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滴水之情相報湧泉之恩：別不了，司徒雷登（沙光）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章24節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至1962年9月19日。

因讀過《別了，司徒雷登》這篇課文，直至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幾乎未曾聽聞過司徒雷登竟然是位傳教士。

或許由於過於專心讀書與寫作的緣故吧，我對北大的曆史淵源少有問津，甚至未曾想過博雅塔、未名湖和小山頂的鍾亭這些標識的由來，以及這所北京大學與司徒雷登有甚幹係，與燕京大學有甚關聯。當年的我，就這樣在毫不知此恩情地漫步於燕園，甚至我的神本主義詩歌早期代表作《抵毀》後期許多作品的寫作地點均標注著「燕園」字樣，卻全然不知燕園的由來及其締造者。穿梭與教學樓、圖書館和宿舍之間，從未想過二十多年後竟然發現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忘恩負義者！

曾經享受司徒雷登的泉湧之恩的我，別說以滴水而相報之，甚至對司徒雷登其人與其事的了解和認知懵懂於《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並被其充溢腦幹。

讀司徒雷登的自傳《在華五十年》方知他對中國及中國人有如此深沉的熱愛和關切：「我在華50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顛沛動蕩的50年。當我第一次聽說那些無異於奇恥大辱的西華不平等條約，看到外國人在中國張牙舞爪不可一世的醜態時，我深深地同情中國人民，並喚醒了自己心中民主自由理想。……中華民族的自由和中華文明的傳承，對推進全人類進步事業至關重要。」﹝《在華五十年》﹞這五十年對司徒雷登而言，最重要的經曆是1919年至1949年。這三十年，司徒雷登在這片土地上經曆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

回過頭來再讀《別了，司徒雷登》一文開篇的定調：「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係，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係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及其結尾的語境：「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

隨著《別了，司徒雷登》這篇文章在中學語文課的教學，在漫長的幾十年中，「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在中國不僅成了聲名狼藉和失敗的代名詞，更在人們的內心埋葬了這段曆史的真相。

那麽，司徒雷登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來說，到底是怎樣的人？曆史的真相就是答案。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於中國杭州，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約翰是位牧師，1869年來到杭州並開始在此傳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親瑪麗隨丈夫來華後，熱心於教育事業，曾創辦女子學校。司徒雷登1904年開始在中國傳教，曾參加建立杭州育英書院﹝即後來的之江大學﹞。1906年，司徒雷登的獨生子傑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應南京金陵神學院聘請，司徒雷登攜妻兒離杭赴寧執教。1919年起任燕京大學校長、校務長。1946年任美國駐華大使，1949年8月被迫離開中國。1962年9月19日於美國華盛頓蒙召歸天安睡主懷。

司徒雷登的父親司徒約翰和母親瑪麗亞都是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美國長老會派駐中國的傳教士，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即今日的杭州下城區耶穌堂弄，因此，童年的司徒雷登會講一口純正的杭州話，並跟隨母親學習英文、拉丁文、數學、曆史等知識。11歲時到美國弗吉尼亞州上學，在那裏，司徒曾被人譏笑為不會說英語的怪物。在大學期間受「學生誌願國外傳教運動」的影響而轉至神學院，立誌於傳教。1902年被按立為牧師。1904年他結婚後攜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清朝光緒三十一年即主後1905年，司徒開始從事傳教，並鑽研漢語。1908年開始任金陵神學院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

1919年至1952年，燕京大學在中國曆史上的存在隻有短短的33年，然而，卻創造了兩個奇跡：一是用了不到十年，從一無所有而一躍成為中國乃至國際知名的一流綜合大學；二是為中國各領域培育了不少頂尖人物，在兩院院士中，燕大學生達53人；79年鄧小平訪美，21人的代表團中包含了7位燕京人。33年間，燕大注冊學生9988名，中國科學院院士42位，中國工程院院士11位，各學科帶頭人遠逾100位。

國人少有人知道，燕京大學是由華北地區的幾所教會大學合並而成的，包括北京匯文大學、通州華北協和大學、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分別由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美國女公會、公理會、英國倫敦會等合辦。據《燕大周刊》描述：「課堂分布在城裏盔甲廠的幾棟舊樓裏，全校有336個男生，94個女生，教員中有52個是傳教士，其餘28個中國人」，直到司徒雷登1919年就任校長，這所基督教教會大學完全得到了改觀。

司徒雷登曾10次漂洋過海，以傳教士的虔誠、教育家的執著為學校募集捐款，將一所曾蝸居於京城沙灘的學校，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建成中國乃至世界最美麗的校園之一。相關今日北京大學「燕園」校址的由來暨燕京大學新校址的確立，司徒雷登於《在華五十年》中講述：「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麽不買我們對麵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裏，由於那裏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裏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當年燕京大學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這九個字的《聖經》依據分別為：「因真理、得自由」出自《約翰福音》8章32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而「以服務」出自《馬太福音》20章28節：「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在燕京大學初創時期，司徒雷登延請到了劉廷芳﹝百度注：詩人、傳教士、教育家，1925年，以燕大神學院院長兼牧師身份主持孫中山逝世祭吊儀式﹞和洪業﹝百度注：當代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由儒學者成為基督徒﹞兩位名師。在劉延芳和洪業相繼來到燕大的第二年，燕大宣布正式實行中西籍教職員待遇均等。教授月薪360元，校長亦是如此。20年代之後，燕大校長改由中國人擔任，月薪增加到500元，擔任校務長的司徒雷登還是與其他教授一樣領著360元的月薪。司徒雷登的這些舉措，吸引了一大批在學術界深有影響的大師來到燕園。到上個世紀20年代，燕園之內已經是名師雲集，國文係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曆史係有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哲學係有馮友蘭﹝1928年後哲學係教授兼校務秘書長﹞、張東蓀等；此外更有魯迅等。名師出高徒，如：雷潔瓊、冰心、費孝通、侯仁之、王種翰等等，都是那一時期的燕大學生。

關於學生的信仰自由問題，司徒雷登的態度非常明確：不能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製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允許自由地講述任何真理，至於信仰和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之事，學校決不幹預。

司徒雷登提倡學術自由，要求燕大的學生既中國化，又國際化，司徒雷登還注意與學生、員工互動交流，對待學生和藹可親，對待教職員工熱情溫暖，給許多學生和員工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印象。1929年6月15日，冰心與學成歸國的吳文藻結婚，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學的臨湖軒親自為他們主持婚禮。學生的事，學校的事，教師的事，不問大小，事事都是司徒雷登自己的事業。

真正讓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地位則是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有一筆巨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了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但司徒雷登設法成功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 1928年春正式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司徒雷登回憶這段往事的時候，說：「那是一次可怕的經曆，弄得我十分緊張，心裏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燕京大學——實現了的夢想》，轉引自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所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不僅把燕京大學看作自己畢生的事業，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國事業的重要部分，認同這所大學是「中國人的大學」。也正因為如此，他在當時的燕大師生當中受到極高的尊崇。而由於燕大的成功及其影響，司徒雷登在中美兩國的聲譽也在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巔峰。

1934年 北平學生反對蔣介石對日的不抵抗政策，紛紛南下請願示威。燕大學生也參與其中。學校無法解決，隻好電催正在美國募捐的司徒雷登返華解決問題。返校當日正是南下請願的學生們北上返校之時，學生們正擔心校長責備他們荒廢學業。但在當天召開的大會上，校長的話讓他們感動得熱淚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鍾， 進而說：「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問來接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可來南京請願了麽？』他們回答我說：『燕京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司徒雷登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讓這所大學留在北京。他在燕園升起美國的星條旗，以表示此處屬於美國財產，又特別在大門上貼上公告，不準日軍進入。盡管司徒雷登是基督徒和傳教士，但是就在這樣的時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言論的刊物依然在燕京這所教會大學裏正常得以出版。

由於司徒雷登這種兼容並包的胸懷，在那段風雨如晦的歲月裏，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這個由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大學中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在重慶第一次見到司徒雷登，就滿臉笑容地對司徒雷登說「……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不再顧忌美國。戰爭爆發的當天早晨，早已對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心懷不滿的日本憲兵隊闖進燕園，對學校實行包圍和封鎖，並逮捕了18人。 司徒雷登當時正在天津為學校募捐，後日本憲兵隊竟到他的下榻之處逮捕了他。美國國務院一再態度強硬地要求日本釋放他。這恰恰讓日本認為司徒雷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並決定隻要在最需要他發揮作用的那一天才能釋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師生被營救出來之後，司徒雷登又獨自在日本人的監獄裏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司徒雷登才獲釋。

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選擇。他說：「胡適幸運地辭去了駐美大使的職務，返回了北平當大學校長，而我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不過他也曾表示：「出任大使是為了謀求和平，隻有在和平環境下，燕京大學才能生存和發展。」

《最後一次講演》是聞一多於1946年7月15日在雲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樸追悼會上所作的即席演講。當日下午聞一多就被暗殺，因此這次演講就成了他的最後一次講演。這篇演講詞曾被選入初中語文課本，但刪去了一大段包括對司徒雷登的讚譽，一般認為原因是「不關乎主題且表現了聞一多的親美思想」。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講演》中說到：「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美國教育。他在中國的時間比美國 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美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麵，他是一位和靄可親的老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聞一多的這段話在1949年後的出版物中被刪掉。

作家冰心燕京大學的學子謝婉瑩說：「我就不愛聽什麽『別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幫過很多進步學生，好幾個人都是坐著他的車才去了解放區。應該感謝每一個幫助自己的人，忘恩負義不好。』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離開這片他曾經生活了50年並深深熱愛的土地。同時毛澤東則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由於司徒雷登末應美國國務院所召而返回美國，隨行者隻有他的私人秘書傅涇波一家。司徒雷登當時已是73歲的老人了，知道自己離不開傅涇波，而傅涇波來華盛頓得到了馬歇爾將軍的特批。

當年正值新中國成立之時，美國對華關係十分微妙。又由於司徒雷登在中國時就曾有過與中共方麵接觸的想法，結果未能如願。司徒雷登一回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立即向他下令三個不許：不許演講，不許談美中關係，不許接受記者采訪。司徒雷登及傅涇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涇波在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湊了3 萬美元，買下了房子，一家老小搬了進去，司徒雷登當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員之一。

由於國務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參加一些與宗教有關的活動。平日裏，司徒雷登很少言談往事。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紐約參加一個基督教團體的聚會，返回華盛頓的途中在火車上不幸中風，摔倒在廁所裏。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瀾兩眼含淚說：「他為什麽得病，是因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但（美國政府）不讓他說，能不憋出病來嗎？」這位老人此後中風臥床並於1962年9月19日安睡主懷。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

司徒雷登在自傳《在華五十年》中，稱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那裏是與我共朝夕五十年的家鄉」。但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版《毛澤東選集》中對司徒雷登加以評價，司徒雷登成了「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即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實行文化侵略的代名詞。毛澤東對司徒雷登的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是：「解放軍來了，司徒雷登走了。」

司徒雷登辭世，傅涇波於1973和1984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遵照司徒雷登的遺囑，將其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傅涇波在1986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1986年6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準，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料，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就此不得不擱置。”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司徒雷登安葬於燕園。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介紹，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

2006年，如今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作為浙江省委書記訪問美國，司徒雷登的出生地就在浙江省會杭州。在華盛頓的一個宴會上，習近平遇上美國陸軍少將傅履仁(JohnFugh)，傅履仁以個人名義向習近平提出安葬司徒雷登骨灰的請求。傅履仁的父親曾是司徒雷登在中國時的一位秘書，司徒雷登在美國去世前與他們一家人住在一起。司徒雷登想要自己的骨灰被安葬在原燕京大學他妻子的墓地旁，但安葬在中國政治中心的想法似乎不可能。傅履仁說，或許司徒雷登可以回到杭州？

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行文至此，我的良心受到悶聲叩擊：是什麽在拒絕幾乎為燕園及其學子們付出了自己一生和一切的這位燕大之父！作為燕大的締造者，他的遺願無外乎是想永遠棲居在妻子身旁，或長久地駐足於自己親手創造的校園內，聞那裏的書香，聽那裏的心聲，望一望未名湖那波光中的一灣蔚藍湖水。逝者之願乃為大！而對於一個忘恩的民族，遮蓋一段曆史的謊言遠比逝者遺願更重更大。

今天，中國終於有勇氣憑良心說話，承認自己對不起司徒雷登，對不起這位為中國和中國人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麵對司徒雷登的「湧泉」之恩，中國人曾幾何時以「滴水」而報之？沒有！他惟一的遺願就是相守燕園，但是中國人沒有讓這位逝者如其遺願！甚至一些人到現在還在猜疑司徒雷登辦學的動機，更有人依舊抱著他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象征」的觀點死也不放。

這是我們良心的疵汙！

今日，是司徒雷登辭世歸天第53年的紀念日，身為基督徒和傳道人，作為曾經在司徒雷登創建的燕園讀書受益過的人，特於2014年的今天根據各種資料書與網文編輯撰寫了同名篇章，於今再作審慎修訂，謹以此獻給燕京大學校長暨燕大之父司徒雷登先生——我在基督耶穌裏的弟兄，作為對其「湧泉」之恩的「滴水」相報吧！

我無法想象晚年的司徒雷登寄居於大洋彼岸翹望著碧波蕩漾之未名湖畔的那雙充滿仁慈的藍色眼眸！感恩與感愧之餘，我在想，倘若地球上有一種最美好而神聖的人生，這樣的人生理當被命名為司徒雷登。

這是司徒雷登晚年最鍾愛的一首詩

我要這樣地死去

漫漫時日使命已履

已得酬報的我

心中有一隻百靈在歌唱

讓我歸依那寧靜西方

像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今日清晨4點鍾早早醒來，祈禱後，深度默想司徒雷登牧師獻身於異國他鄉的祭壇人生，展卷吟頌起這首小詩，我的心中再次泛起無語凝噎的歎然，深覺羞愧！

對中國和中國人而言，司徒雷登，是永遠無可否認的一個客觀存在著的事實——當我們麵對被書香浸潤百餘年的燕園，我們別不了這位燕大之父，他標誌著一段將無限延續並煜耀於中國曆史中和中國教育史中的博愛之光。

燕園的未名湖、湖心島玉立的島亭、倩影植根湖底的石舫、湖畔靜默的小山鍾亭、湖光映徹的博雅塔、幽靜神秘的臨湖軒……，這些標識的鐫跡，時刻在向我們的良心召喚著四個字：司徒雷登。

燕園的每一處每一寸土都傾注著司徒雷登摯愛中華之心血，印滿他福音使者的佳美腳蹤，就連空氣都凝聚著他那屬乎基督的生命馨香之氣。他留給中國和中國人的不僅僅是一所燕大，更是一份在地球上的人類中超越國界與民族的博愛、憐憫和互予精神。

別不了，司徒雷登！

  

相關書目推薦：

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陳麗穎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2年。

司徒雷登著：《在華五十年》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

2014年9月19日編撰，2015年9月19日修訂，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