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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張愛玲(二) – 美麗的哀愁

(2013-10-14 11:17:07) 下一個
上一次我們論及張愛玲坎坷的生活經曆決定了作家的文學底色。張愛玲散文中的陰冷憂鬱的末世情調,成因於對親情的失落、對文明的悲觀、孤島裏的心靈困頓以及戰火中的求生意識。

張愛玲自己說得很明確:

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流言、傳奇再版序》)

但張愛玲的文字中一個更貼切的字眼叫“孤獨”,處處暗含在作家對事物的關照方式和審美直覺上。孤獨感在張愛玲的語境裏傾瀉無餘。

絲絨敗了色的邊緣被燈光噴上了灰撲撲的淡金色,簾子在大風裏蓬飄,街上急急駛過一輛奇異的車,不知是不是捉強盜,“嘩!嘩!”銳叫,像輪船的汽笛,淒長地,“嘩!嘩!……嘩!嘩!”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別離,命運性的決裂,冷到人心裏去。(《談音樂》)

一輛車駛過街頭,馬上聯想到“強盜”、“大海”、“別離”、“決裂”、刺耳的汽笛聲、駭人的浪濤聲,進而引發“冷”的生理感受。張愛玲並非有意用意識流捉弄讀者的感官,她的敘事流程就是她的心理流程。張愛玲不同於平凡作家的,不是她嫻熟的敘事姿態,而是她那敏銳得超乎常人近乎神經質的觀世眼光。那是“像末日審判時,天使的眼睛”(《造人》)。讀張愛玲的散文與讀她的小說區別就在於我們更真切的感受到作家真實的自我,體會到她所描述的“冷”的生理感受中的那種深入骨髓的孤獨。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本是《詩經》中一首優美的愛情詩,意思是“生生死死離離合合,(無論如何)我與你說過,與你的雙手交相執握,伴著你一起垂垂老去。”這與我們今天唱的名歌《最浪漫的事》異曲同工。然而張愛玲並不覺得這很浪漫,反而把這首詩看成“一首悲哀的詩,然而它的人生態度又是何等的肯定。”(《自己的文章》)好像在說,固執地一起慢慢變老是不是有點太孤獨,太可悲了?終老的愛情不是浪漫的生活,而是實際的生活。

愛情不易有趣,那麽生孩子也未必崇高,因為人一生下來就走向死亡:

我們的天性是要人種滋長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們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們的種子遍布於大地。然而,是什麽樣的不幸的種子,仇恨的種子。(《造人》)

隻可惜愛情與生兒育女這兩件人生美事張愛玲本人全無體驗,命裏注定地孤獨一生。人們說英雄是孤獨的。張愛玲是個奇才,一個那麽年輕的女孩子,關注人生的目光卻遠遠超出同齡人的視野: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可惜我們隻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隻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是孤獨的。(《燼餘錄》)

這就是張愛玲所形容的“孤獨”,進而就是對人類文明的幻滅感:“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麽?”(《燼餘錄》)因為戰爭的原生態畢竟給了張愛玲刻骨銘心的體驗,任何關於人性光輝的童話在張愛玲的語境中都遁於無形。

至於我們大多數的學生,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譬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雖然不舒服,而且沒結沒完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燼餘錄》)

這種昏昏欲睡的狀態就是對文明破滅的木然。《燼餘錄》是張愛玲散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它生動地描述了香港社會在戰火中的人生百態。作者寫聽到開戰的消息時,同宿舍的女生第一反應是:“怎麽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寫戰爭中的傷員,“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麵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寫困在香港沒事可做的外地學生,“成天就隻買菜,燒菜,調情”;寫醫院的院長,“極其擔憂”的隻是戰爭期間的私生子的可能性;寫戰爭中醫院裏的看護,為病人的死亡減輕了她們的負擔而感到“歡欣鼓舞”;香港報紙上充斥著“挨挨擠擠的結婚廣告”,因為要趕在世界末日之前及時行樂;戰爭的結束遙遠無期,因此“隻能夠無聊地在汙穢的玻璃窗上塗滿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於是:

一旦有機會刮去一點浮皮,看見底下的畏縮,怕癢,可憐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會愛上他們最初的發現。(《燼餘錄》)

何謂“最初的發現”?那就是“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隻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了。(《燼餘錄》)張愛玲麵對現實的批判性眼光,決定了她對人類文明是否能薪火相傳的否定態度:

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流言、傳奇再版序》)

從家庭的不幸到社會的不幸,張愛玲悲情基調使讀者在她的作品中時時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氣和憂鬱的病態。她從“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中”體會出“靜靜地殺機”;從“翠藍與青”兩種顏色的對比中感覺到“森森細細的美”;從“無量的蒼綠”中發現“安詳的創楚”;把交響樂隊的演奏形容成“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衝過來”,並從中覺察到一種“模糊的恐怖”,一種“有計劃的陰謀”;她把一塊青綠絲線穿著的寶石形容為“凍瘡腫到一個程度就有那樣的淡紫紅的半透明”;而“凍瘡”本身她又是怎樣形容的呢?

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混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 -- 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童言無忌 • 穿》)

張愛玲童年是在母親的影響下接受過西方的音樂和繪畫教育。她學過鋼琴,但她自己說一點都不喜歡,而且對如泣如訴的小提琴簡直到了恐懼的程度:

我最怕的是凡啞林,水一般地流著,將人生緊緊把握貼戀著的一切東西都流了去了。凡啞林上拉出的永遠是“絕調”,回腸九轉,太顯明地賺人眼淚,是樂器中的“悲旦”。(《談音樂》)

而張愛玲對繪畫的批評也無浪漫色彩:

風景畫裏我最喜歡那張《破屋》,是中午的太陽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隻獨眼樣的黑洞洞的窗;從屋頂上往下裂開一條大縫,房子像在那裏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經看不大見了,四下裏生著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極淡極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長安古道音塵絕,音塵絕 -- 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可是這裏沒有巍峨的過去,有的隻是中產階級的荒涼,更空虛的空虛。(《談畫》)

在這裏我們無需深究張愛玲如何評判音樂和繪畫的美學意義,而更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她與眾不同的人生感悟和近於奇特的心理世界。這是一個極端的女子。

別人不喜歡的有許多氣味我都喜歡,霧的輕微的黴氣,雨打濕的灰塵,蔥蒜,廉價的香水。像汽油,有人聞見了要頭昏,我卻特意要坐在汽車夫旁邊,或是走到汽車後麵,等它開動的時候“布布布”放氣。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滿房都是那清剛明亮的氣息;我母親從來不要我幫忙,因為我故意把手腳放慢了,盡著汽油大量蒸發。牛奶燒糊了,火柴燒黑了,那焦香我聞見了就覺得餓。油漆的氣味,因為簇嶄新,所以是積極奮發的,仿佛在新房子裏過新年,清冷,幹淨,興旺。火腿鹹肉花生油擱得日子久,變了味,有一種“油哈”氣,那個我也喜歡,使油更油得厲害,爛熟,豐盈,如同古時候的“米爛陳倉”。香港打仗的時候我們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燒的,有強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慣要嘔,後來發現肥皂也有一種寒香。戰爭期間沒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齒我也不介意。(《談音樂》)

這些對生活細部的描寫是張愛玲散文中的閃光之處,最能呈現作家的天才筆觸。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幹淨,瓷磚牆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裏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夥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隻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吃》)

這樣率性中帶著調侃的素描在張愛玲的散文隨處可見,是閱讀張愛玲的一大樂趣。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冰淇琳。隻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裏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冰淇琳,裏麵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擺滿了攤子,賣胭脂、西藥、罐頭牛羊肉,搶來的西裝、絨線衫,累絲窗簾,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絨。我們天天上城買東西,名為買,其實不過是看看而已。從那時候起我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作一件消遣。——無怪大多數的女人樂此不疲。(《燼餘錄》)

這種“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的尋常人生樂趣投影在戰火紛飛的時空背景中,顯得格外鮮明。作者承認這有點頹廢,因為人們“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在非常的環境中“突然得到過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下流的,反常的”。然而,恰恰是這種戰亂年代中對生活的微小樂趣的追求,體現著芸芸眾生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執著。

張愛玲在最有光彩的時期是生活在日本軍機狂轟之下的香港和日本占領軍鐵蹄之下的上海。她潔身自愛,避免涉獵時代政治主題,無半句媚日詞語,而是傾其筆墨描繪芸芸眾生世俗化的生存境遇,飲食男女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張愛玲所關注的中心焦點。她以一顆細膩的心去洞察世俗人生,從尋常生活中發現點滴樂趣,以此獲得孤獨的靈魂的慰藉。這也正是她在孤島當紅的原因之一。   

秋涼的薄暮,小菜場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俏地掠過。在這一刹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更衣記》)   

對身邊的人生瑣事和日常情景的感悟,使作者深深地感歎“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詩與胡說》)張愛玲用這些生活中“珍貴的東西”調和稀釋現實以及作品裏的荒涼與憂傷。構成張愛玲人生信念的真正支撐的,是“走向世俗”的現世精神。

張愛玲自稱是一個俗人,認為自己的名字也“俗不可耐”。

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願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為一種警告,設法除去一般知書識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積習,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張愛玲坦承愛錢,沒半點遮掩,不故作清高:

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 --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麽 -- 不知道錢的壞處,隻知道錢的好處。(《童言無忌》)

張愛玲回憶小時候常常夢見吃雲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私語》)短暫的感官愉悅並不超俗或崇高,但尋常人生的真實本相就深藏在這種個體生命中鮮活但微末的喜怒哀樂之中。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麽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紅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我的天才夢》)

正是這一段文字引發了我細讀張愛玲的興趣。那在公共汽車上伸手觸摸樹葉的動作,正是尋常女孩的天真感覺,也是一流作家的天才感覺。這,就是張愛玲,美麗與哀愁的張愛玲,華麗與蒼涼的張愛玲。

下一次我打算談談張愛玲如何以女性的眼光觀察女性

我讀張愛玲(一):生活背景決定文學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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