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上將”，一個聽來頗有傳奇色彩的稱謂，但在“高饒反黨聯盟”出現的1954年，“五虎上將”就是“高崗反黨集團骨幹分子”的另一種說法。
1954年4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第三副書記張明遠、組織部部長郭峰，曾任東北局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馬洪，時任東北局秘書長趙德尊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然而，二十幾年後，伴隨著共和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當年的“五虎上將”重新被任命到省部級領導崗位上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五虎上將”是如何出現的?他們的命運為什麽這樣大起大落?
“五虎上將”稱謂的由來
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中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認為黨中央政治局對參加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活動的向明、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陳伯村等同誌的處理是正確的。”而當年東北地區高幹會議向黨中央建議撤銷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一切職務的文件，也沒有“五虎上將”的名稱 。
既然正式文件中並沒有這個提法，那麽是誰首先使用並使之流傳開了呢?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黨代表會議通過的決議與東北地區高幹會議向黨中央的建議和黨中央的批複有兩點不同：一是趙德尊的排序由位列最後提到第三;二是在“五虎上將”之外，又多了一個“陳伯村”。
帶著這些疑問，筆者拜訪了當年“五虎上將”之一的趙德尊。他在回答我們的疑問時說：“東北高幹會議期間的一天晚上，周某(東北軍區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與我談話，讓我如實地把與高崗的事情講清楚。我當時看他很親切，就把我到北京時高崗對我說的對劉少奇的三點不同看法說了，也說了在高崗休假期間我們在杭州吃飯的事情。但他過後就在大會上作了揭發，說我在北京捎回來了高崗的三封信，實際上就是高崗對我說的三點不同看法。他在大會上揭發我們時用了‘五虎上將’這個名稱……周某揭發後，對我的揭發批判開始升級，說我跟著高崗跑，反對劉少奇，而反對劉少奇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這樣，我的問題就嚴重了，我也從‘五虎上將’的第五名，上升到了第三名。”在此之前，“五虎上將”的另一位當事人郭峰也明確告訴我們，首先使用“五虎上將”名稱的就是東北軍區副政委周某。
而曾任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的陳伯村之所以“上榜”，是因為在東北地區高幹會議期間，一些人說陳伯村對高崗言聽計從，擔任副部長時忠實地執行了宗派幹部政策。當這些材料反映到中央後，在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時，陳伯村就繼“五虎上將”之後榜上有名了。
“張、張、趙、馬、郭”的大起大落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後，“五虎上將”雖然還被稱為“同誌”，後來的命運也沒有像被定為“饒漱石反黨集團”成員的潘漢年、楊帆那樣淒慘，但他們也遭受撤職、降級、下放的處罰，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重新改變了命運。
張秀山
“五虎上將”中，實際上隻有張秀山一人是扛槍打仗出身。他是高崗的陝北老鄉，與高崗的關係也最久遠。他加入共產黨後，被派到軍閥部隊去搞兵運。在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中，張秀山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浴血奮戰，曾經被敵人的子彈擊中肺部卻奇跡般生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先後擔任中共綏德特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職。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展開了爭奪大東北的曆史性決戰。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抽調精兵強將組成幹部團並與兩個步兵團一道組成東北支隊，由張秀山任政委，黃永勝任司令員，創建東北根據地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又任命張秀山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組織部部長兼東北局秘書長、東北局黨校校長。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張秀山兼任東北軍區副政委，他三次入朝，親臨前線，解決誌願軍所需的物資裝備問題。
張秀山被撤職批判後，於1954年12月下放遼寧省盤山機械農場，任第一副場長。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張秀山才被任命為國家農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同時兼任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副組長。
歲月的磨難並沒有使張秀山喪失革命意誌，他以更加勤奮的工作來搶回失去的時光。為了“三北”防護林工程的順利實施，他多次率工作組深入騰格裏沙漠、毛烏素沙漠、黃河河套等地調查研究，召開現場會議，為新時期農業工作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96年8月2日，張秀山因心髒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張明遠
張明遠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2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秘書長兼組織部第一副部長，不久升任東北局秘書長。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擔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部政委和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政委，為抗美援朝的後勤保障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2年後，東北局的工作重心轉向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張明遠先後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成為東北局的重要領導成員。由於張明遠工作能力強，高崗比較欣賞他的才幹，他與高崗必然會有較多的接觸。在1954年“高饒事件”中，張明遠被撤銷了黨內職務，於1955年1月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任辦公廳副主任。張明遠精神上非常鬱悶，正如他後來在申述材料中所言：“在對我個人進行處理的過程中，東北局沒有正式向我談過組織決定依據及結論的具體內容，沒有給我看過有關的材料，也沒有問過我對這樣的處理有什麽意見;本人未在處分決定上簽字。”“對自己究竟犯了什麽‘反黨錯誤’，何以受到如此嚴重的處分，一直不清楚，也一直想不通。”
雖然“一直想不通”，但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張明遠還是在新的崗位上勤奮工作。“文革”結束後，張明遠於1979年被調到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任副主任，分管機關黨委和行政業務工作，後又擔任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92年12月24日，張明遠因病逝世，享年92歲。
趙德尊
趙德尊是“五虎上將”中唯一的健在者。1935年，尚在清華大學讀書的趙德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並曾任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抗戰爆發後，趙德尊先後擔任中共晉冀特委組織部部長、中共晉中地委副書記等職務。1945年，他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七大。1950年3月，趙德尊被任命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1953年4月，調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 農村工作部部長，後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秘書長。
一路升遷的趙德尊僅僅當了半年的秘書長，就在東北地區高幹會議上成了被批鬥的靶子。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敘述道：“那時的我，黨內經曆不多，經驗也還很稚嫩，隻記得別的什麽錯誤都可以承擔，反黨的罪名是怎麽也難以接受。一時間，兩眼發黑，覺得天昏地暗。自己檢查“宗派情緒”等都過不了關，會後，睡了一天一夜。最後心裏想：已發生的就發生了，也就過去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就是……好在隻是撤職、降級處分，沒有開除黨籍。我從六級降到十二級，到東北製藥廠任經營副廠長(在黨內據說控製使用)。”(趙德尊《趙德尊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結束後，趙德尊於1979年2月擔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並於1983年4月再次當選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直到1985年9月離職休養。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95歲高齡的趙德尊還繳納了兩萬元特殊黨費支援災區。
馬洪
馬洪是“五虎上將”中年齡最小的一位，也是後來最活躍的一位。1936年，16歲的馬洪在山西參加了犧盟會，並於1937 入黨，後入中央黨校學習。1939年春的一天，毛澤東來馬列學院作《中國革命戰爭與戰略問題》的報告。興奮的馬洪請毛主席題字，毛主席聽到馬洪說自己愛看報，就提筆寫下了“看報有益”四個字。當毛主席聽到馬洪說特別喜歡讀書時，又揮筆寫下了“讀書是好的，毛澤東”幾個字。馬洪匯報了工作情況後，毛澤東第三次提起筆，寫下了“工作著是美好的”。毛澤東的教誨給馬洪以巨大的鼓勵。1939年夏天，馬洪被馬列學院評選為“延安模範青年”，接受了毛主席親自頒發的獎章。解放戰爭時期，馬洪曆任平泉縣縣長、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秘書處處長等職，並撰寫了不少調查報告和理論文章。
1947年冬高崗到冀察熱遼視察工作時，發現了馬洪的才幹，將他調到東北局。馬洪先後任政策研究室主任、東北局委員、副秘書長等重要職務，成為高崗的重要助手。高崗進京後，馬洪隨同前往，任國家計委委員兼秘書長。馬洪最終成了“五虎上將”中的一員，被撤銷黨內職務。1954年10月，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築工程公司任副經理 ，但他的理論才幹並沒有隨著職務的下降而被人們遺忘。1956年6月，馬洪被調到新組建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政策研究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馬洪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兼黨委書記，後又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顧問等重要職務，參與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重大政策的研究，為改革開放政策的製定作出了重要貢獻。2007年10月28日，馬洪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郭峰
郭峰排在“五虎上將”的最後一位，但又是有關高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數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在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結論時，提到饒漱石說過“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這就是“高饒反黨聯盟”的證據之一。
事實上，當年調郭峰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並非高崗的特殊關照，而是黨中央的決定。1953年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後，饒漱石在與郭峰談話時說，中央已經決定，近期調各大區組織部長到中央組織部工作。因為東北解放得比較早，基礎也比較好，經濟建設有成就，管理搞工業的幹部也有經驗。所以，決定調你來負責管理工業部門的幹部。
東北地區高幹會議結束後，郭峰向組織上寫過一份關於高崗的材料，說：“總的說，在政治上我是完全擁護他的，對他的領導作風方麵從我每次參加東北局會議及個別談話中的給我的印象當時一般是好的……而對其報喜不報憂，願聽好不聽壞，吹噓自己，個人突出也是不滿的。但是由於自己誤認為他一貫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中央、主席甚至斯大林同誌對他又是那樣器重(當時不了解是他的吹噓、謊騙)，加上他對自己的器重，有時還作不適當的表揚鼓勵，吹吹拍拍，也就助長了自己的個人主義的發展，對他的一些毛病、不滿也就有所原諒，認為是一般性的問題(對其生活腐化當時是不知道的)，終於陷到他反黨的宗派圈子裏。”
1954年9月上旬，郭峰被撤銷黨內職務，來到旅大機械五金總廠任副廠長。工作之餘，郭峰無法忘記“五虎上將”這頂扣在頭上的帽子。然而，即使他怎樣反省，也不明白自己怎麽會成為“反黨”分子。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郭峰也與“五虎上將”中的其他人一樣，重新得到了重用。他先後被任命為中共遼寧省委委員、常委、書記兼沈陽市委第一書記，於1980年11月擔任了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
1995年，郭峰在八十壽辰之際，賦詩一首，總結了自己80年來的曆程：
每憶八十曆曆程，如磐風雨奮然行。
牢房戰地英雄氣，水遠山高坎坷情。
筋骨幾番經烈火，肝腸數度鑄忠誠。
每思壯士犧牲誌，何計生前身後名。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歲。
1979：“五虎上將”幾乎同時安排省部級領導崗位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雖然“五虎上將”不得不一次次地檢討、“認罪”，但他們在苦悶、彷徨、震驚的同時，並沒有承認自己是主動地參加了“高饒反黨聯盟”的活動，隻是承認自己“頭腦簡單”，上了當，受了騙。有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辦法”來證明自己的忠誠。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公布後，中共遼寧省委派人前往張秀山、郭峰、趙德尊所在的沈陽、旅大、盤山等地，調查了解他們在公布決議後的思想動態，並在報告中說：“中央公布這一事件，並且指出了他們的名字，是有些出乎他們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壓力很大，思想負擔沉重。他們一方麵表示中央的處理是正確的，擁護中央的決定。另一方麵仍從個人打算，顧慮多端。張秀山同誌當從收音機中聽到廣播後走到辦公室以沉重的聲音向史景源(場長)說：高饒問題中央已經公布了，並將我們這些人也公布了，這回算是臭名遠揚了。趙德尊同誌在這一事件公布後，也驟然消沉。以前是業餘時間經常打球，公布後兩三天時間內不再與別人接觸，並說我的精神很痛苦，像伍子胥，並且嘮叨著說，我對人生問題不感興趣，我很希望黨能用流血的辦法考驗我，為黨流盡最後一滴血。”
“他們也是一般地承認錯誤，但對參加反動聯盟的錯誤本質以及所造成的損害沒有足夠的認識。他們一般認為這是頭腦簡單，是受騙……如張秀山同誌與黨委書記談話中說，‘高崗談話竟假借毛澤東名義，說毛澤東同意他的意見，少奇同誌如何，搞來搞去，把我這頭腦簡單的人騙了。’而趙德尊則表現得更不夠老實，除用所謂‘流血的辦法’來考驗外，對組織的工作分配不滿，過去曾向林楓同誌要求作中學教員，這次說‘我連加減法都不會，對經濟工作不感興趣，不如讓我上前線，當一個戰士’”。
黨中央於1979年恢複了“五虎上將”的工作，他們幾乎同時被安排到省部級領導崗位上予以重用。雖然他們也重新煥發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來彌補失去的時光，但他們仍希望黨中央能夠對當年的那段公案有一個正式的說法。1992年，張秀山向中央遞交了《我的申訴》。1997年12月，張明遠向中央遞交了《申訴材料》。趙德尊在《趙德尊回憶錄》一書中，就他與高崗的關係作了申明。郭峰在2004年11月，向中央遞交了關於高崗問題的見證材料。馬洪也曾經就“高饒事件”問題向xxx作過口頭陳述 。
曆史是凝固的過去，還原與麵對真實的曆史，終究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