛋造的謠，想把我往監獄送麽？
　　兩年後陳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進了監獄。進夾邊溝後，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監控中。公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陳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組織，判決陳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兩位同事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種驚喜交錯的荒誕感中，陳宗海開始了納鞋底的勞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們處得舒服，但監獄裏10年也死不了，夾邊溝再蹲1個禮拜也許就掛掉了，陳宗海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兩個月後，合議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決，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陳宗海回到家裏。老母親看著兒子心疼得直搖頭，眼淚巴拉巴拉掉，一句話說不出來。
　　對於“右派”來說，並非所有人回到家裏都能迎來笑臉。兩年時間妻離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遠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離婚。理由是，俞兆遠在夾邊溝吃慣了偷來的生糧食，回家兩年，還要偷麵櫃裏的苞穀麵吃。鄰居們都說，俞兆遠的女人不讓他吃飽，逼得丈夫偷家裏糧食。
　　下鄉
　　麻煩很快又找上了陳宗海。居委會讓陳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政治”，月月寫思想匯報。從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學習一直沒有間斷過。
　　陳宗海買了一輛架子車，加入街道組織的車隊拉貨度日。拉車第一天，陳宗海心裏百味雜陳，自己曾經也是個幹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騙人，憑勞動吃飯嘛。一個月下來他能拉到158塊，扣掉稅款，剩了104塊。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架子車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陳宗海作為黑五類分子被遣往農村勞動。孩子老婆還有那輛架子車，一塊交給了70歲的父親大人。他的下一站皋蘭縣青白石公社，是陳家的原籍。距離蘭州城100華裏（1華裏=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隊裏隻有他一個“右派”，周圍都是農民。大家都知道他給毛主席畫了眼淚，倒也沒人因為“右派”欺負他。農業社會的古樸和務實，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壓的恐懼。陳宗海與所有人一樣下地幹農活，一起吃大鍋裏的稀飯，他與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經曆了短暫的陌生後，村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過陳宗海遞過來的煙，一起吞雲吐霧，上天入地胡侃。
　　陳宗海卻暗暗為他們悲哀。“我現在就想啊，人確實好騙。在農村裏蹲了10年，上麵說他們是貧下中農，工人農民是領導階級，他們就高興得整天在那裏刨地。”
　　反倒是幾月一次的探親，卻慢慢從興奮變成了沮喪。穿過一路枯燥的風景，陳宗海蹬車回到蘭州家裏，同學和親戚已中止了與陳家的來往，鄰居們閃爍微妙的眼神讓他惶惑。他更願意蹲在農村，在那裏，沒人在乎他是一個“右派”。
　　上世紀80年代時，他看到謝晉的電影《牧馬人》，不禁啞然失笑。電影主人公許靈均也被打成“右派”，來到西北牧場勞動。老牧民視他如至親，一個漂亮的姑娘還看上他，倆人有了一片無憂無慮的小世界。“我們哪有那樣的好運氣！”陳宗海感慨，“農民隻是占小便宜，所以忘記了階級鬥爭。”
　　這次陳宗海不再敢預計歸期。每年大隊開大會，讓群眾評議陳宗海一年的表現。“他沒幹什麽壞事，幹沒幹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這麽說。每年評審報上去，結果卻總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後，陳宗海不禁懷疑還有沒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問：“右派”帽子真的是終生的麽？
　　毛澤東逝世時，陳宗海跟家裏找招呼：啥也別說。大隊開追悼大會，不讓陳宗海參加，“其實我也不想參加，”陳宗海說，“我覺得沒了他事情會好一些。”他曾被掛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請罪。但他覺得這算不得什麽，“‘文革’於我有利，毛這個事毀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遠走在蘭州街頭。路邊電線杆上的大喇叭裏開始播出那次著名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俞兆遠漫不經心聽著，他覺著越聽越入耳，最後他趴在欄杆上，豎起耳朵聽完了全文。公報中有一段話，講到了平反問題：
　　會議指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信。
　　俞兆遠想：這下有出頭的日子了。
　　實際在半年前的4月5日，《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已獲中共中央批準，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問題在之後的幾年裏陸續完成。
　　1980年10月，陳宗海蓋完最後一個章，他拿著畫滿各種遷入遷出標記的戶口本回到家裏。從此他再不是一個“右派”。他拿到一千塊錢的賠償，這大約相當於當時工人一年的工資。錢拿到手，他總覺著是一筆意外之財。
　　俞兆遠也拿到6000元賠償。周圍人都說，老俞發財了。俞兆遠說，“我窮的時候誰都不上我門，現在什麽事都來找我，借錢？算了吧。誰都不借。”
　　很多人沒有拿到任何賠償，這是個傷腦筋的問題。另一位“右派”劉光祖在退休後的十餘年裏，堅持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資奔走多年，他找單位、市委、省委……寫過無數次申訴，無人能為此事負責，或者給出解釋。2007年，老人在病中鬱鬱而終。
　　父親勸陳宗海，如果對賠償定案不滿意，可以寫申訴材料。陳宗海搖搖頭：我沒有啥意見，有補償就不錯了。弄不好再加個處分怎麽辦？近幾年，關於“右派”索賠的呼聲開始多起來，陳宗海微笑搖頭：我沒想過要賠償，沒戲的。
　　陳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經四十九歲。此時距離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彈指一揮間過去了。熟人說：老陳你現在怎麽這麽不修邊幅了呢，五十年代還挺時髦啊。是的，那會兒還能花半月工資去買雙漂亮的小方頭皮鞋。在農場、監獄、農村，哪裏還有講究的條件？現在呢，老了，沒心情了。女兒給他買衣服，他不願要。他覺得對家裏虧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種交接，在陳宗海摘帽半年後，85歲的父親撒手西歸。在之前的20年裏，父親一直在打著零工幫陳照顧妻兒，這個家庭終究得以保全。在陳宗海遙遙無期的等待時光中，他的頭腦中一直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親過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幹了九年小學教員，陳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過的所有生計一樣，人生的最後一份工作也沒能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沒有那個事，我可能就是個運動員。”他喃喃道，眼中掠過一絲遺憾。
　　2008年，陳宗海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廣告：舊德的精彩。他並不知道這也是一本講“右派”的書，但出於對“舊德”的興趣，便上街買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卻感到強烈的隔膜。書中主角們是他在學生時代耳熟能詳的“大右派”，他們在運動後依舊開著小車，住著大宅。他開始為半世紀前的那場運動感到困惑：“‘右派’與‘右派’簡直相隔十萬八千裏，反右―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幾乎所有的接受采訪的“右派”，都會特別說明一句：平時，我很少提起這些事的，這些經曆總覺得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人年紀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遙遠的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俞兆遠怕說夾邊溝，“一提這個事，就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他每晚睡覺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帶著幾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遠跟家人來北京旅遊，他終於見到了毛主席。在萬千熱切的瞻仰者隊伍裏，俞淡淡地看著那位靜臥的老者，在心裏說：你這個老人家，過去製定的政策，不但對我不利，對好多知識分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遠拒絕給自己做壽。摘掉“右派”的帽子後，他越發覺得人生虛無。有個熟人60歲做壽，過後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壽宴上那些紅花綠花，瞬間就變成了靈堂裏的白花。
　　當年是誰揭發了陳宗海？陳說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倆人各自帶著妻子，在蘭州街頭麵對麵撞見了。彼此微微點了下頭，便擦身而過。走出去幾步，陳拉拉老婆，“這就是當年揭發我的人。”他回過頭，那人也與女人回頭看他們，像是說，看，那就是給毛主席畫眼淚的家夥。
　　恨他麽？不恨，陳宗海說，我一點都不怨他。從此他們再未碰麵。
　　青年時代的林希翎。

林希翎的追思會在溫嶺舉行。攝影_溫懷林
　　“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歸葬記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圓號、軍鼓組成的鄉村樂隊，吹打著喪歌。緊隨其後的殯葬隊伍中，六位老翁肅穆得讓人側目，他們挺胸直背，卻步態僵硬。他們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銀發被風吹起。
　　這些老人要送別的是，他們青年時代的偶像和難友―被稱為“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為送這最後一程，前夜，他們從400多公裏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趕到溫嶺市箬橫鎮。這些曾經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六七個小時的路途顛簸，有人甚至憋濕了褲子。
　　沒有哀號，沒有焚香，在地處浙東的溫嶺市―這個講究喪葬排場的地方，這樣的喪禮可算得上簡樸而少見。
　　溫嶺箬橫鎮，緊鄰著山靈水秀的雁蕩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頑石曆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師布道說。安葬於此的林希翎，確如頑石一般，她是中國“終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學生“右派”。
　　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離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餘。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國巴黎去世，終年74歲。“頭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據林的遺願，由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葬禮執行人朱毅操辦，安葬於中國。但是，這份骨灰卻轉徙於故土，難得其所。
　　一年之後，在多方努力下，從法國歸來的林希翎長子樓信達，終於親手將母親骨灰安放於故鄉的墓室。
　　離開中國26年，林希翎終於與故土的青山融為一體。盡管對於這片土地，她曾說，“我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說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驚惶
　　林希翎的靈堂設在溫嶺市殯儀館。11月9日，追思會開始前，一位溫嶺當地的女牧師主持了簡短的宗教儀式。林希翎的老家人，從她的三妹到素未謀麵的子孫輩，也都趕來參加。
　　她的遺像懸掛在靈堂的中央：一位端莊的灰發老婦，麵相開闊，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又隱含著一股痛苦的自嘲。這種姿態，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如墳頭那張攝於60多年前的老照片。當時她還是個小丫頭，一頂綴著紅五星的解放帽，蓋住紮成兩個小辮的烏發，拗拗的。
　　盡管20多年來，林希翎遠隔重洋杳無音訊，她的親人們至今還難以忘記50多年前那場浩劫的創痛。
　　與林希翎頗有幾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現在家族中最年長的長輩。這個短發健碩的村婦，噙著淚，望著二姐的遺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滿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牽連，一家人在劫難逃。母親林靜枝丟了工作，又作為反革命家屬和全家“充軍”到寧夏農場，幾乎餓死在那兒；弟弟妹妹也都背著她的“黑鍋”，沒能繼續上書，隻能在農村當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頭。“我們的娘苦頭吃足，溫嶺一搞批鬥，就拿她當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萬，台上漢子揪她頭發，頭一抬起來，就壓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憶早些年過世的母親，眼淚早已哭幹。
　　1957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念四年級的林希翎，響應“大鳴大放”政策，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連續發表6次演講，公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鳴不平，大膽直言“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並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
　　她的話在學生當中引發激烈反響，一時成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為“學生右派領袖”。當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號召人大學生“揭發林希翎及其同黨的反動言行”。短短一個月裏，凡曾經支持或讚同，甚至僅僅同情或接觸過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劃為“右派”。林希翎說：“單單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國各地更是不計其數。”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嵐子監獄，開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幾個月釋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華武義農機廠，並與該廠技術員樓洪鍾成婚。兩年後，一聽說鄧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買了一張硬座火車票，隻身上北京見“鄧大人”。結果，撞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槍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組織嚴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驚恐萬分，隻得盡量不讓她出門。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興奮地為二兒子取名“春臨”，認為“他的降臨是吉祥的象征和曆史的轉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顧親人的反對，買了一張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訴。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訴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說：“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樣，林希翎作為“不予改正”的“終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證明著當年“反右運動的必要性與正確性”。
　　靈堂外，花圈布滿了走廊，有人送來了挽聯：“青史刺玫瑰”、“數一時剛烈，看林家二姐”。
　　遺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緊嘴角愁楚不己。見此，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來到三姨麵前，深鞠一公開，安慰說：“三姨，不用怕。萬一有什麽事，也不要覺得丟臉。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變了，她會帶給你們光榮。溫嶺是個小地方，她也會給故土帶來光榮。”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發言權”
　　1984年，樓信達隨母親離開中國時，隻有七歲。現在，他是法國一名金融軟件工程師，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對這個不善治家務又整天埋在報紙資料堆裏的母親，樓信達甚至覺得“不熟”。
　　“母親生前，我從沒聽她提起過去，直到她死後，才開始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樓信達聽了母親舊友的憶述，方始追悔。
　　奚紋，是林希翎當年的獄友，同被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監獄。在監獄組織上安排的“政治學習”中，事先安插的“積極分子”輪番對林希翎進行批判，但一個接一個被林駁倒。主持人無計可施，隻得領著眾人高呼口號，在聲勢上壓過她。“仿佛讓我重溫了她在北大千人大會上辯論的情境。當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紋回憶說。
　　當時北大千人大會也在場的錢理群，記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講話後，有人為她鼓掌，求她簽名，也不乏人轟她，甚至遞紙條辱罵她。林希翎的演講把北大內部本來就存在的兩大派係之爭推向了白熱化。在《林希翎：中國1957年右派的代表與象征》一文中，錢理群寫道：“因為當時年齡尚小，她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原來沒有想過的，一時也想不清楚”，“但對那些轟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覺得有違北大的民主傳統”。
　　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朱毅，曾牽頭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為林昭收集史料的過程中，他發現林希翎是“反右運動”中一個繞不過的“風暴眼”。
　　朱毅采訪北大學生張元勳，張說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講壇的風姿，就學起她的聲調和語氣，儼然被林希翎當年的氣場所征服；之後，從林　　毛岸英戰死的消息從遠方傳來，校園裏人們竊竊私語，小心猜測著中南海的反應。有天，他像往常一樣往課桌上鋪了張報紙。報上有張毛澤東的照片。他盯著他看，他為他感到難過，老年喪子的哀痛仿佛一樣籠罩著他。他拿出鋼筆，給畫中人添上了幾滴眼淚。
　　他被指為思想反動，汙蔑偉大領袖。校方要求他寫材料，交代自己的思想。他生平頭一回感到政治的壓力，他害怕極了。在檢討中他承認自己的行為是對毛主席的汙辱。批判會上，積極分子振臂高呼：打倒陳宗海的反動思想！
　　他暗自慶幸，畢竟不是打倒陳宗海。階級鬥爭在此時尚沒有多年後那般狂熱和偏執。但沒完沒了的匯報檢討，卻讓陳宗海覺得丟人現眼。讀完高二，他決定退學。
　　勞教
　　那個時代的工作沒有幾十年後這般難找。陳宗海想得簡單：找個工作換個環境，就沒事了。在家幫父親做了半年砂鍋，他認定自己太過大材小用。表叔介紹他去蘭州市建築公司，當夥食管理員。買菜算賬，管工人的吃喝拉撒睡。雖然是幹部身份，但他心裏卻不情願。
　　1954年元月，建築公司搞冬訓。內部肅反開始了，所有人都要交代1949年前的底細。陳宗海認為與己無關，便不發言。領導開會時發話：有些人犯過嚴重錯誤，還不主動交代。陳宗海一想：這不衝著我來的嗎？但誰能證明他的清白呢？這樣下去豈不又是沒完沒了。他覺得自己搞定不了這事。左思右想，他向單位請了個長假，回家了。
　　1955年年底，蘭州開始公私合營。陳家的砂鍋作坊和其他幾家砂鍋作坊合在一起，組成陶器手工業合作社。此時的陳宗海已經結婚生子。公私合營前，全家憑靠父親一人的手藝倒也過得去。但合營後所有人都變成了工人，他不能再賴在家裏啃老。合作社領導說：你都這麽大了，還指著你爹過啊？他當上了合作社的會計，每月工資六十元。
　　進入1956年，形勢加速變幻。陳宗海的會計沒當上兩個月，就被七裏河區輕工業聯社成立的職工業餘學校調去當掃盲教師了。白天給領導些材料搞宣傳，晚上給學員上課。
　　“大鳴大放”裏，陳宗海一句話也沒敢說。領導找他：你談談嘛，總有些看法嘛。陳宗海心想，給毛主席畫眼淚的事讓他晦氣了好幾年，我哪還敢說什麽。
　　一天開會，陳宗海和另一個老師一起抽煙。一片亂哄哄中，整風小組組長宣布：現在開始開會。陳宗海，你不要再說話了。陳宗海大為不忿：我隻是抽煙，沒有說話啊，你怎麽胡點名呢！
　　第二天，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席卷而來。給毛主席畫眼淚的舊事被抖出來，衍生的各種批判如亂箭般飛向陳宗海，他奮力爭辯。1958年4月10日，整風小組領導宣布，陳宗海問題嚴重，態度惡劣，定為“右派”，保留公職，勞動教養，送往夾邊溝。
　　他記得在領導宣布的勞動教養條例裏，曾提到不願參加勞教的可以開除公職自謀生計。他打算放棄公職，這樣就能免於勞教。但學校有個反右積極分子來到陳家，向陳母借走了家裏的戶口本。陳宗海晚上回家一看，自己的戶口已經被注銷，下麵寫了一行字：遷往夾邊溝農場。“這個王八蛋叫安殿策。”提及此事陳宗海仍難掩憤怒，“人和人的關係已經劃到階級敵人了，再沒啥客氣了。”
　　家裏老父親說了一句：“這一次不得了。”陳宗海卻不以為然：最多一兩年。他親眼所見，1949年的肅毒運動中，舊社會的抽大煙的人被關進戒毒所勞教，國家管飯，一兩個月到半年，有些輕微勞動，戒了毒就給放回來。“我還沒壞到吸毒那程度，時間還能長嗎？”
　　求被捕
　　在夾邊溝，陳宗海認識了俞兆遠。
　　俞兆遠是蘭州市西固區勞資科科長，因為一句“征公糧再賣給農民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被打為“右派”，送到夾邊溝。這是個聰明人，在夾邊溝口糧再吃緊的時候也沒有找家裏要過一分錢。俞兆遠跟管教幹部和分隊長混得好，“勞動偷懶耍滑不出力，到處偷吃的”。在這裏，他與陳宗海成了好哥們。
　　陳宗海積極改造的願望終於在1959年的勞動節徹底破滅。三千“右派”在此前的勞動中拚盡全力，卻隻有三人被宣布摘帽。回家的希望的越來越渺茫，這年國慶過完，陳宗海一下子垮下來，連打飯的力氣都沒有了。
　　俞兆遠看陳宗海累成這樣，便跟隊長建議，把陳調去放水組。那是個輕巧活，挖口子堵口子。重要的是，休息時可以在菜地裏偷莊稼吃。
　　“偷著吃，不偷活不了，”陳宗海說，“可能我比別人偷得還多一些。”陳宗海偷大田裏的東西，土豆、洋芋、糜子、麥粒，一切能吃的都偷著吃。但他有個原則：偷公家不偷私人的，別人的東西不能偷，那都是救命的。
　　有天夜裏，陳宗海跟俞兆遠閑聊。俞兆遠無意中說起，老家有人過來探親，說城郊農場勞改犯的生活比這裏“右派”好得多。勞改犯每天隻勞動八小時，每人每月的口糧是四十斤，這比那卻是十個小時以上的工作量，口糧卻隻有二十四斤。那邊餓死犯人的事比夾邊溝少得多。
　　陳宗海怦然心動。他尋思能不能自己也換個身份―變成犯人去城郊農場。
　　五月的一個夜晚，他打死了一頭豬，跟人偷偷分了吃了。他的計劃是，來一次刑事犯罪，夠判刑，一兩年就成。但此事竟無人發覺，陳宗海又喜又憂。喜的是吃到豬肉，憂的是獲罪計劃沒能成功。他又偷了一隻羊，還是沒人來找他。
　　“反革命”
　　1960年9月，夾邊溝“右派”轉移到明水。國慶節時，農場來了個小個子年輕警察，他對陳宗海說，你們怎麽還休息呢，要好好幹啊。陳宗海隱隱覺得此人有些蹊蹺，他玩笑回應道：哎呀，我都把帽子給忘了。
　　過了幾天，警察把陳宗海叫到辦公室，向他宣布：蘭州市城關區法院以反革命罪逮捕陳宗海。
　　大組長已經把陳宗海的行李拿來，警察給陳戴上手銬。第二天陳被送上火車，押回蘭州。在看守所關了幾個月後，陳宗海被宣布五年勞改。
　　這下算是了了陳宗海一樁心願，此時每天周圍都有幾十人在饑寒交迫中死去，他終於可以不在明水農場等死了。但自己怎麽就“反革命”了呢？
　　來夾邊溝前，陳宗海與夜校的兩個同事合了張影。照片背後寫了一行字：讓我們的友情如森林長青。任憑它驚濤駭浪，也阻止不了我們對真理的信念。陳宗海把照片掛在家裏，過了幾天領導找他談話，說有人舉報，照片後麵是他們的反革命誓言，三人裏通外國，準備發展組織逃到印度加爾各答去。陳宗海大怒：哪個王八蛋造的謠，想把我往監獄送麽？
　　兩年後陳宗海果然因此事被送進了監獄。進夾邊溝後，他的所有通信都在公安監控中。公安調查得出的結論是，陳宗海等三人是反革命組織，判決陳宗海五年有期徒刑，那兩位同事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在一種驚喜交錯的荒誕感中，陳宗海開始了納鞋底的勞改生涯。犯人自然不如“右派”們處得舒服，但監獄裏10年也死不了，夾邊溝再蹲1個禮拜也許就掛掉了，陳宗海想，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一年零兩個月後，合議庭推翻了之前的“反革命”判決，他被宣布無罪釋放。
　　陳宗海回到家裏。老母親看著兒子心疼得直搖頭，眼淚巴拉巴拉掉，一句話說不出來。
　　對於“右派”來說，並非所有人回到家裏都能迎來笑臉。兩年時間妻離子散物是人非者大有人在。俞兆遠回到家中，妻子向他提出離婚。理由是，俞兆遠在夾邊溝吃慣了偷來的生糧食，回家兩年，還要偷麵櫃裏的苞穀麵吃。鄰居們都說，俞兆遠的女人不讓他吃飽，逼得丈夫偷家裏糧食。
　　下鄉
　　麻煩很快又找上了陳宗海。居委會讓陳去派出所參加“學習政治”，月月寫思想匯報。從1962年搞到1969年年底，政治學習一直沒有間斷過。
　　陳宗海買了一輛架子車，加入街道組織的車隊拉貨度日。拉車第一天，陳宗海心裏百味雜陳，自己曾經也是個幹部啊。又安慰自己：我不是騙人，憑勞動吃飯嘛。一個月下來他能拉到158塊，扣掉稅款，剩了104塊。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架子車的工作也保不住了。1969年，陳宗海作為黑五類分子被遣往農村勞動。孩子老婆還有那輛架子車，一塊交給了70歲的父親大人。他的下一站皋蘭縣青白石公社，是陳家的原籍。距離蘭州城100華裏（1華裏=500米），步行一天就能到。
　　大隊裏隻有他一個“右派”，周圍都是農民。大家都知道他給毛主席畫了眼淚，倒也沒人因為“右派”欺負他。農業社會的古樸和務實，部分消解了政治高壓的恐懼。陳宗海與所有人一樣下地幹農活，一起吃大鍋裏的稀飯，他與所有村民知根知底。在經曆了短暫的陌生後，村民們會毫不猶豫地接過陳宗海遞過來的煙，一起吞雲吐霧，上天入地胡侃。
　　陳宗海卻暗暗為他們悲哀。“我現在就想啊，人確實好騙。在農村裏蹲了10年，上麵說他們是貧下中農，工人農民是領導階級，他們就高興得整天在那裏刨地。”
　　反倒是幾月一次的探親，卻慢慢從興奮變成了沮喪。穿過一路枯燥的風景，陳宗海蹬車回到蘭州家裏，同學和親戚已中止了與陳家的來往，鄰居們閃爍微妙的眼神讓他惶惑。他更願意蹲在農村，在那裏，沒人在乎他是一個“右派”。
　　上世紀80年代時，他看到謝晉的電影《牧馬人》，不禁啞然失笑。電影主人公許靈均也被打成“右派”，來到西北牧場勞動。老牧民視他如至親，一個漂亮的姑娘還看上他，倆人有了一片無憂無慮的小世界。“我們哪有那樣的好運氣！”陳宗海感慨，“農民隻是占小便宜，所以忘記了階級鬥爭。”
　　這次陳宗海不再敢預計歸期。每年大隊開大會，讓群眾評議陳宗海一年的表現。“他沒幹什麽壞事，幹沒幹好事不知道。”大家每年都這麽說。每年評審報上去，結果卻總是如泥牛入海。到最後，陳宗海不禁懷疑還有沒有回城的可能。他一遍遍自問：“右派”帽子真的是終生的麽？
　　毛澤東逝世時，陳宗海跟家裏找招呼：啥也別說。大隊開追悼大會，不讓陳宗海參加，“其實我也不想參加，”陳宗海說，“我覺得沒了他事情會好一些。”他曾被掛上牌子，向毛主席相請罪。但他覺得這算不得什麽，“‘文革’於我有利，毛這個事毀了他自己。”
　　平反
　　1978年12月的一天，俞兆遠走在蘭州街頭。路邊電線杆上的大喇叭裏開始播出那次著名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俞兆遠漫不經心聽著，他覺著越聽越入耳，最後他趴在欄杆上，豎起耳朵聽完了全文。公報中有一段話，講到了平反問題：
　　會議指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才能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信。
　　俞兆遠想：這下有出頭的日子了。
　　實際在半年前的4月5日，《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已獲中共中央批準，摘帽工作以及“右派”的安置問題在之後的幾年裏陸續完成。
　　1980年10月，陳宗海蓋完最後一個章，他拿著畫滿各種遷入遷出標記的戶口本回到家裏。從此他再不是一個“右派”。他拿到一千塊錢的賠償，這大約相當於當時工人一年的工資。錢拿到手，他總覺著是一筆意外之財。
　　俞兆遠也拿到6000元賠償。周圍人都說，老俞發財了。俞兆遠說，“我窮的時候誰都不上我門，現在什麽事都來找我，借錢？算了吧。誰都不借。”
　　很多人沒有拿到任何賠償，這是個傷腦筋的問題。另一位“右派”劉光祖在退休後的十餘年裏，堅持為自己在平反前被扣除的工資奔走多年，他找單位、市委、省委……寫過無數次申訴，無人能為此事負責，或者給出解釋。2007年，老人在病中鬱鬱而終。
　　父親勸陳宗海，如果對賠償定案不滿意，可以寫申訴材料。陳宗海搖搖頭：我沒有啥意見，有補償就不錯了。弄不好再加個處分怎麽辦？近幾年，關於“右派”索賠的呼聲開始多起來，陳宗海微笑搖頭：我沒想過要賠償，沒戲的。
　　陳宗海再次回到家中已經四十九歲。此時距離他戴上“右派”帽子，20年彈指一揮間過去了。熟人說：老陳你現在怎麽這麽不修邊幅了呢，五十年代還挺時髦啊。是的，那會兒還能花半月工資去買雙漂亮的小方頭皮鞋。在農場、監獄、農村，哪裏還有講究的條件？現在呢，老了，沒心情了。女兒給他買衣服，他不願要。他覺得對家裏虧欠太多。
　　像是完成了某種交接，在陳宗海摘帽半年後，85歲的父親撒手西歸。在之前的20年裏，父親一直在打著零工幫陳照顧妻兒，這個家庭終究得以保全。在陳宗海遙遙無期的等待時光中，他的頭腦中一直告訴自己：要活下去，一定不能在父親過世前死掉，那就是不孝。
　　在文教局又幹了九年小學教員，陳宗海退休了。如他之前做過的所有生計一樣，人生的最後一份工作也沒能給他帶來任何成就感。“沒有那個事，我可能就是個運動員。”他喃喃道，眼中掠過一絲遺憾。
　　2008年，陳宗海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廣告：舊德的精彩。他並不知道這也是一本講“右派”的書，但出於對“舊德”的興趣，便上街買了一本。同是“右派”，他卻感到強烈的隔膜。書中主角們是他在學生時代耳熟能詳的“大右派”，他們在運動後依舊開著小車，住著大宅。他開始為半世紀前的那場運動感到困惑：“‘右派’與‘右派’簡直相隔十萬八千裏，反右―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幾乎所有的接受采訪的“右派”，都會特別說明一句：平時，我很少提起這些事的，這些經曆總覺得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人年紀一大，近期的事情忘得快，那些遙遠的記憶反而清晰起來。俞兆遠怕說夾邊溝，“一提這個事，就好幾天都睡不著覺。”他每晚睡覺前要喝上三杯白酒，帶著幾分醉意，沉沉睡去。
　　2008年，俞兆遠跟家人來北京旅遊，他終於見到了毛主席。在萬千熱切的瞻仰者隊伍裏，俞淡淡地看著那位靜臥的老者，在心裏說：你這個老人家，過去製定的政策，不但對我不利，對好多知識分子也不利啊。
　　杖朝之年的俞兆遠拒絕給自己做壽。摘掉“右派”的帽子後，他越發覺得人生虛無。有個熟人60歲做壽，過後不久便撒手人寰。他感慨壽宴上那些紅花綠花，瞬間就變成了靈堂裏的白花。
　　當年是誰揭發了陳宗海？陳說他知道那人，是同班同學。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倆人各自帶著妻子，在蘭州街頭麵對麵撞見了。彼此微微點了下頭，便擦身而過。走出去幾步，陳拉拉老婆，“這就是當年揭發我的人。”他回過頭，那人也與女人回頭看他們，像是說，看，那就是給毛主席畫眼淚的家夥。
　　恨他麽？不恨，陳宗海說，我一點都不怨他。從此他們再未碰麵。
　　青年時代的林希翎。

林希翎的追思會在溫嶺舉行。攝影_溫懷林
　　“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歸葬記
　　通往太平山公墓的山石小道上，一支圓號、軍鼓組成的鄉村樂隊，吹打著喪歌。緊隨其後的殯葬隊伍中，六位老翁肅穆得讓人側目，他們挺胸直背，卻步態僵硬。他們的帽子清一色托在手上，任銀發被風吹起。
　　這些老人要送別的是，他們青年時代的偶像和難友―被稱為“第一學生右派”林希翎。為送這最後一程，前夜，他們從400多公裏之外的杭州、湖州等地趕到溫嶺市箬橫鎮。這些曾經的“右派”，如今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六七個小時的路途顛簸，有人甚至憋濕了褲子。
　　沒有哀號，沒有焚香，在地處浙東的溫嶺市―這個講究喪葬排場的地方，這樣的喪禮可算得上簡樸而少見。
　　溫嶺箬橫鎮，緊鄰著山靈水秀的雁蕩山。一排石壁之下的太平山公墓，頑石曆曆。“青山有幸埋忠骨”，牧師布道說。安葬於此的林希翎，確如頑石一般，她是中國“終生不得平反”的六大“右派”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大學生“右派”。
　　這一天，是2010年11月9日，距離林希翎病逝已一年有餘。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在法國巴黎去世，終年74歲。“頭七”那天，她的一部分骨灰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下葬。剩下的部分，根據林的遺願，由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葬禮執行人朱毅操辦，安葬於中國。但是，這份骨灰卻轉徙於故土，難得其所。
　　一年之後，在多方努力下，從法國歸來的林希翎長子樓信達，終於親手將母親骨灰安放於故鄉的墓室。
　　離開中國26年，林希翎終於與故土的青山融為一體。盡管對於這片土地，她曾說，“我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說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
　　家人的驚惶
　　林希翎的靈堂設在溫嶺市殯儀館。11月9日，追思會開始前，一位溫嶺當地的女牧師主持了簡短的宗教儀式。林希翎的老家人，從她的三妹到素未謀麵的子孫輩，也都趕來參加。
　　她的遺像懸掛在靈堂的中央：一位端莊的灰發老婦，麵相開闊，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又隱含著一股痛苦的自嘲。這種姿態，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如墳頭那張攝於60多年前的老照片。當時她還是個小丫頭，一頂綴著紅五星的解放帽，蓋住紮成兩個小辮的烏發，拗拗的。
　　盡管20多年來，林希翎遠隔重洋杳無音訊，她的親人們至今還難以忘記50多年前那場浩劫的創痛。
　　與林希翎頗有幾分相像的三妹，也已年逾七旬，是現在家族中最年長的長輩。這個短發健碩的村婦，噙著淚，望著二姐的遺像。
　　1935年出生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程家四姐妹三兄弟，原能“坐滿一台子”，但受老二林希翎的牽連，一家人在劫難逃。母親林靜枝丟了工作，又作為反革命家屬和全家“充軍”到寧夏農場，幾乎餓死在那兒；弟弟妹妹也都背著她的“黑鍋”，沒能繼續上書，隻能在農村當木工，打打稻草，抬不起頭。“我們的娘苦頭吃足，溫嶺一搞批鬥，就拿她當靶子。台下的人成千上萬，台上漢子揪她頭發，頭一抬起來，就壓下去。”林希翎的三妹回憶早些年過世的母親，眼淚早已哭幹。
　　1957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係念四年級的林希翎，響應“大鳴大放”政策，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連續發表6次演講，公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鳴不平，大膽直言“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並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很嚴重”。
　　她的話在學生當中引發激烈反響，一時成為“勇敢的化身”。1957年6月，林希翎被批為“學生右派領袖”。當年6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長篇通訊《毒草識別記》，號召人大學生“揭發林希翎及其同黨的反動言行”。短短一個月裏，凡曾經支持或讚同，甚至僅僅同情或接觸過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劃為“右派”。林希翎說：“單單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國各地更是不計其數。”
　　隨著“反右運動”的深入，1959年8月，林希翎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為“反革命分子”。在北京草嵐子監獄，開始了她15年的漫漫刑期。
　　1973年，提前幾個月釋放的林希翎，被下放到浙江金華武義農機廠，並與該廠技術員樓洪鍾成婚。兩年後，一聽說鄧小平重新出山主持中央工作，她就買了一張硬座火車票，隻身上北京見“鄧大人”。結果，撞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槍口，林希翎再次被捕，交原住地革命組織嚴加看管。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驚恐萬分，隻得盡量不讓她出門。1978年，中共中央下達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苦熬活受20多年的林希翎，興奮地為二兒子取名“春臨”，認為“他的降臨是吉祥的象征和曆史的轉折”。
　　1979年3月，林希翎不顧親人的反對，買了一張硬座票，赴京重新提出平反申訴。1980年5月13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訴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說：“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這樣，林希翎作為“不予改正”的“終生右派”之一，活化石般證明著當年“反右運動的必要性與正確性”。
　　靈堂外，花圈布滿了走廊，有人送來了挽聯：“青史刺玫瑰”、“數一時剛烈，看林家二姐”。
　　遺像前，林希翎的三妹抿緊嘴角愁楚不己。見此，林希翎的兒子樓信達，來到三姨麵前，深鞠一公開，安慰說：“三姨，不用怕。萬一有什麽事，也不要覺得丟臉。因為今天的世界已經變了，她會帶給你們光榮。溫嶺是個小地方，她也會給故土帶來光榮。”
　　“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發言權”
　　1984年，樓信達隨母親離開中國時，隻有七歲。現在，他是法國一名金融軟件工程師，自言“不是搞政治的”。對這個不善治家務又整天埋在報紙資料堆裏的母親，樓信達甚至覺得“不熟”。
　　“母親生前，我從沒聽她提起過去，直到她死後，才開始知道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樓信達聽了母親舊友的憶述，方始追悔。
　　奚紋，是林希翎當年的獄友，同被關押在北京草嵐子監獄。在監獄組織上安排的“政治學習”中，事先安插的“積極分子”輪番對林希翎進行批判，但一個接一個被林駁倒。主持人無計可施，隻得領著眾人高呼口號，在聲勢上壓過她。“仿佛讓我重溫了她在北大千人大會上辯論的情境。當年我崇拜的人物，竟然就在眼前。”奚紋回憶說。
　　當時北大千人大會也在場的錢理群，記得林希翎一番爆炸性的講話後，有人為她鼓掌，求她簽名，也不乏人轟她，甚至遞紙條辱罵她。林希翎的演講把北大內部本來就存在的兩大派係之爭推向了白熱化。在《林希翎：中國1957年右派的代表與象征》一文中，錢理群寫道：“因為當時年齡尚小，她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原來沒有想過的，一時也想不清楚”，“但對那些轟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覺得有違北大的民主傳統”。
　　林希翎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朱毅，曾牽頭為林昭塑像，也正是在為林昭收集史料的過程中，他發現林希翎是“反右運動”中一個繞不過的“風暴眼”。
　　朱毅采訪北大學生張元勳，張說起林希翎在北大三角地講壇的風姿，就學起她的聲調和語氣，儼然被林希翎當年的氣場所征服；之後，從林昭的戀人甘粹那裏，朱毅又得知，甘粹正是主持了林希翎在北大的講演，才被打成“右派”。在被人奪走了話筒和稿紙後，甘粹嘴裏還不住重複林希翎的話：“民主民主，就是先要有發言權。”
　　歸葬北京
　　在林希翎過世的當天，朱毅還和她通了電話。與身在北京的朱毅聯絡，幾乎成了林希翎最後一年的日常活動。
　　朱毅習慣稱呼林希翎為“大姐”。2009年9月21日晚11點25分（北京時間），巴黎正是晚飯時間，朱毅就如常給林希翎掛了個電話。“大姐打電話，總是讓我放下電話，她回電。她說，你沒有錢。而她自己的生活來源，僅僅是法國政府發放的500歐元救濟金。每個月打打電話就花去400歐元。”朱毅說。
　　但是那天，林希翎卻抓著電話不放，吃力地要往下說。電話那頭沉重的喘息，分明聽出日漸嚴重的肺疾給她帶來的痛苦。
　　她斷斷續續地訴說著憂慮：兒子工作的落實，找錢理群寫悼詞，還有“能不能讓我回北京”……朱毅覺察到不對，但那頭的聲音已經微弱下來，隻能艱難地捕捉到“統一……普世……兩岸”幾個字眼。隨後，任朱毅在北京的電話前疾呼“大姐，大姐”，電話那頭，卻再無人回應。
　　第二天早晨八點零五分，朱毅接到樓信達電話，獲知林希翎已經在巴黎與世長辭。樓信達檢點母親的遺物，打開她身處巴黎九十四區公寓的冰箱，隻有兩個蛋和三個西紅柿。
　　“‘能不能讓我回北京’是什麽意思？”朱毅當時沒有回過味來，直到之後在雜誌上看到原中國人民大學紀委書記王前說，“如果林希翎不平反，我的骨灰不進八寶山”，朱毅才揣摩出“大姐”的心思：要歸葬北京。
　　在林昭銅像前舉行迎林希翎骨灰儀式”的計劃，在朱毅的腦海裏成形。2009年成立的林希翎慈善基金會，正是由他擔任秘書長，主要為當年的北大難友籌款。
　　朱毅原想，把“大姐”的骨灰在林昭的塑像者嚴正學家暫時安頓一下，等塑像完工，再在北京安葬。但考慮到其中的壓力，朱毅還是聽從樓信達的建議，讓林希翎的骨灰，回浙江溫嶺老家入土為安。
　　今年11月6日，朱毅接到樓信達飛抵國內的消息後，就讓林希翎慈善基金會副秘書長王書瑤知會了北大和人民大學。這一來驚動了北京的公安部門。“他們沒有理由來阻撓，但叮囑千萬要低調。”朱毅說。
　　“像林希翎這樣一個人，在我們這個地方絕無先例可循。”溫嶺市黨校教師、原溫嶺市宣傳部副部長穆毅飛說。這位天天出現在台州電視台評點新聞的當地“名嘴”，主持了林希翎的追思會。溫嶺從屬台州，“台州式硬氣”因魯迅的《為了忘卻的紀念》而為世人所知。
　　整個儀式進行得按部就班，幾乎沒有受到幹擾。“一不參與，二不幹擾，三有所防範，就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的歸僑看待”。穆毅飛這樣解讀當局的態度。葬禮當天，當地的統戰部門無人出席，穆毅飛說，“既然是普通歸僑，政府官員就沒有必要到場。”
　　總有人出高價讓她出來說話
　　這趟回國，樓信達很匆忙。他說，自己從中國駐巴黎大使館接收的5000歐元喪葬費，還來不及換成人民幣，就揣進了行囊。
　　樓信達現在還記得，母親在法國的家裏，常在客前翻出影集，把她和吳儀等前國家領導人的合影，指點給人看。2002年朱基訪法期間，她還作為旅法華人華僑的代表受到了接見，這是兩個“老右派”穿越般的見麵。
　　近年來，她的聲音越來越鮮為人聞。朱毅甚至認為，她的晚年近乎孔子的“述而不作”。
　　在樓信達眼裏，這事的起因很單純。因為母親出訪美國期間，常有人來找她合影。“林大姐，你為什麽不收費？”有人從旁提醒，她還不知所然。後來才知道，不少海外“流亡者”靠這種方式，謀個政治身份，混口飯吃。“我媽特別看不起給自己貼標簽，而不是自食其力的‘流亡者’”。
　　1980年代初到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為林希翎提供了一份三年的高薪合同，請她編寫關於“五七”的曆史書。收入有餘裕，她甚至和溫州商人合夥做起生意，但事後錢款被騙。沒有工作的林希翎，為補貼家用，到處找中餐館打工，掃大街的活也幹過。
　　但是，“她從來不缺賺大錢的機會，總有人出高價讓她出來說話。”樓信達說早在1983年，台灣方麵網羅林希翎，被她頂了回去。
　　1999年，法國出兵科索沃，林希翎又向法國政府提出抗議，成為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導致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直無條件資助她的法國托洛茨基派的勞動人民黨，在經濟上對她“斷供”。
　　“她這個人有點‘傻’，完全不像一個中國人。即使在國外，也很少像她這樣直來直去，由著自己意誌說話的人。”樓信達感觸良深。
　　入土為安
　　離開中國大陸整整26年，林希翎並未斬斷和故土的聯係。早在2004年年初，林希翎曾返回北京，在臨近平安大街的協作胡同，租住了半年，試探平反的可能性。
　　“八無八有：無私無欲、無怨無悔、無辜無奈、無仇無敵；有心有肺、有情有義、有肩有骨、有膽有識，是林希翎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時獻上的挽聯。在朱毅看來，這也正是“大姐”的自況。
　　在太平山公墓的墳碑上，穆毅飛為林希翎選定的墓誌銘，深得家屬的認同。這是她生前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的一段話：“我在中國看到的是一種愚昧的幸福，很少有所說的智慧的痛苦，可惜我至死不能愚昧。我恐怕與任何當權者都難以合作，是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幸運的是，在民間我有大批朋友、誌同道合者。感謝上蒼，在我九死一生之際，總會派出天使，將我救出死亡的幽穀。我也無怨無悔，將身上的十字架背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這是我媽一生的寫照。”樓信達說。
　　在牧師的禱告聲中，冷風掃過墳堆。六位“五七難友”一一抱過林希翎的遺像，若有所失。他們和林希翎都素昧平生，其中最高齡的葉光庭，已經88歲，而年紀最小的葉孝剛，也已70歲。“你們世人要歸回，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牧師誦念著《聖經》，老人們則在風中戰栗。
　　墓碑上，林希翎和樓洪鍾的名字，一紅一黑。事前，樓信達征求父親樓洪鍾（林希翎前夫）的意見。這位出身浙江農村的知識青年，當年因崇拜林希翎而與她結婚，如今希望死後能安葬於林希翎的旁邊。
　　“沒有什麽比在故鄉入土為安更好了。”朱毅對著林希翎的遺像，深鞠一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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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南和老伴安度晚年。
　　這是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象的“右派”苦難史。
　　夾邊溝，這個位於甘肅酒泉戈壁灘裏的勞改農場，從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關押了甘肅省近3000名“右派”。天寒地凍間，一場罕見的大饑荒很快將這裏變成了人間煉獄。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隻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在始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夾邊溝既是集體創傷，亦是古拉格式極端處境的中國敘述。但是，50年過去，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夾邊溝裏發生過的一切，如同那些掩埋在荒漠裏的屍骨，被消磨殆盡。
　　這是一段不應該被遺忘的曆史。2003年，作家楊顯惠用《夾邊溝記事》一書，翻開了這段曆史的一角；今年10月，恰逢“夾邊溝事件”50年，《南都周刊》派出記者重返夾邊溝。
　　我們重返曆史記憶裏的現場，尋訪時光隧道裏的幸存者，我們回看茫茫戈壁灘，希望悲劇不再重演，我們相信曆史總將會給他們一個交代。
　　重返夾邊溝
　　“右派”們的遺骨被後來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南都周刊記者_張雄 鄭文 甘肅酒泉、金塔、蘭州報道 攝影_劉浚
　　夾邊溝的石頭看上去圓滑，卻摸著硌手。時光倒流幾億年，這裏曾是幽暗鬼魅的海底。造化以一種漫不經心的力量將此地抹為無垠荒漠。
　　50年對於這裏太過短暫。長風獵獵，巴丹吉林沙漠的黃沙一遍遍撫摸著這片土地。半世紀前三千“右派”在這裏戰天鬥地，如今這一切均被歲月消磨得不見蹤跡。隻剩幾棵倔強的沙棗樹挺立風中，仿若古戰場上不倒的兵戈。
　　每年清明和鬼節，總有人來到此地燒紙磕頭。有人哭得呼天搶地，扶不起來。臨了，掬一把黃土含淚離去。他們的親人長眠於此，但誰也不知屍骨埋葬的確切位置。當死亡大規模來臨，屍體拿床單裹住，麻繩一捆，抬上馬車。一車十幾個拉到沙包，幾鍬刨出個坑，草草用沙子蓋住。沒有棺材，沒有墓碑。埋人者的習慣是，最後多挖一個坑，留給下批送來的人―有時，也可能是自己。
　　《甘肅省誌?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根據天津作家、《夾邊溝記事》作者楊顯惠的調查和當事人回憶，夾邊溝農場在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3000多名“右派”。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當1961年初夾邊溝幸存的“右派”被分批釋放回家時，一位醫生留下來負責給2000餘名死者編寫病曆。他們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髒病複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實際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均死於饑餓。
　　“右派”們的遺骨被1969年後接管農場的坦克部隊集中掩埋在一個沙包裏。50年前的慘劇如今已難覓蹤跡，偶有當年包裹屍體的爛棉絮露出沙地，提醒人們這是一群亡魂的歸宿。
　　當年的痕跡
　　從酒泉市區出發，出北門直奔東北方向，行車半小時即到夾邊溝林場。1957年10月開始，“右派”們背上行囊，從甘肅蘭州等地乘火車到達酒泉城。那時，綠皮火車從蘭州搭載著“右派”，一路晃蕩20個小時才能到達酒泉，50年過後，這段路程縮短到9個小時。
　　2010年10月，河西走廊的第一場雪趕在冬至前早早降臨。走在雪水滋潤過的沙地上，那種綿軟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林場如進入冬眠般靜得出奇，耳邊隻有樹葉颯颯落下，無可奈何砸向地麵。初冬的霜降打蔫了路邊成片的向日葵，它們如僵屍般毫無生氣。陽光凜冽，映照這片青灰色的世界，一時間仿佛時空凝滯。
　　夾邊溝農場雖屬酒泉市管轄，但地理位置更靠近金塔縣。在它的200多公裏外，是龐大的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與龐大的航天城相比，夾邊溝是不起眼的小村莊。
　　夾邊溝本是村名。村子的一邊是古長城，當地人叫“邊牆”；另一邊是排洪溝，因此叫成夾邊溝。1954年，甘肅省勞改總局在夾邊溝村龍王廟的原址上開辦國營勞改農場，後來改為就業農場。1957年11月16日，張掖專區機關來的48名“右派”為勞改農場第一批勞教犯人，在此後的三年中，夾邊溝農場成為接納甘肅省“右派”的勞教農場。
　　1957年6月8日，在毛澤東親自指導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內部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此後，全國陸續開展大規模 “反右”鬥爭。
　　1958年春節剛過，中共甘肅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後來被認為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作了《鼓足幹勁，苦戰三年，力爭農業躍進！再躍進！》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談“整風運動”。他說：自1957年6月開展的“反右”鬥爭、8月展開的工廠農村大辯論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全民性的整風運動。全省挖出了9700多個“右派”分子，還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甘肅省何以將大批“右派”送往貧瘠而寒冷的夾邊溝？《經曆――我的1957年》作者和鳳鳴認為：“選擇這種普通人難以生存的地方，以對甘肅全省的極右分子予以處罰，讓兩千多無辜者在苦役及無效勞動中消耗體力，消磨生命，這正是甘肅省當時一些領導人所要的效果。”
　　在現今的林場幹部陳蘇民看來，50年前“右派”們在夾邊溝的勞動為如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右派”們種下了新疆楊、沙棗樹，從花園水庫修大幹渠引水道夾邊溝，如今都蔭及後人。生於1960年代的他，在少年時代就跟隨部隊轉業的父親來到夾邊溝，他頗為懷念紅色年代勞動競賽的火熱幹勁：“那時人是多麽有力量，現在的人可吃不了這苦了。”
　　“右派”在夾邊溝的勞動究竟是何種強度？另一位林場幹部王柱華說，夾邊溝是嚴重鹽堿化的沙土地，耕作前必須挖出縱橫交錯的排堿溝。堿水有極強的腐蝕性，對人體傷害極大。大冬天“右派”們站在堿水裏，每人一天挖土挑土二三十方，相當於現在大型五六十噸的車。“依現在看，勞動強度也已經到達了極限。”
　　來的不是一般人
　　1958年，畫家、詩人高爾泰一路上想象自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亞，為真理受苦受難”，開始了夾邊溝的生活。
　　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過的周惠南也在這年和弟弟一起被送到夾邊溝。“不就是看我反不反黨麽？”他說自己心裏有底，“我過來之後要立功受獎，我願意接受這個考驗。”
　　1954年9月建檔的夾邊溝農場《計劃任務書》上，記錄了農場在1950年代的基本概況：場區地形為一帶形低地，南北寬1.5公裏，東西長15公裏，場內崗丘起伏，並有零星沙堆。場內以沙土為主，地下水60%含堿。這裏的氣候是酷暑嚴寒，年降雨量極少，有時一年都不降雨。晝夜溫差懸殊。多風，最大達到八級。
　　很多人都覺得，最多半年就會回家。34歲的劉光基在自家單位甘肅省建設局裏一句話沒說，卻被定為“對‘右派’言論喜形於色”送到夾邊溝。但他看“來的人不是一般人”：大學畢業多得很，連長征幹部都來了，還有各單位的專業幹部，蘭州大學的校長等等。“我覺得沒那麽簡單，起碼三年。最後算得還真差不多，3年零20天。”
　　為防止自殺，所有人進來時都要接受搜身檢查。蘭州陳宗海當年隻有21歲，當農場管教幹部扒開他的衣服讓他交出刀具和財物時，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就是要提醒你放明白一些。”
　　對於從各地奔赴而來的“右派”們而言，夾邊溝的超強度的體力勞動，是手段也是目的。在行伍出身的管教幹部眼裏，他們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隻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幹部告誡他們：你們都是有文化的人，要好好改造，改造好以後還要繼續工作。怎麽教育呢？對方答：你們都是有文化的，自己教育自己。陳宗海想，那我在家裏就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跑來這裏幹啥？
　　果然有人自殺。完不成任務要扣飯扣饃，“右派”多是知識分子，不願受辱，也不願落在別人後麵。有人夜裏出去上廁所，吊死在樹上。
　　不值得。劉光基對自己說，你自殺，人家還說你畏罪自殺呢，反倒給家裏帶麻煩。要活著，咱們走著看；陳宗海也想，何必呢，同誌，大不了兩三年就過去了，不過“後來一看，死了那麽多人還是他死得舒服，免得受這麽多苦。”
　　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得起床。起床後路過一排排房子去食堂打飯，大鍋裏的水煮成了咖啡色，蘿卜葉子泡在裏麵，拿出來一洗，剁碎，摻和進包穀麵或其他雜糧麵攪拌。“右派”們管它叫“糊糊”。晚飯和早飯一樣。中午飯通常是包穀麵窩頭或者高粱餅，有時也有拳頭般大小的白麵饃頭，早飯時給每人發一個，讓帶到工地上吃。
　　“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後來又降為20斤，最少的時候，降到15斤。
　　陳宗海覺得難以下咽，但他不敢跟家裏人寫信。所有人的信件都要受到檢查。有個人在信裏跟家裏抱怨麵餅大小就跟睾丸一樣，黑的就跟狗屎一樣，後來就給判刑了。嚇得陳宗海從此在家信就兩句話：父母大人你們好，我在這裏很好。
　　一下子絕望了
　　在農場的大力鼓動和一種莫名的戴罪立功集體心理暗示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知識分子們表現出空前的勞動熱情。陳宗海一天半夜一個人下地翻到天亮，加上第二天幹了一整天，這一天翻了三畝半，得了個全場第一。
　　趙旭《夾邊溝慘案訪談錄》記載：農場組織勞動競賽，將長城的土抬到沙地上填埋土地。每一百米兩個人分成一個小組，一組將滿土筐抬來，另一組馬上接上抬上一百米送到下一組，然後，返回再將空筐拿到始點，再抬上滿筐跑步送到終點。任何一組都會影響全隊發揮，各組互相督促逼迫，不敢有絲毫懈怠。但摘帽的誘惑讓人們鬥誌昂揚，哪怕有人在這樣瘋狂的消耗中累到大口吐血。
　　1959年春耕以後，當口糧降到每人每月40斤，慢慢降到24斤，農場開始餓死人了。所有人都希望能在1959年的勞動節那天摘掉“右派”帽子。但此時的“右派”們仍然希望在“五一”節那天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五一”節那天，“右派”們興衝衝地參加大會等待宣布自己被摘帽。張鴻書記宣布摘掉3個“右派”分子的帽子，且不讓回家，留在農場就業。這個晴天霹靂，讓所有人一下絕望了。
　　這年春節，連續三天場裏幹部來跟向大家拜年，“右派”們怨聲載道：不就是不讓人睡覺嘛，聽聽說的都是什麽話――增加知識，鼓足幹勁，在新的一年再大幹一場。第一天這麽說，第二天、第三天還是這樣，是想讓我們在這裏紮根麽？
　　剛過來時，陳宗海還帶了本《水滸傳》，後來就不知扔哪裏去了。高爾泰在回憶錄中寫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們，帶來了許多事後看起來非常可笑的東西：二胡、手風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啞鈴、拉力器等等之類。畫家甚至帶來了畫箱畫架和一大卷油畫布，重得背不動。有些東西（例如照相機、望遠鏡、書籍、畫冊等等），進門時被沒收了；沒有被沒收的，持有者生前是個累贅，死後都成了後死者們生火取暖的材料。
　　不聊天
　　勞動教養是當時處理“右派”分子最為嚴厲的方式。
　　作為一種由政府施行的懲罰性的政治處置手段，勞教製度在“反右”前已成雛形。1957年8月3日，國務院正式公開發布《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暨南大學“右派”問題學者黃勇認為，《決定》在勞教期限和審批程序等問題上都缺乏明確的成文規定，因此勞教在實際操作時很快就突破了法規所規定的收容範圍和對象，勞教人員往往被當成專政對象來對待。
　　多年後幸存“右派”們重逢聊起當年，皆說勞教幹部對待“右派”用的是對待勞改犯人的辦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將“右派”捆得皮開肉綻；安排高強度密度的勞動，使勁折騰不讓休息。陳宗海記得夾邊溝還組織過一次莫名其妙的交誼舞會。某年“五一”節，勞教幹部把“右派”們都叫起來，不管會與不會，都推上去跳。一群男人在沙灘上亂扭一氣。
　　每晚還要開小隊會學習，十人圍坐煤油燈下，輪流發言。自我反省，檢討自己，檢舉別人，誰磨洋工假裝大便到工地外蹲著，誰有不滿情緒踢倒了石灰線上的小木牌。說到熄燈哨響，各自睡去。
　　同為天涯淪落人，卻彼此設防，誰也不敢貿然結交朋友，甚至與人交談。每個人都害怕在這裏再被檢舉揭發。周惠南說，每天勞動之後回來就休息，互相之間不談自己的問題。也不願問別人問題，隻是怕引起政治上麻煩。“遇到一個人都會在想：他會不會出賣我，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自己往上爬？因為確實有這樣的人。”
　　夾邊溝易守難逃。盡管這裏並沒有重兵把守，但多數人仍沒有能力從茫茫荒漠中逃脫。勞教之初的夥食尚能基本保持體力，但此時“右派”們多幻想認真改造早日摘帽；等到幻想破滅時，他們又已經吃不飽，沒有足夠的體力支撐幾十公裏的逃亡。有些“右派”跑到半道，被荒野上的狼吃掉。
　　有人跑出去兩天，又自己回來了。因為他跑不出鹽堿地戈壁灘，認著自己的腳印走回來，暈倒在場部附近，被人發現後捆起來送到場部。場長反倒開起玩笑：你小子命大，要是兩天裏刮一場風沒了腳印，你就報銷了，也省了我的麻煩。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到省裏、北京“反映問題”：我沒有反黨，我冤枉嘛。周惠南聽說有人這樣跑出去九次，都被送回來了，但回來後並無進一步懲罰，周惠南解釋原因―因為“奔向黨的懷抱，你沒有拋棄黨”。
　　吃人肉
　　1959年下半年之後，甘肅省西固區工商管理科科長俞兆遠，就沒想著自己能活著出來。
　　他什麽都吃，到處偷著吃。在荒灘上挖老鼠洞，除了吃老鼠，更重要的是挖老鼠窩裏的存糧。運氣好時，他能從一個耗子洞裏挖出四五升糧食。
　　一批體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黃泉。死神麵前，人們開始了本能的掙紮求生。勞動停止了，所有人在夾邊溝存在的惟一意義，隻在於活下去。人們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看到蜥蜴，抓來燒著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無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最後活活被鼓脹死了。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裏被抬出去。
　　死者的遺體被餓得發狂的人們從沙地裏扒出來，開腸破肚掏出內髒，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後麵用幹草燒著吃，也有悄悄焙幹了存著慢慢吃的。俞兆遠也吃過人肉，狼吞虎咽中，多年後他已完全記不得是何種滋味。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中記載，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土豆，裝貨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裏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裏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失去求生欲望
　　周惠南家人去看望他兄弟倆，留下一點雜糧，倆人彼此推讓，誰也不舍得吃。倆人當時都已經各有了四個孩子。弟弟說，我們倆，必須要活一個出來，誰能活下來就把另一個的孩子養大，要是兩個都去掉這個家就完了。家人說，要死一起，要活也要一起。兄弟倆抱頭一場痛哭。
　　到後期勞動基本停止，各人自保之時，陳宗海覺得自己“心理上求生的欲望都沒了”。“真的到了那種無欲望狀態，麻木。看見死人一點都不害怕，也許明天抬出去的就是我，心裏有這個準備的。我知道了人臨死前，就是這個無欲望狀態。”他問勞教幹部：勞動教養的期限到底是多久？幹部回答：期限你自己定，你認為改造好了你就走。陳宗海說，這不是胡扯蛋蛋麽。
　　在生死麵前，“自尊”是加速死亡的催化劑。和鳳鳴至今後悔在給丈夫王景超的信中寫到：我們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保持“高度的自尊心”。“半年後我才省悟到自己的這段話鑄成了大錯！景超同我們離別後一直挨餓，他早就該為生存而鬥爭！倔強的他兩年來信守的就是所謂的‘自尊心’，我還以對他的愛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這是我一生中所鑄成的最大的過錯！”
　　噩夢結束
　　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要遷到高台明水農場。
　　此時夾邊溝農場發生了戲劇性一幕：農場黨委書記張鴻由於不同意把生命垂危的犯人們送到明水灘，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場裏趕起了馬車，後來送回蘭州，由甘肅省勞改總局處理。有個金塔縣縣長張雲賢本來要調到夾邊溝任農場黨委書記，但尚未到任又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分子，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除去老弱病殘者外，夾邊溝農場能夠走動的將近2000餘人全部轉移到了高台縣的明水大河農場。此時河西走廊已經入冬，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加之每人每月的實際口糧已降到12斤。這些人開始大麵積出現浮腫。一位幸存者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裏邊包著一包水。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鍾。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頭發都豎了起來。噪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黨委書記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匯報情況，請地委給調點糧。1960年11月3日，中央派出以錢瑛（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國家監察部部長、黨組書記）為首的檢查團來夾邊溝調查情況。11月中旬，農場執行中央工作檢查團的指示，開始將明水灘山溝裏的氣息奄奄的重病號接到高台縣堿泉子高台農場辦公室和學校騰出的房屋中進行搶救，夾邊溝農場也同時開始搶救人命，並開始遣返勞教人員。
　　周惠南兄弟倆坐著火車回蘭州，他親眼看見一個“右派”在車上去世被扔下火車。回到家後，弟弟在床上昏睡三日不省人事。三年的夾邊溝噩夢終於結束了。
　　曾在農場搞宣傳工作的“右派”司繼才後來回憶：夾邊溝農場送去了大約3200人，他在1959年冬季發衣裳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但是，從明水活著回來的人超不過300人。
　　夾邊溝符號
　　周惠南說，告別之時，較相熟的“右派”們曾約定日後聯係，並留下彼此地址。50年過去，“卻基本上誰也沒聯係誰。”從夾邊溝走出的“右派”際遇各有不同。幾十年後，夾邊溝“右派”們在接受采訪時均表示平時少有往來。他們不願觸及痛苦歲月留下的傷疤，那一張張麵孔也任隨時間衝刷，慢慢沉沒在記憶深處。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準統戰部、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報告中說：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化。1978年9月17日，黨中央批轉同意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至11月，全國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受訪的“右派”們均感激鄧小平的撥亂反正。盡管對於“反右本身並沒有錯，錯在於擴大化”的說法，有些人還不能接受。
　　夾邊溝的喧鬧在1961年“右派”們撤出之後歸於死寂。上世紀70年代，農場改為林場，陸續從定西遷來40餘戶農民。從此他們成為林場的常住居民。他們以玉米、葵花、大瓜和辣椒為生。辣椒成片鋪在平坦沙地上，紮眼的紅色在視野裏慢慢膨脹得快要流動起來。
　　移民們已習慣陌生的人們來此祭奠，他們知道夾邊溝曾經死過很多人，雖然並不了解詳情。“據說夾邊溝在中央都掛了號，可是跟我們有什麽關係呢？”他們說。憑靠附近一個小型水庫的灌溉，這裏的莊稼可以確保旱澇保收。在年蒸發量是降水量26倍的夾邊溝，這是他們能固守此地的最大原因。
　　但是，即使在酒泉，夾邊溝依舊是陌生的。若在酒泉打車，問出租車司機去夾邊溝怎麽走？很多人都一頭霧水。這個連當地人都不太清楚的地方，從2000年開始才逐漸為外人所知。
　　“今天我給你講一段夾邊溝的故事，是一個女人的故事。她是個‘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10年前，天津作家楊顯惠在《上海文學》上連載，人們尚對“夾邊溝”一臉茫然。10年後，紀錄片導演王兵推出的首部劇情片《夾邊溝》，參展威尼斯電影節―“驚喜影片”。夾邊溝在中國知識分子認知中逐漸成為了符號―人間地獄，或者中國的古拉格群島。
　　地理意義上的夾邊溝，築不起誰的方尖碑，因此地隻剩浩渺白沙，隨風飄移，無論建造什麽都會崩塌，就像建在浪峰波穀。白楊已換了三茬，隻有“受命不遷”的沙棗樹在此紮根。人們來過這裏，留下眼淚與空空的酒瓶，迅速蒸發，餾出記憶。
　　女“右派”和鳳鳴來過此地，長歌當哭，“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
　　美學家高爾泰來過此地，“月冷籠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
　　摘帽“右派”陳宗海在五年前故地重遊，“現在還夢到夾邊溝，好像有人找我，心跳得突突的把自己驚醒。”他看到當年以生命為代價修建的水渠、田地都已廢棄殆盡，心中無限感傷。
　　俞兆遠前年還去過夾邊溝。原來的廠部平房已經全部變成蘋果園，遺骨原來埋下來的漕槽還在。1970年代，農場曾被部隊短暫征用。之後農場又轉交給酒泉市，變成了林場。
　　當年“右派”住過的地窩子，隻能依稀辨認出大致輪廓。當年的平房曆經半世紀仍未倒塌，如今被改作倉庫。“右派”們用生命開墾出來的土地，終被廢棄。“右派”挖的排堿溝當時效用不大，但如果沒有當時的排堿溝，也就沒有現在的林場。”王柱華說。如今夾邊溝林場有林地兩萬八千畝，總麵積十一萬畝左右，主要種植各種楊樹，另有沙棗、紅柳和一些果木。陳蘇民說，盡管已改成林場，但鹽堿地的土質，加上風沙大，“種活一棵樹比女人生個孩子還難”。
　　“右派”當年開墾的兩千多畝耕地，現在是來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在耕種。更多的耕地隨著農場體製的變化，加上上遊鳴沙窩用水量的增加，地處下遊的近萬畝耕地水源已近於枯竭，棄耕多年。40歲的王柱華在夾邊溝林場已有20年工齡。早年他和老工人在沙包上，還能看到人骨。“習慣之後就不怕了。”他知道這是當年“右派”的遺骨，“人死如燈滅，到最後都逃不過這天。”

和鳳鳴身後的油畫，是當年的全家合影。 攝影_劉浚

劉光基預測3年後能回家，果然如他所料。

　　在距夾邊溝林場

[stonebench]

支持記錄、呈現右派的苦難，直到曆史的真相被揭開。到時候，所有的控訴都會指向一個特別的群體。

[linmiu]

應感謝作者轉載這篇文章，提醒國人的良知，中國的古拉格群島，幾百條崢嶸的生命就這樣隕落。
得知夾邊溝的淒慘故事後，再看別的苦難書很有心理承受力，和夾邊溝地獄相比，別處都是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