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分水嶺：1949中國知識分子命運走向 (ZT)

 

１９４９年是條分界線

 

 

１９４９年，國軍兵敗如山倒，中國開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決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後，各自命運的遭遇和劇變。

這一年，中國知識分子未來的命運，畫了一條深刻的分界線。

這一年，有些知識分子留在了大陸，有些知識分子去了台灣；之後，又有很多知識分子響應黨的號召，自世界各地回國建設新中國，隻有少數知識分子堅守國外自由民主的陣地。

回望曆史，有時如夢一般，真實與假設難辨真偽，清晰與模糊交替出現。

１９５１年７月，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國內急電，請他回國到燕京大任教，他隨即中斷學業回國。當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寧坤突然問李政道：你為何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笑著說：我不願意讓人洗腦子。此後的１９５７年，巫寧坤被打成右派，受盡迫／害。同一年，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２８年後，二人再度相會。此時，李政道是中國政要迎接的貴賓，巫寧坤是剛從牛棚放出來內部控製的“牛鬼蛇神”。當時，巫寧坤正回京辦理“右派改正”手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相見匆匆數言，臨別時，巫寧坤忽發奇想，如果當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國任教，結果會怎樣呢？

曆史不能假設，曆史隻能總結。

為了對民國及新中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一個更直觀的印象，我把這段時間分為幾個時期，不同的時期以不同的關鍵詞進行總結。

１、北洋時期：尊重，覺醒，骨氣，生活優裕；

２、抗戰前期：尊重，優撫，學術成就；

３、抗戰時期：尊重，困苦，艱苦卓絕，大師輩出；

４、台灣時期：尊重，困苦，困頓中發展；

５、新中國時期（４９年－－７６年）：打擊，滅絕人性，思想禁錮，無人格，無骨氣

從上麵各時期的關鍵詞可以看出，民國時期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也許，在這個時代的大背景下，我們選擇一些具體的人和事，更能把曆史的真實麵目看得更加清楚。

吳晗與胡適：誰的路才正確

 

吳晗是著名的明史專家。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底，時為清華教授，秘密潛入解放區等待出任共產黨高官的吳晗，派人找到胡適，讓胡適留在大陸，不要跟著國民黨亂跑找死。當時中共許諾，讓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兼任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斬釘截鐵地讓來人告訴吳晗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是他廣為流傳的麵包自由論。

胡適南行之後，曾多次對人說，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他這樣說，是因為吳晗曾經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願看著吳晗從此走上不歸路。

吳晗隨後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華。意氣風發時，越發認為胡適是典型的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是真正的“走錯了路”。

師生都認為對方走錯了路，結果如何，曆史作了回答。隻可惜答案對於吳晗太過慘酷了。

對這一對師生，曆史是這樣記錄的：

１９４８年底，胡適離京南行後，受蔣公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做，就是１０年。蔣政權逃離大陸後，胡適在美自謀生路。這麽大一個知識分子，與其他人一樣，填表求職，買米買麵，其間苦痛，不足為外人道也。

１９５７年，蔣介石親請胡適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離美赴台。１９６２年，當吳晗在北京副市長任上時，胡適在台北因心髒病發作去世。一時，台灣大慟，蔣公為之親挽：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出殯之日，台灣各界３０萬人為胡適自動執紼，備極哀榮。成千成萬人為他哀悼痛哭，泣不成聲。從南京東路經過敦化路，鬆山到南港的路上人山人海，不論男女老幼，都站在路邊向胡先生靈櫬致敬。

胡適隻會打麻將的小腳太太江冬秀看著如此壯觀浩瀚，湧動不息的人潮，對長子胡祖望說：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這份上，不容易啊。

台灣人所以會對胡適先生有這樣的情懷，是因為４９年前後，當時所有重要的知識分子要麽就留在大陸，要麽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灣大學時，連教師都招不夠，還是用從大陸史語所跟過來的研究員們當教授才解決了當時的困難。所以，以胡適當時的地位，在台灣非常困難的時候，願意回台灣擔任這個職務，主持中央研究院，台灣的老百姓從心裏覺得胡先生是認同我們的，來支持我們的，對他非常感激。那種感激之情確實是發自內心的。

吳晗有一個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黨員，是一個思想極激進，身體極虛弱的女人。吳和袁是姐弟戀，吳對袁的愛情，確實純之又純，因為袁震身體的緣故，據說連夫妻生活都是沒有的。這樣的愛情感動了當時的許多人。

在西南聯大教書時，正處於八年抗戰最艱苦的時段。作為教授，吳晗與他體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樣，過著貧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時起，吳的人生道路，開始由袁震引領，為共產黨開始工作並出了大力。後來的結果是，文革期間，吳晗因《海瑞罷官》開始受到批鬥。繼而又挖掘出建國前他寫給老師胡適的信，這就變得更加嚴重了。妻子袁震也跟著被揪鬥。６９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許自勞改隊回家看病。當晚，住在同院的萬裏送來一碗紅豆粥以示慰問。想不到，這碗粥竟成為袁震最後的晚餐。身體早已垮掉的袁震，當晚被隻有１０歲的養子和養女用平板車拉到醫院，醫院因其身份拒絕搶救。淩晨，躺在醫院大廳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歸天。死時，兩眼半睜，死不瞑目。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煥然一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就是他那段時間的寫照。

１９５６年，吳晗找郭沫若、茅盾、鄧拓等人，聯名上書周恩來，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規模最大的永樂皇帝陵——長陵。很多專家堅決反對發掘行動，但是那時吳晗風頭正健，時常出入毛主席的書房，最後決定拿出個定陵讓吳晗“試掘”，長陵才算保存下來。

發掘定陵是吳晗一生最大的敗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這真是一句辛辣的讖語，吳晗一生沒有親生子女，他後來種種不詳的遭遇，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話題。

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後，吳晗也沒能逃脫文革的狂飆，其與胡適的書信，成為其投靠胡適的死證。他數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鬥，受盡羞辱：在關押期間，他的頭發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積血，６９年１０月，吳晗被鬥死。死前未能見養子養女一眼，隻留下一條滿是血跡的褲子。

胡、吳師生的道路選擇不是個例。那時，選擇離開的必經過深思熟慮。留下如能相安無事，誰願選擇顛沛流離，最終歸骨於田橫之島。例如胡適、傅斯年、梅貽琦、錢穆、梁實秋等人。選擇留下的，當時其實已經左傾，他們或者對國民政府徹底失望，或者對新政權抱極大的熱情與期待。例如吳晗、馮友蘭、陶孟和及後來大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隻是沒過幾年，夢想就被擊得粉碎。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何以走到這一步？執政黨的原因我們不去談它，從知識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為來進行討論，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依然隻能靠別人恩賜而無法自己掌握。

曾家的命運：是宿命還是因果

 

曾家是指曾國藩及其兄弟和他們的後裔。曾國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其《曾文正公家書》不知影響了多少國人。毛／東青年時期，潛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的結論。這個家族，一輩子最講究持家報國，思想多延及子孫後代。

４９年後，曾氏家族兩個熠熠閃光的人物曾昭掄與曾昭燏兄妹倆留在了大陸。

曾昭燏是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１９４７年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代理主任。昭燏留在大陸，本來是認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業還是在大陸，是想為新中國建設貢獻一份力量的。哪曾想到，因其顯赫的家世，昭燏生活和事業屢屢受到牽連。

１９５１年，大舉清理階級隊伍時，按上級組織部門要求，昭燏仿李秀成兵敗被俘所寫的《李秀成供詞》，寫數萬字供狀式《自傳》。不過，我實在想不通，她究竟為何如此做法。這是被逼而降還是心悅誠服？一個知識分子，大家之後，如此行事，我很難理解。

１９５７年反右，曾昭燏又屢屢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與經曆進行深挖匯報。這時已不斷有人對她的家庭出身，對她的曾祖爺爺輩平定太平天國，對她與傅斯年的關係開始夾槍夾棒的抨擊。６２年，四清和五反運動開始，“反革命曆史家庭”這個定性讓曾昭燏始終感覺利劍在喉，戰戰兢兢。至６４年１２月，國內政治氣候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屢遭點名批判的曾昭燏經不住這巨大的壓力，於南京靈穀塔跳塔身亡。

我相信，曾昭燏死前已心如草灰。心境頗似曾國藩晚年“心力交萃，但求速死”。其跳樓前逗留沉思，想必各種想法交替出現，生死矛盾鬥爭不休。但其信仰已死，生無可戀。往細處推測，先是其共產主義信仰徹底破滅，其理想中的新中國早已如美麗的肥皂泡般在心中破滅，其在新中國的前途命運也已是黑暗一片。繼而其少年時期所受的基督教對其的影響也完全失去，在這個社會，她看得到自己的懺悔，卻看不到社會的愛，寬恕和信義。對基督信仰的失去，使其自殺的想法沒有了牽絆。最終，我覺得對其死影響至深的還有佛、俗二道。在佛，她希望此一死，能夠輪回。如有此輪回，她決不會再選擇留在大陸。選擇在靈穀塔自殺即為其想法的隱證。在俗，即因其家教，如果這也算一種信仰的話。她認為，再活下去，決不可能為家族增加任何光彩，而徒增家族之侮辱。故其決然一跳，決然赴死。

這是１９４９年後，曾家留在大陸的後人第一位自殺者。

曾昭掄，曾昭燏的二哥，著名化學家，是中國最早參與原子彈研究的少數幾個人之一。４９年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曾昭掄的夫人俞大絪，北京大學西語係教授。其哥哥俞大維，曾任台灣國防部部長。俞部長，亦是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堂叔。

１９６６年８月，俞大絪被紅衛兵剝除上衣，用皮帶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憤難抑，是夜仰藥自盡，時年６０歲。

５０年代，她曾經受命向台灣喊話，對她哥哥做“統戰工作”。當時還在北大燕東園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要送到台灣去。沒有想到，此後她自己卻在此處受到野蠻攻擊淩辱又服毒自殺在這裏。

這是俞家第一位自殺者。

曾昭掄１９５７年被劃成“右派份子”，然後被分配到武漢大學進行改造。６６年８月，當他的妻子因被鬥而自殺時，他不住在北京。曾昭掄請假回家料理妻子後事，但未被批準。曾昭掄以頭拱地，麵北而泣，直至淚盡泣血，昏死過去。６７年１２月，曾昭掄在精神苦痛，病魔摧殘和殘酷批鬥下死去，時年６８歲。

曾昭掄死後無人收斂，任其在床上慢慢變質。幸有一侄子來探望叔父，才將其拉到火葬場火化，而後將其骨灰撒入長江，隨水漂去。

１９６９年，曾昭燏的二妹，林巧稚的高徒，曾任北京第三醫院院長兼北京市衛生學校校長的曾昭懿，因家庭出身被紅衛兵批鬥，後被關押在宿舍反思。因門被從外麵鎖死，造反派又忙於批鬥別的牛鬼蛇神，曾昭懿被活活餓死於宿舍中。

至此，曾、俞兩家，一鬥死，一餓死，兩自殺，曾家當時最閃亮的兩顆星星接連墜落，慘極，痛極！

我不明白的是，１９４８年曾昭掄與俞大絪自美國回國途中，轉至香港時，曾給其在美國的弟子王瑞駪發函，讓其留美勿回。為何他們自己就拒絕了俞大維在台灣給他留的職位，而聽從引導堅決回到大陸呢？這是命運嗎？

陳寅恪：誰的骨頭最硬

 

陳寅恪，自早年起留學日本、歐洲、美國等國家長達１３年，精通多種語言。陳先生讀書隻為知識，不為學位。雖學富五車，卻無一張文憑。上世紀２０年代中期，清華大學開辦國學研究所時，梁啟超向校長曹雲祥舉薦他。曹校長覺得陳寅恪無“名望”、無“博士”、無“著作”，是“三無學者”，梁啟超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清華不請，國外的大學就一定要請了。曹校長一聽，趕快聘請。３５歲時，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起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１９４８年底，　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時，陳寅恪雖然與胡適一起離京南飛，卻因了種種際遇留在大陸而未去台灣。

有一種說法，陳初時並未受到中共的關注。１９４９年底，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為斯大林祝壽時，斯大林突然問起陳寅恪，以示關心，因斯的著作《論中國革命問題》引用了陳的文字。毛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國查訪，才知道他留在了廣東嶺南大學。

陳寅恪因其學問廣博，在史學界的地位如泰山北鬥。５０年代初，中共一再邀請陳寅恪赴京擔任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但屢被陳拒絕而不得其職。但陳真正讓當世及後世學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高貴品格。陳曾向北京方麵提出兩條要求：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參加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氣勢夠強的，這骨頭夠硬的。

毛澤東４０年代曾評價魯迅，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然而奇特的是，１９５７年反右期間，毛在上海小住，羅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毛沉思後回答：以我估計，（魯迅）要麽關在牢裏還要繼續寫，要麽他識大體不做聲。

魯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認為陳先生的骨頭才真正是最硬的。

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動輒因言獲罪的年代，不論當權者用何種誘惑，恐嚇，威逼等任何形式，隻要有違於先生“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原則，先生一概堅拒不受。這樣的風骨，這樣的氣魄，自４９年後，幾無所有了。與此相對照的則是：郭沫若，馮友蘭，羅爾綱，範文瀾，費孝通，翦伯讚，顧頡剛，沈從文，唐蘭，陳垣等等。

文革爆發後，雙目已盲，渾身是病的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以中山大學“特號反動權威”被批鬥。１９６７年夏，因妻子唐筼屢被“革命者”亂拳打倒，被折磨得心髒病發作，生命垂危。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憐夫人之悲苦，歎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預先寫下一副挽聯：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斷腸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１９６９年，時已８０高齡奄奄一息的陳寅恪，被趕出家門。１０月，終銜冤負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頭硬如陳寅恪者結局如斯，骨頭軟的結果如何？

郭沫若是一條沒有骨頭的狗，不想說他了，隻說馮友蘭吧。

從馮友蘭先生一生的所作所為看，其本性也接近於一條狗。但在毛的眼裏，隻是一條狗還不夠，還得是一條夾起尾巴的狗。馮在國民黨主政期間，國共改朝換代期間以及在中共執政後的曆次運動中的拙劣表現，都充分說明了馮的這一人格特征。文革期間，馮友蘭左躲右閃，揭發這個，緊跟那個，也沒逃過屢遭抄家，備受欺淩的命運。從馮先生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讀書雖然可以使人有知識，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懷；雖能使人知榮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氣，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氣。有些知識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實不如一個普通老百姓。

當然，１９４９年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摧殘為三千年來所未曾有。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為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辯護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以氣節來求全如馮友蘭等知識分子，實在無異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這樣的時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幫凶。這也是一種氣節！

梁思成與林徽因：

拿什麽奉獻給你，我的祖國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為林與徐誌摩，與金嶽霖的種種傳說和緋聞。但梁、林真正對社會的貢獻卻是其對中國建築史和中國建築藝術的總結與發揚。梁思成在其《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中曾滿含深情地寫道：……沒有她（林徽因）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解放軍進駐清華園，進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讓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動。幾位解放軍代表來到梁家，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圖上標明北京需要保護的古建築與文物存放地點，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護。因了對共ｃ黨這點滴的了解與感動，梁、林夫婦自願留在了清華園。

才女林徽因設計了新中國的國徽，參與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１９５５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當夜，曾有話要對梁思成說，卻被護士以夜深為由拒絕，遂成終生遺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對他的眷愛，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為其設計的墓碑在文革期間還是被清華的紅衛兵砸毀。如果活著，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慘的命運。

一個設計了國徽，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的人，卻失去了丈夫為自己設計的墓碑，人若有靈，不知林徽因會做何想。

但梁思成就沒有這麽幸運了。文革爆發後，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與彭真一夥的“反黨分子、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鬥。後又以“國民黨潛伏特務”的罪名與外界隔離。梁思成本來身體就不好，二十歲出頭時因為追求林徽因遭遇車禍，從三十二三歲時起，上半身就箍著鋼架子。一身是病，虛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動的梁思成，每到鬥鬼會時，都要坐在一輛全清華最破的手推車上接受批鬥。每次鬥完，梁都如死人一樣長時間緩不過氣來。他曾經絕望地對家人說：抗戰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長沙，後昆明，再李莊。麵對饑餓與疾病，我過關斬將，終於迎來了勝利之日。現在看來，我是過不了文革這一關了。他一語成讖，不幸而言中。１９７２年１月，一代建築學宗師溘然長逝。

前些日子，偶然看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梁氏家族三代人的悲劇》，把梁任公、梁思成、梁從誡祖孫三代拿出來作了一番分析，認為梁家三代均是讓人噓唏的悲劇，對此我倒是頗有些不同的意見。

一是這篇文章太過簡略，沒有把梁家的事介紹清楚，不清不楚，如何分析？二是作者對梁家命運的分析謬誤甚多。

我認為，梁家其實是兩代悲劇。梁任公的一生，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當其時也，縱橫捭合，是大劇，正劇。任公是大學者，大英雄，青史留名，又頗得善終，怎麽能是悲劇？

梁思成的前半生，特別是抗戰前，生活，學術風生水起。北京著名的“太太的客廳”，他是男主人。抗戰期間，自北京而長沙、昆明、李莊，都是因了戰爭的緣故。當時抗戰情勢危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過程極為艱難。但知識分子得到護佑，難則難矣，卻多為生活之難，而非心靈之難，思想之難。中國讀書的種子和未來的希望得以保存。所以，這段時間，不是悲劇，不是苦劇，是全民抗戰的曆史大劇。

抗戰勝利，內戰開始，梁家的悲劇自序幕始，到落幕終，結果已為世人所見。讓人不勝唏噓之至。

傅斯年與穆旦：無名的野花在頭上開滿

傅斯年是山東聊城人。五四運動時，他是學生遊行的總指揮。１９２０年去英國和德國留學，１９２６年歸國後，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後創辦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和文獻整理方麵貢獻頗豐。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將中國考古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

傅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中叱吒風雲，開一代風氣之先。有人這樣評價傅斯年，說他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學問、最有誌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知識分子的典範。抗戰和內戰期間把孔祥熙、宋子文從行政院長的職位上趕了下去即是其最有誌氣，最有血性的明證。傅斯年一生固守民族大義，極重文人氣節。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北大複員時，凡是敵偽時期在北大當教授的，一個也不聘。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由此與其結下深怨。胡適稱他為“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１９４９年１月，傅先生赴台，出任台灣大學校長。台大的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戰後於１９２８年創立的一所綜合性大學。當時的台大，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學術水平上，以及學校的思想風氣上，都是不入流的學校。學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平民的孩子難有入學就讀的機會。傅斯年坐上台大交椅後，再度聊發少年狂，決意要“替台大脫胎換骨”。他把北大的學術自由精神帶到了台灣，把有教無類，公平教育的理念帶到了台灣，台灣大學自此有了自己的風骨。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傅斯年因病在台北去世。蔣先生親書“國失師表”挽章，並親臨致祭。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聯曰：

廿二載遠矚高瞻，深謀長慮，學術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閎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灣大學全體師生的挽聯曰：

早開風氣，是一代宗師，吾道非歟？浮海說三千弟子；

忍看銘旌，正滿天雲物，斯人去也，哀鴻況百萬蒼生。

台灣大學為紀念其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功績，專門在校園建造陵墓並命名“傅園”，園中有一座紀念鍾，名為“傅鍾”，是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在台灣那邊受尊，其留在大陸的親人在這邊受罪。

傅樂煥，傅斯年的侄子，１９４７年，赴英國留學。１９５１年學成，堅拒傅斯年的讓其赴台灣大學或史語所工作的安排，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陸。１９５２年任中央民族學院曆史係教授。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革初起之時，傅樂煥受叔父的牽連，被作為“安插在大陸的特務”遭到連續的批鬥、關押和殘酷的折磨。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淒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誌，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２３日在北京陶然亭投湖自盡。

同年８月，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老舍，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殺。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小說《八月驕陽》專門寫老舍投湖之死，一腔憤懣深藏在淒清和冷寂中。

隨後，傅家在聊城的祖墳，大清開國狀元傅以漸作為“地主階級的頭子”與“台灣特務、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師爺”，其墓被紅衛兵用烈性炸藥炸開，劈棺揚屍。母親在重慶的墳墓也被炸開，慘遭毀壞。傅家留在大陸的親屬，上至祖輩，下至子侄輩，境遇無不淒慘。

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在文革結束近４０年之時，２０１２年，河南發生了令全國側目的扒墳運動。當時河南周口為增加可耕地麵積，以殯葬改革的名義，要將地裏的墳頭全部平掉。此運動受動民眾普遍抵製。周口市長要求平墳要“一鼓作氣，堅決平，遷到位，不留死角”，公權力竟然堂而皇之地逼迫人們自平祖墳，古往今來的人類之罪惡，莫此為甚！周口的扒墳運動，看似隻是一個政府與民眾衝突的普通事件，實則有其深厚的文革意識與背景。盧扒墳，決不是一種孤獨的現象，隻要假以時機，有些人心中的惡念及隨之而來的惡行就會象春天的野草一樣地瘋長。事實一再說明，不對文革從思想上、政治上、行為上做徹底的清算，隻批評演員，不涉及導演，文革的陰魂就會始終盤旋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不一定什麽時間，就會在中國的心窩上再狠狠紮上一刀。

從傅家在大陸的結局看，傅斯年的早逝，未嚐不是上天對他的另一種厚愛。否則，以他的性格，這樣的人間慘劇讓他所聞，他必會在台灣麵北而叩，泣血而亡。果如是，則天下士子學人該當如何麵對！

傅斯年，這樣一位著名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長期以來在大陸默默無聞，這是一個民族之悲。“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而不知道愛戴他擁護他的民族則更為可悲！”美國對南北戰爭結果的處理和認識應該成為大陸處理國共內戰一個最好的範式。大陸不應以政治歧見來評判像傅斯年這樣的曆史人物。

傅先生一代大師，在大陸卻難為師表。即便我一個學中文的學生都對他知之甚少，究其因，一則是我讀書太少，於曆史知之不詳；二則大陸有意壓製與隔離更是主因。我觀傅先生一生，大才，大用，大胸懷，大眼界，一生摯愛我中華民族。這樣一個人，其生也名，其死也榮，大陸不該如此待他。

穆旦，中國最好的詩人、翻譯家。著名學者、作家王小波讀他的譯作，每每如朝聖般虔誠。

穆旦原名查良錚，出身浙江海寧查氏家族。查家為江南名門望族，家道中興幾百年不衰。清康熙帝南巡時曾賜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以示褒獎。穆旦與名滿天下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查良鏞）為同族叔伯兄弟。隻是後來，一個自美國回到大陸，著名的詩人、翻譯家卻下場淒慘；一個自大陸遷香港，成為名滿天下的金大俠，香港最高榮銜“大紫荊勳章”　獲得者，直到現在還活躍在陸港兩地。

穆旦也許是上帝派下來到人間的傳道者。他有一個充滿傳奇的前半生，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淒慘悲涼的後半生。他用自己的一生，來證明殉道者的真誠。

１９３５年，穆旦考入清華。１９３７年抗戰爆發，穆旦由北京到長沙，又從長沙向昆明轉移。這次大遷徙，穆旦跟隨聞一多、曾昭掄等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步行團”，徒步３０００裏，到達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路上，穆旦帶一本小型英漢詞典，邊行軍，邊背單詞。背一篇，撕一頁，至昆明，一本詞典所剩無幾。這一路行走，為其今後詩歌創作打下了堅實、硬朗的基礎。冥冥之中，也為他在幾年後能活著走出野人山做了一定的經驗和體能上的準備。

１９４０年，穆旦自外文係畢業後留校任教。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４歲的穆旦遇到了人生一個重大轉折，他投筆從戎，報名參加了中國入緬遠征軍，在杜聿明的第５軍司令部，以中校翻譯官的身份隨軍進入緬甸抗日戰場與日軍作戰。同年５月至９月，親曆滇緬大撤退，經曆了震驚中外的野人山戰役，於遮天蔽日的熱帶雨林穿山越嶺，扶病前行，踏著堆堆白骨僥幸逃出野人山。

對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曆，穆旦極少向人提及。隻向自己的老師吳宓和幾位好友偶爾述過。吳宓日記中有“錚述從軍的見聞經曆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歌可泣”之語。

１９４５年９月，根據入緬作戰的經曆，穆旦創作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史上著名的詩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詩的最後一段，詩人用中國遠征軍將士們的鮮血和淚水凝成了一曲淒婉哀絕的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紮著想要回返，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曆史曾在此走過，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這是神一樣的詩篇，這是神一樣的悲憫。生命的無奈，時光的無情，自然的殘酷，意象之恐怖，心誌之恍惚，全是血淚凝結，震人心魄。相比屈子江邊行吟，悲歎時運之不濟，穆旦的詩更讓我從靈魂深處對命運敬畏，對生命珍重。

這段真實感人的抗戰曆史，仿佛讓我再一次重聞蔣先生“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多少年來，被侮辱的，被醜化的曆史終會還原，真相總會到來。現在我知道，對抗戰曆史的認識和書寫有那麽兩種人，一種是知道但不承認，是為其奪權和美化政權而愚弄人民；另一種是真不知道，其原因或者是不讀書，或者是瞎讀書而致滿腦子漿糊。這兩種人都不能原諒，因為掩藏真相是罪惡，而不去了解真相則是愚昧。

１９４９年，穆旦赴芝加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１９５２年，穆旦與夫人周與良先後收到了台灣大學和印度德裏大學的聘請書，但夫婦二人還是決定回歸大陸，去完成他們對祖國的貢獻。１９５３年５月，二人分別任南開大學外文係和生物係副教授。他們淒慘悲涼的後半生從此開始了。

穆旦被批判的罪名起初由國民黨遠征軍“偽軍官”和“蔣匪幫的英文翻譯”晉升為“雙重反革命分子”，繼而又被晉升為“美國特務”。１９５８年底，反右時期，穆旦受了“陽謀”的暗算，被“引蛇出洞”，結果被天津中級人民法院以“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處以三年勞動改造。１９６２年，被解除管製，每天打掃廁所和澡堂，結果，其傳奇般的生命再度迸發。白天從事完繁重的體力勞動和無休止的思想匯報後，晚上回家就開始偷偷翻譯英國詩人拜倫的長篇詩歌《唐．璜》。１９６５年底，譯完初稿。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文革已開始橫掃中國大地。期間，穆旦夫婦被幾關幾放，屢遭批鬥。１９７７年，穆旦心髒病發作而含冤去世，時年５９歲。

死前，詩人寫出了新詩《冥想》，道出了自己一生的感悟：

……

但如今，突然麵對著墳墓，我冷眼向過去稍稍回顧，

隻見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亙古的荒漠，

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詩人是社會的夢想家，人類因夢想而偉大。穆旦是上帝的傳道者，一生都在向人們傳播著善良、愛心和夢想。詩人死去，夢想黯淡。友愛和善良被狂風席卷，這塊大地充斥著罪惡和謊言。

１９４９年，這條深刻的分界線，寫滿了多少知識分子陰陽兩隔的悲歡。

曾經留下的，夢想被擊得粉碎。故有陶孟和“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的呐喊。

曾經離去的，眼望故土，無能為力，滿懷心酸。這樣的結局，是上帝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詛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