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那場“三反”運動 (ZT)

 

三反五反運動模範獎章

 

　　1951年底，全國各地紛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支援抗美援朝。過程中，毛澤東陸續收到東北局書記高崗等人的報告，反映當時黨員幹部中出現了不少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劉青山、張子善一案更是促使他下定決心，要在全黨開展一次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汙事件”。隨後，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掀起。

 

　　雖然有三個鬥爭目標，但實際上隨著運動的節節推進，目標重心逐漸集中到“反貪汙”上。當時，大家將貪汙犯稱為“老虎”，抓貪汙犯也就成了“打虎”。在運動高潮時，神州大地“老虎”遍地，人人喊打。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在這場“打虎”運動中一共打出了大大小小9693隻“老虎”，可謂成績驕人。

 

“坦白檢舉”之風大起

 

 

 

　　“三反”運動在上海正式拉開帷幕是在1952年元旦。這一天，上海發布了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具體規定了運動的領導機構、具體辦法和步驟。事後從整個運動的過程看，上海“三反”運動可以大略分為坦白檢舉的發動階段、集中“打虎”的高潮階段，以及追責定案的尾聲階段。

 

　　在運動發起後不久，“坦白檢舉”之風大起。當時，為了方便檢舉，上海不僅在市郵政局專設了4302號信箱，接受人民群眾的秘密檢舉和控告，還要求各區都要設立密告箱，由上級“指派專人每天開箱取件，並交給負責首長親自處理”。據筆者統計，截至1月5日，在各區中心地點已設置了至少48個檢舉箱。這些檢舉箱大多設置在繁華路口，並通過各大報刊廣而告之，以便市民就近檢舉控告。

 

 

　　除了密告箱，上海還通過群眾大會、黑板報、民主牆、報紙、廣播等方式大力營造輿論氛圍。如中國糧食公司華東區公司發動了1/4的群眾參加關於運動情況的黑板報編寫，黑板報從2塊發展到8塊，從每天1期發展到每天2期，“機關全體人員每天每人都看黑板報”。

 

　　鼓勵檢舉的效果十分明顯。1月14日，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潘漢年在一次動員報告中說到，“4302號檢舉信箱每天都收到數十封信，檢舉並反映各方麵的貪汙浪費及官僚主義情況”。在上海鐵路局，出現了主動坦白貪汙行為的“盛況”。據《解放日報》的報道，運動伊始，為了發動群眾，上海鐵路局局長徐雪寒親自設了兩隻密告箱，發現了貪汙案件達176件，犯貪汙的1000餘人，占全路員工3%弱，全路有500餘人自動坦白了貪汙事實。到1月12日，全局已有2500多人坦白了自己的貪汙罪行。1月14日，該局舉行了坦白檢舉大會，“鄭重地告訴貪汙分子，路局坦白的限期，在本月20日就要截止”。僅過了4天，1月19日，該局自動坦白的人數猛增至7600多人。兩天之後，自動坦白的人數又再次激增，“已達一萬二千餘人”。最後，1月25日，達到了創紀錄的“一萬四千餘人”，相當於全局有近一半人有過貪汙行為。該局所設的密告箱成績也相當不俗，從13日到19日，6天之中，“由徐雪寒局長親自開啟局本部密告箱中所得的檢舉信計163件”。

 

　　1952年“三反”運動中，上海市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成立了檢舉接待室， 圖為接待室的工作人員正在接待前來的群眾。

 

　　不過這時候運動才剛剛發動，雖然出現了坦白檢舉之風，但揭露出來的貪汙人數仍相對較少，貪汙數額也不大。截至1月中旬，上海查出貪汙案1246件，貪汙金額達33億多元(舊幣值，1億相當於1萬，下同——作者注)。這與後來“打虎”階段的成績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

 

“打虎”預算節節升高

 

 

 

　　隨著坦白檢舉的深入，各類貪汙分子陸陸續續地暴露出來，2月上旬，上海“三反”運動進入了集中“打虎”階段。一般而言，貪汙1億元以上的為“大老虎”，1億元以下的為“中、小老虎”。

 

　　毛澤東對“打虎”異常重視。運動之始，他就向各地發電報指出：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哪一係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汙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汙犯(“大老虎”)。各單位要將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要根據情況，定出估計數字，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

 

　　在嚴辭督責和反複指示下，上海的“打虎”預算節節升高。2月8日，華東局分配給上海的“打虎”任務是3550隻，其中“大老虎”750隻，“中小虎”2800隻。但要在短時間內打出這麽多“老虎”，顯然頗具壓力。在隨後的進程中，上海進展遲緩，12天裏隻打出了900多隻“老虎”，隻完成了任務的1/4。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認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主政下的上海“已嚴重影響到全國的五反運動”，“上海恐怕要陳毅去”。於是，中共中央決定由陳毅、譚震林接替饒漱石，負責上海“打虎”行動。兩員大將履新後，立即召開黨員幹部大會。

 

　　運動初期，檢舉形式多樣， 全國各地都設了檢舉箱，圖為工作人員在檢舉箱中取信。

 

　　毛澤東對上海的大會很滿意，並親自部署了接下來的行動，要求上海自2月25日起，用15天的時間，“抓緊檢查督促，改進方法”，基本上完成各係統內部的“打虎”任務。

 

　　領袖的態度直接影響了上海的“打虎”運動。“打虎”預算迅速攀升。2月29日，上海提出新的“打虎”奮鬥目標：8000隻，並對此進行了任務分配。由於在分配打虎任務時各單位是自報數字，最終報上來的數字多於原定預算，達到8629隻。當天下午，上海還召開了“打虎”大隊小隊長以上黨員幹部大會，公開宣布撤換8名幹部，彰示推進運動的決心。

 

　　這麽高的“打虎”預算怎麽完成?上海作出了一係列調整，如撤換幹部，將“打虎”目標集中在企業、財經部門等，其中最有力的措施是充實打虎隊伍。上海原有“打虎”小隊800個，打虎隊員4000多人。但這已不能適應“老虎”越打越多的形勢。於是，上海決定在2月底以前，再增加500個精幹的“打虎隊”，並提出隨著“打虎”運動的發展，“打虎隊”也要繼續發展。到3月13日，打虎隊員增加到23911人，翻了5倍多。

 

　　多管齊下之後，上海的“打虎”行動堪稱“勢如破竹”。筆者據有關檔案統計，上海市委工業生產委員會下屬的工廠，在3月1日至4月29日短短兩個月內，打出了537隻“大老虎”，平均每天打出9隻“大老虎”，老虎總量也從512隻升至2714隻，堪稱戰果輝煌。

 

 

“三寶齊放”的威力

 

 

 

　　那麽，“打虎隊”是如何打“老虎”的呢?一般說來，各單位每天或每兩天都會對“打虎隊”進行一兩個小時的政策、戰術教育，不斷提高“打虎”戰術，要求完成包查包打的任務。在“打虎”時，打虎隊員們會首先對本單位人員進行排隊，找出突破對象。那些經手財務的人、已有貪汙行為被檢舉的人，以及有過往問題的人最容易成為突破對象。確定對象後，就召開大會小會，迫使其坦白，俗稱“大會壓小會擠”“大會套小會”等。群眾在會上給對象的壓力叫做“火力”。對象不坦白，就向他拋出已掌握的材料，反複說明黨的坦白從寬政策，交替使用“火力”、材料、政策。這就是當時提倡的“三寶齊放”戰術。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嫌疑分子往往“嚇得急汗直流，心神不定，臉色發白”，迅速坦白交代。

 

　　據筆者查閱有關資料，自開展“三反”運動以來，截至1952年7月，上海因“三反”而自殺身死者323人，未遂者440人。

 

　　諸多自殺事件中，以劉大傑跳黃浦江自殺未遂一事最為轟動。劉大傑是複旦大學中文係教授，風流倜儻。在運動中，因無法回答學生的追問、擔心有曆史問題而過不了關，於是選擇了跳黃浦江。好在是白天，又是在人流量較多的河段，馬上就被人撈救上來。此事甚至驚動了陳毅，華東局教育部副部長陳其五專為此事發表意見，陳毅也到複旦做了一次報告，對知識分子頗有撫慰之意。

 

　　為了防止自殺蔓延，上海甚至還采取了一些緊急措施：在公園、黃浦江、高樓上派人巡視，裝置木欄、鐵絲網等，加緊發動群眾，對有重要嫌疑者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對於運動中發生的“逼、供、信”現象，中共中央和上海都多次明令禁止。毛澤東多次要求各地嚴禁“逼、供、信”，防止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在轉發習仲勳的一篇報告中，他批示道：西北地區在“打虎”鬥爭中關於“可疑錯，不可打算，防止逼、供、信”的提法很好，在運動高潮時期，各中央局、大軍區、誌願軍負責同誌必須喚起同誌們注意這一點。陳毅在布置上海“打虎”工作戰略時，也強調“不能粗糙，要細致”，“防止逼、供、信，要有重點地找徹底地打”，“不要毫無區別的鬥，增加自殺”。

 

　　“打虎”打得熱火朝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打虎”高潮中，上海的幹部人人自危，特別是與財政、經濟有關的工作都沒人願意做了，“所有公家人都不願與私企私商沾邊，更不敢有任何超出一般生活的消費”，“影響所及，人們連春節送禮和吃喝慶祝等等，也都能免就免了”。“國營經濟機關……必須集中力量打虎。貿易部門的收購工作放鬆了，加工定貨停頓了，國營工業的貯備物料工作推遲了，銀行信用活動減少了”。

 

打虎9693隻

 

 

 

　　“打虎”高潮持續了大約一個月。3月下旬，運動就進入了追責定案的尾聲階段。那麽，一個多月的集中“打虎”，究竟打出了多少隻“老虎”呢?據3月18日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截至該日，上海共打出“大老虎”1390隻，“小老虎”8303隻，合計9693隻。這比原定的8629隻“老虎”預算還多出了1064隻。

 

　　那麽，這麽多“老虎”都是真“老虎”嗎?答案是否定的。這9600多隻“老虎”有一大半是不夠格的，甚至根本就是冤枉的。5月份，上海進行一次集中複查。複查後，全市“大老虎”由1390隻猛降為36隻，“小老虎”也由8303隻降為1012隻。

 

　　今時今日，我們讀到這一段曆史，最大的啟示也許是：無論是建國初期，還是全麵深化改革的今天，我們都必須堅持反腐敗鬥爭，從嚴治黨；在反腐敗鬥爭中，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才可以打造最有效、最具威懾力的反腐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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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九]

打了60多年,遍地虎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