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到陽明山----閻錫山的最後一名侍衛訪談錄 (ZT)

兩岸千秋

中華民國政府搬家到台灣的時候，閻錫山任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也就是說“國府”是由閻錫山搬運到台灣的。那時，中國的江河裏流淌的是鮮血和淚水，台灣海峽也是戰雲密布，戰聲呼嘯。

閻錫山一生經曆同盟會反清、辛亥革命、洪憲帝製、民國創立、中原大戰、國共合作、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重大曆史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國父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元年成立時曾讚譽閻錫山說：“武昌起義，山西首先響應，共和成立，須首推山西閻都督之力為最！”美國《時代》周刊曾登閻錫山為封麵人物，盛讚其為“和平軍閥”。

我到台灣，正值“中華民國”2016年“總統大選”。中國的曆史太過沉重，改朝換代幾乎都以千萬人頭落地為代價。晚清政府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簽署《清室優待條例》，溥儀宣布退位，中國曆史進入新的一頁，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政府成立。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不以殺人流血為代價的政權更迭。但軍閥內戰、生靈塗炭，北伐護法、硝煙彌漫，國共分合、血肉橫飛，八年抗戰之後三年內戰接踵而至，國共鏖戰廝殺更為慘烈悲壯。

台灣大選的今天其實是從辛亥革命推翻晚清政府就開始了的，但一路都是假選舉真獨裁。是蔣經國先生用專製結束了專製，用獨裁結束了獨裁。雖然其臨死前被民進黨羞辱不堪，但最終沒有使用武力鎮壓，“忍下一口氣，成就一聖人”，當然也成就了台灣的今天。

選票代替槍炮，民意代替軍隊，和平代替殘殺，流淚代替流血，規則代替刺刀，秩序代替混亂，安寧代替恐懼，包容代替仇恨，啟蒙代替洗腦，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

同樣也是政權更迭，1949年，那時多麽的慘烈，數千萬人傷亡，數千萬人流離失所，僅遷徙台灣的人口就數百萬人，妻離子散，生死訣別……

陽明山上張日明

陽明山原名草山，位於台北近郊。清治時期，官府為防止百姓隱匿在密林中盜采硫磺，故每年放火燒山，隻能長出草來，故稱草山。蔣介石落敗台灣，第一次上草山視察，秋風蕭瑟，似有“落草為寇”之像，隨行的中華民國陸軍中將潘華國將軍建議將草山更名為陽明山，蔣介石采納之。

十多年前，香港曆史學會會長李龍鑣先生伉儷和潘漢唐（潘華國將軍之子）教授曾到陽明山造訪張日明，那時的張日明老驥伏櫪，步履矯健。今日的張日明已經86歲，體力已大不如前，走路搖擺成“醉步”，一根齊眉竹杖支撐著他艱難地上下台階，努力挺直腰杆，保持著軍容軍姿。

第二天早晨，我獨自到“種能洞”履約采訪。大雨滂沱，柴門虛掩。張日明拄杖自外而來，穿過雨幕。

張日明，山西朔州人，兄弟姐妹7人，行六，為活命被張家抱養。張日明15歲參軍，立誌抗日殺敵，為民族的尊嚴和生存而戰，為被日寇殘殺的親人和同胞而戰。然而，張日明一參軍，日本人就投降了，接著內戰爆發了。他死也想不到，中國人還得殺中國人。張日明說，那時候的軍隊，就是殺人機器，一旦參軍，就沒有自己，沒有選擇。

世界上的軍人都是要被洗腦的：“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和犧牲！”這是軍事組織的需要，也是國防的需要，無可厚非。但國民也被洗腦，要求服從和犧牲，那麽一定是獨裁和專製的需要，是利益集團的需要。不僅人民缺乏幸福缺乏尊嚴，就連國家也沒有國際地位沒有國家尊嚴，朝鮮就是活典型。胡適先生曾說，未來的國家靠一夥奴才是建立不起來的。

張日明是閻錫山的最後一名侍衛，閻錫山生前隨侍左右，鞍前馬後，閻錫山逝世後又結廬守墓，不離不棄，一如既往，侍死如生，56年如一日。

 

山西出了個閻錫山

閻錫山，山西五台縣（今定襄縣）河邊村人，字百川。張日明說閻錫山到台灣後字改為伯川，他聽見蔣介石呼之為“先生”、蔣經國呼之為“老伯”，老鄉們呼之為“會長”、侍衛和隨從們呼之為“院長”，大太太徐竹青呼之為“雙喜”。

閻錫山18歲入山西武備學堂，21歲赴日本留學，入東京振武學校，22歲加入中國同盟會，26歲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不久應清朝行省鄉試，中舉人，任山西陸軍第二標教官，後任標統。武昌起義發生後，閻錫山迅即響應起義，任山西都督，統治山西38年，也曾管理內蒙和河北一時，創立兵農合一製，支持農業，鼓勵商業，，開挖礦業，興建工廠，興辦學堂，普及教育，推動農村新生活，被國民政府譽為“模範省長”。眾所周知的是閻錫山修建窄軌鐵路，為的是保護山西資源不被外省的火車拉走。張日明對此事還有不同的解釋：“一是窄軌比寬軌的價格便宜一半，閻院長為了省錢。二是窄軌的鋼比寬軌的硬，適於製造槍械，閻院長以修建窄軌鐵路為名，實質是為了製造槍炮。”抗戰的時候“晉造槍”可與漢陽造媲美。

太原被日軍侵占前，槍械庫裏還有大量的槍炮，閻錫山既怕日本人搶走，又舍不得銷毀，就幹脆一股腦兒送給了八路軍，僅槍支就達10萬多條。我不知道，太原被圍攻時，有多少顆子彈是從這些槍管裏射擊出來的，這些子彈又擊中了哪棵草木和哪個生命。另外，閻錫山還把共產黨員薄一波從張學良的北平監獄裏解救回山西，協助抗戰。閻錫山創辦的進山中學也成了山西共產黨的搖籃和山西的“黃埔軍校”。

太原失守後，閻錫山退守山西南部的“克難坡”，堅持不過黃河。張日明說：“嚴院長給他的侍衛井治國口袋裏裝了一張紙條，授權井治國，一旦其可能被日本人俘虜，就將其擊斃”。張日明認為閻錫山的心髒病是在抗戰時誘發的。他說：“閻院長告訴我，抗戰時老急行軍，很少睡個完整的覺，在克難坡時一個晚上倒騰好幾個地方才能睡覺。”

八年抗戰結束後，蔣介石遣散國軍，而閻錫山反而是擴軍。閻錫山知道八路軍的厲害，也知道八路軍的三大主力都在山西，已經由三萬多人發展為正規部隊50多萬人，民兵組織200多萬人，國共內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勢必爆發。太原城周和山上修建的各種堅固碉堡，就是閻錫山為防止解放軍攻城而修建的。那時，閻錫山收編了許多日本軍人訓練他的軍隊，解放軍同樣也收編了不少日本軍人訓練解放軍。

兩軍對壘，旗鼓並不相當。雖然國軍裝備和人數以及軍事素養優於土八路一大截，但國民黨軍隊貪汙腐敗，貪生怕死，外戰外行，內戰更不內行。排山倒海的解放軍被新中國的夢想刺激的豪情萬丈，前赴後繼，國民黨軍隊望風而逃，不觸即潰，死也是白死。

1949年1月傅作義投降後，閻錫山統治的山西隻留下太原和大同兩座孤城，被原四方麵軍張國燾的老部下徐向前率領的解放軍圍困得水泄不通，城內糧草盡絕。。閻錫山風聲鶴唳，四麵楚歌，為了誓死保衛太原，配置了500份劇毒西藥，置於一桌，任由其部屬取留，便於城破之時選擇生死。

張日明說：這件事是真的，配置毒藥的醫生曾留學德國。我們一塊當侍衛的井治國，比我大十歲，克難坡就跟著閻院長。閻院長的二太太去世前想在炕上坐著，井治國用背頂著，背靠背，閻太太就死在井治國的背上。井治國曾親口告訴我他見過那個搶毒藥的場麵，閻院長坐在那兒一聲不吭，毒藥被一搶而空，搶都搶不上。

我想，在場的不搶就是傻，搶完後真的服毒自殺，就是真傻。

 

解放太原和太原五百完人

1949年3月29日，李宗仁總統電令閻錫山到南京開會，閻錫山原以為住幾天就可以回山西，隻穿著一身棉長袍，沒有想到南京太熱，派遣姓胡的秘書回山西取單衣，胡秘書的飛機降落在武宿機場，卻起飛不了，太原已經被解放軍的火力網絡覆蓋，插翅難飛，潑水難進。

閻錫山住在原來日本人在南京的使館裏，回不去山西急的團團轉。他電話裏央求陳納德，隻要你把我從太原的上空丟下去就行，你要多少錢我都給。陳納德說：我明知那是白白送死，我怎麽會送你去死呢？

1949年4月22日，太原城被閻錫山的老鄉徐向前所部解放軍攻破，太原守軍拒不投降，節節抵抗兩天有餘。中華民國南京總統府被占領的第二天，即4月24日，解放軍進逼山西省政府大樓，任山西國大代表的閻錫山堂妹閻慧卿和山西省代理主席在省政府鍾樓地下室服毒自殺，副官柏光元遵照遺命將二人屍體化為灰燼，其它地方的山西政府和軍警等公職人員紛紛自殺，大部分是服毒的，還有槍殺的，也不能排除有上吊自殺的。今日的境界，自然不能理解古人的境界，城破之時，再出幾個餓死不食周黍的介子推，也不是沒有可能。

張日明說他曾多次陪同閻錫山到台北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掃墓，見閻錫山鞠躬時腰彎下去很久才直立，有摸手帕抹眼淚的動作。每次回來，閻錫山總是長籲短歎，情緒低落。有一次，閻錫山散步時自言自語：“為什麽他們全死了，而我卻沒有死！”

我問張日明，閻錫山和閻五妹到底有沒有男女關係。張日明說：“這個問題我私下問過井治國，井治國說純粹是胡說八道”，張日明接著說：“五妹就是閻慧卿嘛，是閻院長叔叔的女兒，長得實在是太醜了。見過閻慧卿照片的人就不會胡說八道了。再說啦，閻院長是什麽人？是大好人大忙人啊！哪有心思，哪有功夫？”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的故事曾編入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給台灣人民洗腦。一開始蔣介石等政要每年也都舉行盛大的祭奠儀式，忽悠台灣人民反攻大陸送死。現在滄海桑田，這裏已是荒草連天。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位於台北圓山飯店正門前，進出該飯店的兩條單行線路把這座“招魂塚”包圍其間。如果說這兩條路像“眼眶”，則這座牌坊、石階、石碑、供堂、祭壇以及土塚依南而北漸次展開所占位的小山包就像“眼珠”。站在製高點“塚”包上，北望是壯美而富麗堂皇的世界著名的圓山飯店，南望是車輛滾滾川流不息的高架橋和高速公路，腳下已被挖空作為“防空體驗室”，雜草叢生，一片荒蕪。供堂裏供奉的是“中華始祖皇帝之靈位”，兩側有國民黨旗幟和中華民國國旗，還有一些民族正氣和正義之類的楹聯和牌匾，顯得很不搭調。閻錫山撰寫的“五百萬人歌”雕刻在緊挨牌坊的石碑上：“民族有正氣，太原出完人。男學梁敦厚，女學閻慧卿”。祭壇的正中央豎著一座石碑，上有篆體雕刻：“山西省政府委員代理主席梁敦厚等五百完人招魂塚”。招魂碑嵌在牆壁裏，背後是招魂塚，兩側牆壁成八字形展開，牆壁裏嵌著長長的石條，石條上雕刻的是官職、人名和籍貫。右側第一名是梁敦厚，第四名是閻慧卿，官職為山西國大代表。我想當然，兩邊都是二百五，仔細數了兩遍，右側249名，左側267名，合計516名，太原籍僅三人，外省的河北居多，河南此之，山東安徽也有。關於太原完人的準確數曾有較大爭議，張日明說閻錫山為此很傷心，百嘴難辯。張日明憤憤不平地說：“他們指責名單上有重複的，光我們村叫一樣名字的就好幾個呢！”其實，死的一定不全在牆上，牆上的一定沒有全死。事件一定是真的，規模一定是慘烈的，數據一定是永遠也說不清的。而且人無完人，自殺更說明不是完人。本質上看，這類英雄人物的把戲，都是政權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今天來看，他們都是白白送死了！

閻錫山“大搬家”

1949年百萬雄師過大江之後，國民政府以及遺老遺少如風卷殘雲，快速向中國南方退縮。解放區歡天喜地，豔陽高照。國統區人仰馬翻，愁雲密布。

6月13日，閻錫山在廣州臨危受命，就任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他的使命和責任。

閻錫山先將政府由廣州一路搬到到重慶和成都，試圖力挽狂瀾，捏轉危局，但共產黨眾望所歸，解放軍勢如破竹，中華民國政府兵敗如山倒，被迫於當年12月8日搬遷到台灣。

閻錫山當了9個月的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主要任務竟然是“搬家”，這個家前所未有的大，是國家，是政府，是人民。台灣今天的社會基礎，某種程度上說，就是是閻錫山從大陸搬過來的。

閻錫山在廣州就任行政院長和國防部長之初，覺得身邊沒有子弟兵，不安全，於是電令徐永昌給其挑選山西籍的侍衛三十名，張日明是其中之一。那年，張日明十八歲，剛從大同突圍成功，敗退到包頭。三十名侍衛由包頭上飛機，先飛寧夏，寧夏再起飛時隻能載十五名侍衛，張日明又是其中之一。最終跟隨閻錫山的侍衛就是這十五人。

張日明說：廣州特別混亂，閻錫山有時被人圍困，但見閻從容不迫，鎮定自若。侍衛們枕戈待旦、隨時準備擋刀擋子彈。

張日明說，閻錫山在重慶運行國民政府的某一天，命令他和其它侍衛護送三部“十輪大卡車”的大米到成都。他們晝夜兼程，吃睡都在大米袋上，撒尿都是站在車上往下尿。一周後，三部大車平安到達成都機場，大米卸下來放一邊，底下全是一整箱一整箱的。原來，張日明他們秘密押運的是中央銀行的黃金。黃金上了飛機直飛台灣，張日明他們卻滯留機場。那時，國府還有70架飛機停留在香港，兩個多小時後飛機從香港來，接他們直飛台灣。

這一天是1949年12月9日，張日明記得特別清楚，他說：“閻院長比我早一天到台灣！”

李龍鑣先生說：國民政府從大陸搜集了300萬兩黃金，一路撤退一路賣，彌補軍費和政府開支，帶到台灣的大約150萬兩，每塊黃金400盎司。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外匯管理局的林孝達先生說：這批黃金藏在台北文園軍營的一個地下倉庫裏，他曾進去看過。

閻錫山上陽明山

1950年3月，假裝卸任的蔣介石複任總統，閻錫山被勸退行政院長，專任空銜總統府資政。

閻錫山於1950年3月15日移交行政院長事務完畢，第二天就移居台北麗水街8號，秘書隨從侍衛十多人擁擠在一起，晚上衣櫃裏都睡著人，白天還有訪客絡繹不絕，苦不堪言。

盛夏來臨，台北悶熱潮濕。這種環境更使五台山上長大的閻錫山不能適應，決意擇山而居，避離熱鬧。

1950年8月12日，閻錫山搬上陽明山，開始了新生活。他帶領秘書、隨從和侍衛，身先士卒、風餐露宿，就地取材，插竹為牆，泥巴幹草檔風，上蓋石棉瓦，無水無電，另外還開辦“種能農場”，養雞、養羊、養豬、墾荒造地。台灣有台風，台風一刮，茅草房東倒西歪，石棉瓦不翼而飛。於是閻錫山又帶領子弟兵開山取石，定製紅磚，購買水泥，仿照家鄉冬暖夏涼的窯洞，結合日本和西方建築的優點，建成“種能洞”。“種能洞”布局成一“中”字，一進五開，左側兩間為臥室和客房，中廳為副官室，右側兩間為書房和餐廳。

閻錫山在陽明山的故居坐落在三個平台上。從上至下依次是車庫、紅樓和種能洞，有66個台階相連，每組台階不是三或五、就是十，避免了九。種能洞在最下方，需拾級而下才能抵達。中部是一棟二層紅樓，共四間小房屋，被稱為“鬥室”恰如其分。此鬥室固若金湯，布局奇巧：牆厚90公分，樓板厚30公分，窗戶加裝了厚重的鋼板，樓上住侍衛，樓下裏間是“防空洞”，外間是副官住。張日明說，閻錫山看過防空洞，但從來沒有住過防空洞。有一年防空警報響起，侍衛們要“綁架”閻錫山進防空洞，閻錫山卻笑著說：“鍾鼓樓上的鳥，習慣了。”侍衛們麵麵相覷，閻錫山又指著空空如洗的藍天說：“他們在飄紙條子呢！”指兩岸敵對時相互利用氣球空飄傳單和小用品。

“種能洞”是閻錫山的創造和發明，是他的宇宙觀和哲學思想。“種能”可以理解為名詞，是種子的能量。“種能”也可以理解為動詞，播種和傳播這種能量。

張日明說，閻錫山曾把他們十幾個人組成學習隊，每晚8點至10點學習討論。其中閻錫山講解“種能”時以穀子為例，一顆穀種，微不足道，但蘊含著無窮的生命力，種下去就能長出一穗來，一穗種下去就能長出一片來，一片種下去，就能長滿大地，養育生靈。

種能洞裏的訪客

蔣介石到訪種能洞看望閻錫山兩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11月底，還帶著太太宋美齡。

張日明說，那時閻錫山還“蝸居”於現在車庫位置的茅草房裏，道路泥濘不堪，宋美齡穿著高跟鞋，旗袍，侍衛們在路上鋪墊紅磚讓宋美齡跳著走。茅草房裏沒有可坐的沙發或椅子凳子，宋美齡就坐在白灰袋上。一個山西五台腔，一個浙江奉化腔，相互說的話誰也聽不懂誰的，隻好由宋美齡做國語翻譯。張日明說，宋美齡的國語說的非常好，還能完全聽懂閻院長的五台話，真是日能得很”。

張日明說此次會談半小時結束。逢年過節，蔣介石夫婦也請閻錫山下山吃頓飯。閻錫山看不上蔣介石，覺得他做事不行。李龍鑣先生據此推斷，可能此次蔣閻會談與韓戰有關。當年6月25日金日成入侵南韓，誘發抗美援朝戰爭。閻錫山建議“國軍”飛機偽裝成美國軍機轟炸中國，直接把美國拉到中國大陸打解放軍，便於“國軍”反攻大陸。但蔣介石前怕狼後怕虎，沒有敢采納。陳公博在《在重慶渡江船上遇張群》一文中記載，張群對陳公博說“蔣先生精神上做了共產黨的俘虜了！”

張日明記得蔣經國來時開著一輛破破爛爛的凱迪拉克，笑著問：“蒙伯在家嗎？”張日明向閻錫山報告“國防部副部長看院長來了！”閻錫山不慌不忙，邊穿長袍馬褂，邊問：“國防部好幾個副部長呢，到底是哪一個？”閻錫山見客或赴宴，一襲長袍馬褂，戴禮帽，十年沒有更換。他平時隻穿小衣服（舊式短款內衣），行禮如儀，握手相會，擺手再見，不擁抱，不作揖。

陳納德和其夫人陳香梅來訪是帶著五瓶“三星”啤酒，還帶來一個孤零零的汽車頭，用於發電。雖然陳納德作為美國人身材不算高大，但進入閻錫山的“種能洞”還得誇張地把腰彎下去。陳納德笑著說：“你為什麽把門修的這麽矮？”閻錫山笑著回答：“我是給自己修的！”

種能洞門高1米78左右，閻錫山的身高應當在一米75上下 。

到種能洞探望、拜會、求見的人形形色色，上至總統，下至平頭百姓，閻錫山全都以禮相待，和顏悅色，但有一個例外：三位五台老兵多次到山上求見，均被閻錫山拒之門外。這三位五台老兵是由誌願軍俘虜轉變為反共義士落戶台灣的。張日明說，許多“弟兄”被解放軍俘虜後編入解放軍，後又轉入誌願軍入朝參戰，再被俘，最後又作為“反共義士”落戶台灣。張日明認為，如果自己不是閻院長帶來台灣，自己也難免到朝鮮一死。他之所以對閻錫山不離不棄，侍死如生，幾十年如一日，一是感恩，而是深深地被閻錫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李龍鑣先生曾親自見證過這批“義士” 入台，當時他也是舉著小旗子在人群裏夾到歡迎中的一員。據說，中朝美韓交換戰俘時有1.6萬餘名誌願軍戰俘不願意返回“祖國大陸”，選擇遠走他鄉，落戶台灣。

閻錫山的日常習慣

張日明說閻錫山是個老好人，沒有什麽脾氣。但是對家人有時會生氣。他說：“有一次三討吃的來要錢，閻錫山生氣了，怒斥道：你看我每天吃的是什麽？”侍衛們把閻錫山的三兒子稱呼為“三討吃的”，即“乞丐”。

閻錫山以素食為主，一般早飯是稀飯饅頭，午飯是饅頭稀飯，晚飯偶然吃“擦擦”（土豆和麵粉的一種農家小吃）。小菜一般是豆腐，青菜，偶然吃點雞蛋，也和牛奶，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生活很刻板，思想很活躍。吃餃子時蘸醋，平時菜裏稍微滴點醋就行。傳說李宗仁在廣西請客，閻錫山不見醋就不動筷子純屬傳說。有一年廣東人送來粽子，閻錫山拿筷子去夾，突然聽說粽子裏有蛇肉，立即嚇得連連倒退。他愛吃家鄉的紅棗大黃米粽子。

閻錫山作息時間很規律，晚上十點睡覺，早晨六點起床。衛生間有兩個鐵皮盆子，一個洗衣服，一個洗澡。所謂洗澡就是用毛巾擦擦脊背，有時也站在盆裏從頭往下澆水。他除了散步睡覺會客，基本都在思考。一般寫作都是口述，由秘書代勞，偶然也動筆。有人上山求賜墨寶，閻錫山一般也是隻負責編內容，由秘書原馥庭代筆寫字並署閻錫山的名字。這個習慣在山西就已經養成，原來代筆是秘書戴忠堂（音），後來原馥庭模仿戴忠堂的字，以便保持字跡相似。張日明拿出幾幅字，邊指給我看邊說：“閻院長不會署名，不會落款。他寫字一筆一劃，就像他的做人。這些署名蓋章的條幅，反而不是閻院長寫的。”果然，代筆和親筆大相徑庭。

張日明沒有見過閻錫山有金條，但見他曬過美金。閻錫山的衛生間裏有一隻保險櫃，裏麵存放著5萬美金。風和日麗時，閻錫山美金拿把出來曬，以防黴爛。閻錫山說，這五萬美金是南韓總統李承晚送給他本人的。八年抗戰時，中國自己的人民吃不飽肚子，但養育了四個外國總統或領袖，李承晚是其中之一，現在看，其他三個（越南、菲律賓、朝鮮）都是白眼狼。閻錫山和李承晚有何私交不得而知，李承晚何時送給閻錫山五萬美金也無從查考。閻錫山留點保命錢應在情理之中，假托李承晚相送而避免尷尬也不能排除。張日明說這五萬美金子女們用了一些，山上開支了一些，閻錫山逝世後修建墓園用了一些。

閻錫山每天散步兩次，張日明陪同居多。一天登高抵達一處，離種能洞不遠。閻錫山環顧四周，沉思良久，隨手一指：“你們以後給我這裏造個小房房！”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1960年5月23日早上9點許，侍衛們發現閻錫山在“種能洞”臥室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痛苦異常，豆大的汗珠不斷湧出。閻錫山咬緊牙關，不喊疼，不呻吟，侍衛問他怎麽啦，他說“不要緊！"

侍衛們一邊給醫院打電話，一邊把閻錫山扶持到椅子上，然後抬著椅子拾級而上，停留在車庫處等待急救。兩個多小時後，醫生姍姍來遲，沒有攜帶任何搶救設備。閻錫山被抬上汽車後，立即下山。前座是司機和醫生，後座是閻錫山緊靠著張日明。行車不久，閻錫山有氣無力地操著濃重的五台腔對張日明說：“你給偶問一哈醫生，偶能到了台北市裏嗎？”醫生扭頭回答：“可以的可以的！”兩分鍾之後，汽車下陡坡拐彎，閻錫山咽下最後一口氣。醫生這才給打強心針，但回天無力。汽車繼續馳往醫院，隔兩分鍾左右，閻錫山又動了一下，醫生又立即給打強心針。張日明認為醫生延誤兩個多小時毫無道理，不帶搶救設備不合常理，連續兩次給閻錫山注射強心針違反醫學理論，一句話，閻錫山是有人害死的，至少是有人想讓他死。

閻錫山享年77歲，隨手一指的那個房房，就是後來他的墓穴。二太太許蘭森（後改姓徐）在太原時就去世，沒有來台灣。大太太徐竹青晚閻錫山去世十年，與閻錫山同穴永眠。現在墓穴還能看到二次開挖的痕跡。閻錫山的墓園台階上用石材砌築出一個大大的“中”字，墓頂一圈也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用白色馬賽克砌築出四個“中”字，四個“中”把“世界大同”四個字平均分割。

“中”是閻錫山治事的最高原則。所以，閻錫山能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下，做出恰到好處的不同反應，其主政山西38年之久（也曾管轄過內蒙一大部分），到入主中央，直至遷移台灣，避居陽明山，始終能夠處變不驚，莊敬自強，適應不同的政治生活、軍事生活和平民生活。

閻錫山最後十年，主要精力傾注在著述《世界大同》和《三百年中國》，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儒家實踐者。

閻錫山去世後，總統蔣介石和行政院長陳誠給其頒發褒獎令，特別對其“搬家”工作有專門詞語讚美，現雕刻在幕園的後擋牆上：“總統府資政、陸軍一級上將閻錫山，才猷卓越，器識宏達……受命於危難之際，馳騁蜀粵，載徙台員，遺大投艱，勳勤備著……”

我五次到台灣商務旅行，打出租車數不甚數，年輕人都沒有聽說過閻錫山，老年人也回想半天才說好像有這麽個山西人。這不算什麽，再過幾年，估計叱吒風雲的蔣介石也會被台灣人民忘記。

世界的問題，其實隻有一個問題，就是時間問題。在時間麵前，一切都將被淹沒，但存在於曆史，存在於民族記憶和文化記憶。雖然曆史像個小姑娘，任人打扮。但好在曆史這個小姑娘不是一個人在打扮。我到台北國史館查閱閻錫山的檔案資料，發現這裏保存著他的檔案資料105958件。

我沒有出國，為什麽要用護照？

張日明等侍衛15人上陽明山，不久一人因為思念家鄉和未婚妻絕望而開槍自殺，還有一位同樣的心病直至神經失常也飲彈自盡。其它十二位山西籍侍衛也相繼去世，在世的隻有張日明一位了。

閻錫山在世時，張日明堅持不談戀愛不結婚。閻錫山去世後，張日明堅持結廬守墓不談戀愛不結婚。山西籍侍衛的忠義之心，打動了台灣姑娘的心，與張日明結婚成家，生育了四個女兒。張日明早年曾在靠近墓園的地方開辦五金店，一邊養家糊口，一邊照顧閻錫山的故居和墓園，不久全家支持張日明全天候為閻錫山義務守墓。

張日明作為山西人，沒有去過太原，離開大陸也已經67年了，所有在水一方的親人都生死兩茫茫。

我問：“閻錫山想回山西嗎？”

張日明拄杖西望，淚眼迷蒙：“怎麽能不想呢？他在山西付出了那麽多的心血…..”

閻錫山不能魂歸故裏，那是已經去世的人和去世的時代。張日明雖然風燭殘年，但卻是活著的人和活著的時代。

張日明說他回大陸有三怕，一怕看見紅旗，二怕公家花錢，三怕見了親人不認識。其實，台灣的國民黨，已經不是昨天的國民黨。大陸的共產黨也與時俱進，經曆著深刻的變化，正在為每一個國民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以及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生存，苦心孤詣，排除萬難，艱苦奮鬥著。

張日明聽說回大陸還要要辦護照和台胞證，百思不得其解，他說“我是中國人，跟著閻院長來台灣，我又沒有出國，為什麽要用護照？大陸拿著身份證就能天南地北自由走，為什麽我拿著台灣的身份證就不能到大陸走？”

台北新年伊始，依然雨霧蒙蒙。大陸之大，雨雪霏霏，氣象更加萬千。

                2016年元月25日草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